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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词学之“正变”论，始终以“婉丽为正，豪放为变”为主要思路。故秦观以《淮海词》之精微柔婉特质，被奉为婉约之宗、当行词手。当此之际，传统诗学对“正变”论之影响不减。以吕本中对秦观的创作期划分来看，宋人在注重词体风格的同时，亦从时代判定作者创作分期，将作品置于政治环境之下加以关照，发展了词学“正变”论。本文试以《淮海词》为例，从“正变”论之发展、《淮海词》之风格流变等方面，结合秦观身世，兼及婉约、豪放两大风格以探讨之。
关键词：秦观《淮海词》词学“正变”
Abstract: It was a common sense that the train of thought about “graceful and restrained is orthodox school while bold and unconstrained is alternative” had been the main part of the debate called “orthodox school and alternative” in the study of ci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lthough Qin Guan was regarded as a respectable master in plaintive ci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graceful and gentle， the study of poem still has an influence on ci. According to the separate period analyzed by Lv Benzhong， people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not onl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tyle of ci， but also the period of work.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take Huaihai ci for example， and discuss from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bate about “orthodox school and alternative”， the different styles about Huaihai ci and so on， which will also take Qin’s lifetime into consideration.
Keywords: Qin Guan; Huaihai ci; the Debate about “orthodox school and alternative”.
北宋的词学“正变”论蜕变于传统诗学，与之既关联又疏离，以宋人对《淮海词》的评定中可见一斑。当值词坛巨变之际，以秦观为代表的词人却毋宁是远祖温韦、圭臬《花间》而复雅归宗。以此时词坛上的“正变”论主流而言，《淮海词》无疑是其所标榜的“正体”，众多词手认祖归宗的一面旗帜。其作多婉约柔美之辞，情韵兼胜之语，合乎绵软、可歌的传统审美标准，正当以“婉丽为正”论之。然则观其一生，少负豪隽之气，又师从苏门，官运数奇，一生怀抱百忧，且不特以词名彰显，故又以身世遭际之变以观之。
一、婉丽为正
《双溪集》赞曰：“（秦观）校理词，落尽畦畛，天心月胁，逸格超绝，妙中之妙。”言虽过，却体现了鲜明的崇尚正统之意识。李清照《词论》称秦少游等为“知音”，晁无咎言“当世词手，唯秦七、黄九”，又云“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凡此种种，皆视秦观为当行词宗，婉约巨擘，已是定论。及明代张綖首倡“婉约”、“豪放”二种词风，以分“正变”。《诗馀图谱·凡例》后附识云：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秦少游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是以将晚唐以来文人词的传统风格形态（即婉约），与自北宋起常用于评词的“豪放”之说并论。以“婉约为正”，则雄奇奔放甚至不协音律、恣意纵横的豪放之流为“变”。宋人认秦少游为词家正宗，无外乎其词幽俊香艳、艳丽流畅之质。依龙榆生先生之说，秦观年少时多“应歌娱人”之作，所以柔情曼声，摹写殆尽。如《画堂春》云：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其中以精心细腻之举，顾影自怜之态，现出要眇宜修，惆怅轻微，含蓄有致。“落红铺径”，水仅“平池”，却不似“林花谢了春红”之悲叹；“小雨霏霏”，而无凄厉摧残之态势；结句“春归”之景，不过示以“无奈”二字。“手拈花枝”一语，何等幽微深婉。尤以“放花无语对斜晖”为妙，相比于传统的“摘花”、“插花”、“折花”甚至“葬花”之情感，更多深情怜惜。故后人赞其词，曰：“体制淡雅，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似而知味。”是为闲雅而有情思，又得小雅之遗。以此合“柔婉醇正”之质，可谓妙绝。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云：“他人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外传”。以“心”字论之，盖有其对词之“正体”匠心独运之意。
二、遭际之变
陈师道《秦少游字序》曰：
秦子从东来。别数载矣，其容充然，其口隐然。余惊焉，以问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
可见其少年强志，《宋史》又称：“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乃以年少气盛，未免有血气方刚之作。
《望海潮·越州怀古》曰：
秦峰苍翠，耶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鸳瓦雉城，谯门画戟，蓬莱燕阁三休。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台荒，苎萝村冷起闲愁。
何人览古凝眸，怅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梅市旧书，兰亭古墨，依稀风韵生秋。狂客鉴湖头，有百年台沼，终日夷犹。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
《淮海词》中，类乎此作大致为二十七首，多是志笔深长，有梗概气，堪同东坡齐唱“大江东去”。相较于“应歌娱人”之作，自是气象不同。或云其词初期多为应歌之作，中经宦游，虽自出清新，终归婉约，晚来则一变而为凄厉之声。按如此三分，则哀婉之词、慷慨之语，不仅无法用“当行本色”来总括，甚至连“婉约”、“豪放”二类亦不能一言以蔽之。（下转164页）（上接121页）然则少游独被奉为婉约之宗，当行词手，其中不无矛盾。
首先，这不仅在主观上造成《淮海词》词风的单一倾向，甚至连同秦观早年所擅长的诗、赋等文体，也终被婉约词名所掩盖，连其诗作也被戏称为“女郎诗”。如前文所述，婉约之态符合了词人追求审美的需要，使词意隽永、丰富，尤其具有观赏性。以此形成的主流“正变”论，势必以“婉约”为准则，遍照词作，取《淮海词》之精华，而忽略不合之作。
其次，尽管北宋年间，词坛以主流“正变”论对词风进行主观取舍，但承认《淮海词》风格不一的，也不乏其人。吕本中《童蒙诗训》言：“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其中“与旧作不同”一句，但说风格有异，他以元符元年，自郴州编管横州为界，以分少游之作。这样一分为二，郑重地指出后期风格之迥别，大致不错。
由以上来看，词在北宋发展过程中，凭借着文人之力终于在正统文学中获取一席之地，并且独立地顺着既有的审美特质继续发展。而诗学对词理的关照，依旧有补于正在成形和发展的“正变”论，并对“婉约”与“豪放”、“正宗”与“旁支”的纠葛起着某种修正作用。当代朱东润先生将吕氏的分法细化，以熙宁二年（公元一零六九年）秦少游作《浮山赋》至年丰八年（公元一零八五年）为其创作的前期，中期则以绍圣元年（公元一零九四年）为下限，其中包括了整个元祐时期，视为创作之盛时，其中绝大多数的当行之词，盖作于此时。后期则以元符三年（即卒年）止，而作为晚期开端的圣绍元年，较之吕本中之分法，又提前三年，是将仕途受挫这一因素强化，亦是对龙榆生先生所提的三段论的具體解说。对于秦观的后期之作，学者皆定为“凄切哀婉”。若纯以“婉约”、“豪放”二体而论，则置“凄婉”于何地？是“婉”也，而其意甚悲，绝无“艳科”之理。如其暮年《千秋岁》云：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鹩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此词不仅有别于年少气盛时的豪迈之作，亦有别于莺歌燕舞、酒边花下的婉丽之音。一如迟暮之年，哭诉断肠之句，凄凄不似向前声。身世遭际，可见一斑。比之少年意气，中岁仕宦，晚来则置身贬所，时长七年，而其作不过五十七首，多类此风。以此观之，从时间而下，后论婉约、豪放，是“正变”论之补正。
参考文献：
[1]郭绍虞.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89-190
[2] 王水照.唐宋文学论集[M].山东：齐鲁书社，1984：297-299
[3]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66-380
[4]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66-380
[5]朱东润.淮海集笺注·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7
作者简介：
胡晓笑，女，（1989.10～)，浙江宁波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学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关键词：秦观《淮海词》词学“正变”
Abstract: It was a common sense that the train of thought about “graceful and restrained is orthodox school while bold and unconstrained is alternative” had been the main part of the debate called “orthodox school and alternative” in the study of ci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lthough Qin Guan was regarded as a respectable master in plaintive ci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graceful and gentle， the study of poem still has an influence on ci. According to the separate period analyzed by Lv Benzhong， people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not onl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tyle of ci， but also the period of work.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take Huaihai ci for example， and discuss from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bate about “orthodox school and alternative”， the different styles about Huaihai ci and so on， which will also take Qin’s lifetime into consideration.
Keywords: Qin Guan; Huaihai ci; the Debate about “orthodox school and alternative”.
北宋的词学“正变”论蜕变于传统诗学，与之既关联又疏离，以宋人对《淮海词》的评定中可见一斑。当值词坛巨变之际，以秦观为代表的词人却毋宁是远祖温韦、圭臬《花间》而复雅归宗。以此时词坛上的“正变”论主流而言，《淮海词》无疑是其所标榜的“正体”，众多词手认祖归宗的一面旗帜。其作多婉约柔美之辞，情韵兼胜之语，合乎绵软、可歌的传统审美标准，正当以“婉丽为正”论之。然则观其一生，少负豪隽之气，又师从苏门，官运数奇，一生怀抱百忧，且不特以词名彰显，故又以身世遭际之变以观之。
一、婉丽为正
《双溪集》赞曰：“（秦观）校理词，落尽畦畛，天心月胁，逸格超绝，妙中之妙。”言虽过，却体现了鲜明的崇尚正统之意识。李清照《词论》称秦少游等为“知音”，晁无咎言“当世词手，唯秦七、黄九”，又云“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凡此种种，皆视秦观为当行词宗，婉约巨擘，已是定论。及明代张綖首倡“婉约”、“豪放”二种词风，以分“正变”。《诗馀图谱·凡例》后附识云：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秦少游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是以将晚唐以来文人词的传统风格形态（即婉约），与自北宋起常用于评词的“豪放”之说并论。以“婉约为正”，则雄奇奔放甚至不协音律、恣意纵横的豪放之流为“变”。宋人认秦少游为词家正宗，无外乎其词幽俊香艳、艳丽流畅之质。依龙榆生先生之说，秦观年少时多“应歌娱人”之作，所以柔情曼声，摹写殆尽。如《画堂春》云：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其中以精心细腻之举，顾影自怜之态，现出要眇宜修，惆怅轻微，含蓄有致。“落红铺径”，水仅“平池”，却不似“林花谢了春红”之悲叹；“小雨霏霏”，而无凄厉摧残之态势；结句“春归”之景，不过示以“无奈”二字。“手拈花枝”一语，何等幽微深婉。尤以“放花无语对斜晖”为妙，相比于传统的“摘花”、“插花”、“折花”甚至“葬花”之情感，更多深情怜惜。故后人赞其词，曰：“体制淡雅，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似而知味。”是为闲雅而有情思，又得小雅之遗。以此合“柔婉醇正”之质，可谓妙绝。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云：“他人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外传”。以“心”字论之，盖有其对词之“正体”匠心独运之意。
二、遭际之变
陈师道《秦少游字序》曰：
秦子从东来。别数载矣，其容充然，其口隐然。余惊焉，以问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
可见其少年强志，《宋史》又称：“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乃以年少气盛，未免有血气方刚之作。
《望海潮·越州怀古》曰：
秦峰苍翠，耶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鸳瓦雉城，谯门画戟，蓬莱燕阁三休。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台荒，苎萝村冷起闲愁。
何人览古凝眸，怅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梅市旧书，兰亭古墨，依稀风韵生秋。狂客鉴湖头，有百年台沼，终日夷犹。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
《淮海词》中，类乎此作大致为二十七首，多是志笔深长，有梗概气，堪同东坡齐唱“大江东去”。相较于“应歌娱人”之作，自是气象不同。或云其词初期多为应歌之作，中经宦游，虽自出清新，终归婉约，晚来则一变而为凄厉之声。按如此三分，则哀婉之词、慷慨之语，不仅无法用“当行本色”来总括，甚至连“婉约”、“豪放”二类亦不能一言以蔽之。（下转164页）（上接121页）然则少游独被奉为婉约之宗，当行词手，其中不无矛盾。
首先，这不仅在主观上造成《淮海词》词风的单一倾向，甚至连同秦观早年所擅长的诗、赋等文体，也终被婉约词名所掩盖，连其诗作也被戏称为“女郎诗”。如前文所述，婉约之态符合了词人追求审美的需要，使词意隽永、丰富，尤其具有观赏性。以此形成的主流“正变”论，势必以“婉约”为准则，遍照词作，取《淮海词》之精华，而忽略不合之作。
其次，尽管北宋年间，词坛以主流“正变”论对词风进行主观取舍，但承认《淮海词》风格不一的，也不乏其人。吕本中《童蒙诗训》言：“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其中“与旧作不同”一句，但说风格有异，他以元符元年，自郴州编管横州为界，以分少游之作。这样一分为二，郑重地指出后期风格之迥别，大致不错。
由以上来看，词在北宋发展过程中，凭借着文人之力终于在正统文学中获取一席之地，并且独立地顺着既有的审美特质继续发展。而诗学对词理的关照，依旧有补于正在成形和发展的“正变”论，并对“婉约”与“豪放”、“正宗”与“旁支”的纠葛起着某种修正作用。当代朱东润先生将吕氏的分法细化，以熙宁二年（公元一零六九年）秦少游作《浮山赋》至年丰八年（公元一零八五年）为其创作的前期，中期则以绍圣元年（公元一零九四年）为下限，其中包括了整个元祐时期，视为创作之盛时，其中绝大多数的当行之词，盖作于此时。后期则以元符三年（即卒年）止，而作为晚期开端的圣绍元年，较之吕本中之分法，又提前三年，是将仕途受挫这一因素强化，亦是对龙榆生先生所提的三段论的具體解说。对于秦观的后期之作，学者皆定为“凄切哀婉”。若纯以“婉约”、“豪放”二体而论，则置“凄婉”于何地？是“婉”也，而其意甚悲，绝无“艳科”之理。如其暮年《千秋岁》云：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鹩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此词不仅有别于年少气盛时的豪迈之作，亦有别于莺歌燕舞、酒边花下的婉丽之音。一如迟暮之年，哭诉断肠之句，凄凄不似向前声。身世遭际，可见一斑。比之少年意气，中岁仕宦，晚来则置身贬所，时长七年，而其作不过五十七首，多类此风。以此观之，从时间而下，后论婉约、豪放，是“正变”论之补正。
参考文献：
[1]郭绍虞.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89-190
[2] 王水照.唐宋文学论集[M].山东：齐鲁书社，1984：297-299
[3]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66-380
[4]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66-380
[5]朱东润.淮海集笺注·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7
作者简介：
胡晓笑，女，（1989.10～)，浙江宁波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学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