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杭州等大城市近日将整治“中国式过马路”作为改善交通出行环境的一项重点工作。记者认为，由乱到治，尽管一开头是非常艰难的，各方矛盾也会很尖锐，但是这一社会改变方向一定要肯定，这是有助于全国一盘棋推动公民守法意识和交通文明建设的好事，需要像整治酒驾一样持之不懈地抓下去。
　　目前，各地针对“中国式过马路”采取的治理措施包括：对不听劝阻、带头闯红灯的“中国式过马路”者进行处罚，采用现场大屏幕曝光治理等。大量警力、交通协管员等人力的重点投入，社会、媒体的高度聚焦，无疑将让整治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在记者看来，“中国式过马路”得到根治任重道远，注定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坚持严格执法、教育的同时，要尽最大可能消除人与城市规划建设、人与机动车之间的矛盾。
　　回顾“中国式过马路”这一现象，被媒体高度关注是在去年。但是，这种乱象已经存在许多年头了。回想一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机动车很少的时候，大城市里的步行、自行车等交通参与者，对信号灯、路口警察的指挥还是基本服从的。但是经过最近30多年机动车爆发式增长，以及城市半径的野蛮扩张，“中国式过马路”终于成为人们不经意间养成的顽疾。
　　城市越来越大，机动车越来越多，然而，伴随着城市和车流的快速膨胀，行人的权益是否得到足够尊重和保护，这要打个问号。记者长期观察发现，越是在大城市，行走越是不易。本来就不宽的人行道被经商者、乱停车者占去不说，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的设置和间隔距离也考验着行人的体力和意志。不夸张地说，很多超大城市在这30多年的扩张过程当中，忽视了城市“以人为本”的基本定位。
　　再以大城市中的人行红绿灯来说，虽然很多都设置了行人统计按钮，但多数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很少能真正根据人流量的多少来控制时间节奏。在为车流服务的信号灯控制节奏中，还会出现行人要面对空旷马路等红灯的情况。不可否认，这也是行人闯红灯“抢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北京等大城市都在围绕公交优先的发展战略积极构筑地铁网络等绿色出行硬件设施，但需要注意的是，行走无疑是公交出行最重要、最基本的配套。让“零排放”的步行者在城市中方便、安全、快捷地行走，应当成为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建设、配套时的重要目标。
　　必须提到的还有人与车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伴随着机动车爆炸式增长、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成熟而不断进化的。从早些年一些地方极端的“行人间红灯撞了白撞”，再到2∞4年版道交法曾经引发巨大争议的“第76条”，人与机动车在城市中也在寻找着法律与文明天平上的平衡点。但归根到底，各自守法是人与机动车都要遵循的底线，而礼让和保护行人则是机动车不能逾越的红线。
　　例如，新华社驻外记者就发现，在新加坡，即便行人乱穿马路会被处罚，也并不意味着路权的优先顺序有所改变，新加坡交规对机动车司机的处罚远比对行人处罚严厉。这值得国内借鉴。尤其是在行人绿灯时的右转弯机动车，要学会守法礼让，而不是凭借一两吨重的金属保护带来的动能优势野蛮抢行。（来源：2013年4月1 5日新华网）（编辑/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