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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曾隐姓埋名30年，如同他领衔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一样，潜行于深海之中，虽然力量无穷，却寂静无声。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才进入公众视野。当媒体赞誉他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时，他绝不接受：“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我不是什么‘之父’，而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拓荒牛’。”
1925年，彭士禄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湃的儿子。彭士禄3岁时，任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的母亲蔡素屏牺牲；4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的父亲彭湃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彭湃就义后，反动派三天两头就去彭家骚扰，叫嚣：“彭家的人抓一个杀一个！一个不留，斩草除根。”彭士禄的奶妈背着他东躲西藏，转移了二三十家。每到一家，他就叫那个家的人做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他回忆说：“我有20多个‘爸’‘妈’，他们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
一天，彭士禄正准备跟一位“爸爸”去打鱼，地下交通员陈永俊“哥哥”带来两个人——东江特委负责人张国星、林甦，他们决定带彭士禄去中央苏区。他们5个人上了船，在通往苏区的必经渡口，张、林因身份暴露被捕，彭士禄按事先约定的口径，说张、林是半路搭船的买卖人，这样，彭士禄和“爸爸”“哥哥”才得以释放。
被捕后的第七天，张、林二人在梅县被国民党杀害。如果二人供出彭士禄是彭湃之子，应当是可以“立功”保命的，但他们没有那样做。彭士禄感慨：“我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933年，彭士禄被转移到陈永俊家，他认陈母潘舜贞为“姑妈”，还有一个“姐姐”，三人相依为命。是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由于叛徒出卖，反动派一大清早包围了潘家，彭士禄和“姑妈”被捕，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
监狱的难友见彭士禄衣衫褴褛，就凑钱给他做了一件红格子小褂和一条蓝格子裤子，他穿上了这套“百家衣”。几个月后，8岁的彭士禄被单独转移到汕头石炮台监狱，狱方给他拍照。《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大肆宣扬“‘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
时已冬日，沾满铁锈的窗外是大海，寒风夹着海浪的呜咽，显得阴森可怖。彭士禄披着麻袋片，在牢房里瑟瑟发抖，常常在梦中惊醒。后来，他被送到了广州感化院监狱，接受了一年的“感化”后被释放。他独自寻路回到“姑妈”家，可“姑妈”仍在坐牢，“姐姐”不见人影，他只好跟着“婶娘”乞讨度日。
1936年夏，在香港避难的周凤得知孙子的下落，便托人把他带到香港，12岁的彭士禄开始发奋读书。因为家里生计困难，他不得不跟着大人学糊火柴盒、粘胶鞋补贴家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士禄与堂弟彭科偷偷离开香港，直奔惠阳平山，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为一名小游击队员。但由于身体太弱，彭士禄不幸染上疟疾，高烧不退，又被秘密送回香港，在地下党负责人连贯的家中养病。
连贯把彭士禄以及逗留在港的十几个烈士遗孤和家属情况，报告给了在重庆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决定先把他们接到重庆，然后再转送延安。1940年秋，香港地下党派人护送，彭士禄等十几人经桂林抵达重庆。周恩来慈祥地对彭士禄说：“你长得很多地方像你父亲。你知道吗，15年前我（从法国）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还说，“孩子，现在要送你去延安……要继承先烈的遗志，要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彭士禄和其他烈士遗孤一起到了延安。
站在宝塔山下，彭士禄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他视童年的苦难为宝贵的财富：“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我对人民永远感激。”
也许是经历过太多苦难的缘故，彭士禄显得有些老成持重，不爱说话，常常独自一人留在学校里读书或劳动，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这使他在同学中出类拔萃。
1941年9月，16岁的彭士禄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同李鹏（后国务院总理）、黄毅诚（后国家能源部部长）等是同学。因为他只上过两年学，学习很吃力，但他很倔强，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他的成绩很快就追了上来，还当了二班第四组组长。在一次小组会上，他说：“我们的父母亲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对得起党？”这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1944年春，彭士禄转到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学习。1945年8月1日，作为模范学生，彭士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自然科学院迁到河北张家口，彭士禄在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化工班一邊学习化工知识，一边从事化工、炸药生产。1946年10月，彭士禄跟自然科学院教授李苏到炸药厂工作，用土法生产硝化甘油支援前线，他的手因常溅上硝酸、硫酸溶液，留下了许多小疤痕。
抗战胜利后，彭士禄先后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工学院深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一批急需的建设人才，组织决定选派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到苏联留学。1951年8月，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留学考试。此后，彭士禄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1955年转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成绩获得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
就在彭士禄留学期间，1954年1月，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它全长98.7米，宽8.4米，吃水6.6米，水面航速22节，水下航速23节。最大潜深150米至200米，能够以最大航速在水下连续航行50天、航程3万海里而无需添加任何燃料。从1954年1月下水到1957年4月第一次更换燃料棒时，“鹦鹉螺”号总航程达62526海里，仅消耗了几千克铀，其间，它还成为第一艘在水下航行到北极点的潜艇。这是继原子弹爆炸后，再度震惊世界的大事。 1956年5月的一天，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突然召见彭士禄等几位留苏学生。陈赓对彭士禄说：“美国、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也要有这些东西……中央的意见是安排相近专业的学生改学新的专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彭士禄几乎想都没想就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这样，彭士禄又进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
当时培养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国内培养25～26名大学生的费用，需要国内25～30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苏联教授每授一节课，除了领正常工资外，中方还要额外付给他们80卢布。彭士禄被深深震撼了，牛劲也跟着上来了，他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争分夺秒地发奋学习，全面掌握了反应堆物理、热工、水力、控制、屏蔽等主要理论知识，成为中国核事业的优良种子。
在留苏的7年里，彭士禄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他和在喀山化工學院有机系留学的马淑英相识、相恋。1958年4月回国后，二人在北京喜结连理。
彭士禄学成归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核工业）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此时，国家正在酝酿一个与他的专业有关的重大决策。鉴于核潜艇以高隐蔽性和攻击性构成巨大的战略核威慑力，1958年6月，在聂荣臻主持的一次国防技术委员会的机密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的绝密文件，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
于是，一项代号“09工程”的核潜艇研制项目开始启动。彭士禄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主攻核动力，为核潜艇设计动力“心脏”。彭士禄和同事们怀揣报国之心，带上馒头和咸菜，钻进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潜心研究，3个月后，提出了一批攻关课题。
中央特批“09工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调人才，于是彭士禄的核反应堆研制队伍扩展到200余人。然而，当时国家无力同时进行原子弹、核潜艇的研制。中央决定，先全力以赴搞原子弹攻关，核潜艇列入调整项目。二机部保留一个核动力研究室，只留下50多人，由彭士禄任主任。
原先从事核动力研究设计的许多骨干都被调去搞原子弹了，留下的除少数几位懂核专家，基本上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所学专业是化学、机电、物理等，跟“核”一点都不搭界。同时，研究还面临资料奇缺的问题——只有5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彭士禄听说外交部有一位外交官刚从国外买回一个核潜艇模型，如获至宝，千方百计把那个模型要了过来。
一切几乎从零开始。彭士禄说：“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面对人才匮乏的情况，彭士禄给出药方：“自教自学，使研究人员尽快都姓‘核’。”他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核动力专家给大学生系统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
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多为英语的情况，彭士禄带头组织大家学习英语。早晨5点钟就起床背英语单词，日常也见缝插针地背，同时阅读大量与核有关的英语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大家基本过了英语阅读关，也摸清了国外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当时经济条件困难，彭士禄便利用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兼职的收入，自掏腰包，维持着50人团队的最低生活水准。科研一直没有停过，每人负责一个课题，从不同角度对核动力进行调研与攻关。在用于研究计算的工具中，最“尖端”的就是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多数时间里，大伙都靠拉计算尺、打算盘演算数据。大热天的深夜里，彭士禄经常穿着大裤衩，汗流浃背地在办公室里加班演算。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硬是靠人工把海量的数据演算了出来，建立起核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
就是这样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这些“门外汉”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研究的前沿，锤炼了一支攻克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突击队”，为向核反应堆设计发起“总攻”打下了人才基础。
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了这件镇国利器，国家可以腾出手来研制核潜艇了。1965年3月，周恩来召开中央专委会，决定核潜艇工程（“09工程”）重新上马，时任国防科委七院十五所（核动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的彭士禄激动万分。
核动力装置是核潜艇的“心脏”，为了确保一次就研制成功，彭士禄等核动力专家建议，先建一个陆上模式堆，即先在陆地上按照核潜艇在海上航行的状况做模拟实验，当完成陆上模拟、定型后，核反应堆就可以复制装在潜艇上。这也是美、英、法等国的共同做法。他还建议，在建设陆上模式堆的同时，做好艇上设备的订购，当陆上模式堆试验成功后，马上在艇上安装，如果发现问题也及时反馈到艇上。这种交叉并进的做法可节约大量时间。
然而，大家对这个方法意见不一。反对意见认为，建模式堆是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的“爬行主义”，不仅使经费提高，而且还会延迟核潜艇下水的进度，应该直接将反应堆装在艇上，一步到位。
彭士禄顶着压力，与钱三强、赵仁恺等专家交换意见，认为建模式堆先行先试是不可替代的，不经过陆上模拟试验而直接装艇的危险性太大。陆上模式堆不仅可以验证设计、摸索核裂变的规律、考验材料设备，还可以培训工人和艇员。最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核潜艇一次性建造成功。
1965年8月，周恩来、聂荣臻最后表态，为了核动力潜艇一次建造试验成功，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并将建成时间定在1970年。
代号“909基地”的中国核潜艇核心技术——核动力研制项目，乘着三线建设的东风，落户四川夹江南安乡的大山丛中。为了保密，工作人员对外称这里是“西南水电研究所”，成了当地群众眼中“搞水电”的神秘人。因级别限制，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工程副总工程师，实际行使着总工程师的职权。 “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彭士禄告别妻子儿女，只身离京入川，带着他的攻关团队，扎营“909基地”啃硬骨，开始陆上模式堆建设，为核潜艇寻求动力之源。初创时期，彭士禄和一个普通的三线战士一样，吃的常常是山上采来的野菜、蘑菇；喝的是取自稻田、池塘、河沟的水，因饮用水不卫生，经常拉肚子；住的是就地取材用石头和泥巴垒起来的“干打垒”房，睡的是木板上铺着的草袋子。
1969年3月，陆上模式堆主厂房落成。彭士禄随安装队住进了主厂房，他一身工装，安装中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核燃料元件运到了火车站，司机们担心有放射性，都不愿意去，彭士禄的牛劲又上来了，说：“哪有什么放射性？我跟你们一起去！”边说边跳上了一辆大卡车。到了车站，一个个装有核燃料元件的绿色箱子装上了卡车，见有的司机还在迟疑，彭士禄直接坐在了第一辆卡车的绿色箱子上，司机们看到了，才解除了顾虑。
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马淑英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毅然放弃北京化工学院的工作，带着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加入了“909基地”建设的行列，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动力装置反应堆启动和达到满功率的全过程。
我国研制核潜艇是从零起步的，因此，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经常发生激烈争论。所有问题最终都会摆在总设计师彭士禄的面前，他的态度是：“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来说话。最后，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来负责。”他往往在有七分把握时就果断拍板，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加以完善。在核潜艇研制中的惯性导航、水声、武备、造水装置等重大技术问题上，都是由他拍板决定的。
“拍错了我负责，要砍头砍我，要坐牢我去，陆上模式堆搞出来，可以给我提一万条意见。”他坦然说道。他因此还得了“彭拍板”“彭大胆”两个雅号。当然，他拍板绝非盲目，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們拿数据来和我讲话。”其实，所有数据他自己都算过，拍板时他心里有数。正是他的果敢，保证了核潜艇的研制得以紧张、快速、有序地进行。
1970年夏，核潜艇模式堆启动试验在“909基地”举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原子弹、氢弹试验，参试人员可以远离现场遥控，而模式堆试验，参试人员必须在设备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人员和整个装置将一起化为灰烬，后果严重。
就在模式堆试验即将启动升温、升压的关键时刻，7月15日、16日，周恩来用两天时间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详细听取试验现场准备情况的汇报。周恩来一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彭士禄站起回答：“总理！我来了！”在彭士禄汇报过程中，周恩来多次插话询问细节，反复强调“工作中容不得半点马虎”。在汇报结束后，周恩来握住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然后，周恩来派专机把彭士禄等送回四川基地。
7月17日18时，在彭士禄的主持下，反应堆开始升温、升压试验，无数个信号灯闪烁着，仪器、仪表的指针不时颤动。25日，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声音不绝于耳。彭士禄胸有成竹，力排众议，下令继续提升功率。26日，核动力装置由自身的发电机供电成功，这是我国第一次用核能发电。28日，反应堆实现了满功率试验成功，“909基地”顿时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彭士禄浑身像散了架一般，倒头就睡，因为他已经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了。
没过多久，彭士禄便带着团队，携试验成果，马不停蹄地赶往青岛试验基地，参加调试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鱼雷攻击性核潜艇如蛟龙入海，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1年6月到1973年5月，彭士禄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71年4月1日到8月16日，首制艇完成系泊试验（指船停在码头的静止状态下进行的试验，目的是检查船舶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编者注）1971年8月到1974年4月，首制艇先后进行了三个阶段检验性的航行试验，彭士禄经常跟随试航。
1974年夏，就在首制艇进行最后一次调试时，剧烈的胃疼使彭士禄全身汗湿。他被抬到医务所，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海军立即派专机将海军总院大夫和麻醉师送到工地，手术在工地进行，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3/4。手术后，彭士禄被送回北京休养，但他在海军医院仅住院一个月，就又开始了超负荷工作。
1974年8月1日，091型首制艇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长征一号”，在葫芦岛举行了交接仪式，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中国海军有了“杀手锏”武器。在多次与外国海军单位对峙的过程中，中国海军的核潜艇都是一马当先，为维护祖国的领土主权和威严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在核潜艇陆上核动力装置试验成功的同时，研制核电站的设想提上了议事日程。1983年，彭士禄调任水电部副部长，后又兼任广东省委常委，投入到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建设中去。他力推采用压水堆路线，组织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指挥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秦山二期核电站。他领导和培养的核动力设计、研发和建造队伍，为我国后续核潜艇研制和核电站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他的突出贡献，1978年，他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当时他正在工地上忙碌，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得奖者。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他很惊讶：“我也可以得奖？”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说：“党和国家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
彭士禄的办公桌上一直摆着一头“拓荒牛”的雕塑，他说：“我觉得我一生做的工作，虽沧海一滴，但就是要为人民做贡献，默默地自强不息地去耕耘、开荒、铺路。”
（作者系文史学者）
“我对人民永远感激”
1925年，彭士禄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湃的儿子。彭士禄3岁时，任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的母亲蔡素屏牺牲；4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的父亲彭湃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彭湃就义后，反动派三天两头就去彭家骚扰，叫嚣：“彭家的人抓一个杀一个！一个不留，斩草除根。”彭士禄的奶妈背着他东躲西藏，转移了二三十家。每到一家，他就叫那个家的人做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他回忆说：“我有20多个‘爸’‘妈’，他们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
一天，彭士禄正准备跟一位“爸爸”去打鱼，地下交通员陈永俊“哥哥”带来两个人——东江特委负责人张国星、林甦，他们决定带彭士禄去中央苏区。他们5个人上了船，在通往苏区的必经渡口，张、林因身份暴露被捕，彭士禄按事先约定的口径，说张、林是半路搭船的买卖人，这样，彭士禄和“爸爸”“哥哥”才得以释放。
被捕后的第七天，张、林二人在梅县被国民党杀害。如果二人供出彭士禄是彭湃之子，应当是可以“立功”保命的，但他们没有那样做。彭士禄感慨：“我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933年，彭士禄被转移到陈永俊家，他认陈母潘舜贞为“姑妈”，还有一个“姐姐”，三人相依为命。是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由于叛徒出卖，反动派一大清早包围了潘家，彭士禄和“姑妈”被捕，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
监狱的难友见彭士禄衣衫褴褛，就凑钱给他做了一件红格子小褂和一条蓝格子裤子，他穿上了这套“百家衣”。几个月后，8岁的彭士禄被单独转移到汕头石炮台监狱，狱方给他拍照。《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大肆宣扬“‘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
时已冬日，沾满铁锈的窗外是大海，寒风夹着海浪的呜咽，显得阴森可怖。彭士禄披着麻袋片，在牢房里瑟瑟发抖，常常在梦中惊醒。后来，他被送到了广州感化院监狱，接受了一年的“感化”后被释放。他独自寻路回到“姑妈”家，可“姑妈”仍在坐牢，“姐姐”不见人影，他只好跟着“婶娘”乞讨度日。
1936年夏，在香港避难的周凤得知孙子的下落，便托人把他带到香港，12岁的彭士禄开始发奋读书。因为家里生计困难，他不得不跟着大人学糊火柴盒、粘胶鞋补贴家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士禄与堂弟彭科偷偷离开香港，直奔惠阳平山，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为一名小游击队员。但由于身体太弱，彭士禄不幸染上疟疾，高烧不退，又被秘密送回香港，在地下党负责人连贯的家中养病。
连贯把彭士禄以及逗留在港的十几个烈士遗孤和家属情况，报告给了在重庆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决定先把他们接到重庆，然后再转送延安。1940年秋，香港地下党派人护送，彭士禄等十几人经桂林抵达重庆。周恩来慈祥地对彭士禄说：“你长得很多地方像你父亲。你知道吗，15年前我（从法国）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还说，“孩子，现在要送你去延安……要继承先烈的遗志，要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彭士禄和其他烈士遗孤一起到了延安。
站在宝塔山下，彭士禄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他视童年的苦难为宝贵的财富：“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我对人民永远感激。”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也许是经历过太多苦难的缘故，彭士禄显得有些老成持重，不爱说话，常常独自一人留在学校里读书或劳动，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这使他在同学中出类拔萃。
1941年9月，16岁的彭士禄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同李鹏（后国务院总理）、黄毅诚（后国家能源部部长）等是同学。因为他只上过两年学，学习很吃力，但他很倔强，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他的成绩很快就追了上来，还当了二班第四组组长。在一次小组会上，他说：“我们的父母亲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对得起党？”这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1944年春，彭士禄转到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学习。1945年8月1日，作为模范学生，彭士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自然科学院迁到河北张家口，彭士禄在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化工班一邊学习化工知识，一边从事化工、炸药生产。1946年10月，彭士禄跟自然科学院教授李苏到炸药厂工作，用土法生产硝化甘油支援前线，他的手因常溅上硝酸、硫酸溶液，留下了许多小疤痕。
抗战胜利后，彭士禄先后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工学院深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一批急需的建设人才，组织决定选派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到苏联留学。1951年8月，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留学考试。此后，彭士禄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1955年转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成绩获得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
就在彭士禄留学期间，1954年1月，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它全长98.7米，宽8.4米，吃水6.6米，水面航速22节，水下航速23节。最大潜深150米至200米，能够以最大航速在水下连续航行50天、航程3万海里而无需添加任何燃料。从1954年1月下水到1957年4月第一次更换燃料棒时，“鹦鹉螺”号总航程达62526海里，仅消耗了几千克铀，其间，它还成为第一艘在水下航行到北极点的潜艇。这是继原子弹爆炸后，再度震惊世界的大事。 1956年5月的一天，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突然召见彭士禄等几位留苏学生。陈赓对彭士禄说：“美国、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也要有这些东西……中央的意见是安排相近专业的学生改学新的专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彭士禄几乎想都没想就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这样，彭士禄又进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
当时培养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国内培养25～26名大学生的费用，需要国内25～30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苏联教授每授一节课，除了领正常工资外，中方还要额外付给他们80卢布。彭士禄被深深震撼了，牛劲也跟着上来了，他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争分夺秒地发奋学习，全面掌握了反应堆物理、热工、水力、控制、屏蔽等主要理论知识，成为中国核事业的优良种子。
在留苏的7年里，彭士禄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他和在喀山化工學院有机系留学的马淑英相识、相恋。1958年4月回国后，二人在北京喜结连理。
“不做则已，一做到底”
彭士禄学成归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核工业）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此时，国家正在酝酿一个与他的专业有关的重大决策。鉴于核潜艇以高隐蔽性和攻击性构成巨大的战略核威慑力，1958年6月，在聂荣臻主持的一次国防技术委员会的机密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的绝密文件，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
于是，一项代号“09工程”的核潜艇研制项目开始启动。彭士禄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主攻核动力，为核潜艇设计动力“心脏”。彭士禄和同事们怀揣报国之心，带上馒头和咸菜，钻进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潜心研究，3个月后，提出了一批攻关课题。
中央特批“09工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调人才，于是彭士禄的核反应堆研制队伍扩展到200余人。然而，当时国家无力同时进行原子弹、核潜艇的研制。中央决定，先全力以赴搞原子弹攻关，核潜艇列入调整项目。二机部保留一个核动力研究室，只留下50多人，由彭士禄任主任。
原先从事核动力研究设计的许多骨干都被调去搞原子弹了，留下的除少数几位懂核专家，基本上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所学专业是化学、机电、物理等，跟“核”一点都不搭界。同时，研究还面临资料奇缺的问题——只有5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彭士禄听说外交部有一位外交官刚从国外买回一个核潜艇模型，如获至宝，千方百计把那个模型要了过来。
一切几乎从零开始。彭士禄说：“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面对人才匮乏的情况，彭士禄给出药方：“自教自学，使研究人员尽快都姓‘核’。”他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核动力专家给大学生系统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
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多为英语的情况，彭士禄带头组织大家学习英语。早晨5点钟就起床背英语单词，日常也见缝插针地背，同时阅读大量与核有关的英语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大家基本过了英语阅读关，也摸清了国外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当时经济条件困难，彭士禄便利用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兼职的收入，自掏腰包，维持着50人团队的最低生活水准。科研一直没有停过，每人负责一个课题，从不同角度对核动力进行调研与攻关。在用于研究计算的工具中，最“尖端”的就是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多数时间里，大伙都靠拉计算尺、打算盘演算数据。大热天的深夜里，彭士禄经常穿着大裤衩，汗流浃背地在办公室里加班演算。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硬是靠人工把海量的数据演算了出来，建立起核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
就是这样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这些“门外汉”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研究的前沿，锤炼了一支攻克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突击队”，为向核反应堆设计发起“总攻”打下了人才基础。
“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
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了这件镇国利器，国家可以腾出手来研制核潜艇了。1965年3月，周恩来召开中央专委会，决定核潜艇工程（“09工程”）重新上马，时任国防科委七院十五所（核动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的彭士禄激动万分。
核动力装置是核潜艇的“心脏”，为了确保一次就研制成功，彭士禄等核动力专家建议，先建一个陆上模式堆，即先在陆地上按照核潜艇在海上航行的状况做模拟实验，当完成陆上模拟、定型后，核反应堆就可以复制装在潜艇上。这也是美、英、法等国的共同做法。他还建议，在建设陆上模式堆的同时，做好艇上设备的订购，当陆上模式堆试验成功后，马上在艇上安装，如果发现问题也及时反馈到艇上。这种交叉并进的做法可节约大量时间。
然而，大家对这个方法意见不一。反对意见认为，建模式堆是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的“爬行主义”，不仅使经费提高，而且还会延迟核潜艇下水的进度，应该直接将反应堆装在艇上，一步到位。
彭士禄顶着压力，与钱三强、赵仁恺等专家交换意见，认为建模式堆先行先试是不可替代的，不经过陆上模拟试验而直接装艇的危险性太大。陆上模式堆不仅可以验证设计、摸索核裂变的规律、考验材料设备，还可以培训工人和艇员。最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核潜艇一次性建造成功。
1965年8月，周恩来、聂荣臻最后表态，为了核动力潜艇一次建造试验成功，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并将建成时间定在1970年。
代号“909基地”的中国核潜艇核心技术——核动力研制项目，乘着三线建设的东风，落户四川夹江南安乡的大山丛中。为了保密，工作人员对外称这里是“西南水电研究所”，成了当地群众眼中“搞水电”的神秘人。因级别限制，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工程副总工程师，实际行使着总工程师的职权。 “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彭士禄告别妻子儿女，只身离京入川，带着他的攻关团队，扎营“909基地”啃硬骨，开始陆上模式堆建设，为核潜艇寻求动力之源。初创时期，彭士禄和一个普通的三线战士一样，吃的常常是山上采来的野菜、蘑菇；喝的是取自稻田、池塘、河沟的水，因饮用水不卫生，经常拉肚子；住的是就地取材用石头和泥巴垒起来的“干打垒”房，睡的是木板上铺着的草袋子。
1969年3月，陆上模式堆主厂房落成。彭士禄随安装队住进了主厂房，他一身工装，安装中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核燃料元件运到了火车站，司机们担心有放射性，都不愿意去，彭士禄的牛劲又上来了，说：“哪有什么放射性？我跟你们一起去！”边说边跳上了一辆大卡车。到了车站，一个个装有核燃料元件的绿色箱子装上了卡车，见有的司机还在迟疑，彭士禄直接坐在了第一辆卡车的绿色箱子上，司机们看到了，才解除了顾虑。
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马淑英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毅然放弃北京化工学院的工作，带着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加入了“909基地”建设的行列，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动力装置反应堆启动和达到满功率的全过程。
“自强不息地去耕耘、开荒、铺路”
我国研制核潜艇是从零起步的，因此，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经常发生激烈争论。所有问题最终都会摆在总设计师彭士禄的面前，他的态度是：“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来说话。最后，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来负责。”他往往在有七分把握时就果断拍板，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加以完善。在核潜艇研制中的惯性导航、水声、武备、造水装置等重大技术问题上，都是由他拍板决定的。
“拍错了我负责，要砍头砍我，要坐牢我去，陆上模式堆搞出来，可以给我提一万条意见。”他坦然说道。他因此还得了“彭拍板”“彭大胆”两个雅号。当然，他拍板绝非盲目，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們拿数据来和我讲话。”其实，所有数据他自己都算过，拍板时他心里有数。正是他的果敢，保证了核潜艇的研制得以紧张、快速、有序地进行。
1970年夏，核潜艇模式堆启动试验在“909基地”举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原子弹、氢弹试验，参试人员可以远离现场遥控，而模式堆试验，参试人员必须在设备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人员和整个装置将一起化为灰烬，后果严重。
就在模式堆试验即将启动升温、升压的关键时刻，7月15日、16日，周恩来用两天时间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详细听取试验现场准备情况的汇报。周恩来一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彭士禄站起回答：“总理！我来了！”在彭士禄汇报过程中，周恩来多次插话询问细节，反复强调“工作中容不得半点马虎”。在汇报结束后，周恩来握住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然后，周恩来派专机把彭士禄等送回四川基地。
7月17日18时，在彭士禄的主持下，反应堆开始升温、升压试验，无数个信号灯闪烁着，仪器、仪表的指针不时颤动。25日，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声音不绝于耳。彭士禄胸有成竹，力排众议，下令继续提升功率。26日，核动力装置由自身的发电机供电成功，这是我国第一次用核能发电。28日，反应堆实现了满功率试验成功，“909基地”顿时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彭士禄浑身像散了架一般，倒头就睡，因为他已经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了。
没过多久，彭士禄便带着团队，携试验成果，马不停蹄地赶往青岛试验基地，参加调试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鱼雷攻击性核潜艇如蛟龙入海，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1年6月到1973年5月，彭士禄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71年4月1日到8月16日，首制艇完成系泊试验（指船停在码头的静止状态下进行的试验，目的是检查船舶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编者注）1971年8月到1974年4月，首制艇先后进行了三个阶段检验性的航行试验，彭士禄经常跟随试航。
1974年夏，就在首制艇进行最后一次调试时，剧烈的胃疼使彭士禄全身汗湿。他被抬到医务所，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海军立即派专机将海军总院大夫和麻醉师送到工地，手术在工地进行，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3/4。手术后，彭士禄被送回北京休养，但他在海军医院仅住院一个月，就又开始了超负荷工作。
1974年8月1日，091型首制艇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长征一号”，在葫芦岛举行了交接仪式，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中国海军有了“杀手锏”武器。在多次与外国海军单位对峙的过程中，中国海军的核潜艇都是一马当先，为维护祖国的领土主权和威严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在核潜艇陆上核动力装置试验成功的同时，研制核电站的设想提上了议事日程。1983年，彭士禄调任水电部副部长，后又兼任广东省委常委，投入到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建设中去。他力推采用压水堆路线，组织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指挥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秦山二期核电站。他领导和培养的核动力设计、研发和建造队伍，为我国后续核潜艇研制和核电站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他的突出贡献，1978年，他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当时他正在工地上忙碌，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得奖者。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他很惊讶：“我也可以得奖？”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说：“党和国家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
彭士禄的办公桌上一直摆着一头“拓荒牛”的雕塑，他说：“我觉得我一生做的工作，虽沧海一滴，但就是要为人民做贡献，默默地自强不息地去耕耘、开荒、铺路。”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