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有关“我国西部生态化发展”的新书，全名为《循环产业集群——西部地区生态化发展的新型产业组织模式》（以下简称《西部发展》）。其作者蔡绍洪是我国西南边远省份的一位有着理学学术背景的经济学家。阅读该书，联系其他同类文献的启迪和思考，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上，仍然给我们传统观念以巨大的震撼与冲击。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动人的一幕，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工业化的起飞阶段。那时，看到我们周围由一片旷野一下子变成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景象，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欣鼓舞和无比激动，哪曾想到工业文明的兴起正在带来废气、废水、废料，即将对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我们响应“除四害”的号召，去城郊或屋檐下逮麻雀等害鸟和害虫，哪里懂得这种行为正在对人类的生态平衡造成巨大破坏。我们的愚昧和无知长期被认为是文明、进步和智慧，直到有一天受到大自然的反抗和惩罚，疾病增加、气候反常、食品不安全等，才有所觉醒。当然，同任何新发现一样，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而且往往遭受误解、嘲笑，甚至打击和迫害。世界上最先站出来以科学的调查与论证，大声呐喊生态文明的是《寂静的春天》的作者—— 美国女作家、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r Carson）。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多年的生物学研究，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那本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当人们用农药DDT，以及其他化学药品等杀虫剂杀死蚊虫等害虫时，也会由于这种杀虫剂而破坏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她还列举大量工业发展与核试验等所谓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的种种事实，证明世界和未来将会遭受不堪设想的后果。她警告说：“我们的后代未必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担负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出的过失。”（[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11页）她的那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正在与世隔绝的我们还毫无所知，她的美国同胞有幸能够读到该书，但也未必都赞同她的观点，甚至为了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称其为“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现在，全世界对她关于保护环境的观点与警示几乎已经毫无争议，可是，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其间人类又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问题在于这种代价由于种种原因还在继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还是一个持续性的课题。
　　如上所述，最先呼吁工业文明发展应当与生态文明和谐相处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生物学家，这当然同经济发展危及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有关。但是，也从另一方面提出警示，经济学研究不应在时间上过于短视，在视野上过于褊狭，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其出发点是，工业文明的发展任何时候都要有利于而不是危害生态文明的发展。我国是后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注意到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给全球生态平衡带来破坏的教训，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经济发展在区域上是不平衡的，东部沿海先走一步，西部开发滞后一些。我国西部经济发展落后，西部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低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东西部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差距越拉越大。西部大开发，迫在眉睫，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怎样实行西部大开发？人们非常担心西部大开发变成西部生态大破坏。根据蔡绍洪教授书中的描述，人们上述的担忧不是多余的。首先，这么多年来，西部资源环境在破坏。由于在资源开采中，采主弃副、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甚至掠夺式开采，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和破坏；其次，生态环境在恶化。西部森林本来就缺乏多样性，生态功能失调，加上滥砍滥伐，导致生态破坏，气候恶化；再者，水土流失很严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达70%，长江中上游这类面积也达35%，因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二○○五年，这类突发性地质灾害竟占全国70%以上。還有，环境污染也在加剧。废水废气污染的空间范围在扩大，每一元GDP产值的污染排放是全国的1.14倍，是东部的1.53倍（《西部发展》，115-116页）。显然，我们仍然面临着西部开发的困境，我们必须摆脱贫穷—开发—生态破坏—生存危机的发展陷阱。我们正在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但这是一条不平坦的路。
　　为了走出这条全国人民似乎已经取得共识的科学发展之路，也许还有某些认识问题需要深化，已有的传统理念需要转变，甚至一些重要概念也应重新审视与定义。这里涉及生产力的增长，又涉及人民幸福度的提升。长期以来，我们给生产力的定义是：生产力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表明“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或者“某一社会的人们征服与控制自然的能力”（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78页）。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对的。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是否人一定要“征服”和“控制”自然呢？从起源的意义上看，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员，他本来就是与周围的山川湖海、动物植物互利共生的，没有权利超然其上，与之对立并征服和控制它们。再者，实践表明，人类所有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努力，所谓“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翻江倒海”、“人定胜天”都是徒劳的，天地日月、风雨雷电、世上万物均有其自然规律，那是不可改造、征服与控制的。相反，人类曾经有过的滥伐森林、过度放牧、大规模捕杀野生动物、大量使用化学杀虫药剂、肆无忌惮地排放二氧化碳等一些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已经或正在遭到大自然的灾难性惩罚。人类必须在反思的基础上，从理念到行动对“生产力”的内涵重新定义。生产力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利用自然规律生产物质产品与服务的能力。
　　撇开自然，即使单从人自身考察，生产力增长也不是最终目的，生产力不过是达到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手段。蔡绍洪教授这本关于《西部发展》的著作，对发展目标的定位很明确，发展不是最终目的，发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是为了提高“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且具体体现为“增加就业”、“提高职工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西部发展》，163页）。在蕾切尔·卡逊那本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中，曾经以激烈的言辞批评那些在生产过剩时仍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加大生产量的商业行为，似乎生产自身就是目的，而人们幸福生活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却是无足轻重的（《寂静的春天》，7页）。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日益迫切地提到日程，我国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种单纯以GDP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理念已经发生变化。那么，除了GDP这一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外，还有什么综合指标能够代表发展水平呢？有的提出“绿色GDP”的概念，有的提出“民生”（其中包括生态环境、居民收入等指标）的概念，其实，都不如“公众幸福”这一概念更为根本和更加明确。正如古代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说：“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英炜：《人生价值哲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二○○七年版，265页）当前世界上有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如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荷兰的鹿特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等研究机构每年都发布各国幸福指数的排名，不仅仅是GDP的排名，足以证明居民幸福水平的提高已经日益引起全球的普遍重视。如果说GDP能够代表发展的数量，那么，幸福指数恰恰代表的就是发展的质量。这就是说，不能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GDP增长再多再快也是毫无意义的。生态环境是制约居民幸福提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关心环境保护就是关心人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