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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朝的的统一奠定了中华民族版图的雏形，秦朝统一的过程中，运用商鞅变法，吸收法家主张治理国家。在其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不团吸收中原文明先进的成果，为其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统一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大秦；大一统；文化；经济
秦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十分清楚。秦襄公以前，可以说它只是僻处西陲的一个小邦，后犬戎寇周，杀周幽王于骊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有战功，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平王乃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日：“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差不多等于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谁料刚传位至文公，秦即迁居于汧渭之会，以兵伐戎，大败戎人，遂收周余民而有之，扩地及之于岐，占有了周的全部西土。接着，又灭掉歧周地区及其周围的一些小邦，秦穆公原拟继续向东发展，他多次干预晋国的事务并于公元前627年，“越过以鄙远”，结果却在崤山遭到晋、戎的伏击，同时在军事上也包容了游牧民族的武力。秦惠文王时用张仪、司马错，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巴蜀，汉中古称“天府”。占据了“天府”，秦在经济上就超越了六国。军事上有了“天骄”，经济上有了“天府”，加上关中进可攻、退可守的优越地理形势，由秦王政来最终完成统一，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一、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善于用人
所谓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主要是指吸收以姬周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秦人出自东夷，但长期居于西陲，就难免要与西方的羌戎同风同俗。洞室墓、屈肢葬和带铲形足端的袋足鬲被考古界视为秦、戎共有的文化现象，不无道理，进而把秦、戎文化视为同一文化系统，也未尝不可。因此，秦人便“以亲故归周，保西垂”。以后又有秦宁公娶于鲁、秦穆公娶于晋等等，都是与华夏族结亲的显例。通婚带有政治联姻的性质，但更可看作是吸收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正是在不断通婚的过程中，秦与华夏的距离缩短了。
二、是改变祭祀习惯
秦人出自东夷，但进入歧周地区后，却陆续作鄜畤、西畤、吴阳上畤等，开始祭祀白帝、青帝及黄帝、炎帝，并自称是帝颛顼之苗裔。这种主动与华夏族的传统祖神联系起来的作法，既是为了便于统治歧周地区的“周之余民”，也表现了秦人对华夏文化的仰慕。
三、贬戎狄之俗，采用华夏族的礼俗
《秦本纪》说，秦文公十年，“初作廊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统治者带头用周的牢礼来祭祀，并学习周的办法，用史纪事，人民通过参加或参观祭祀活动，也就随着向风而化了。到秦德公时，初居雍城大郑宫，又“以狗御蛊”，《史记》特作记录，表明这也是一件大事。但具体的作法却随时随地有种种变通，悬尸于木也可代之以埋敌首于城门或于四门杀狗。秦人现在开始使用这一礼俗，显然他们已经以华夏自居了。
秦从一个西垂小国，发展强大，最终统一六国，善于用人，不能不说是秦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骞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枝于晋，灭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快变法革改，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惠王用张仪、司马错，北牧上郡，西并巴蜀，南取汉中，终收拔三川、制鄢郢、散六国合纵之效；昭王用范雎，远交近攻，蚕食诸候，奠定了统一的基础；秦王政文用尉缭、李斯，武用王翦、蒙骜等，离间各国君臣，攻城夺邑，逐个攻灭了六国，最终完成统一。
秦国在用人方面，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
其一，重用外来人才，即战国所谓的客卿。由余是戎人，百里奚本虞国之臣，蹇叔为宋人，丕豹、公孙枝为晋人，商鞍是“卫之诸庶孽子也”，张仪乃“魏氏余子”，范雎亦魏人，且“家贫无以自资”，蔡泽为燕客，吕不韦为阳翟大贾，尉缭为大梁人，李斯自称“上蔡布衣，闾巷黔首”，蒙骜自齐事秦昭王，自应为齐人。他们都与秦国统治者毫无血缘联系，却能倍受重用，我们不能不说秦人采用的是一条任人唯贤路线。
其二，用人不疑。穆公以孟明视、西乞术：白己丙为将，千里袭郑而惨败于崤，当三帅从晋逃归时，穆公素服效迎，向三人哭日：“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史记。秦本纪》遂复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翌年，孟明伐晋，又败于彭衙，穆公不以再败而改其初衷，更加善待孟明。到第三年，孟明帅师，渡河焚舟，大败晋军，取晋邑王官及鄗，终于雪了崤战之耻。后来，秦孝公坚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终如一地支持他推行变法改革，也是用人不疑的显例。秦王政时，韩人郑国入秦为间被发觉，宗室大臣趁机建议“一切逐客”，李斯乃上《谏逐客书》，透辟阐明了重用人才与秦国发展的关系，秦王政大为称赏，遂除逐客之令，拔李斯为廷尉，亲信倚重几二十年。这种一旦看准就信任到底的作法，对治理好一个国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何以秦国能够作到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对个的原因，我们也略作探讨。
首先应该谈到的仍是秦国受周人宗法制影响较小这一老话题。周人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它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却是亲亲。西周分封到各地的诸侯，主要是王之父兄子弟。异姓功臣受封者数量既少，一般又同贵族保有姻亲关系，他们能够获得诸候的地位，未始不可以看作是亲亲原则的扩大。
亲亲的原则就是血缘关系的原则，就是把血缘看的高于一切。这本属于氏族社会的陈旧观念，但周人却把它固定化、制度化，甚至神圣化，借以加强贵族内部的联系，进而达到控制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目的。“克明克类，克君克长”《詩经。大雅。皇矣》，把善于辨明族类看作是为君为长的前提，是否同族已被拔到了何等的高度，于此已可窥其大概了。
再谈秦人。他们僻处西垂、尚未列为诸候时，自然很少受到周人宗法传统的熏陶，当春秋初他们进入岐周地区、开始大量吸收周文化时，周人当中也出现了礼崩乐坏，在血缘关系普遍松弛的文化背景下，秦人便不可能再把旧的氏族传统固定化、制度化、乃至神圣化，反而要随着时代的大潮，迅速摆脱其束缚和影响。
秦人既不曾把血缘关系的原则固定化、制度化、神圣化，又以强有力的手段涤荡着血缘关系的残余，这当然就要影响到他们的用人方针，比较注重任人唯贤。不过，这种作法发展到极致，也容易转为刻薄寡恩，所以，秦国统治者在内部斗争中往往轻易处死宗室子弟，以至于二世即位，便发生六公子戮于社的惨局。另外，秦人能够任人唯贤，还与他们原本落后、有急于图强的紧迫感相关。自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之后秦国便以商鞅及其学派的思想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对其他诸家，则采用轻视乃至轻敌的态度，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反智倾向。
秦朝短命亡，与只用商鞅一派的法家人物、只重耕战、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有关，此点似为学术界所公认。事实上，秦国用人之弊的恶劣影响，直到汉代也未完全消除。武帝以前三辅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列有专传的士人，所出书籍也屈指可数，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更主要是关东人。而齐鲁周宋地区、三晋地区，甚至淮南吴越地区，在秦禁既除之后，学术上却很快出现复苏与繁荣，齐鲁地区尤为突出。直到汉武帝崇儒术，在京师设置学术机关，又迁关东人入关居住，加以长安定都已久等因素，三辅地区才在文化上冉冉上升，与齐鲁相侔，而成为西汉中后期及东汉时期的学术中心之一。武帝前后三辅学术风貌存在这么大差异，又不能不追溯到秦的用人政策。
参考文献：
[1]黄灼耀；关于秦史若干问题的辨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1期
[2]龚维英；“桓齮路奔燕”出处问题[J]；人文杂志；1982年02期
[3]彭久松；“举而笑之”不是对待历史的郑重态度——读《史记·六国年表》序[J]
[4]益仁；《秦人秘史》评介[J]；东南文化；1991年06期
（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大秦；大一统；文化；经济
秦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十分清楚。秦襄公以前，可以说它只是僻处西陲的一个小邦，后犬戎寇周，杀周幽王于骊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有战功，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平王乃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日：“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差不多等于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谁料刚传位至文公，秦即迁居于汧渭之会，以兵伐戎，大败戎人，遂收周余民而有之，扩地及之于岐，占有了周的全部西土。接着，又灭掉歧周地区及其周围的一些小邦，秦穆公原拟继续向东发展，他多次干预晋国的事务并于公元前627年，“越过以鄙远”，结果却在崤山遭到晋、戎的伏击，同时在军事上也包容了游牧民族的武力。秦惠文王时用张仪、司马错，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巴蜀，汉中古称“天府”。占据了“天府”，秦在经济上就超越了六国。军事上有了“天骄”，经济上有了“天府”，加上关中进可攻、退可守的优越地理形势，由秦王政来最终完成统一，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一、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善于用人
所谓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主要是指吸收以姬周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秦人出自东夷，但长期居于西陲，就难免要与西方的羌戎同风同俗。洞室墓、屈肢葬和带铲形足端的袋足鬲被考古界视为秦、戎共有的文化现象，不无道理，进而把秦、戎文化视为同一文化系统，也未尝不可。因此，秦人便“以亲故归周，保西垂”。以后又有秦宁公娶于鲁、秦穆公娶于晋等等，都是与华夏族结亲的显例。通婚带有政治联姻的性质，但更可看作是吸收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正是在不断通婚的过程中，秦与华夏的距离缩短了。
二、是改变祭祀习惯
秦人出自东夷，但进入歧周地区后，却陆续作鄜畤、西畤、吴阳上畤等，开始祭祀白帝、青帝及黄帝、炎帝，并自称是帝颛顼之苗裔。这种主动与华夏族的传统祖神联系起来的作法，既是为了便于统治歧周地区的“周之余民”，也表现了秦人对华夏文化的仰慕。
三、贬戎狄之俗，采用华夏族的礼俗
《秦本纪》说，秦文公十年，“初作廊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统治者带头用周的牢礼来祭祀，并学习周的办法，用史纪事，人民通过参加或参观祭祀活动，也就随着向风而化了。到秦德公时，初居雍城大郑宫，又“以狗御蛊”，《史记》特作记录，表明这也是一件大事。但具体的作法却随时随地有种种变通，悬尸于木也可代之以埋敌首于城门或于四门杀狗。秦人现在开始使用这一礼俗，显然他们已经以华夏自居了。
秦从一个西垂小国，发展强大，最终统一六国，善于用人，不能不说是秦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骞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枝于晋，灭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快变法革改，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惠王用张仪、司马错，北牧上郡，西并巴蜀，南取汉中，终收拔三川、制鄢郢、散六国合纵之效；昭王用范雎，远交近攻，蚕食诸候，奠定了统一的基础；秦王政文用尉缭、李斯，武用王翦、蒙骜等，离间各国君臣，攻城夺邑，逐个攻灭了六国，最终完成统一。
秦国在用人方面，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
其一，重用外来人才，即战国所谓的客卿。由余是戎人，百里奚本虞国之臣，蹇叔为宋人，丕豹、公孙枝为晋人，商鞍是“卫之诸庶孽子也”，张仪乃“魏氏余子”，范雎亦魏人，且“家贫无以自资”，蔡泽为燕客，吕不韦为阳翟大贾，尉缭为大梁人，李斯自称“上蔡布衣，闾巷黔首”，蒙骜自齐事秦昭王，自应为齐人。他们都与秦国统治者毫无血缘联系，却能倍受重用，我们不能不说秦人采用的是一条任人唯贤路线。
其二，用人不疑。穆公以孟明视、西乞术：白己丙为将，千里袭郑而惨败于崤，当三帅从晋逃归时，穆公素服效迎，向三人哭日：“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史记。秦本纪》遂复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翌年，孟明伐晋，又败于彭衙，穆公不以再败而改其初衷，更加善待孟明。到第三年，孟明帅师，渡河焚舟，大败晋军，取晋邑王官及鄗，终于雪了崤战之耻。后来，秦孝公坚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终如一地支持他推行变法改革，也是用人不疑的显例。秦王政时，韩人郑国入秦为间被发觉，宗室大臣趁机建议“一切逐客”，李斯乃上《谏逐客书》，透辟阐明了重用人才与秦国发展的关系，秦王政大为称赏，遂除逐客之令，拔李斯为廷尉，亲信倚重几二十年。这种一旦看准就信任到底的作法，对治理好一个国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何以秦国能够作到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对个的原因，我们也略作探讨。
首先应该谈到的仍是秦国受周人宗法制影响较小这一老话题。周人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它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却是亲亲。西周分封到各地的诸侯，主要是王之父兄子弟。异姓功臣受封者数量既少，一般又同贵族保有姻亲关系，他们能够获得诸候的地位，未始不可以看作是亲亲原则的扩大。
亲亲的原则就是血缘关系的原则，就是把血缘看的高于一切。这本属于氏族社会的陈旧观念，但周人却把它固定化、制度化，甚至神圣化，借以加强贵族内部的联系，进而达到控制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目的。“克明克类，克君克长”《詩经。大雅。皇矣》，把善于辨明族类看作是为君为长的前提，是否同族已被拔到了何等的高度，于此已可窥其大概了。
再谈秦人。他们僻处西垂、尚未列为诸候时，自然很少受到周人宗法传统的熏陶，当春秋初他们进入岐周地区、开始大量吸收周文化时，周人当中也出现了礼崩乐坏，在血缘关系普遍松弛的文化背景下，秦人便不可能再把旧的氏族传统固定化、制度化、乃至神圣化，反而要随着时代的大潮，迅速摆脱其束缚和影响。
秦人既不曾把血缘关系的原则固定化、制度化、神圣化，又以强有力的手段涤荡着血缘关系的残余，这当然就要影响到他们的用人方针，比较注重任人唯贤。不过，这种作法发展到极致，也容易转为刻薄寡恩，所以，秦国统治者在内部斗争中往往轻易处死宗室子弟，以至于二世即位，便发生六公子戮于社的惨局。另外，秦人能够任人唯贤，还与他们原本落后、有急于图强的紧迫感相关。自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之后秦国便以商鞅及其学派的思想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对其他诸家，则采用轻视乃至轻敌的态度，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反智倾向。
秦朝短命亡，与只用商鞅一派的法家人物、只重耕战、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有关，此点似为学术界所公认。事实上，秦国用人之弊的恶劣影响，直到汉代也未完全消除。武帝以前三辅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列有专传的士人，所出书籍也屈指可数，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更主要是关东人。而齐鲁周宋地区、三晋地区，甚至淮南吴越地区，在秦禁既除之后，学术上却很快出现复苏与繁荣，齐鲁地区尤为突出。直到汉武帝崇儒术，在京师设置学术机关，又迁关东人入关居住，加以长安定都已久等因素，三辅地区才在文化上冉冉上升，与齐鲁相侔，而成为西汉中后期及东汉时期的学术中心之一。武帝前后三辅学术风貌存在这么大差异，又不能不追溯到秦的用人政策。
参考文献：
[1]黄灼耀；关于秦史若干问题的辨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1期
[2]龚维英；“桓齮路奔燕”出处问题[J]；人文杂志；1982年02期
[3]彭久松；“举而笑之”不是对待历史的郑重态度——读《史记·六国年表》序[J]
[4]益仁；《秦人秘史》评介[J]；东南文化；1991年06期
（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