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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转向”作为现阶段翻译研究的新的范式,过于夸大了文化的制约作用。本文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合理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语用学对未来翻译学取向的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 翻译学文化转向文化学派取向
一、引言
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关学科、跨学科,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翻译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翻译研究成果呈现爆炸性的增长趋势,研究领域迅速扩展,研究思路也变得复杂多样。传统的语言学派以哲罗姆模式为基础,提出了忠实、对等原则,但哲罗姆并不反对灵活的处理手法。他认为由于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和语义内容等方面都有区别,因此,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译者必须采用灵活的手段,他提倡直译和意译的有机结合。但自从德里达提倡的解构主义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由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语言罗格斯中心之一的破除,语言研究让位给了话语研究。这种研究深化了文本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发掘,让人们发现了隐藏在文本后的力量。这期间占主流地位的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人们称之为“文化转向”。它使翻译的研究范式从纯语言侧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活动,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范式,面对这一转向,我们要批判性地接受,慎思之,明辨之,既要取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
二、文化转向的渊源
文化转向的产生有其丰厚的渊源,可追溯到笛卡尔提出的理性主义及其渊源,即公元前360年的庇罗所提出的怀疑主义。此后古希腊的阿腊克希曼德提出了怀疑和理性主义,颠覆了一切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社会及伦理结构。后来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所带来的与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相对应的“后哲学”思潮,它强调主体意识而不是客观存在。文化学派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语文主义阶段、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多元研究阶段,在各阶段都得到了发展。1972年,霍姆斯提出了翻译学的基本框架,其后出现了以埃文·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强调翻译活动由译语文化个系统间的关系决定,同时强调翻译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后来以图里、赫曼斯为代表的描写学派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但是这两个文化学派都没有完全摆脱语言学派的影响。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为“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关心的是政治、权力、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欧洲文化派学者佐哈尔、兰姆勃特、赫尔曼、图利、霍恩比、诺德等,以及美洲学者韦努蒂、根茨勒、尼南贾勒、戈达尔德、西蒙、铁木志科等。尼南贾纳指出:“人类学家为自己制定的人物就是文化之间的翻译,即把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能够理解的术语。”他们认为原来狭义的翻译研究不仅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蕴含的权力关系,而且忽视了翻译文本的历史或历史的有效性问题。因此,他们指出,真正的翻译只能是文化的翻译。
三、文化学派的观点及其合理合不合理之处
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它把翻译看成是宏观的文化转换,并且认为跨文本转化及其发生的作用绝不仅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语言层面的对应和相应的美学构成,于是把翻译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它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的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诗学等的关系。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纬度,使我们了解到翻译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的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于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
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诗》中提出了翻译学科的宗旨:“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以此参照文化派的文化转向,他们是否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呢?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的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文本受到了文化的驱动和制约。然而文化学派缺少推理环节,将翻译活动抽象为纯粹的文化转译,脱离了翻译行为本身来考虑超语言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文化学派对传统的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与抛弃。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上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的、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才是积极的、正面的。芭斯耐特认为,这类研究已经过时,“在见证了解构主义涌起的这个时代,人们还在讨论确定性的翻译,还在讨论准确、忠实际语言与文学系统之间的对等。翻译学可是一个灰姑娘,一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用于讨论翻译的语言与上位的主导文学研究的新批评词汇相比,真是令人吃惊的陈旧”。在文化派看来,其之前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语言的形式对应上,显得死板,而没有挖掘到语言后面更为强大的力量,即文化。他们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了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确,这些因素确实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但我们同时也能找到它们没有影响翻译的实例。赞助者可以是团体,如宗教集团、政党等,他们的影响可能从译本的选择开始,贯穿译本的整个形成过程。但是,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就意识形态而言,勒夫维尔和芭斯奈特一开始就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绝对化,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象无处不在,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行文或翻译策略的选择,甚至译者的呼吸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力量所操纵。其实,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相对的、有限的,译者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职业道德,他们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影响。关于主流诗学,译者可以和当某地的主流诗学不一致,以引进新的元素。如英国引进其他国家的韵、韵式和十四行诗,在当时是对既有文本框架的冲击,其结果是新的韵律基本上取代了以前流行的头韵。并且这些文化因素属于文本外因素。文化派将译语文化的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归为一类,违反了逻辑的矛盾性,因此也不可能总结出预测翻译现象和过程的规律。同时,他们沉浸在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研究,可能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冲破翻译学科的边界,使翻译研究从跨学科到无学科,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德里达提出:“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生存和发展。”由于符号的意义总是随其他符号既文本网络的空间上的区分余时间上的延搁暂时难以确定,因而词、句、段、文本均不可能有终极意义和不变的内核,文本是开放性的,是多种可能性的系统,无论多么权威的译本都无法穷尽原文的意义而将原文封闭起来。由于很多学者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福科提出:“纯粹意义上的原文是不存在的,原文的地位不应高于译文,更不能把坐着看得比译者更重要。”同时,文化学者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提出,“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赫尔曼指出,“译文绝不可能是原作内容的翻版”、“翻译等值是虚幻的”。铁木志科的操纵论淡化了翻译的本质,夸大了翻译的主体性。这些学者提出这些理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原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操纵原文。的确,语言是多意的,并始终处于流变之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非是强制的,符号或符号的组合往往会产生几种不同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句话会得到不同的阐释。但是,意义也有它很强的确定性的一面。客观事物的相对确定性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肯定客观事物的确定性,并不否认客观事物及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形式有变化性和灵活性。理解上的千差万别只体现于内涵,而不是外延,语言是主观的产物,但语言使用者没有绝对的自由,理解者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否则以语言写成的各种指导手册也就没用了。另外,流通中的意义也是可以确定的。正如奈达指出的:“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中,各个语言成分通常只有一个最好的理解。”因此,意义是相对确定的。译者无法改写、操纵源语,因为译之所以为译是因为“译乃易也”,易即转换,以传达原文的信息,它是与原文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学者所提倡的应是“伪译”,而伪译不属于翻译。
四、翻译学的取向
文化学派的出发点是对的,它扩展了传统语言学的视野,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译者在考虑语义转换的同时,注意到了文本外的各种因素。但是文化派的路却有点偏离了正轨。那么未来的翻译学又该如何取向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翻译学取向的目的,它是对语言哲学的思考,对认识问题的探索,对意义问题的挖掘,对人际交往问题研究的深化和对文化研究的回归。因此,我们不能就翻译谈翻译,就译法谈译法,而应在实际的过程中提纯理论,重要的是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际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等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想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过程中人际交际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语用学转向”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与胡塞尔登,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学哲学,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语用思维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蕴涵了认知转向的基础。语用学转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把语言和它的使用即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了唯科学主义思想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同时它把原文静态的翻译研究放在语用的动态层面上,把过去的所指和能指的固定性冲破,增加了主体因素和语境因素,使它变成一种动态的和变化的意义过程。语用学转向既可以避免语言决定论,又可以克服主体意志过分张扬。
关联理论作为语用学的一部分,对翻译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虽然不是翻译理论,也不是为翻译理论而设计的,但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并指导翻译活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关联理论作用于语篇的解读和转换。它分别在原语和译语两个语篇和各自的语境假设之间寻求两个语片之间的最佳关联。自上而下的关联原则和自下而上的语码操作协同原则,是译文区的最佳信度和效度,从而在原语语篇和译语语篇之间达到最大限度的投射映现。关联原则作用于形和意之间的张力,使形所蕴涵的意充分显现,使本身就是意的形也能再现。研究形和意的张力是为了抵制“译”蔓延为“非译”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认为形不用译,形式不是翻译的目标,但形式往往具有意义,它与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语言形式的译不是语义翻译,而是语用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所谓“对等”语码的转换,而主要是依据关联的类比。类比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形式,也体现于正常语码的转换,如应酬语。所以,关联原则对诗形、诗韵的翻译,象形文字的翻译等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翻译这些成分的时候,译者要在直译和意译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用直译对衍译进行制约,用类比对形似进行保证,以达到最佳关联。
五、结语
面对“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应以与时俱进的译学观念来看待。我们应承认西方翻译理论中文化学派的翻译理念丰富和发展原来的译学观。“文化转向”是多元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研究视角,与其他范式一样有优缺点。我们在吸收它的优点时,要看到它的不足,它把译学引入了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从而使翻译的本体受到拆解。每一个翻译范式都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只有对其进行辩证的批判,才能弘扬优点,推动更有生命力的翻译理论的建构。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轮[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Bassnett,Susan and Andre.Translation, History[C].London and Newyork:Printer Publisher,1990.
[3]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2004:53-59.
[4]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90-96.
[5]王凯凤.翻译研究与文化转向[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1:90-92.
[6]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2004.
[7]张美芳.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J].中国翻译,2006,5:31-35.
关键词: 翻译学文化转向文化学派取向
一、引言
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关学科、跨学科,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翻译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翻译研究成果呈现爆炸性的增长趋势,研究领域迅速扩展,研究思路也变得复杂多样。传统的语言学派以哲罗姆模式为基础,提出了忠实、对等原则,但哲罗姆并不反对灵活的处理手法。他认为由于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和语义内容等方面都有区别,因此,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译者必须采用灵活的手段,他提倡直译和意译的有机结合。但自从德里达提倡的解构主义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由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语言罗格斯中心之一的破除,语言研究让位给了话语研究。这种研究深化了文本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发掘,让人们发现了隐藏在文本后的力量。这期间占主流地位的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人们称之为“文化转向”。它使翻译的研究范式从纯语言侧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活动,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范式,面对这一转向,我们要批判性地接受,慎思之,明辨之,既要取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
二、文化转向的渊源
文化转向的产生有其丰厚的渊源,可追溯到笛卡尔提出的理性主义及其渊源,即公元前360年的庇罗所提出的怀疑主义。此后古希腊的阿腊克希曼德提出了怀疑和理性主义,颠覆了一切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社会及伦理结构。后来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所带来的与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相对应的“后哲学”思潮,它强调主体意识而不是客观存在。文化学派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语文主义阶段、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多元研究阶段,在各阶段都得到了发展。1972年,霍姆斯提出了翻译学的基本框架,其后出现了以埃文·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强调翻译活动由译语文化个系统间的关系决定,同时强调翻译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后来以图里、赫曼斯为代表的描写学派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但是这两个文化学派都没有完全摆脱语言学派的影响。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为“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关心的是政治、权力、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欧洲文化派学者佐哈尔、兰姆勃特、赫尔曼、图利、霍恩比、诺德等,以及美洲学者韦努蒂、根茨勒、尼南贾勒、戈达尔德、西蒙、铁木志科等。尼南贾纳指出:“人类学家为自己制定的人物就是文化之间的翻译,即把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能够理解的术语。”他们认为原来狭义的翻译研究不仅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蕴含的权力关系,而且忽视了翻译文本的历史或历史的有效性问题。因此,他们指出,真正的翻译只能是文化的翻译。
三、文化学派的观点及其合理合不合理之处
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它把翻译看成是宏观的文化转换,并且认为跨文本转化及其发生的作用绝不仅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语言层面的对应和相应的美学构成,于是把翻译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它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的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诗学等的关系。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纬度,使我们了解到翻译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的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于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
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诗》中提出了翻译学科的宗旨:“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以此参照文化派的文化转向,他们是否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呢?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的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文本受到了文化的驱动和制约。然而文化学派缺少推理环节,将翻译活动抽象为纯粹的文化转译,脱离了翻译行为本身来考虑超语言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文化学派对传统的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与抛弃。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上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的、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才是积极的、正面的。芭斯耐特认为,这类研究已经过时,“在见证了解构主义涌起的这个时代,人们还在讨论确定性的翻译,还在讨论准确、忠实际语言与文学系统之间的对等。翻译学可是一个灰姑娘,一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用于讨论翻译的语言与上位的主导文学研究的新批评词汇相比,真是令人吃惊的陈旧”。在文化派看来,其之前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语言的形式对应上,显得死板,而没有挖掘到语言后面更为强大的力量,即文化。他们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了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确,这些因素确实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但我们同时也能找到它们没有影响翻译的实例。赞助者可以是团体,如宗教集团、政党等,他们的影响可能从译本的选择开始,贯穿译本的整个形成过程。但是,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就意识形态而言,勒夫维尔和芭斯奈特一开始就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绝对化,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象无处不在,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行文或翻译策略的选择,甚至译者的呼吸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力量所操纵。其实,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相对的、有限的,译者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职业道德,他们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影响。关于主流诗学,译者可以和当某地的主流诗学不一致,以引进新的元素。如英国引进其他国家的韵、韵式和十四行诗,在当时是对既有文本框架的冲击,其结果是新的韵律基本上取代了以前流行的头韵。并且这些文化因素属于文本外因素。文化派将译语文化的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归为一类,违反了逻辑的矛盾性,因此也不可能总结出预测翻译现象和过程的规律。同时,他们沉浸在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研究,可能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冲破翻译学科的边界,使翻译研究从跨学科到无学科,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德里达提出:“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生存和发展。”由于符号的意义总是随其他符号既文本网络的空间上的区分余时间上的延搁暂时难以确定,因而词、句、段、文本均不可能有终极意义和不变的内核,文本是开放性的,是多种可能性的系统,无论多么权威的译本都无法穷尽原文的意义而将原文封闭起来。由于很多学者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福科提出:“纯粹意义上的原文是不存在的,原文的地位不应高于译文,更不能把坐着看得比译者更重要。”同时,文化学者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提出,“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赫尔曼指出,“译文绝不可能是原作内容的翻版”、“翻译等值是虚幻的”。铁木志科的操纵论淡化了翻译的本质,夸大了翻译的主体性。这些学者提出这些理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原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操纵原文。的确,语言是多意的,并始终处于流变之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非是强制的,符号或符号的组合往往会产生几种不同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句话会得到不同的阐释。但是,意义也有它很强的确定性的一面。客观事物的相对确定性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肯定客观事物的确定性,并不否认客观事物及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形式有变化性和灵活性。理解上的千差万别只体现于内涵,而不是外延,语言是主观的产物,但语言使用者没有绝对的自由,理解者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否则以语言写成的各种指导手册也就没用了。另外,流通中的意义也是可以确定的。正如奈达指出的:“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中,各个语言成分通常只有一个最好的理解。”因此,意义是相对确定的。译者无法改写、操纵源语,因为译之所以为译是因为“译乃易也”,易即转换,以传达原文的信息,它是与原文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学者所提倡的应是“伪译”,而伪译不属于翻译。
四、翻译学的取向
文化学派的出发点是对的,它扩展了传统语言学的视野,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译者在考虑语义转换的同时,注意到了文本外的各种因素。但是文化派的路却有点偏离了正轨。那么未来的翻译学又该如何取向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翻译学取向的目的,它是对语言哲学的思考,对认识问题的探索,对意义问题的挖掘,对人际交往问题研究的深化和对文化研究的回归。因此,我们不能就翻译谈翻译,就译法谈译法,而应在实际的过程中提纯理论,重要的是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际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等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想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过程中人际交际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语用学转向”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与胡塞尔登,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学哲学,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语用思维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蕴涵了认知转向的基础。语用学转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把语言和它的使用即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了唯科学主义思想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同时它把原文静态的翻译研究放在语用的动态层面上,把过去的所指和能指的固定性冲破,增加了主体因素和语境因素,使它变成一种动态的和变化的意义过程。语用学转向既可以避免语言决定论,又可以克服主体意志过分张扬。
关联理论作为语用学的一部分,对翻译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虽然不是翻译理论,也不是为翻译理论而设计的,但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并指导翻译活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关联理论作用于语篇的解读和转换。它分别在原语和译语两个语篇和各自的语境假设之间寻求两个语片之间的最佳关联。自上而下的关联原则和自下而上的语码操作协同原则,是译文区的最佳信度和效度,从而在原语语篇和译语语篇之间达到最大限度的投射映现。关联原则作用于形和意之间的张力,使形所蕴涵的意充分显现,使本身就是意的形也能再现。研究形和意的张力是为了抵制“译”蔓延为“非译”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认为形不用译,形式不是翻译的目标,但形式往往具有意义,它与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语言形式的译不是语义翻译,而是语用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所谓“对等”语码的转换,而主要是依据关联的类比。类比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形式,也体现于正常语码的转换,如应酬语。所以,关联原则对诗形、诗韵的翻译,象形文字的翻译等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翻译这些成分的时候,译者要在直译和意译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用直译对衍译进行制约,用类比对形似进行保证,以达到最佳关联。
五、结语
面对“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应以与时俱进的译学观念来看待。我们应承认西方翻译理论中文化学派的翻译理念丰富和发展原来的译学观。“文化转向”是多元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研究视角,与其他范式一样有优缺点。我们在吸收它的优点时,要看到它的不足,它把译学引入了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从而使翻译的本体受到拆解。每一个翻译范式都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只有对其进行辩证的批判,才能弘扬优点,推动更有生命力的翻译理论的建构。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轮[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Bassnett,Susan and Andre.Translation, History[C].London and Newyork:Printer Publisher,1990.
[3]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2004:53-59.
[4]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90-96.
[5]王凯凤.翻译研究与文化转向[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1:90-92.
[6]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2004.
[7]张美芳.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J].中国翻译,2006,5: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