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诗人孙启放，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身上包含了诸多的对立与分歧。比如：他是学数学出身的，却一生与诗结缘，而在我看来，诗与数学的距离，就像两个星系一样遥远；再如他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十年后中断，过了几近二十年又再续诗缘，而在我看来，二十年漫长得就像前世与今生。他气场强大又温文尔雅，激情满怀又老成持重，品味精细又不拘小节，趣味古典又观念现代……更奇妙的是，他能够很自然地把这一切融合到一起，并不给人以任何突兀不谐之感，仿佛是他生命之树上向不同方向伸展出的众多枝条，并且这些枝条伸展得越长远，越显出他生命的丰茂。
　　他的诗也正和他的人一样，充满对立与矛盾，而这些没有让他的诗歌变得支离破碎，而是充满了富有意味的张力。他的诗既古典又现代，既热烈又凛冽，既繁复又简单，既知性又感性，既口语又雅言，既抒情又反抒情……这些相反的因素对于诗艺来说，本是一对对双刃剑，充满危险又呈现诱惑，既可能伤害诗歌自身的和谐，也可能给诗歌带来丰富的力量，只有那些强力诗人才可以冒险去把握这些剑柄，强力地把这它们化为吹毛断发的利器。我不能说孙启放达到了强力诗人的境界，但至少可以说，他创作中的这些因素没有损害而是加强了他的诗歌，成就他独特的写作个性。
　　那么这些和而不同的对立因素从哪里来？我想，这一方面源于他丰富的天性，另一方面也源于岁月的陶冶。旺盛的生命力驱使他地尽可能多地去占有生活，从而在其生命中纳进了诸多异质因素，并反映在他的创作中；而岁月的陶冶使他得以收获更多智慧、更开阔的襟怀，更强大的融合力，使他有能力把奔突冲撞的力比多转移、升华为对世界、人生的深刻洞察力，把性格中那些互不相容的异质因素排列成美妙的和弦，把生命里的断崖绝壁重构为美不胜收的幽谷。
　　孙启放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浓郁的古典色彩。他是一个有很深古典情結的人，热爱并精于品鉴古典艺术，耽于东方古典之美，从年轻时到现在始终不逾。这一点也无疑给他的诗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他早年出版的诗集《英雄。名士与美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从书名到意象、从题材到主题、从用词到用句，均渗透了古典韵昧。他仿佛用词语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秘密花园，独自耽溺其中，流连不已。二十年过去了，他初心不改，在其新诗集《皮相之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中。古典的题材、意象、句法、趣味依然非常明显，其中《伪古典》、《组诗》二辑，即大多是对古典意象和题材的演绎，如《丹青引》、《松柏赞》、《修竹赋》、《菊花令》、《空山帖》、《桂香辞》等，，不但选择具有丰富古典韵味的意象作为生发诗意的核心，而且刻意营造古典情境和氛围，甚至题目中的“引”“赞”“赋”“令”“帖”“辞”等；也以仿拟传统文体名的形式，表达对古典的敬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倾心的古典之美并不单一，而是呈现出多元化和丰富性，既有冶艳繁华之美，也有荒寒枯寂之美，既有清疏超旷之美，也有忠爱缠绵之美，既有亢爽跌宕之美，也有婉静纤柔之美……如《修竹赋》，写古代披衣散发的流放士子（以苏轼为原型？）爱竹、赏竹、画竹，以竹的清芬漂洗生命中的晦气霉气，以竹的刚韧对抗尘世的嶙峋，在一支既沉重又轻灵的笔下，那竹；“风一吹就是一千年。这瘦美人，腰肢刚性的韧，思念也就嶙峋，那人一支笔下，土坷垃也能色彩斑斓，唯有你，仍是墨色，拒绝开花”，人与竹、竹与画，画与人生，由此重叠幻化到一起，合奏成一曲对风骨峭峻的传统人格与清逸超尘的古典艺术的礼赞。再如《快雪帖》一诗，以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内容为本事，加入诸多生动的想象性细节，把原帖中潜在的诗性充分挖掘并演绎出来，营造出一个极具古典意味的诗境：仿佛为了抚慰一位大艺术家一颗郁结的心灵，造物者铺设了一场天地间的繁华，来为他助兴解郁；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位大艺家有着强大的审美超越能力，他以天地、寒夜、大雪、好酒为材料，为自己打造了一场美轮美焕的嘉年华，让有限有待的个体生命进入到一个无限无待的存在之境。这种存在之境也是老子和庄子曾用美妙的汉语向我们描述过的。
　　孙启放似乎特别倾心于古代的艺术化人生，或者人生的艺术化，对于古人通过艺术创造或艺术化生命活动所实现的对惨淡人生和有限人性的超越特别神往。中国是一个没有全民性宗教的国度，因此艺术就起到一种代宗教的作用，在华夏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超越冲动的中国诗人，孙启放对古典美学和艺术的恋慕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心态自然会反映到他的诗歌里，上面提及的两首诗就是写古代艺术家的审美超越之境的。此外像《丹青引》，更是直写艺术创造中所达至的自由无待、大美不言的生命境界；艺术家通过“经略”云烟，用线条和色彩在暗淡的纸页上建构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美的世界，仿佛一个创世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而艺术家的个体生命，也在艺术创造中超越了“原罪”与“枯荣”的铁律，上升到造物者和无限者的高度。那被“劫略”的美人正是美本身的象征，而那被踢出画室的“未经点晴的盲目之龙”，正可视为被扬弃的个体生命的质重、困窘与无明。诗人以诗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艺术之美与艺术创造对生命神奇的提升力量。这无疑让我们想到庄子写下的那些关于艺术创造的动人故事。
　　孙启放笔下的那些古典意象，也往往与艺术创造关联起来，它们不但是自然物象，同时也是艺术幻象，《修竹赋》如是，《梅花引》也如是。《梅花引》试图画出一颗古典的花魂，一种冷冽的芬芳，一种通灵绝尘之美。但这种美坚守自己的洁癖，不受污浊心灵的“约见”。于是诗人怀着谦卑与虔敬，想象“有一寂寞处与大雪通灵。寒碧窗纱，烛影摇红，微醉，美人将病、将支离，将咳血成朱砂、将落笔于绢，只一朵，已开成孤本”。病美人咳血而成绝世的冷艳之美，这一形象让人与花交相辉映又合而为一，给我们带来诗性的启示：艺术以生命为膏脂，而生命只有在化入艺术后才得以永恒。这正是一种古典的艺术精神。同时这首诗也与白石词《暗香》、《疏影》遥相呼应，把一种孤洁的古典之美以崭新的形式再现出来。而“只一朵，已开成孤本”与“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在表达生命与艺术之关系时何其异曲同工又各具个性。 　　最后，孙启放也写下了许多“非古典”的、当下题材的诗，这些诗更能够显示其现代性的艺术品格。如果说孙启放的早期创作更多受到其古典趣味的支配，因而诗意空间稍显局促狭窄、风格也不免流于单调的话，那么“归来”后的创作心态则更加轻松与自如，创作题材与方法也更加多样化，对古典与非古典的题材，他都显示了强大的驾驭能力。在其新诗集《皮相之惑》中，第一辑《镜中人》和第二辑《炼金术》基本上是“非古典”的、当下题材的诗，这些诗在语言风格上更富现代感性，在诗意的生成方式上也更为复杂和丰富，在主题和诗思上也更具复调意味。前面说过，他的诗往往充满异质因素，并且他善于把这些异质因素融合起来，造成一种富有意味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诗思上，他常常在生命与死亡、永恒与流逝、欲望与厌倦、超越与沉沦、信仰与怀疑等对立主题上制造碰撞与冲突，让它们在一起纠缠与辩驳，从而展示出对世界与生命的更为开阔、更为深刻、更具包容力的理解。像《抵达》中的“经学的要求”与“梅花体内深埋的暴力”，《时辰》中的“夜露湿重”与“闪亮的波涛”，《教堂》中的“神明世界”与“獠牙”，《皮相之惑》中的“乌云的金边”与“冰冷的铁律”，都力图在一种对立的、悖论式的诗思结构中展示世界与生命内在的矛盾、断裂与复杂性。诗人并不企图把这一切异质的声音调合成一个声调，或者说，他不想塞给我们一个单调的“真理”，而是尽量向我们展示复杂的“真相”，引领我们去体验世界与生命无限的丰富性。这就使得他的诗作在抒情性中融进了智性的因素，诗意构成也更加丰富，从而也更具现代品格。
　　这种现代品格也体现在他的诸多富有爆发力的诗句和意象上。如“那些洗净了的动物，奋力将鲜血，溅在素白的瓷砖上”（《欲望厨房》），把生命垂死的惨烈与人类被美化的残酷欲望呈现得惊心动魄；如“听得见光阴液压进照片的丝丝声息”（《老照片》），以超现实的奇想打断时间的流程，生动呈现人遭遇“光阴回访”的迷狂；再如“蝴蝶的屏息是枯亡的屏息/一根残枝，铁一般伸展/万里之外的强大气旋/等候这枯亡般屏息中的轻轻掀动”（《发现》），把美的生发置于静与动的强烈对比与关联中，营造出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动人诗境。这种富有爆发力的、直击心灵的诗句，在其诗集中比比皆是，如不断闪现的诗性的电火花，常给人以灼痛般的阅读快感。无疑，如果没有丰富的现代感性与对现代诗艺的深度把握，这种艺术效果是很难形成的。
　　当然，古典与现代从来不是评判艺术价值高下的标准，那不过是诗歌不同的舞姿而已。对于孙启放来说，古典更多的是作为方法，而不是目的。正因此，作者才會特意把诗集中的一辑命名为“伪古典”。如果说孙启放的诗歌具有某种古典品质，那不是源于那些可见的古典意象或词句，而是源于某种只可意会的古典精神。这种古典精神既体现为在情感上对理想生命形式的深深瞩望，也体现在创作上打造诗艺的超常耐心。这种古典精神与其现代感性并不对立，反而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他的精美、丰富的诗艺。
　　诗人孙启放好酒，且有海量，写酒的诗篇也多，如这首《酒》：
　　湖泊之光。速深邃的醇厚长者
　　造物主在空中凝视——
　　需一种气度：
　　语言的猛虎和神鹿的心跳
　　均不能，摧毁运虔诚和敬爱之意
　　让悬浮的时光通体一色
　　幽远绵长
　　这等好酒是有记忆的
　　深藏体内。
　　一河赤水曾暴烈翻滚，尽显血性！
　　这首诗恰是对他的人与诗的最好隐喻。岁月馈赠了他诸多智慧与力量，使他能够制服曾暴烈翻滚的生命的波涛，使自己变成一条宽广而优美的河。而他在归来后的写作，也更有力量，更有气度，更具包容力，如好酒一样，透着琥珀之光，带给我们幽远绵长的回味。
　　（刘康凯，文学博士，巢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