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中那是个灰色的冬日下午。
　　我正埋首于那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办公室里处理琐碎的工作，母亲的长途电话不期而至。当我在手机屏幕上瞥见“妈妈”这两个字的那一刻，没有任何缘由地，心跳骤然加速，扑通扑通地狂跳不已，像有什么东西——譬如青蛙——要从胸口跳出来一样。一个预备多时的念头，犹如即将起飞的直升机的螺旋桨，疯狂地盘旋于我的大脑皮层，挤占了我脑袋里所有的空间。我用右手食指点了一下接听键，却没有立即说话，而是深吸了一口气，神情紧张地顿在那里——至少顿了三秒钟。漫长的三秒钟。我是故意的。我在等母亲开口。
　　我的计谋得逞了。“你在做什么？”见我不吱声，母亲劈头盖脸就是这么一句。有如断喝与质问，也如审判。她的语气阴沉严肃，果断坚决。虽然隔着一千多公里的距离，可我依然感觉到她那张布满了细小皱纹和雀斑的脸就像经历过地壳运动的岩石一样紧紧地挤压在一起，棱角料峭，挂满冰霜。这更加使我不安。
　　母亲以前在电话里可从未使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我更加确定，已经有什么不幸的事情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我像一个刚刚做完某件坏事而担心被发现的人，快速撤离办公室，穿过一条光线斑驳、弥漫着某种湿腥味的过道，来到了那幢办公大厦的侧门外。那道笔直的悬崖之上——我指的是大厦顶层，正翻滚着冬日常见的那种既像群山又像怒吼的波涛一样绵延不绝的云块，呈现出居心叵测的铁灰色的云块。仿佛天空正在酝酿一个阴谋或一场暴风雪。
　　我的头皮紧绷，就像头顶压着一块巨石。那个念头更加顽强地控制住了我的头脑，以至于我的头脑一片空白。
　　母亲继续说话了——谢天谢地！她要告诉我的，并非那个坏消息。只是在这个像一颗石子那样被上帝随意弃置的冬日下午，我们行事风格一向强硬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倾诉者。她的倾诉，喷吐着愤怒的火苗。而那些火苗，无一例外地都烧向她的丈夫。我不喜欢这个样子的母亲。她在电话里唠叨个没完——噼里啪啦地控诉父亲的种种不是，根本不容我插嘴。但凡我准备转移话题，或者在言辞里流露出这样的意图，她就会加快语速，不由分说地打断我。
　　作为唯一听众，我在这个令人头昏脑涨的下午表现得烦躁异常，胸腔里缓缓升起一团火苗。我三番五次地试图使用语言暴力打断她的倾诉，草草地结束这一场并不令人愉快的通话，却又于心不忍——往往都是话已到了嘴边儿，又被活生生地吞回肚子里。我时而在那个并不宽敞的空间里转圈，时而垂头丧气地站立在原地，却又不敢让电话远离耳畔——如果母亲发现她的倾诉得不到一丁点回应，譬如听不见“哦”“嗯”“唉”等语气叹词，哪怕只是一声装模作样的叹息，她就会因为受到轻慢而愤怒地挂断电话。说不定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不会再主动打电话给我;即使我主动打电话给她，她也会表现得十分冷淡。
　　我了解自己的母亲。她筹谋已久的倾诉，虽然纷繁杂陈，并无任何条理，但指向明确：她的丈夫也即我们的父亲，对她态度恶劣，已至不可忍受的地步。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大约源于前不久的一个清晨。那个灰蒙蒙的冬日清晨，母亲执意要与她的一位侄媳妇结伴去村子里一户人家种土豆，劳动一天可挣一笔现钱，却遭到了父亲的激烈反对。据说病恹恹的他，竟像一头咆哮着的狮子，从蓬乱的头发到扭曲变形的脚指头都喷吐出烈焰般的盛怒，对母亲好好地发了一通脾气，就连我那位怀抱着一片好心肠的堂嫂也跟着受到了严厉的训斥。
　　“我以为他病了，性情会变得温和一些，哪里料到会变本加厉。你不晓得他当时有多凶。”母亲在电话里抱怨道。继而，她又愤愤不平地对我控诉，“我又不是他家里雇用的长工，这几十年来都任他喝来吆去的。即使是长工，也该享有自己的颜面……他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他的女人看待。”未及说完，她已是一副哭腔，声音哽咽。沉默了一小会儿——大约是用手背擦干了眼泪，调整了一下情绪——她又开着那辆她早已驾轻就熟的语言的挖掘机，把父亲数十年来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挖了个底朝天。在母亲充满了怨恨的嘴巴里，我们的父亲，那个正经受着疾病折磨的男人，变成了一个一无是处乃至劣迹斑斑的人。
　　“您要对他好一点，否则以后会后悔的。”我终于不堪忍受她对父亲漫无边际而又缺乏确凿证据的指控，打断了她的独语。
　　“早点死了算了，没有什么稀罕的。”母亲停顿了一会儿，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愤怒的火苗依然在她的舌尖上嘶嘶燃烧。
　　我不敢将真相告诉她。我担心那个被我们隐瞒多时的真相，会在瞬间将拥有一颗坚硬之心的她击垮——直至父亲病逝前夕，她才知道她的丈夫所患何病。我们一直告诉她，父亲的病情虽然十分棘手，但没有性命之忧。而事实上，彼时的父亲，已在省城做了好几次化疗，身体在两三月间一败千里，更要命的是癌细胞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转移，来日无多。虽然我们也不曾把这一真相告诉他，但是他凭借遗传自人类先祖对未来具有某種可视功能的直觉以及身体反馈给他的信息，已然意识到前景惨淡，因此，对于未来已不抱什么希望的他，成天把自己囚禁于那间冷似冰窖的客厅，郁郁寡欢，独自冥想着死亡的到来。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或许是出于逃避那种死气沉沉的家庭氛围的目的，母亲把父亲丢在家里，让他自行应付一日三餐，于是，被他豢养在身体里的那头狮子终于挣脱那条隐形的并不结实的铁链咆哮而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这一切，大约都是因为她选择了相信我们精心编织却又漏洞百出的谎言。她以为她的丈夫真的会好起来的。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将真相告诉母亲，她会如何表现呢？有时候我会禁不住如此设想。
　　“大约也不会有多少改变。”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个声音或许来自父亲。也可能是任何一个了解母亲的人。
　　二
　　这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冬日下午，我闭上眼睛时在脑门前自然生成的那块闪烁着无数块金色光斑的黑色幕布时时造访。像是一条埋伏在时间之海里的线索，一个进入事物核心的切口，一道嵌进身体里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疤……无论是哪一种，它都指向我的父亲和母亲以及那些被他们深藏心底不愿意公开而实际上已经腐朽或是已荒芜成一张落满了灰尘且漏洞百出的蜘蛛网似的秘密。 　　那些秘密，既像人们无法用肉眼瞧见的灰色云团，笼罩着我，也像无法摆脱的影子一样，跟踪着我，纠缠着我。
　　你或许已经感觉到，我特别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谈及他们。就像有那么一段时间，但凡有人碰及出生地这个话题，我总是避之不及——“哦，一个小镇上”或“江边的一个小镇”。多数时候，我都会选择给出类似这样模棱两可的答案。我不想将自己的身世暴露在他人面前。与此相似，并非他们的身上没有故事，没有博人眼球的谈资，而是他们让我感到羞耻乃至愤怒。
　　梳理他们三十余年的婚姻生活，温馨的时刻简直少得可怜。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哥哥，妹妹，还有我，都生活在一片硕大无朋的蘑菇云状的阴影里。那是一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爆炸的阴影。我们终日夹着尾巴，像被猫监管的老鼠一样战战兢兢地活着，大气也不敢出一口。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大的。那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又似乎漫长得没有尽头。那个时期，简直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大河。
　　事实上，我们兄妹——哥哥将近不惑，妹妹也至而立之年，而且我们都远离故土——到现在也没有跨越那条大河。很可能永远也跨不过去。因为存放在那个我们谁也不曾见过的神秘的黑匣子里的画面，关于谩骂、争吵、诅咒与冷战等，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些外表形同灰色鸟雀却又生有一副老鼠面孔的可恶家伙，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家常便饭，成为我们兄妹终其一生也挥之不去的噩梦。
　　确实是噩梦。记忆中的那个年轻气盛的父亲，与电视剧中性情易变难测的君王没有两样，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面前，暴露出狰狞可怕的一面。他从来就没有发过福的身体里仿佛住着无数个魔鬼。他的嘴巴、眼睛、鼻子、耳朵、眉毛乃至没有刮干净的胡须，还有那指关节异常突出，像磨刀石一样粗粝无比的双手，都是潘多拉魔盒潜在的盒盖。那些魔鬼，可以不分时段地从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钻出来。
　　那个时候的父亲，我是说盛怒之下的父亲，被魔鬼附身的父亲，似乎拥有摧毁世间万物、打破一切平衡的力量。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只会带来更为残酷的语言镇压和肉体上的迫害。而在所有人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母亲。哦，那真是不可原谅的过错。
　　父亲总是习惯性地将出现于生活中的罪责与过失，悉数归咎于他的妻子——即使那些罪责与过失，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将所有的不如意与不满情绪，不由分说地发泄到她头上——仿佛他的妻子，是导致他一生失意与潦倒的根源。而性格刚烈的母亲，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虽然她身材不高，还瘦弱。
　　“狗急了还跳墙呢！”母亲说。
　　两个人的战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有时是在晚餐时分，有时是在熄灯睡觉以后。偶尔是在大白天。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那几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的空气，绷得跟冰块一样，僵硬而又脆弱，随时都面临着断裂的危险。呛人而刺鼻的硝烟味，混合着自楼板和墙壁上震落而下的黑色粉尘，弥漫于每一个幽暗的角落，包括那些平日里被我们忽略、可能永远也不会踏足和巡视到的角落。几件家什，都跟我们兄妹一样，蹙眉垂首，胆战心惊地待在原地。从楼柱上垂挂而下的低瓦数灯泡，极力地别着一张颤抖不已的脸，严肃得好似只消多看它一眼，它就有可能“嘭”的一声发生爆裂。它悄无声息地吞吐着光芒，让摇晃不已的房间变得更加昏暗。
　　我总感觉那样的夜晚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天上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而他们歇斯底里的谩骂声，在陈设简陋的房间里与不稳定的气流一起回旋，几乎要摩擦出火花。
　　吃亏的总是母亲。不是脸上重重地挨了几巴掌，就是手臂上留下几道青色的瘀痕——我和哥哥都见识过父亲用粗糙如铁的巴掌和用随手从墙角落里抄起的棍棒揍母亲的场面——可我们不敢在言行上对她施以任何的声援和安慰。但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办法。
　　记得年幼的妹妹还在牙牙学语之时，她又尖又细的哭声一度成为我和哥哥试图用来平息战事的撒手锏：但凡硝烟弥漫之时，我们就暗示并极力怂恿妹妹放声大哭;如若她拒不执行我们的指令，我们就拧她细皮嫩肉的胳膊，迫使她哭。
　　最开始，这一招很管用。牙齿喷火鼻子冒烟的他们，听见小女儿忽然爆发出来的哭泣声，总是会因为好奇和残存于内心深处的那一点怜惜而暂停战事。他们中的一个——多半是母亲——会心有不甘地走过来，抱起她，哄她，给她擦干晶莹剔透的泪珠。但次数一多，这一招就宣告失灵了。不仅如此，无辜的妹妹有时候还会受到莫须有的牵连。因为她夸张的带有表演性质的哭泣声对他们的争吵形成了干扰，要么是挨一顿吼，要么是恶狠狠的两巴掌。
　　暴力管制收到了显而易见的成效。当战事再次发生之时，面对我和哥哥的威胁，妹妹一脸惊恐。她紧紧地咬住嘴巴，拼命地摇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眼里旋转着告饶的泪水。
　　深夜，母亲刻意壓抑的颤抖着的抽噎声，总是会顺着楼梯、墙壁和空气中无数根无形的绳索，爬进我们支棱在床铺上的那对耳朵。我们就像受到惊吓的老鼠，趴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竖着耳朵，屏着呼吸，直到那断断续续的抽噎声被黑夜这片大海吞噬。
　　那许多个夜晚中的一个，犹如一道隐秘的疤痕，至今还让人感受到某种特殊的不能言说的疼痛。尖锐的疼痛。
　　那时暴风雨刚刚落下帷幕，一个拖曳着长长尾音的声律感极强的声腔，如同一条绵绵不绝的河流，蓦地从黑夜的肺部爆破而来。那是一种异常陌生的哭腔。一唱三叹，抑扬顿挫，起承转合，首尾相衔。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那是谁的声音。那是极其陌生的一个声音。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声音。但是这屋子里除了母亲，还能有谁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置信，那条河流出自母亲的嘴巴。
　　她平日口拙，不善言辞，可在这个晚上，她俨然摇身变为一位掌握了某种特殊本领的巫师，把她的不幸遭遇恰如其分地编排到了即兴而起的唱词之中。她变成了一个口若悬河的人。
　　我和哥哥从黑夜中抬起身，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静坐于床，聆听着母亲悲伤的哭唱。父亲不耐烦地规劝，像一个时明时灭的火星，偶尔夹杂其中。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 　　哥哥忽然把嘴巴凑到我的耳边，用一种不安的声调悄声对我说，哭丧妇才这样哭泣。我骤然感到周身发冷，头皮发麻。眼前深邃得像没有边际的黑色瀑布汇入一口阴森森的深井中，水声回旋。
　　另外一个年份不详的雨天，同样让我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的春天的清晨，与父亲吵了一夜的母亲，竟不知所踪。谁也没有留意到她是何时不见的。我们伸长脖子在屋场周围暗寻无果，却又不好意思声张——我们要保守秘密。整个上午，我们的心情都跟那屋檐下的苔藓植物一样潮湿阴郁。我们都阴沉着脸，不与父亲说话;我们都想方设法地躲着他，避免与他闪躲的目光接触。是他让我们的母亲不见了。
　　最终，母亲还是出现了。她趿拉着一双鞋帮上糊满了泥巴的布鞋，在屋场下方一条湿漉漉的布满泥泞的田间小路上，双手抱胸，像一个疯婆子那样跌跌撞撞地疯跑——奇怪的是，她的脚下竟不曾发出一点儿声响。就像谁也不知道她是從哪儿跑出来的一样，谁也不知道她在此前去了哪里。只见她的头发纷披凌乱，眼泡浮肿，失神的目光裹着冰块，全身上下淌着湿漉漉的雨水，就像一个刚刚从水里捞上来的人。
　　面对这样一个面目模糊、浑身打着冷战的人，踌躇不定——他一直在没有安装大门的堂屋里不安地走来走去，不一会儿，就跑到阶檐上朝薄薄的雨帘里望上几眼——而又窝着一肚子火的父亲，动了动喉结，又张了张嘴巴，终于不怎么坚决地吐出了两个字——“疯了”。
　　“疯了”的母亲，如同冰冷的机器人，霍地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一句话也不说，直直地冲进卧室，潦草地收拾了一个包裹，执意要回娘家去，最终被哥哥（祖母的授意）从半途拉了回来。
　　事实上，她早已无娘家可回。
　　“打脱离”（离婚之意）——终于，这个敏感词，在一个深夜被母亲吐了出来。就像吐出一块并不好吃的骨头。
　　那个晚上，我们早已入睡。某个不确定的时间，他们咬着牙关的争吵声忽然从楼下传来，并伴随着一阵密集而杂乱的赤脚“咚咚咚”地踩在水泥地板上的声响。我们被吵醒了。
　　我和哥哥在黑暗中像猫一样竖着耳朵，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们一度犹豫要不要下楼去劝和，但还是被一种从内心深处涌现而出的神秘力量阻止了，于是，我们把原本已钻到布鞋里的脚又放到了床上。我们把自己捆绑在床上。
　　黑暗中忽然传来一阵异常的响动，似乎有人跌了跟头，紧接着是一个混合着惊恐、后怕、质问等多种复杂语气的声音：“如果不是我用手及时撑住墙壁，脑袋就开花了……”那是父亲的声音。
　　深渊一般的沉默。房间里所有的事物，都像墙壁上的石头一样屏住了呼吸。所有的声音，都跌进了那道沉默的深渊。
　　我们以为出此事端，两人都要有所收敛了。哪里想到他们气咻咻地对峙了一番，重新举起语言的拳头，不顾一切地挥向对方。
　　我和哥哥对于这样的阵势早已习以为常。我们索性躺下来，在黑暗中睁着沮丧的眼睛，等待战争自行结束。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
　　“过不好，打脱离算了。”母亲的声音，忽如一枚深水炸弹，在紧绷如牛皮鼓的空气中和我空荡荡的心底爆出一声闷响。
　　那是母亲首次提出这个词。在此之前，我在他们的谈话里不止一次听说过这个词，但都与我们无关——他们是在议论发生在别人家的事情。我那时虽小，可已意会到那个词具有十分强大的杀伤力。
　　我开始以为母亲说的是气话，可立时就发现，她的语气是那般平静。出奇的平静。像暴风雨之后的大地一样平静。
　　“如果不是为了几个孩子，早就跟你散伙了。”母亲补充了一句。
　　父亲回击或是辩解了一些什么，我早已忘却——他或许在那个瞬间把岩石般的沉默搬进了内心，或许气咻咻地对母亲叫嚷道，“散伙就散伙”。我只是记得当那个敏感词与我的耳朵相碰时，我先是愣怔了一下，继而就被一种陌生的从未体验过的情绪包裹了。
　　那种情绪，让我感到痛苦，就像脑子里着了火。
　　我在黑夜中反复咀嚼着母亲的那句话，想象着可能出现的局面：我和妹妹跟着父亲生活，哥哥跟着母亲（或许正好相反），一家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形同陌路，各吃各的饭，各睡各的觉;他们往日在谈话里提及的那些不幸的人家就是这么生活的。
　　我情不自禁地把身体蜷缩成一团，用双手紧紧地抱着自己。床铺在加速下坠。而我，失去了重力，飘浮在空中。哥哥重新坐立起来，影子像一块岩石那样孤单。粗细不一的呼吸声在房间里轻拍着薄薄的翅羽。
　　我们担心的事情最终并没有发生，但是母亲的那句话——“如果不是为了几个孩子，早就跟你散伙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被她反复提及。只不过，很多时候，她在言说时把“你”置换成了“他”。
　　因为那些时候，她的听众并不是父亲。
　　三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难以解释，就像我们都不曾预料到，有朝一日，母亲竟会变成另外一个版本的父亲，而且是升级版和加强版的。别说是我们了，就是父亲也感到吃惊，难以适应。那时的他，正值壮年，还没有老去。
　　谁也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日期。但是从那个记忆模糊的日子开始，我们的母亲变得狂躁易怒，言行举止往往叫人感到莫名其妙。或许是父亲昔日身体里的那头具有变色龙某些属性的狮子，在某个神秘的夜晚，踏着阑珊月色，抛弃旧主，投靠了母亲。这就好像力比多会转移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事例：
　　我婚礼前日，请来的厨子和邻居围坐在一起共用晚餐，母亲久久没有露面，我在厨房里找到了她并提醒她吃饭。“什么？”被一片嘈杂声包围的母亲用一种惊异的眼光打量着我。以为我有什么新闻要告诉她。我重复了一遍：快去吃饭。这一下听清了，但只见围着围裙的她，先是站在原地愣怔了两秒钟——那神态似乎是在努力地消化我那言简意赅的话——忽地脸色大变，鼻子眉毛拧在一起，右脚重重地往地上一跺，握着锅铲的右手在胸前快速地划拉了一下，然后极不耐烦地对我说：“哎呀，你快去吃！”她的嘴巴里还捎带着发出了一个莫可名状的声音。有些像用力过猛时吹出的尖利的令人不适的哨音，但又不像。我惴惴不安地回到饭桌上，反复琢磨着令母亲脸色忽然间由晴转阴的缘由，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独立事件，然而不是。
　　有一天，在我和妹妹谈及母亲的间隙，她忽然以一种征询意见的口吻对我说——要不要陪母亲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我感到奇怪，脑袋里打满了问号：母亲最近并没说身体有什么不适呀。
　　妹妹说，母亲身上表现出了某些较为明显的疑似中风的症状。“种种迹象表明，母亲或许已患病。只有这种病人，才可能情绪忽然失控。前一秒还好好的，后一秒就变了。”妹妹不无担心地叹息。
　　原来妹妹一早就在母亲的言行里发现了某些异常。但是最终，我们都没有陪同母亲去医院检查，她也没有犯病;即使我们提出那样的要求，她肯定也不会同意。谁都不会承认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
　　事后，我详细地了解了一下一个人在中风之前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十二种症状，唯有一种与母亲的表现有某些相似之处，即第七种——精神改变，短暂的意识丧失，个性的突然改变和短暂的判断或智力障碍。确切地说，是其中的两种情形与母亲的言行举止吻合，即“精神改变”和“个性的突然改变”。
　　经过细细比对，我排除了母亲患病的可能，但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母亲的精神乃至个性的改变，确实不是“突然”之事，而是由来已久。
　　在我漫长的记忆中，母亲既不是现在这副眉目不展的模样，也不是现在这副说变就变的脾气。难道是随着年龄的渐增，一个人的性情会越演越烈，脾气会越变越坏？并不是。父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不能说他到了花甲之年就脱胎换骨般地变了一个人，但他确实温和了许多——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事，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势了——这一点，倒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大的转变，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有点像一个理想中的父亲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母亲性情大变呢？我一时说不清楚，却想起一件似乎与此毫无关联的事情——如果顺藤摸瓜，说不定能够查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这年五月，我在老家的小镇上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中有一位湖北宣恩籍的退休干部，其姓名与母亲的仅一字之差——他们的姓氏与派行字辈完全一致，但我并未留意，甚至没有与之交谈。会后，我将报道座谈会的新闻链接发送到了妻子的手机上——彼时她正在老家。
　　晚些时候，与妻子通电话——母亲恰在她身边，妻子对我说，“妈问你那郭姓男子是哪里人？”——很显然，母亲也看了那条报道。“……宣恩的。以前当过副县长。”我记起了那么一个人，并将我所掌握的情况如实地告诉给了她。
　　“妈说你怎么不认个亲，喊声舅舅？”妻子夸张地将母亲的问话一字不漏地转述给我，并辅以一阵哈哈大笑——她认为母亲真会开玩笑。而母亲也在一旁附和着笑——是那种带有一点自嘲意味的笑，而且听得出来，她正为自己的提问笑得合不拢嘴。我开始有点不知其所以然，错愕了半晌才恍然大悟。
　　事实上，那张发布到网络上的会议图片经过转换已不甚清晰，席卡上面的字迹更是模糊，可在几年之前就需要戴上老花镜才能识文断字的母亲，一眼就将那个名字从一堆文字和图片里揪了出来，而且一厢情愿地认定，那个无比陌生的人可能與她沾点亲带点故。
　　当时我只是笑母亲市侩，并没有往深处想。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母亲的苦。前不久，她满腹惆怅地对我们诉说，在这个世界上，她嫡亲的家人，如今只剩下姨妈一位了。彼时的母亲，目光里蔓延着一束没有边际的荒凉之光。
　　母亲的父亲，即我们的外公，那个我们从未见过的泥瓦匠，是湖北宣恩县人。因为出身贫寒，成年后一直打着光棍，直到中年，才在长江边的巴东县遇见他命中的女人——我们的外婆。他们在该县的一个偏僻村落组织了一个家庭，借住在别人家的房子里。而彼时的外婆，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已许配人家，儿子也已有十余岁。因为丈夫在前几年病逝，为了生计，已至中年的她才带着生来就不会说话的儿子，改嫁他乡。
　　两人结合不久，于一九六二年冬天，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母亲。一家四口挤在荒村陋室，虽然万般不易，却也其乐融融。可是好景不长，意外骤然降临，正值壮年的外公撒手人寰。而母亲其时不过六七岁，正是需要父亲的年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母子三人的生活，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更何况他们是寄居于举目无亲的外乡村野。
　　正是在这万分沮丧的时刻，彼时已成家立业的姨妈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她和姨爹决定把母子三人接回他们生活的村子。
　　然而这雪中送炭之举，要变成现实并不容易。
　　外婆当年和第一任丈夫生活过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已被拆毁，住在哪里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或许也就是在此时——这当然只是出自我的猜测——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在众人的说项下顺利落地，所有的难题似乎也都跟着迎刃而解了——姨妈和舅舅的大伯、伯娘没有孩子，外婆在这时节将舅舅过继给他们做养子，以便日后为他们夫妇养老送终;舅舅住进了他大伯家，外婆和母亲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一个落脚之地。
　　一切尘埃落定。可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随即摆在了外婆面前——母亲拒绝跟着她一同住进那户陌生人家。“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多年以后，面对我好奇的询问，母亲如此言简意赅地解释。那时，她嘴角上翘，眼睛望向别处，犹似望向时空深处那一段不愿被人触及的往事，语气依然倔强。我忽然记起好多年以前，母亲在我们面前评价过她的母亲。“你们的嘎嘎（外婆）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一辈子没有什么主见。”她心情复杂地说，字里行间颇有些失望。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而我之所以知道这一段秘闻般的往事，并非她主动相告，而是源自一次闲谈。
　　几年之前的一个正月，姨妈家的三位表哥给母亲拜年时，其中一位提到了一件与母亲有关的往事。据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奉命去母亲独自居住的地方取一件什么物品，进屋之后，只听到黑漆漆的楼板上传来阵阵叽里呱啦的喊叫声和叮咚叮咚的奔跑声，窗户纸也紧跟着噗噗作响，吓得他掉头就跑，从此再也不敢踏足。
　　“那是老鼠！”母亲听了表哥的讲述，坐在火炉边捧着肚子直笑，差点就笑出了眼泪。 　　在他们的描述中，那间房子原先大约是大队保管室的一间仓库，后来被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作为母亲的寄居之所。其条件只是比牲口棚要略好一些，而且孤零零地坐落于荒郊野外。到了晚上，房子周遭黑压压一片，见不到一盏灯火。别说是一个女孩子，就是让一个成年男子独自居住，也是需要几分勇气的。然而，生性胆小的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多年，直到嫁给父亲那年才离开。
　　嫁给父亲那一年，母亲时龄十七岁。
　　十七岁，对现在的女孩子而言，正是做梦的花样年纪。而母亲在这个年龄已做好了与一个见面不过三五次的陌生男子共建家庭、生儿育女的准备，而且她在此前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和农妇应该掌握的全部本领。
　　虽然如此——我的意思是说，结婚对她而言，可能只是必然要完成的一件事，但我觉得她还是对这未知的新生活，充满了无限期待。说不定，她还暗自把婚姻当成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伟大开端。
　　她在此前的生活是黑色的。她需要一双有力的大手把她从那间与老鼠为邻的黑房间里带入充满希望的阳光地带。说不定，她还需要这双手的主人，弥补她缺失多年的父爱。于是，她在十七岁那年，把自己的终身以及一个新嫁娘对于幸福生活的全部想象，在喜庆的裹着红绸的唢呐声中，郑重地托付给了一个比她年长八岁的大龄男青年。
　　那时的她，肯定还不知道婚姻其实是一场赌博，而且是一场输不起的赌博。这一条需要花上漫长的岁月乃至一生的时间才能悟出的真理，外婆没有告诉过她，姨妈也没有告诉过她。
　　或许她们都明白得太晚。
　　四
　　七年前一个冬日的清晨，我刚刚起床，正在洗手间洗漱，手机铃声在卧室猛不丁地响起来，格外急促刺耳。我的心里就跟条件反射似的一阵发紧，头发和全身的汗毛都在瞬间竖立了起来。一个从小说和电视剧中得来的经验告诉我，清晨的电话多半等同于十万火急之事。出于本能的拒绝，加之我那时一嘴牙膏泡沫，手上湿漉漉的，因此没有及时去接电话。
　　然而那个打电话的人是如此固执，铃声持续响着;第一个电话因长时间无人接聽自动挂断了，第二个电话紧接着又打了过来。
　　“是谁呢？这么早。”
　　我扔下牙刷，胡乱擦了一把手，小跑至卧室拾起了正在桌面上震动的手机。父亲的手机号码伴随着刺耳的铃声在显示屏上跳跃。
　　刚摁下接听键，父亲沙哑而低沉的质问便长驱直入：“你在做什么？”（简直与几年之后母亲在那个冬日的下午质问我的话一模一样，语气也如出一辙）我动了动嘴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们几姊妹都回来一趟。”父亲紧接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虽然声音沙哑，但那种命令式的语气至今言犹在耳。
　　我的心脏像拖拉机的发动机那样突突乱跳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我紧张地问。
　　“你妈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在家里闹翻了天——”他的话不及说完，就被一片沙哑的骂声打断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将手机紧贴耳朵，焦急地问。
　　“自己问你妈！”
　　母亲正在气头上，情绪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可我还是很快就摸清楚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来他们是在为一张不翼而飞的百元钞票吵架，而且吵了整整一夜，两个人的声音均已沙哑。前一天上午，母亲给了父亲一沓钱去镇上购买建筑材料，可是等他下午回来交差时，发现无论怎么数，剩余的钱都比应该上缴的数目少了一张;他把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其踪影;母亲更仔细地搜寻了一遍，仍是一无所获。“还有一百元呢？”母亲像审问犯人一样问父亲。“我可没有多花一分钱。”父亲一脸无辜地回答。“那你解释一下那一百元飞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两人一来一去就这样吵起来了。
　　我无法说服母亲。挂掉电话后，我分别给哥哥和妹妹去了电话，让他们也给母亲做一做思想工作。可同样无济于事，谁也无法撼动她维护自己知情权的决心。
　　妹妹说，过几天，他们自然就和好了。
　　谁知第二天清晨，父亲的电话又打来了。
　　这一次，他扬言要到外省谋事去。“家里简直没法待。整天像个火药铺。”他愤愤然却又无可奈何地说。我立即阻止了他。那时已近春节，哪里还有适合他的工作呢？更何况，他刚刚从外省回来没几天。看样子，他是被我们的母亲逼上了绝路。对了，他还在言辞间流露出要另起炉灶与母亲分开生活的意思。这一点也被我否定了。“都多大年纪了？岂不被左邻右舍笑话。”我说。
　　这大约是他们自结婚以来吵得最厉害的一次。至于过了多久他们才结束冷战，重新对话，我早已忘却，但我发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变化：通过这一回合的较量，母亲以她的方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事实上，当我回过头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他们之间的那座天平，随着母亲的反击，在许多年之前，就在以肉眼难以觉察的速度向她这边倾斜——只不过那时，无论是在家庭事务，还是夫妻关系中，父亲仍稳稳地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彻底打破他们之间力量平衡的，是发生于十多年前的一件大事。
　　那年春天，父亲在乌鲁木齐的一个意外事件中将右脚踝骨摔成粉碎性骨折，前景很不乐观——最悲观的时候，他怀疑自己再也无法站立起来。而那几个年头正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我在县城念完高中，随后去读大学，每个月都需要一笔生活费;妹妹同时在镇上的寄宿学校念书。母亲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跟着一群男人去村子里或镇上干苦力活，以填补经济上的巨大漏洞。
　　正是因为这样，那个几乎是人人皆知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虽然父亲在家休养一年多后重新站立了起来，并凭借过人的毅力，忍受着腿痛的折磨，与一位堂叔父合作，在镇上经营了一门流动作业的生意，随后重操旧业外出打工，但是他再也不能像往日那样干重活了。这也就意味着他旁落的大权，再也不会重回到他的手中。
　　好像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母亲渐渐变得强势起来。 　　在往后的日子里，她对待父亲的态度日渐恶劣，但凡他开口说话，只要不符合她的胃口，就会被她张牙舞爪地打断。
　　而且她的爆发往往毫无征兆。
　　我们亲爱的母亲，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陌生的人。
　　五
　　最初，我单纯地以为母亲对待父亲的态度，完全是出于报复，而且她所采取的方式，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粗暴的方式，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她大约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让父亲也品尝品尝当年她在无数个黑夜里饮下的一杯杯由胆汁和眼泪酿造而成的苦酒。然而后来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某次与妹妹在电话里谈天，妹妹忽然用那种狐疑的语气问我：“难道你不知道爸爸跟何婶的事情吗？”我彻底懵住了。“爸爸跟何婶能有什么事？”我吃惊而好奇地问。“唉——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行了。”妹妹欲言又止，最终没有多透露一个字给我。后来与哥哥谈及此事，他竟跟妹妹一样，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你慢慢就会知道的。”他讳莫如深地对我说。
　　那段时间，我被这件忽然冒出来的事情困扰着，折磨着。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哥哥和妹妹一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唯独我被排除在秘密之外。而他们之所以知道，一定是母亲告诉他们的。
　　事实上，我那次与妹妹讨论的并不是父亲与母亲的关系，而是我们家与何婶家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母亲与何婶的关系。
　　曾经，两家的关系是非常要好的。父亲与何婶的丈夫——何叔以兄弟相称，母亲则与何婶胜似金兰姐妹——她们是从同一个村子嫁过来的，待字闺中时兴许就彼此认识。她们不知在一起消磨过多少个寂寥的雨天、晚霞遍地的黄昏抑或繁星密布的夜晚，尤其是父亲和何叔在外打工的那些年头，她们来往得格外密切。
　　在记忆里，她们聚会时的情形多是这样的：
　　两人各自端着一个茶水早已见底的玻璃盅，坐在光影暗下来的窗前或是油漆开裂的桌边，兴味盎然地编排着村子里的新闻掌故，飞短流长，同时也将自己捂了多年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对方——或许那时的她们都相信，对方能够永远替自己守口如瓶。
　　有时，她们在屋场附近的路边拐角不期而遇了，也能嘀咕好长时间——即使她们的手里正拎着镰刀、竹篮、锄头或其他什么农具——分别时，各自的脸上还挂着一副意犹未尽的神情，而且向对方发出了下次再聚的邀请。
　　那些年，她们在村子里有共同的朋友，也有共同的敌人。最要好的时候，她们恨不得穿同一条裤子，在彼此面前几近透明。
　　可世事难料，如此亲密的关系，说坍塌了就坍塌了，再无重建的可能。
　　十余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回家过春节时，于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发现母亲已与何婶公开决裂了。
　　那一日，我和母亲前往镇上，远远地望见何婶从对面走来。很显然，她也看见了我们，但她始终绷着脸，耷拉着眼皮，直到我像往日那样亲切地喊了她一声何婶后，她才抬起头来，用复杂的探寻的目光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不冷不淡地应了一声，随即扭头走开了。而母亲从头到尾就跟没有看到何婶一般。
　　父亲私下里叮嘱我：“以后见了何叔何婶，还是要打一声招呼。作为读书人，要讲一点知识。大人之间的矛盾，与你们无关。”
　　“发生什么事了？”我故作漫不经心地问。
　　“都是你妈造成的。”父亲用一种略带责备的语气说。
　　两个亲如姐妹的人为什么会反目成仇？我曾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是出于女人之间的嫉妒。何婶嫉妒母亲。因为她们交恶的时间，推算起来恰好是我在大学念了两年书之后。前一年夏天，何婶的儿子高考，落榜了。
　　也就是那一年，两人开始形同陌路。
　　闺蜜交恶的后果逐渐浮出水面。何婶总是在背地里编排母亲的流言蜚语，甚至恶意中伤她的清白。母亲曾在路上堵住何婶，让她把那些编排出来的事情当面说个清楚。何婶自知理亏，面对母亲的质问和还击，哑口无言。
　　经此一役，何婶虽然有所收敛，但依然没有松手，而且她还在茶余饭后把村子里与她有共同利益诉求的那些长舌妇们团结在了同一片屋檐下。不善于交际的母亲在无形之中成了一座孤岛。
　　这样的推测和事实，让我想起了更多的往事。而这些事情告诉我，何婶其实在几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孤立母亲的行动，只不过做得不动声色，近乎天衣无缝。
　　以前，我們两家也闹过矛盾，很快就握手言欢了。可这一次，他们好像都摆出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母亲表现得尤其坚决。
　　那一年，何婶的儿子结婚，给我们家发了请柬，邀请父亲和母亲前去吃喜酒。父亲欲前往，可母亲拼死不让，而我们兄妹都在外地，结果我们家无人出席何婶儿子的婚礼。我们一直对此失礼行为心怀歉意，母亲却不以为然。
　　同样的事情在两年之后再度发生。何婶喜得孙女，其子又过来邀请他们去吃满月酒。母亲仍抱守她的立场。只是这一次，她给何婶儿子包了一百元红包。母亲说，是给孙女的。何婶儿子推辞不掉，收下了，却没料到回家复命时，挨了何婶一顿臭骂。何婶说：她这是打发叫花子。何婶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差其子把红包退了回来。两家大人的关系因此更是雪上加霜，进入了严冬时期。
　　我和妹妹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我直言不讳地坦陈，两家人的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母亲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她太固执了，缺乏全局意识。面子上的工作，总还是要做一做的，不然就会让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给别人留下话柄，而且让我们都跟着难堪。她难道就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道理吗？”我说。
　　正是在此时，妹妹对我说了那句一直困扰和折磨我的话——“难道你不知道爸爸跟何婶的事情吗？”
　　我一直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父亲跟何婶有什么瓜葛。
　　我的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他们真有什么事儿，何叔难道就没有一点表示？那也是一个七尺男儿，一条血性汉子。而且父亲和他一直以兄弟相称，父亲能做出那种僭越人伦之事？而且他都一大把年纪了，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断然不会这么糊涂。何况，何婶就一普通农妇而已，方脸，龅牙，膀粗腰圆，并无一两分姿色。父亲会为了这样一个女人铤而走险？——如果事情暴露，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但母亲坚持认为，父亲禁不住何婶的勾引，背叛了她。
　　两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在田垄里帮母亲干活时终于碰触到了这个跟禁地一样敏感的话题。母亲的情绪，就像一个刚刚送进蒸笼的馒头坯子，立时变得激动起来;脸部的颜色，也在瞬间发生了明显变化，看起来像一块铁青色的岩石;嘴巴咬合得非常干脆，唇齿间迸射着粒粒火星;机械般的双手，充满了僵硬的力量。
　　——这肯定是一场误会。我说。
　　——误会？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就是那一年，他脚不好的时候，有一天我从镇上干完活回家，刚进门，就见何婶从屋里出来，眼神慌乱，要走。我说，再坐一会儿吧，她并没有理会。
　　——有一次，我回到家时，天已黑尽，客厅里亮着一盏灯，却不见人影。我叫你爸爸的名字，无人应答。我来到院子里，恰巧看到一道手电筒光，正从你何婶家朝我们家快速移动。那正是你的爸爸，跛着脚，哼哧哼哧地，跑得飞快。
　　——还有一次，那时你爸爸已经能走路了，他从镇上回来，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着什么东西。我问他，他遮遮掩掩地不说话。我将东西硬掏了出来，是两瓶药。他这才支支吾吾地说，给你何婶带的。
　　母亲的话冒着烟儿，牙齿咯咯作响。她那时的样子，让我想起多年以前，她在昏暗的灯光下手握木棍，跺着脚咬牙切齿地追赶老鼠的样子。而那时，何婶在她的眼里大约就是一只令人生厌的老鼠。
　　母亲在这个冬日所罗列的这些证据，尽管疑点重重，但在我看来，都不足以证明父亲背叛了她。
　　根据母亲的说法，父亲和何婶勾搭在一起的时间，正是父亲从乌鲁木齐回来后在家养伤的那一年。那么，动机呢？爱情？显然不可能。如果在他们两人之间存在这种特殊的化学物质的话，早就擦出火花了。寂寞？何婶是一个标准的留守妇女，丈夫常年在外，在所难免。父亲呢？终日无人可以说话，寂寞应该也如影随形，确实有空可钻。
　　一对寂寞男女，长时间地待在同一个房间内，容易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一点不置可否，但不要忘了更为重要的一点：一个赋闲在家的男人每天晚上都要面对从工地上归来的一身臭汗一脸疲惫的妻子，他难道还有心思在背地里与其他女人调情，乃至暗通款曲？
　　然而前不久我才听到的一个故事，让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故事梗概大意如下：父亲二〇一三年从新疆回来时，购买了一件崭新的羊毛背心，母亲让他试穿，并围着他转了两圈，评价说他眼光不错，穿着很得体。父亲在家小住了几天，就去镇上工作了。可等他再回来时，细心的母亲在洗衣服时发现了问题：父亲换下来的那件羊毛背心，并不是她上次见过的那件，花色变了样。母亲提出了疑问，但父亲予以否认。他拍着胸脯说，就是同一件。如果没有后面的事情，母亲可能也就相信了她在那一瞬间产生的错觉：一定是自己的记忆出现了差错。可没过多久，母亲就在无意间发现了一件令她悲愤交加的事情——何婶居然穿着一件与父亲相同款式的羊毛背心，其花色恰好与他试穿过的那件一模一样。母亲为此与父亲大吵一架，并一口断定，是父亲趁在镇上工作时把他的那件羊毛背心作为礼物偷偷地送给了何婶，而且为了掩人耳目，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商店里购买了一件同一款式的。
　　这个有鼻子有眼的故事，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它不仅戳穿了所有的谎言，而且坐实了所有的谣言，让一切不言自明，同时又让一切变得更加模糊。毋庸置疑，它将我推向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境地。
　　我忽然觉得父亲好陌生。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他留在我心里的那个形象，就像用蘸水的毛笔写在地面上的字，正在一笔一画地消失;也像一面不再坚固的墙壁，每时每刻都有碎裂的墙皮剥落。
　　这是我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我曾经在那个冬日对母亲列举的那些证据一一进行过反驳，以为她只是捕风捉影，只是看见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并为她的种种荒谬做法感到遗憾，可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如果说在这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故事中，尚且存有一点解释的余地，大约就是父亲身上的那件羊毛背心了。它或许自始至终就是同一件，而花色之所以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出来，只是因为母亲身上的那根弦绷得太紧了。然而这样辩解，对母亲是不公平的。
　　我们不能无视她的发现，而且在整个事件中，如果事实成立的话，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他们这个特殊的三角关系中，一个是自己的丈夫，一个是自己曾经最要好的朋友——等同于闺蜜的同村女人。
　　如果事实成立的话——我不得不再次重申，那么就意味着母亲遭到了双重的背叛，这样的打击是致命的。
　　或许正是受到这件羊毛背心的刺激，母亲才彻底对父亲失去了信心与信任，对他彻底死了心——说不定她原来对父亲还是抱有一丝幻想的。她從此开始像一个严苛而冷酷的审查员那样，严格审查父亲的行踪，审查他身上的每一个口袋，审查他的每一个眼神，审查他的每一缕情绪——她从此开始变得神经质。
　　而那一年，她坚持让父亲交代出那张不翼而飞的百元大钞的下落并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正是出于她对父亲的防范和不信任。她怀疑，那张百元大钞既不是自己从父亲的上衣口袋里滑落了出来——“它又没有长腿”，也不是因为一时的粗心大意而多付给了那个贩卖建筑材料的商人，而恰恰是经父亲之手，飞到了某个女人的口袋里。“晓得他给了哪个女人。”母亲如是说。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记得多年以前，母亲就一度怀疑父亲在外边不守规矩，两人之间为此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但最终都证实，那只是一些子虚乌有之事——抑或随着时间的消逝而不再被提起。而对于这件事情，我们的父亲已没有机会澄清事实或自证清白，何婶也只会一味地予以否认——据说何叔曾质问过她，结果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没有人愿意戴一顶让别人指指点点的帽子。哪怕这顶帽子是无形的。
　　我想，母亲也是不愿意的。
　　六
　　二〇一五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出其不意地把桌子掀翻在地，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然后在桌面的碎裂声中不管不顾地提着行李冲出家门，把目瞪口呆的两个人扔在原地长时间地保持沉默。那会儿，我把两只手都搭在了冰凉的桌面上——我感觉到了它们僵硬的颤抖以及从手掌心滋生出来的越来越密集的汗液。那种黏湿之感沿着手臂像雾一样在我身上四处游走，以至于全身有如芒刺在背一般难受——而且暗暗试了试力道，几度欲猛地一下从椅子上蹿起来，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选择了妥协与忍耐。我像一块雨天的岩石，坐在距离两人相等的位置，一言不发，耷拉着眼皮，阴沉着脸。而他们竟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堆积在脸上的情绪，更未察觉到我的心理活动。他们沉浸在打嘴巴仗的快活与痛苦之中。 　　彼时，父亲刚在同济医院做完第二次化疗，我护送他回家。休息了一晚，我们三人坐在那间兼做会客室的餐厅里，各自默想着心事，沉默的气氛压抑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是父亲率先拾起语言的斧头打碎了沉默的冰块。他用一种自祖辈那里继承而来的古老声调，讲述他昨晚的离奇梦境：“我骑在一头水牛上，牢牢地抓着它的两只角。比岩石还要坚硬的角。我们被困在了一片好大的池塘里。渾浊的水望不到边际。圆滚滚的牛肚子已沉到水面之下。我们怎么游也游不到岸上——那岸好像近在眼前，可就是靠不了岸——”
　　我以为这是一个带有强烈隐喻性质的梦境——它或许暗示着父亲的命运走向，父亲最终游到岸上了吗？如果游到了岸上，那就意味着父亲能顺利地度过眼前的这一劫。正期待下文，父亲的讲述却被母亲有如断喝的声音打断了。她强行植入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不愉快的话题——如何筹措下一疗程的巨额费用。她充满怨气地坐在那里，脸部的肌肉随着口腔的张合痉挛着，抱在胸前的双手，偶尔也会解放出来，在我们面前，配合着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有力地挥舞着。
　　父亲几欲张口续说梦境，然而习惯强词夺理的母亲并不给他机会，他只好闭上了欲言又止的嘴巴。可怎么闭得上呢？母亲就像刚刚吃了一碗朝天椒，说出来的话火辣辣的，呛得人嗓子直冒烟。
　　我以为自从父亲患病以后，两个人在说话的方式和态度上都会有所收敛，但依然如故。父亲是本性难移——有时是忍无可忍，母亲则只顾嘴上快活，早把我们的叮嘱抛诸脑后。她永远也不会像电视剧里那些善解人意的母亲那样，不计前嫌地去尽心尽力地照顾病中的父亲。她无法控制自己。她的身体里总是奔突着一股不受控制的力量。
　　遵医嘱，父亲需要静养，需要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好心情。我在陪护期间更是读到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对外国夫妇，体检时发现双双患了癌症，两人于是放下一切，取出所有的积蓄去环游世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结果两年之后，去医院复查，两人身体里的癌细胞均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祈祷这样的奇迹，也能发生在父亲身上，那么，保持好心情对他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常动肝火，情绪波动过大，只会让病情雪上加霜，甚至迅速恶化。但是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这也正是那天我最终放弃了掀翻桌子的原因。我太了解他们了。即使我把桌子掀翻在地又能怎样呢？他们可能会呆立原地沉默不语，可能会跳起来指责我的失礼行为，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克制和约束自己的情绪，但他们就是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更不会意识到，他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战争，给我们兄妹的成长以及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多少困惑，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两个在彼此身上乐此不疲地创造悬崖与伤痕的人，何时才能达成和解？我无法知道。母亲或许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们的父亲了。那个把时龄十七岁的她迎娶回家的男人，那个与她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一起养育了两儿一女的男人。谁都知道，两只刺猬永远也不会拥抱在一起，除非把彼此身上的刺全部拔光，然而一旦把刺拔光，命还存焉？母亲在那个昏昏欲睡的冬日下午打给我的电话，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过去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或许是出于自私，我害怕他们离婚，害怕在清晨看不见父亲或不能与母亲一起共进晚餐，但是当我长大成人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我觉得他们早就应该选择放手，而不是继续将就着生活，那样只会让彼此陷入更深的痛苦，而且让孩子们也跟着旋转在痛苦的旋涡之中。
　　“你们根本就不该生活在一起。”
　　几个月前，当我和母亲再次谈论起她和父亲这三十多年来的关系时，我终于鼓起勇气，直言不讳地对母亲说。
　　彼时，她坐在一堆逐渐黯淡下去的光线里，像一个失败者，耷拉着眼皮，半晌无言。她是在为自己不幸的婚姻生活默哀，还是在为我的大不敬生气？我没有试图从母亲口中寻找答案——我不忍心进一步刺激她。
　　记得多年前父亲不在家的一个夏日的中午，母亲不惜暴露出怨妇的某些特质，就着简易的饭菜，向前来我们家做客的表姐抱怨父亲的各种不是，言辞间怨气横陈，怒气冲冲，而且还透露了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秘密——一个连父亲也不知道的秘密（我是这么猜测的）：
　　母亲待字闺中时，与父亲同时前去提亲的还有一个人——与她同村的一个年轻男子。但外婆看中了父亲是个手艺人，能挣活钱，个子又高，而且是河下人——那个时候，高山地区的姑娘都以嫁到河下为荣，最终将女儿嫁给了他。
　　这个中午的画面，影影绰绰地在我面前晃动。当年我少不更事，没能听懂母亲的弦外之音。现在咀嚼起来，才发现母亲的言辞里，多少是有一丝遗憾乃至悔意的。她说那个人现在把日子过得很红火。
　　如果当年外婆没有替母亲做主，母亲自己会选择哪一个呢？如果她选择的是那个人，她会比跟着父亲过得更称心如意吗？而父亲，他又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一切，都没有答案。如果他们没有在一九七九年结婚，那么他们各自的人生都将面临无数种可能。可能比现在要好，可能比现在要坏，也有可能与现在不分秋色。但是命运的藤蔓把他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此生再也摆脱不了干系。
　　我们兄妹三人，如同三只葫芦，也被那根无形的藤蔓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如果没有他们的结合，就不可能有我们。
　　七
　　这么多年以来，父亲和母亲究竟是依靠什么维持着他们脆弱的婚姻关系的？是如多年前母亲所说的为了几个孩子吗？还是为了那个时常被挂在嘴边却又不值一钱的面子？（他们都经常说，树活皮，人活脸。）是出于某种生活惯性——譬如说懒惰——而一再给对方最后一次机会，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惩罚彼此？
　　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如果他们在中途果真因为意气用事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解除了婚姻关系，我们必须面对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我不禁如此假设。父亲或许会成为一个老光棍，他身上的坏脾气实在太多，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他。母亲呢，再找一个男人搭伙过日子的概率应该也不大，毕竟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一大堆毛病，而她也已不再年轻。 　　这或许就是他们将就着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原因。尽管母亲对父亲恨得咬牙切齿，对于嫁给他这件事后悔终生，而父亲对母亲也持保留态度——用母亲的话说，他认为村子里别的女人都比她要好。
　　我自以为已将父亲和母亲糟糕透顶的关系看得十分透彻，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我不能理解的事情。
　　那个灰色的冬日之后没过几个日子，母亲的电话又相当急迫地打来了（中途当然也打过许多个电话）。依然是下午。
　　我以为他们又吵架了，她又要向我状告父亲的不是，谁料情形却与上次乃至以往任何时期都截然不同。
　　父亲曾这样形容我们的母亲：你妈说话的声音，震得落几片屋瓦，唬得住摸黑进村的老虎，嘿嘿。母亲在生活中一贯如此。她最瞧不起说话跟蚊子一样嗡嗡嘤嘤的人和走路时缓慢得就像是总在担心会将蚂蚁踩死的人。在这方面，父亲和我们兄妹都没少被她揶揄和批评。
　　无论做事，还是说话，母亲都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
　　而这一次，电话里的母亲，委顿，无助，长吁短叹，时不时地像田间地头爬满青苔的岩石一样沉默，说出来的话语，跟她日渐萎缩的脸一样憔悴，跟她灰暗的心情一样低沉。她以往在说话间表现出来的那种十足的中气，那种就像在头顶挥舞着拳头的劲头，消失了。
　　——他现在成天把自己囚在那间客厅里。天那么冷，他也不知道往炉子里烧一堆火。他就坐在那排靠窗的椅子上，戴着顶帽子，把双手抱在胸前，紧蹙着身子，低垂着头，似睡非睡，活像一个木偶，无声无息地，一句话也不说。
　　——他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甚至比八十多岁的老头子还要老。瘦得皮包骨，没有一点肉。脸上堆满了皱纹。
　　——他以前没有几根白头发，不仔细看的话，不容易发现。而现在，雪白的头发，从两鬓开始，蹭蹭蹭地直往头顶蹿，一天比一天多。
　　是一声长长的重重的叹息。
　　那响亮而又沉重的叹息，在电话里边往复回旋，犹如我自己叹息的回声，清晰而又冗长。慢慢地，模糊的边缘生出了锯齿。
　　沉默不期而至。它蔓延成爬满藤蔓的篱笆，蔓延成落满鸟粪的墙壁，蔓延成令人眩晕的悬崖，蔓延成暗流涌动的大江大河，蔓延成无边无际的森林，蔓延成一片巨大的虚无。
　　我也陷入那片浓雾般的虚无之中，无言以对。我们的嘴巴，被同一件悲伤的事情堵上了。
　　根据母亲的描绘，我努力地想象父亲的样子，却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的影子。那团影子，像一只悬空漂浮的气球。我确信那就是父亲，但他的脸乃至整个人，离我是那样遥远，远得只剩下一个轮廓。
　　——看他这副样子——估计——管不了多少——日子——了。
　　母亲哽咽着说。一阵被刻意压抑的抽泣声和擤鼻涕的声音，在我耳畔清晰而又模糊地响起。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竟看见了母亲。她瘦削的肩膀在轻轻耸动，布满雀斑的鼻子在轻轻耸动，皮肤松弛的嘴巴在轻轻耸动。上下两排原本紧紧咬合在一起的牙齿，因为身体的颤动而不受控制地磕碰在一起，咯咯作响。
　　也就是在这个下午，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母亲似乎将她以前惯常数落的那种种父亲在日常生活里表现出来的劣迹乃至在她的臆想和推测里父亲背叛过她的事实，都抛诸脑后了。
　　她嘀咕：他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呢？（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而那些把坏事做绝的家伙，什么毛病也没有。
　　她又说：老天无眼。
　　八
　　或许就是从这个具体日期已难以确证的冬日开始，母亲的电话日渐频繁，有时在一天之内竟能接到她好几通电话。而那些长途电话所传递的信息，都与她自身无涉——她不是告诉我父亲愈发糟糕的近况，就是尝试着与我商量一些每个人都会在潜意识里极力排斥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听得出来，她也是犹豫了好久才鼓起勇气与我商量那些事情的。实际上，她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忌讳谈论那些事情。
　　某个冬日的上午，或许依然是下午——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那是一个浓得化不开的白雾包围了村子的日子——母亲在电话里长吁短叹了一番，终于触及这次通话的核心议题：为父亲准备老屋。我在电话里保持沉默。我觉得为时过早。如果父亲知道了，矗立在他心里的那幢原本就已摇摇欲坠的精神大厦，肯定会在瞬间坍塌。而且我也难以置信，父亲真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吗？母亲的声音缠绕着湿漉漉的雾水，却又像飘浮在空中的物体被风吹得很远。她黯然说道，已托了人在高山地区帮忙打听。那里的木材好。他辛苦了一辈子，不论现在怎么困难，还是要给他准备一副杉木老屋，不能亏待他了。
　　来年五月，父亲已足不出户——他急剧消瘦下去的跟竹竿一样粗细的双腿，已不能支撑他同样急剧消瘦下去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的上半身。他像一只变形的老鼠，被困于一把放置在卧室中央的灰色躺椅里，成天耷拉着沉重的脑袋，陷入无休无止的睡眠之中——对于院子里和马路上的任何动静，他都已无动于衷。“他只是还活着。”母亲悄声砸巴着嘴巴说，言语间尽是悲哀。
　　某一天，在田野里干活的母亲忽然与我商量——更像是汇报——请人给父亲缝制寿衣的事。她就像防止有人偷听似的，压低声音说，已经在镇上联系好裁缝了。给他定做了两套长布衫，一套青色的，一套白色的，还有一双鞋子。过了一阵子，说衣裳已拿回，父亲试过，很满意。鞋子的尺寸，也十分合脚。
　　端午节前夕，母亲紧急把我们兄妹召回了家里。那个燥热无比的中午，她在电话里近乎哀求地对我说，你们端午节还是回来一下吧——在此前，她是不主张我们端午节回去的，说来回奔波，花销太大，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她的声音，哽咽、低沉、颤抖、无助，夹带着哭腔——與我说话之时，正有硕大的泪珠子在她瘦削的脸颊上滚动。那个时候，父亲的情况已经十分不妙了。
　　我们匆匆赶回家里，父亲的形象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都难以置信，那个人就是我们的父亲。当我们忐忑不安地迈进父亲的卧室时，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那个人哪里是我们的父亲呢？一个无比陌生而且无比丑陋的外星人抑或在过去的报刊上才见得到的那种近乎木乃伊的饥民，毫无生气地贴在那把躺椅里。他就像是一张薄薄的草稿纸，一团沉睡的潦草的影子，仿佛只要一口气，就可以把他从这世间吹走;或者只要一转身，就再也别想看见他了。 　　一个落着毛毛细雨的日子，父亲在躺椅里沉睡，我在地里帮母亲收割荞麦。其间，我一边用镰刀割着匍匐在地的荞麦，一边对身旁的母亲说——或许是为了安慰她吧——以后多带她出去旅游。母亲将手中的荞麦捆扎好了扔到田埂上，站在细雨中，望着某个不确定的方向，叹息道——那三个字就像是从她身体里的某个深渊里爬出来似的——“不想去”。停顿了一会儿，或许是清理了一下嗓子，她接着很消沉地说：“以前，不管怎么样，总有个盼头，而现在，盼头没有了。”
　　端午节后没几天，我们都因已预感到父亲来日无多——他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倒计时，而不放心他一个人在那间光线昏暗的卧室度过漫长而又孤独的黑夜。我们都隐隐地担心这一件事，并为之不安。而那时哥哥已返回工作地，作为次子，我自然要承担起那份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我实在无法忍受父亲从肺部呼出来的那股腐臭味——整个卧室都飘荡着那股味道，同时也有些害怕。母亲或许是察觉到我的犹豫，挺身而出，每天晚上，她都会迈进那间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卧室，睡到离父亲不远的那张床上。而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她都坚持睡在客厅的那排红木椅子上，随时准备起身奔赴父亲休息的那间卧室。
　　那几个夜晚，睡在厢房里的我，偶尔能听见母亲与父亲说话的声音。当然，那只是她一个人在说话，往往是问候父亲的。那时的父亲，差不多已陷入漫无边际的梦境之中。他的嘴巴一刻不停地翕动着，就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小动物在他干瘪的嘴唇上练习奔跑。他是在梦中与人对话，准确地说，是在昼夜不停地与人进行长谈——他的面前，应该坐着一个、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只不过他已奄奄一息，那比蚊蠅的嗡嗡声还要细小的说话声，自然也就无人能够用耳朵捕获了。
　　母亲一向是胆小的——虽然她独自在四野没有邻居的一间屋子里度过了漫长的少女时代——在生活中，她总是忌讳谈论一些事情（譬如死亡、鬼怪以及与之相关的事情），而且对长虫一类常年匿身于洞穴的冷血动物、深渊般的黑夜和河流充满了恐惧。我从未问及，她在陪同父亲度过的那几个夜晚，究竟睡着了没有。父亲虽然陷入了漫无边际的梦境，但时不时也会自梦中醒来，睁开布满褶皱的眼皮，吃力地转动黯淡无光的眼球，环顾四周。母亲会不会害怕？她曾经暗示让我睡在客厅的那排红木椅子上，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有个照应，但我不曾在那排椅子上睡过一夜。
　　我一直抱有某种侥幸心理抑或心存幻想：父亲不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可是那个至暗时刻，最终在一个反常的黄昏来临。其时，我和妹妹正陪着几位客人站在院子里聊天。父亲独自坐卧在堂屋里的那把躺椅上，耷拉着脑袋沉睡。等我再次怀揣着某种隐秘心理前去探望他时，发现他已像一条窒息的鱼，被一口气卡住了喉咙。母亲闻讯从另外一个房间奔来，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臂，低下头耐心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可是他既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应答。他渐渐失去了呼吸，只是体温还没有退去。大家手忙脚乱地把父亲抬到隔壁房间，母亲亲手为父亲净身，然后在四叔的帮助下，为父亲穿上了那两套崭新的寿衣。
　　那个晚上简直糟糕透了。前半夜，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手忙脚乱给我们家的亲朋好友报信——拿着父亲以前随身携带的那个电话簿，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半夜，我一直在堂屋里跟着道士先生跑堂，不曾留意到母亲。我只记得，长辈们帮忙布置灵堂时，母亲独自在楼上收拾衣物，楼板上传来密集而急促的脚步声——她要把父亲生前穿过的衣物全部找到并打包。恍惚中，我只看见母亲的影子。或者，那个影子，根本就是我想象出来的。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次日上午，我和母亲尾随道士先生到地里给父亲刻井。那是一件大事。母亲走在我的前面，脚步迈得很快，一片银发在我眼前闪烁。为了给父亲选择一个最佳的归宿之地，母亲和能言善辩的道士先生以及一位叔父据理力争，而我，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全程几乎一言不发。返回后，我和母亲在那间曾经盛满一家人欢笑而如今凌乱不堪的客厅里小坐了片刻，所有的喧嚣被一道无形的玻璃罩隔离。她坐在父亲以前常坐的那排椅子上，双手抱胸，大颗大颗的泪珠子扑簌扑簌地从她凹陷的脸颊上滚落而下，她枯萎的胸脯连同她整个在一夜之间缩小了一圈的人，都在毫无规律地大幅度地耸动。她努力地把哭声咬碎在口腔里，不让它们跑出来，但鼻孔里却发出了哽咽之声。我很想抱一抱她，但终究没有付诸行动。
　　母亲坐在那里抽噎，像个刚刚失去了父亲的孩子。
　　九
　　这年二月，远道而来的伯父到我们家小坐了片刻。母亲照例向他讲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恩怨是非，多半是关于何婶的。伯父叮嘱她，你的几个孩子都在外面工作，你要在家中与左邻右舍处理好关系，不要影响他们的名望。
　　母亲误解了伯父的意思，情绪立马变得激动起来。她透露，自从父亲过世后，有好几个人明里暗里地打探她是否有与他人另组家庭的意愿，但都被她回绝了。她说，除非这个人比我们的父亲聪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没有遇见过比他更聪明的人。”她补充道。
　　我尴尬地坐在一旁，试图打断她的独白，却没有成功。
　　几个月之后，也可能是几个月之前，具体时间我早已忘却。我们坐在院子里谈天，妻子也在，我忽然对母亲说，要是您和爸爸以前也像我们这样好就好了。不料母亲换了一个坐姿，幽幽地对我说，“我们以前比你们还好，只是你爸爸出去见了些世面后，心就变野了。”
　　我和妻子听着好笑，却没有笑出声。
　　可能是同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她刚嫁给父亲的时候，父亲担心她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生活不习惯——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过于拮据，分家时，仅仅从祖父祖母那里分得一筐土豆——就经常步行几十里山路到外婆家，央求外婆炒一锅爆米花，好带回家给母亲吃。
　　这不禁让我浮想联翩：他们年轻时肯定也梦想过，要在这人世间造一座直插云霄的通天塔，只不过那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罢了。
　　我还想起那年五月的一个清晨，我在离家之前，让母亲从箱底——那口箱子是她当年的嫁妆之一——翻找出了她和父亲当年领取的结婚证。我把那本已经褪掉了色彩的结婚证，放在椅子上，拍了一张照片。
　　一九七九年的结婚证上，并没有粘贴一张结婚登记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