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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工协作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初始逻辑,通过竞争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利益诉求,生产工具革命将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进而产生从个别到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当前,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趋势是:智能生产、市场响应与能源革命相结合,重置整体与部分技术关联的新型模块化以及大数据化、数字化、绿色化制造与产业生态系统支撑。应通过模块化、互联化和定制化实现科技进步与生产组织方式改进的互动,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应用增材制造技术完善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辅助要素,通过智能化、大数据化和能源互联网寻求在“互联网+”下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变的突破口。
关键词:生产组织方式;新技术革命;能源革命;信息革命;模块化;智能生产;定制化生产;“互联网+”;大数据化
中图分类号:F014.1;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6002209
一、引言
生产组织方式是生产主体内部各种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劳动力的配比及使用方式,其实质是微观资源配置,目的是使生产效率最大化,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主要以生产工具为介质实现,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决定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因此生产组织方式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加速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表现为生产组织方式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演进。适应生产工具从“简单机械→成套机械→智能设备→可重构生产系统”的发展过程,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从“单件小批量生产→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大范围个性化生产”的演进过程(唐振龙,2006)。
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中分工与协作的程度不断提高,机器在代替简单重复劳力工作的同时,也将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变为整个生产系统的一部分。机械化“工厂制度”保证了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唐振龙,2006)。当标准化生产方式与管理模式将产品生产成本极大地降低时,这一生产方式的代表国家——美国,凭借生产管理的科学化革命成功实现新旧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1911年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系统地提出定额管理、计划管理等成套管理理论,这一被称为“泰勒制”的管理理论体系宣告诞生。由于组织方式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泰勒制”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在“泰勒制”基础上,福特公司提出将生产组织置于流水线生产之上,以实现大批量低成本生产。“福特制”通过合理化各单位之间的调配关系,有效控制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至20世纪后半叶,“精益生产”这一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突破将欧美社会主导的“福特模式”与“弹性生产模式”相结合,以自动化生产与准时化管控为特征,进一步将企业、产品、社会整合起来,将生产的灵活性、员工的积极性、管理的科学性、市场的吻合性发挥到这一时代的极致。基于对日本“精益生产”的深入研究,美国再创新面向新世纪的生产组织方式,即“灵捷制造”生产模式。更加灵活的管理层设置、高技术知识密集度的劳动力群体、柔性生产技术与面向市场的快速响应机制,使得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具有动态灵活性。
汪亚青,许小青: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理论、趋势与策略
纵览各次革命性生产组织方式的改进,分工态势与生产资源组合形式的变化贯穿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根本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通常首先发生在技术领先的国家(地区)的个别企业,这既说明了技术进步决定生产组织方式演进,也反映出生产组织方式演进具有主动性。只有把握和适应技术进步趋势,积极主动地创新生产组织方式,才能占得先机,获得竞争优势。尤其是对于后发经济体而言,技术水平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制约完全可以通过后发优势予以突破,进而使生产组织方式不但适应世界技术进步的潮流,而且有力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提出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以强调在生产组织方式演进过程中有关经济体的主动性,即主动适应技术进步要求并促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率先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
在工业经济时代,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是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而在信息经济时代,产业的协同与集成创新以及产业特有能力(industrialspecific capability)是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张明之 等,2015)。“温特制”的模块化生产系统将全系统的运行任务划分到具有半自律性的分模块下,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价值节点能够在产业竞争中独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主导企业作为价值链中的关键价值节点往往拥有行业控制权。而追求范围经济和规模效应的“福特制”“精益生产”和“灵捷制造”都属于垂直型结构,产业的竞争是整条价值链的竞争,单一价值节点并不能显著地左右整体竞争效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实践来看,由于交易成本日益下降、全球市场逐步拓展、产业技术日渐进步,此前线下生产组织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网络经济时代的市场变化要求。随着网络化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生产组织方式将向着更加分散化、针对化、智能化与关联化的方向前进,这种趋势也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进行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创造了契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理论、趋势与策略,为实现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二、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
首先,分工协作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初始逻辑。马克思对生产组织方式的理解,一般是指通过资本实现劳动力买卖并借助分工协作完成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模式。“到目前为止,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都是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 如果撇开分工去讨论经济生产活动,显然并不合适。马克思认为,分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作用(杨慧玲 等,2011)。协作不仅能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毫无疑问,独立劳动者的力量简单加成远远不如许多人完成不可分割的劳动时体现的社会力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8. 。马克思将分工归结为个别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这两种形式。在个别生产单位的分工下,劳动预先有计划地在企业内部分配,因而能够更加符合企业主追求价值增值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2. 。生产者与占有者并不是一致的,分工媒介是以不同劳动力归一个资本家使用为标准。社会内部分工则仅承认竞争的权威而不是其他。生产资料分散于独立生产者处,各自的產品作为独立商品而存在,分工以不同的劳动部门的产品买卖为媒介。在这种分工中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的分配比例存在着任意性和偶发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内部的分工是一切分工的起点,“分工导致了进一步的分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2. 。分工的细化导致技术的进步,从而产生正外部经济性。对此,马克思补充指出,更细地分工、更全面的应用和改进机器可以显著增加劳动生产力。分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和报酬递增效应。社会内部分工和个别生产单位内部分工这两种基本分工形态,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替代,并一起发展。 其次,通过竞争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利益诉求。马克思曾指出:“竞争,这个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7.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分工时,亦表示“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2. 可见,制度的权威远不及竞争形成的权威,而竞争的权威又建立于资本的权威。马克思研究竞争是从商品货币关系展开的,他指出“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1.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时间之间的差额就是竞争优势的源泉,直接影响着企业在竞争中的位势和利益分配关系。马克思十分强调劳动生产力在竞争中的作用,他认为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这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货币体现。马克思亦指出,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是生产者之间生产方式创新和模仿的过程。先进的生产方式是超额剩余价值的直接供给方,然而一旦先进的生产方式得到普及,优势则荡然无存,又将陷入到新的一轮创新和模仿的浪潮中。“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在竞争中获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更便宜地进行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38739.
最后,生产工具革命将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进而产生从个别到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马克思曾说,“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5. 。生产工具的革命能够有效提升生产效率,生产组织对于整个生产过程能否有效运行及其效率保证同样有着重要价值。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活动必须在生产组织中进行,而这种生产组织是人与人之间劳动交换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集成。机器是缩短商品必要劳动时间和将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最有效的手段,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与使用传统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方式的冲突。“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7.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达到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临界点,而这种冲突的生产过程的实际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也将导致生产组织具体载体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一个小组,即执行同一局部职能的一定数目的工人,是由同质的要素组成的,并且构成总机构的一个特殊器官。”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01.单一环节的组织革新对上下游产业都有带动作用,从而引致全系统的进化。内部各单一环节发生相互的链式反应,总系统亦会对分列的环节有反作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描述中,展现出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的转变,工厂作为新的生产组织昭示着生产组织的真正变迁。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生产过程中去理解,才能解释生产组织变迁的原因、方式以及未来的走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组织方式从来都不是唯一的,作为创新和竞争的产物的非主导生产组织方式,过去和未来都不会被主导生产组织方式排挤出去。所以先进与落后的生产组织方式并存短期内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远来说终究会呈现出新旧更替的规律。生产组织最基本的关系是勞资关系,而劳资关系经历着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转变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兴产业在不断演变,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与实际隶属也随之变化。形式隶属是实际隶属的先驱,而更先进的实际隶属则是新生产部门发展的方向。
三、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趋势把握
生产组织方式对于重构国际分工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互联网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其时代特征,因此,正确把握生产组织方式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演进趋势对于实现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有着积极的意义。
1.智能生产、市场响应与能源革命相结合
生产组织方式,就是企业在具体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组合方式。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产业竞争的关键是连接,生产组织方式的改进就是将设备、劳动力、生产线通过更高效的方式连接起来。从近现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演进看,从基本型工场模式到发展型工场模式,突破了独立工人简单工作结果整合的方式,包含了机器生产与分工协作,协作生产由自发的转变为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已经有了现代工厂的雏形,而这一雏形也随着机器劳动替代手工劳动的发展而演化为真正的工厂模式。伴随着以电气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生产组织方式演变表现为“一体化”。首先出现的是横向一体化,即在同一领域的制造商通过合并、联营以及托拉斯等联合起来以便获得大规模的经济好处;随后出现的垂直一体化模式则更加普及,向前延伸纳入销售环节,向后延伸纳入原材料供应,形成一种追求规模经济的新模式,大规模生产成为普遍现象,并逐渐出现标准化批量操作。此时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而生产的集中产生出科层化组织模式。“泰勒制”通过管理部门一层一层把控生产环节,力图实现劳动力效率最大化;福特将泰罗的理论实践化,形成了以流水线生产和多部门管理为特征的“福特制”。然而,随着一体化的大规模生产不断深化,极易导致垄断,从而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原动力和竞争活力,即陷入“马歇尔困境”。当前,生产组织方式正向垂直分离的知识技术管理模式转变。正如达尔·尼夫所言,知识是今天唯一意义深远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变成第二位的资源。大规模标准化批量生产已不再适应追求个性化的市场需要,大规模定制已经从概念上升为真实存在的组织方式;在信息化条件下,市场需求变化速度极快,这就需要企业具有快速的响应机制,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模块化快速组装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应运而生;加之机器对劳动力的进一步解放,共同组成了知识技术管理模式的主要体系。日益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实现了规模缩减(Downsizing),各分系统都实现独立化,即将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外部化;将一个个和而不同的模块进行生产环节的“承包”,再借助通识系统规则实现整合;同时,日益加剧的环境和资源约束对能源技术和能源消费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智能生产、市场响应和能源革命相结合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将成为培育和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基础。 2.重置整体与部分技术关联的新型模块化
模块化理论是对信息技术革命的回应。通过模块化系统,同一模块处于竞争态势,而不同模块则处于协作态势,传统的产品间、技术上、渠道间的竞争将上升为模块间的竞争,争夺市场上同一模块的主导权将是竞争的重点。这种基于协作的竞争将窄化竞争范围,深化竞争层次。传统生产环节中的独立性和关联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模块化环境下,通过分割、归纳、移植和扩展等方式实现的模块组合可以在保持模块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提升模块之间的耦合度,从而实现生产分系统间的独立性与关联性的统一。模块化组织的重要使命是实现价值在模块间的平滑转移和深入挖掘、“熨平”微笑曲线的曲率。根据青木昌彦(2003)等的理论,系统设计规则将会形成两种模块:一是基本模块,主要任务是负责专项功能生产;二是系统集成和检测模块,主要任务是考察和调配各模块的系统集成度和兼容度。当系统设计规则确定后,各分模块的供应商可以在此范围内自行控制研发和生产,不必事先进行系统调配。这样的后置模式可以大大减少前置模式的演化局限和合并成本,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能力。同类模块中,最优秀、最能与系统相兼容的模块将被选择,组合成最终产品。模块化是实现大规模定制的重要前提(Pine,1993)。自大规模定制诞生以来,就与模块化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以至于Berman(2002)言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大规模定制产品没有模块化,他们将不得不被摒弃”。模块化的发展轨迹是“技术模块化→产品模块化→产业模块化→组织模块化”(吴昀桥,2013)。首先是从技术模块化向产品模块化发展:基于技术可分裂的前提形成技术主导权和技术分导权的“中心—局部”模式,通过技术融合与技术外溢重构技术边界,并形成新的分工格局。其次是从产品模块化向产业模块化发展:通过可共享语言,产品模块化的技术和知识向企业外部扩散,实现产业内部分工的模块化特征塑造。最后是从产业模块化向组织模块化发展:产业规则逐渐向组织规则演化,组织内部的契约集更具协调性,模块化的市场机制被引入组织内部。
3.大数据化、数字化、绿色化制造与产业生态系统支撑
大数据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制造等先进生产体系将成为产业竞争形态重构的主要力量,具体来看则是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技术和工业机器人,比如美国波音公司采取“拉动式”生产计划,运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实现“适时适量”生产波音公司可以准确获取用户需要产品的时间和数量,并依此安排产能,减少库存和等待时间,实现均衡生产。很多产品都采取了总装移动生产体系,该体系将飞机按照生产节拍准确地送到一个又一个装配小组,部件、工具和设备被智能化输送系统准确及时地送到生产一线的工人手中,高度智能化的机器人参与了整个生产过程。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扩散和突破,使得生产组织方式变革面临着包括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网络制造和柔性制造的四大方向,网络化、协同化和跨领域的创新平台正在重组创新体系,以服务交易、生产制造和全球研发设计为代表的资源配置体系正加速重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供应链精确管理和网络众包正在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物联网和大数据与新兴产业结合正在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新兴产业借助本国市场保护、大型工程项目、法律体系和政策支持迅速形成适合其成长的产业生态系统。德国工业4.0的关键节点有二:一是智能工厂,二是智能生产。德国工业4.0的三大集成包括:一是网络化制造流程中的纵向集成,二是价值链上企业的横向集成,三是端口間的数字化工程化集成。在工业4.0的模式下,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将机器、人和产品相连接,实现机器自生产、供应自协同和物流自运转,德国正是借助这种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新兴产业的建立和发展。
四、我国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策略
当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前列,科技含量也不逊于绝大多数国家。然而,我国局部技术优势未能高效转化为生产力优势,智能化、信息化、“互联网+”生产组织方式尚未普及。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即再制造化和自工业化,这也是生产组织方式改进的关键。智能化生产组织方式不是简单的自动化生产,当下我国仍有很多企业尚未完全实现自动化,而已经实现自动化的企业也远没有达到智能化生产的水平。信息化生产是机械化生产的升级版,当下我国大量企业仍然采取生产导向性组织模式,对市场信息利用不足。集中组织生产转向分散式组织生产是在“互联网+”下生产组织方式改进的重要表现。生产要素分散化需要组织柔性化,但我国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多以独立形式存在,各生产环节之间的关联度不大。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处于发展转型中的我国必须在生产组织方式上有跨越式发展。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必须置于新工业革命的思维中,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高度契合,使之积极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使之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各种要求。为实现我国生产组织方式的主动演进,根据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以下策略。
1.实现科技进步与生产组织方式改进互动:模块化、互联化和定制化
工业经济时代,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与分工深化;信息经济时代,在分工不断细化的同时,增进协同效应的是模块化生产方式。就生产组织方式而言,模块化既是编组的标准,亦是编组的单元。模块化是系统信息同化(assimilation)与个体信息包裹化(encapsulation)并存的(Crémer,1990)。模块化制造的关键在于标准接口的建立,接口是模块间的纽带,是实现可重组性和可扩展性的核心。当客户需求变化或者其他外部变故发生时,企业通过增减和置换模块可以满足特殊工艺需要。模块接口主要是指信息接口和硬件接口,标准化接口需要考虑到相同企业不同部门甚至是不同企业间的兼容需求,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召集和高效使用。我国在进行生产组织方式模块化改进时必须充分考虑现有生产系统基础,并结合现有生产能力和生产偏向,寻找一种循序渐进的改进路径。从原材料生产、零配件供应到整装厂商,需根据自身模块技术要求选择模块自产或者模块外包,以实现生产力最佳配置。生产组织方式模块化改进主要有三种途径:授权设计交易模式、元件市场交易模式和内部组织模式。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内部组织模式效率较高;而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授权设计交易模式和元件市场交易模式更具效率。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模块化改进方式。 互联网技术使得信息的传递和处理成本大大降低,信息可获取程度却得以提高,信息和数据已经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多环节中。实现互联化是小规模批量生产和虚拟联合等现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基础,亦是新工业革命的核心。在互联网环境下,生产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消费者可以获得范围经济效应,形成一种双赢的市场模式。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开放式全球化生产格局,应顺势实行“思想全球众智、业务全球众包、资本全球众筹”。思想全球众智,就是将设计、研发、生产和营销过程中的技术或管理障碍通过网络平台交由全社会去解决;业务全球众包,就是将与企业核心利益无关的业务剥离出去,交由全社会去打理,将全社会的闲置资源和生产力集中化运作;资本全球众筹,就是借助互联网的号召力,越过传统金融中介的干预,直接与资本持有者发生关系,以便捷的方式和低廉的成本获取资本。
无论是大批量生产还是小规模生产,定制化都是实现范围经济的重要手段。我国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定制化改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多层集中管理模式向扁平分散管理模式转变。传统的集中管理模式,所有部门按照严格的等级加以组织,并且都是围绕唯一的最终产品所工作,运作效率不高、市场响应速度不快、资源集成使用不足,必须加以改革。扁平分散管理模式将刚性组织柔性化,企业组织分布重心尽量向两端倾斜,中间管理过程最大程度削减,将传统“橄榄型”工作重心分布状态更新为“哑铃型”状态。二是建立模块化的组织架构。企业内部的模块不仅限于一级模块,各模块下仍可设立二级模块、三级模块等,使得企业的组织更加虚拟化。各级模块需进行功能封装,并建立稳定有效的对外标准化接口。面对不同的任务,企业可以灵活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模块加以组合,实现按需分配模块的虚拟企业建构方式。这种组织架构是临时的、动态的、可重复使用的,也是任务导向型组织。三是塑造企业核心能力。模块化的组织并不意味着无核化,企业在资源使用和生产方向上仍然需要把控绝对领导权。同时,模块化不代表不需要标准化,通用化也不代表不需要专业化。企业应该明确自身发展优势以及所掌握的优势资源属性,制定科学的发展方略,并通过宏观操作消减内部损耗。
2.完善生产组织方式演进辅助要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扩大增材制造技术应用
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应作用于纯粹制造环节,更应贯穿整个广义生产环节始终。在资源要素禀赋趋同的现代社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获取差异化红利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形成竞争优势最为有效的途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有效促进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一是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的价值创造,主要是通过提高资产通用性和透明化市场环境来降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投机行为和决策有限理性等方面的交易成本;二是形成产品和服务新业态带来的价值创造,打破旧有价值链,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背后的价值链,凭借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新价值。具体来看,利用生产性服务业改进生产组织方式、获得竞争优势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减少垂直关联程度,缩短生产与市场的距离,有效减少协调成本与其他管理费用;其次,借助生产性服务业辅佐制造部门专心于核心业务,通过服务外包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再次,节约中间产品的投入成本,减少为服务环节准备而造成的组员闲置和要素扭曲;最后,明晰化制造部门和生产服务部门的分工,集中精力于生产,不断提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推动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形成。
增材制造技术(亦即3D打印技术)是通过三维设计数据采用材料逐层累加以及激光烧结、光照等固化手段制造实体零件的技术相较于传统“减法式”生产模式,3D打印生产模式是新型的“加法式”,其加工精细程度和材料利用度大大提高,而且利用原材料的通用性可以进一步发展模块化生产,便于就地取材。 。制造过程需要把握好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以及设计者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一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通过3D扫面成像和逆向工程能够将现实世界中的概念性产品框架转移到虚拟世界平台中,而虚拟世界可以通过增材制造技术根据业务需要制造出目标产品。二是虚拟世界与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将想要达成的目的通过数字设计方式转码为虚拟世界信号,虚拟世界则通过仿真模拟试验进行可行性验证,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予以反馈。三是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传统设计制造方式,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将理念转化为现实,而现实世界则会通过物理实验与产品测试检测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层面需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稳定的产需对接平台。
3.“互联网+”下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突破口:智能化、大数据化与能源互联网
知识经济时代,人工智能生产体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新能源和新资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对象,而知识型劳动力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主体,生产方式正在日益人性化、智能化、网络化和自动化。智能制造颠覆了传统以材料为核心的制造观,是建立在信息处理基础上的信息制造观。智能制造需要从支撑技术着手实现从智能制造单元到智能制造系統再到智能工厂的演进智能制造技术主要包括分布式实时网络的构建、仿真技术和物理现实技术(CPS)等,智能制造单元包括嵌入式控制单元和加工及定位智能化执行单元等,智能制造系统包括分布式网络化管控、系统状态监控和智能化加工决策系统等,智能工厂包括智能化生产调度、质量状态跟踪、智能化检测和智能仓储与物流等。 。实现制造主体智能化需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完善状态感知,即准确感知企业、车间、系统、设备的实时运行状态;二是进行实时分析,即对获取的实时运行状态数据进行准确和快速的识别、加工与处理;三是达成精确执行,即执行决策,并适时对设备状态、车间和生产线的计划做出调整;四是实现自主决策,即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按照设定的规则做出判断和选择。
与此同时,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日益增强,能源生产配置方式的转变已经不仅局限于环境保护层面,更能显著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如果不在能源生产配置方式上进行革新,必然会在能源使用成本、环境恢复成本以及环保标准控制等方面受制于国外竞争对手。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绿色能源配置方式的普及能够使我国相关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形成正向的品牌效应,这有利于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有利于增进市场认可度,从而有利于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目前我国的能源供应模式正从常规大型集中式向非集中可再生分布式转变,能源生产方式正在由静态的、单向传输的、弱信息化的、被动的线性结构向市场导向的、分布式与集中式相结合的、动态的、开放的网络结构转变。基于CPS信息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s)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通过3C(Computing、Communication、Control)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 的能源互联网将深刻影响能源生产使用模式,能源配置的多元化改革将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毫无疑问,能源革命已经成为新一轮技术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还需借助大数据提升竞争力,尤其应注重基础数据的收集整合。借助大数据可以精细化客户群体,实现市场细分以充分释放市场消费潜能;借助大数据可以科学化决策,利用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决策取代领导层等狭小群体内部的决策,降低决策失误率;借助大数据可以优化技术突破方法,利用大数据的密集数据分析重置科学分析范式,将技术模拟和反复纠错限制于实验室内完成,大大降低研发成本。具体来讲:第一,对产品从设计研发、生产操作到市场回应的全过程建立量化数据采集体系,确保整个广义生产过程都处于可控状态;第二,全面整合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和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数据信息,形成有效的支持性资源,并保持本体系资源的连续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三,积极把握政府主动披露的数据,通过联合行动推动国家基础数据的开放进程,形成跨区域、跨领域、跨产业边界的数据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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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aqing, XU Xiaoqing
(Department of Marxism Theory, PLA Nanjing Politics College, Jiangsu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every technology revolution can bring the reform of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methods.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believes that 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is the initial logic of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evolution, the harvesting of excessive surplus value by competition is the interests appeal of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method evolution. Production tool revolution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 and further produces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reform from individual to univers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 currently, the evolution trend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is the combination of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arket response and energy revolution, newstyle modularization, bigdata, digitalization,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 ecology support of resetting holistic and partial technology connection. The intera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improvement via modularization, internet and customiza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materialincrease technology should be used to perfect the aidfactor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Intelligence and bigdata as well as energy internet should be used to seek internet+ to break through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method.
Key words: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newtechnology revolution; energy revolution;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odularizatio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customization production; internet+; bigdata
CLC number:F014.1;F260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6)06002209
(編辑:夏冬;段文娟)
关键词:生产组织方式;新技术革命;能源革命;信息革命;模块化;智能生产;定制化生产;“互联网+”;大数据化
中图分类号:F014.1;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6002209
一、引言
生产组织方式是生产主体内部各种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劳动力的配比及使用方式,其实质是微观资源配置,目的是使生产效率最大化,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主要以生产工具为介质实现,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决定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因此生产组织方式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加速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表现为生产组织方式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演进。适应生产工具从“简单机械→成套机械→智能设备→可重构生产系统”的发展过程,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从“单件小批量生产→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大范围个性化生产”的演进过程(唐振龙,2006)。
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中分工与协作的程度不断提高,机器在代替简单重复劳力工作的同时,也将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变为整个生产系统的一部分。机械化“工厂制度”保证了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唐振龙,2006)。当标准化生产方式与管理模式将产品生产成本极大地降低时,这一生产方式的代表国家——美国,凭借生产管理的科学化革命成功实现新旧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1911年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系统地提出定额管理、计划管理等成套管理理论,这一被称为“泰勒制”的管理理论体系宣告诞生。由于组织方式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泰勒制”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在“泰勒制”基础上,福特公司提出将生产组织置于流水线生产之上,以实现大批量低成本生产。“福特制”通过合理化各单位之间的调配关系,有效控制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至20世纪后半叶,“精益生产”这一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突破将欧美社会主导的“福特模式”与“弹性生产模式”相结合,以自动化生产与准时化管控为特征,进一步将企业、产品、社会整合起来,将生产的灵活性、员工的积极性、管理的科学性、市场的吻合性发挥到这一时代的极致。基于对日本“精益生产”的深入研究,美国再创新面向新世纪的生产组织方式,即“灵捷制造”生产模式。更加灵活的管理层设置、高技术知识密集度的劳动力群体、柔性生产技术与面向市场的快速响应机制,使得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具有动态灵活性。
汪亚青,许小青: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理论、趋势与策略
纵览各次革命性生产组织方式的改进,分工态势与生产资源组合形式的变化贯穿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根本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通常首先发生在技术领先的国家(地区)的个别企业,这既说明了技术进步决定生产组织方式演进,也反映出生产组织方式演进具有主动性。只有把握和适应技术进步趋势,积极主动地创新生产组织方式,才能占得先机,获得竞争优势。尤其是对于后发经济体而言,技术水平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制约完全可以通过后发优势予以突破,进而使生产组织方式不但适应世界技术进步的潮流,而且有力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提出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以强调在生产组织方式演进过程中有关经济体的主动性,即主动适应技术进步要求并促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率先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
在工业经济时代,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是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而在信息经济时代,产业的协同与集成创新以及产业特有能力(industrialspecific capability)是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张明之 等,2015)。“温特制”的模块化生产系统将全系统的运行任务划分到具有半自律性的分模块下,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价值节点能够在产业竞争中独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主导企业作为价值链中的关键价值节点往往拥有行业控制权。而追求范围经济和规模效应的“福特制”“精益生产”和“灵捷制造”都属于垂直型结构,产业的竞争是整条价值链的竞争,单一价值节点并不能显著地左右整体竞争效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实践来看,由于交易成本日益下降、全球市场逐步拓展、产业技术日渐进步,此前线下生产组织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网络经济时代的市场变化要求。随着网络化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生产组织方式将向着更加分散化、针对化、智能化与关联化的方向前进,这种趋势也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进行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创造了契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理论、趋势与策略,为实现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二、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
首先,分工协作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初始逻辑。马克思对生产组织方式的理解,一般是指通过资本实现劳动力买卖并借助分工协作完成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模式。“到目前为止,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都是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 如果撇开分工去讨论经济生产活动,显然并不合适。马克思认为,分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作用(杨慧玲 等,2011)。协作不仅能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毫无疑问,独立劳动者的力量简单加成远远不如许多人完成不可分割的劳动时体现的社会力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8. 。马克思将分工归结为个别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这两种形式。在个别生产单位的分工下,劳动预先有计划地在企业内部分配,因而能够更加符合企业主追求价值增值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2. 。生产者与占有者并不是一致的,分工媒介是以不同劳动力归一个资本家使用为标准。社会内部分工则仅承认竞争的权威而不是其他。生产资料分散于独立生产者处,各自的產品作为独立商品而存在,分工以不同的劳动部门的产品买卖为媒介。在这种分工中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的分配比例存在着任意性和偶发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内部的分工是一切分工的起点,“分工导致了进一步的分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2. 。分工的细化导致技术的进步,从而产生正外部经济性。对此,马克思补充指出,更细地分工、更全面的应用和改进机器可以显著增加劳动生产力。分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和报酬递增效应。社会内部分工和个别生产单位内部分工这两种基本分工形态,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替代,并一起发展。 其次,通过竞争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利益诉求。马克思曾指出:“竞争,这个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7.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分工时,亦表示“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2. 可见,制度的权威远不及竞争形成的权威,而竞争的权威又建立于资本的权威。马克思研究竞争是从商品货币关系展开的,他指出“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1.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时间之间的差额就是竞争优势的源泉,直接影响着企业在竞争中的位势和利益分配关系。马克思十分强调劳动生产力在竞争中的作用,他认为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这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货币体现。马克思亦指出,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是生产者之间生产方式创新和模仿的过程。先进的生产方式是超额剩余价值的直接供给方,然而一旦先进的生产方式得到普及,优势则荡然无存,又将陷入到新的一轮创新和模仿的浪潮中。“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在竞争中获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更便宜地进行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38739.
最后,生产工具革命将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进而产生从个别到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马克思曾说,“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5. 。生产工具的革命能够有效提升生产效率,生产组织对于整个生产过程能否有效运行及其效率保证同样有着重要价值。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活动必须在生产组织中进行,而这种生产组织是人与人之间劳动交换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集成。机器是缩短商品必要劳动时间和将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最有效的手段,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与使用传统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方式的冲突。“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7.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达到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临界点,而这种冲突的生产过程的实际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也将导致生产组织具体载体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一个小组,即执行同一局部职能的一定数目的工人,是由同质的要素组成的,并且构成总机构的一个特殊器官。”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01.单一环节的组织革新对上下游产业都有带动作用,从而引致全系统的进化。内部各单一环节发生相互的链式反应,总系统亦会对分列的环节有反作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描述中,展现出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的转变,工厂作为新的生产组织昭示着生产组织的真正变迁。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生产过程中去理解,才能解释生产组织变迁的原因、方式以及未来的走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组织方式从来都不是唯一的,作为创新和竞争的产物的非主导生产组织方式,过去和未来都不会被主导生产组织方式排挤出去。所以先进与落后的生产组织方式并存短期内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远来说终究会呈现出新旧更替的规律。生产组织最基本的关系是勞资关系,而劳资关系经历着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转变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兴产业在不断演变,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与实际隶属也随之变化。形式隶属是实际隶属的先驱,而更先进的实际隶属则是新生产部门发展的方向。
三、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趋势把握
生产组织方式对于重构国际分工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互联网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其时代特征,因此,正确把握生产组织方式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演进趋势对于实现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有着积极的意义。
1.智能生产、市场响应与能源革命相结合
生产组织方式,就是企业在具体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组合方式。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产业竞争的关键是连接,生产组织方式的改进就是将设备、劳动力、生产线通过更高效的方式连接起来。从近现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演进看,从基本型工场模式到发展型工场模式,突破了独立工人简单工作结果整合的方式,包含了机器生产与分工协作,协作生产由自发的转变为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已经有了现代工厂的雏形,而这一雏形也随着机器劳动替代手工劳动的发展而演化为真正的工厂模式。伴随着以电气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生产组织方式演变表现为“一体化”。首先出现的是横向一体化,即在同一领域的制造商通过合并、联营以及托拉斯等联合起来以便获得大规模的经济好处;随后出现的垂直一体化模式则更加普及,向前延伸纳入销售环节,向后延伸纳入原材料供应,形成一种追求规模经济的新模式,大规模生产成为普遍现象,并逐渐出现标准化批量操作。此时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而生产的集中产生出科层化组织模式。“泰勒制”通过管理部门一层一层把控生产环节,力图实现劳动力效率最大化;福特将泰罗的理论实践化,形成了以流水线生产和多部门管理为特征的“福特制”。然而,随着一体化的大规模生产不断深化,极易导致垄断,从而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原动力和竞争活力,即陷入“马歇尔困境”。当前,生产组织方式正向垂直分离的知识技术管理模式转变。正如达尔·尼夫所言,知识是今天唯一意义深远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变成第二位的资源。大规模标准化批量生产已不再适应追求个性化的市场需要,大规模定制已经从概念上升为真实存在的组织方式;在信息化条件下,市场需求变化速度极快,这就需要企业具有快速的响应机制,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模块化快速组装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应运而生;加之机器对劳动力的进一步解放,共同组成了知识技术管理模式的主要体系。日益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实现了规模缩减(Downsizing),各分系统都实现独立化,即将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外部化;将一个个和而不同的模块进行生产环节的“承包”,再借助通识系统规则实现整合;同时,日益加剧的环境和资源约束对能源技术和能源消费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智能生产、市场响应和能源革命相结合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将成为培育和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基础。 2.重置整体与部分技术关联的新型模块化
模块化理论是对信息技术革命的回应。通过模块化系统,同一模块处于竞争态势,而不同模块则处于协作态势,传统的产品间、技术上、渠道间的竞争将上升为模块间的竞争,争夺市场上同一模块的主导权将是竞争的重点。这种基于协作的竞争将窄化竞争范围,深化竞争层次。传统生产环节中的独立性和关联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模块化环境下,通过分割、归纳、移植和扩展等方式实现的模块组合可以在保持模块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提升模块之间的耦合度,从而实现生产分系统间的独立性与关联性的统一。模块化组织的重要使命是实现价值在模块间的平滑转移和深入挖掘、“熨平”微笑曲线的曲率。根据青木昌彦(2003)等的理论,系统设计规则将会形成两种模块:一是基本模块,主要任务是负责专项功能生产;二是系统集成和检测模块,主要任务是考察和调配各模块的系统集成度和兼容度。当系统设计规则确定后,各分模块的供应商可以在此范围内自行控制研发和生产,不必事先进行系统调配。这样的后置模式可以大大减少前置模式的演化局限和合并成本,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能力。同类模块中,最优秀、最能与系统相兼容的模块将被选择,组合成最终产品。模块化是实现大规模定制的重要前提(Pine,1993)。自大规模定制诞生以来,就与模块化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以至于Berman(2002)言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大规模定制产品没有模块化,他们将不得不被摒弃”。模块化的发展轨迹是“技术模块化→产品模块化→产业模块化→组织模块化”(吴昀桥,2013)。首先是从技术模块化向产品模块化发展:基于技术可分裂的前提形成技术主导权和技术分导权的“中心—局部”模式,通过技术融合与技术外溢重构技术边界,并形成新的分工格局。其次是从产品模块化向产业模块化发展:通过可共享语言,产品模块化的技术和知识向企业外部扩散,实现产业内部分工的模块化特征塑造。最后是从产业模块化向组织模块化发展:产业规则逐渐向组织规则演化,组织内部的契约集更具协调性,模块化的市场机制被引入组织内部。
3.大数据化、数字化、绿色化制造与产业生态系统支撑
大数据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制造等先进生产体系将成为产业竞争形态重构的主要力量,具体来看则是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技术和工业机器人,比如美国波音公司采取“拉动式”生产计划,运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实现“适时适量”生产波音公司可以准确获取用户需要产品的时间和数量,并依此安排产能,减少库存和等待时间,实现均衡生产。很多产品都采取了总装移动生产体系,该体系将飞机按照生产节拍准确地送到一个又一个装配小组,部件、工具和设备被智能化输送系统准确及时地送到生产一线的工人手中,高度智能化的机器人参与了整个生产过程。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扩散和突破,使得生产组织方式变革面临着包括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网络制造和柔性制造的四大方向,网络化、协同化和跨领域的创新平台正在重组创新体系,以服务交易、生产制造和全球研发设计为代表的资源配置体系正加速重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供应链精确管理和网络众包正在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物联网和大数据与新兴产业结合正在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新兴产业借助本国市场保护、大型工程项目、法律体系和政策支持迅速形成适合其成长的产业生态系统。德国工业4.0的关键节点有二:一是智能工厂,二是智能生产。德国工业4.0的三大集成包括:一是网络化制造流程中的纵向集成,二是价值链上企业的横向集成,三是端口間的数字化工程化集成。在工业4.0的模式下,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将机器、人和产品相连接,实现机器自生产、供应自协同和物流自运转,德国正是借助这种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新兴产业的建立和发展。
四、我国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策略
当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前列,科技含量也不逊于绝大多数国家。然而,我国局部技术优势未能高效转化为生产力优势,智能化、信息化、“互联网+”生产组织方式尚未普及。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即再制造化和自工业化,这也是生产组织方式改进的关键。智能化生产组织方式不是简单的自动化生产,当下我国仍有很多企业尚未完全实现自动化,而已经实现自动化的企业也远没有达到智能化生产的水平。信息化生产是机械化生产的升级版,当下我国大量企业仍然采取生产导向性组织模式,对市场信息利用不足。集中组织生产转向分散式组织生产是在“互联网+”下生产组织方式改进的重要表现。生产要素分散化需要组织柔性化,但我国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多以独立形式存在,各生产环节之间的关联度不大。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处于发展转型中的我国必须在生产组织方式上有跨越式发展。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必须置于新工业革命的思维中,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高度契合,使之积极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使之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各种要求。为实现我国生产组织方式的主动演进,根据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以下策略。
1.实现科技进步与生产组织方式改进互动:模块化、互联化和定制化
工业经济时代,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与分工深化;信息经济时代,在分工不断细化的同时,增进协同效应的是模块化生产方式。就生产组织方式而言,模块化既是编组的标准,亦是编组的单元。模块化是系统信息同化(assimilation)与个体信息包裹化(encapsulation)并存的(Crémer,1990)。模块化制造的关键在于标准接口的建立,接口是模块间的纽带,是实现可重组性和可扩展性的核心。当客户需求变化或者其他外部变故发生时,企业通过增减和置换模块可以满足特殊工艺需要。模块接口主要是指信息接口和硬件接口,标准化接口需要考虑到相同企业不同部门甚至是不同企业间的兼容需求,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召集和高效使用。我国在进行生产组织方式模块化改进时必须充分考虑现有生产系统基础,并结合现有生产能力和生产偏向,寻找一种循序渐进的改进路径。从原材料生产、零配件供应到整装厂商,需根据自身模块技术要求选择模块自产或者模块外包,以实现生产力最佳配置。生产组织方式模块化改进主要有三种途径:授权设计交易模式、元件市场交易模式和内部组织模式。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内部组织模式效率较高;而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授权设计交易模式和元件市场交易模式更具效率。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模块化改进方式。 互联网技术使得信息的传递和处理成本大大降低,信息可获取程度却得以提高,信息和数据已经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多环节中。实现互联化是小规模批量生产和虚拟联合等现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基础,亦是新工业革命的核心。在互联网环境下,生产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消费者可以获得范围经济效应,形成一种双赢的市场模式。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开放式全球化生产格局,应顺势实行“思想全球众智、业务全球众包、资本全球众筹”。思想全球众智,就是将设计、研发、生产和营销过程中的技术或管理障碍通过网络平台交由全社会去解决;业务全球众包,就是将与企业核心利益无关的业务剥离出去,交由全社会去打理,将全社会的闲置资源和生产力集中化运作;资本全球众筹,就是借助互联网的号召力,越过传统金融中介的干预,直接与资本持有者发生关系,以便捷的方式和低廉的成本获取资本。
无论是大批量生产还是小规模生产,定制化都是实现范围经济的重要手段。我国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定制化改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多层集中管理模式向扁平分散管理模式转变。传统的集中管理模式,所有部门按照严格的等级加以组织,并且都是围绕唯一的最终产品所工作,运作效率不高、市场响应速度不快、资源集成使用不足,必须加以改革。扁平分散管理模式将刚性组织柔性化,企业组织分布重心尽量向两端倾斜,中间管理过程最大程度削减,将传统“橄榄型”工作重心分布状态更新为“哑铃型”状态。二是建立模块化的组织架构。企业内部的模块不仅限于一级模块,各模块下仍可设立二级模块、三级模块等,使得企业的组织更加虚拟化。各级模块需进行功能封装,并建立稳定有效的对外标准化接口。面对不同的任务,企业可以灵活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模块加以组合,实现按需分配模块的虚拟企业建构方式。这种组织架构是临时的、动态的、可重复使用的,也是任务导向型组织。三是塑造企业核心能力。模块化的组织并不意味着无核化,企业在资源使用和生产方向上仍然需要把控绝对领导权。同时,模块化不代表不需要标准化,通用化也不代表不需要专业化。企业应该明确自身发展优势以及所掌握的优势资源属性,制定科学的发展方略,并通过宏观操作消减内部损耗。
2.完善生产组织方式演进辅助要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扩大增材制造技术应用
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应作用于纯粹制造环节,更应贯穿整个广义生产环节始终。在资源要素禀赋趋同的现代社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获取差异化红利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形成竞争优势最为有效的途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有效促进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一是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的价值创造,主要是通过提高资产通用性和透明化市场环境来降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投机行为和决策有限理性等方面的交易成本;二是形成产品和服务新业态带来的价值创造,打破旧有价值链,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背后的价值链,凭借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新价值。具体来看,利用生产性服务业改进生产组织方式、获得竞争优势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减少垂直关联程度,缩短生产与市场的距离,有效减少协调成本与其他管理费用;其次,借助生产性服务业辅佐制造部门专心于核心业务,通过服务外包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再次,节约中间产品的投入成本,减少为服务环节准备而造成的组员闲置和要素扭曲;最后,明晰化制造部门和生产服务部门的分工,集中精力于生产,不断提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推动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形成。
增材制造技术(亦即3D打印技术)是通过三维设计数据采用材料逐层累加以及激光烧结、光照等固化手段制造实体零件的技术相较于传统“减法式”生产模式,3D打印生产模式是新型的“加法式”,其加工精细程度和材料利用度大大提高,而且利用原材料的通用性可以进一步发展模块化生产,便于就地取材。 。制造过程需要把握好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以及设计者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一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通过3D扫面成像和逆向工程能够将现实世界中的概念性产品框架转移到虚拟世界平台中,而虚拟世界可以通过增材制造技术根据业务需要制造出目标产品。二是虚拟世界与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将想要达成的目的通过数字设计方式转码为虚拟世界信号,虚拟世界则通过仿真模拟试验进行可行性验证,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予以反馈。三是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传统设计制造方式,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将理念转化为现实,而现实世界则会通过物理实验与产品测试检测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层面需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稳定的产需对接平台。
3.“互联网+”下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突破口:智能化、大数据化与能源互联网
知识经济时代,人工智能生产体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新能源和新资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对象,而知识型劳动力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主体,生产方式正在日益人性化、智能化、网络化和自动化。智能制造颠覆了传统以材料为核心的制造观,是建立在信息处理基础上的信息制造观。智能制造需要从支撑技术着手实现从智能制造单元到智能制造系統再到智能工厂的演进智能制造技术主要包括分布式实时网络的构建、仿真技术和物理现实技术(CPS)等,智能制造单元包括嵌入式控制单元和加工及定位智能化执行单元等,智能制造系统包括分布式网络化管控、系统状态监控和智能化加工决策系统等,智能工厂包括智能化生产调度、质量状态跟踪、智能化检测和智能仓储与物流等。 。实现制造主体智能化需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完善状态感知,即准确感知企业、车间、系统、设备的实时运行状态;二是进行实时分析,即对获取的实时运行状态数据进行准确和快速的识别、加工与处理;三是达成精确执行,即执行决策,并适时对设备状态、车间和生产线的计划做出调整;四是实现自主决策,即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按照设定的规则做出判断和选择。
与此同时,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日益增强,能源生产配置方式的转变已经不仅局限于环境保护层面,更能显著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如果不在能源生产配置方式上进行革新,必然会在能源使用成本、环境恢复成本以及环保标准控制等方面受制于国外竞争对手。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绿色能源配置方式的普及能够使我国相关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形成正向的品牌效应,这有利于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有利于增进市场认可度,从而有利于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目前我国的能源供应模式正从常规大型集中式向非集中可再生分布式转变,能源生产方式正在由静态的、单向传输的、弱信息化的、被动的线性结构向市场导向的、分布式与集中式相结合的、动态的、开放的网络结构转变。基于CPS信息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s)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通过3C(Computing、Communication、Control)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 的能源互联网将深刻影响能源生产使用模式,能源配置的多元化改革将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毫无疑问,能源革命已经成为新一轮技术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还需借助大数据提升竞争力,尤其应注重基础数据的收集整合。借助大数据可以精细化客户群体,实现市场细分以充分释放市场消费潜能;借助大数据可以科学化决策,利用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决策取代领导层等狭小群体内部的决策,降低决策失误率;借助大数据可以优化技术突破方法,利用大数据的密集数据分析重置科学分析范式,将技术模拟和反复纠错限制于实验室内完成,大大降低研发成本。具体来讲:第一,对产品从设计研发、生产操作到市场回应的全过程建立量化数据采集体系,确保整个广义生产过程都处于可控状态;第二,全面整合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和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数据信息,形成有效的支持性资源,并保持本体系资源的连续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三,积极把握政府主动披露的数据,通过联合行动推动国家基础数据的开放进程,形成跨区域、跨领域、跨产业边界的数据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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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Theory, Trend and Strategy
WANG Yaqing, XU Xiaoqing
(Department of Marxism Theory, PLA Nanjing Politics College, Jiangsu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every technology revolution can bring the reform of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methods.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believes that 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is the initial logic of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evolution, the harvesting of excessive surplus value by competition is the interests appeal of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method evolution. Production tool revolution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 and further produces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reform from individual to univers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 currently, the evolution trend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is the combination of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arket response and energy revolution, newstyle modularization, bigdata, digitalization,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 ecology support of resetting holistic and partial technology connection. The intera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improvement via modularization, internet and customiza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materialincrease technology should be used to perfect the aidfactor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Intelligence and bigdata as well as energy internet should be used to seek internet+ to break through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method.
Key words: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newtechnology revolution; energy revolution;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odularizatio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customization production; internet+; bigdata
CLC number:F014.1;F260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6)06002209
(編辑:夏冬;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