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很多人理解的光是經济学意义上的供给，我的理解则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给，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
　　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郑永年先生。
　　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学者之一。他的很多观点，往往能超越各种政治化的纷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给予公允和有说服力的解读和分析。
　　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是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主任。我读他的文章，以前更多的是通过新加坡早报网；后来，发现《参考消息》也开始高频率地转载他的文章了。对此，他颇为自豪地说，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好好地做学问，把中国解释清楚。
　　郑永年做学术的价值，在于他的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比如，他提出，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
　　这个观点，在他的新著《未来三十年》（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月出版）中，有具体的阐述。
　　他说，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既得利益构成压力。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是很难的。因为，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而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就要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的利益、旧的体制，就不得不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
　　那么，当下，有哪些旧体制，需要去改变，或需要去破除？换言之，有哪些新体制需要去创新？
　　郑永年认为，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成功，动力在于五个角色的良性互动，即中央政府加上“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
　　而当下最严峻的问题，是“四条腿”的作为问题。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这两条腿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这一块外，其他方面也不怎么作为；外资看似平稳，但难以突破。
　　所以，郑永年呼吁，中国要顺利实施“十三五”规划，就得提供新的制度供给，提供新的制度体系。
　　主要是三大领域。
　　一是，要化解反腐败和改革动力之间的矛盾。
　　他不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从长远看，反腐败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非常有利。但是，从短期看，反腐败对经济是有些成本的，即“整顿成本”。
　　所以，反腐败要尽量减少对企业运作的负面影响，要建立健全新的政商关系，要大量起用新人。
　　郑永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情况是，一旦一家企业的老总出事了，整个企业就完了；要整治政商关系了，就对商人避而远之了；清除了腐败者，起用的新人，则大多或没有能力作为，或不敢作为。诸如此类的情形，已严重影响着企业和政府的运作。
　　其实，中央也已看到这些问题，并开始着手改进。比如，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国工商联代表、委员座谈时，就提出要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要做到“亲”与“清”。另外，习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也要对不作为官员零容忍。
　　二是，要处理好法律与改革之间的矛盾。
　　郑永年建议，要清理旧的法律，加快分权，保护改革者。
　　他认为，中国在立法方面，往往重视加法，忽视了减法，而很多法律，已不合时宜，严重约束了改革。还有，法律要保护改革者。改革者得不到保护，官员就肯定不敢作为。
　　三是，要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
　　郑永年认为，中央政策除了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外，政策的落地，还有赖于官僚体系的执行力。
　　改革一定是有风险的，没有风险，哪谈得上改革？不容许改革者犯任何错误，将犯错误和腐败之间画等号，就没有哪个官员敢于承担风险。
　　还有，政务官的选拔、任用，还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就必然会影响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总之，郑永年一再强调，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今天，中国已处于“中等收入陷阱”边缘，发展仍然是要务，是硬道理。如果发展是可以持续的，则所有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如果发展一旦出现重大问题，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化。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种时候，郑永年先生走出象牙塔、“国事家事事事关心”的做法，就显得尤为必要且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