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4月，扬州城破，南明督师史可法被俘就死之后，他的义子在梅花岭为他建了衣冠冢。从此，梅花作为记忆和不屈的象征，成为这座城市的突出标志。全祖望在《梅花岭记》中用“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八个字，来比拟史可法的天地正气。
　　由于时间久远，如今史可法和梅花岭已是被固化了的历史。事实上，1653年，历史学家谈迁路过扬州，前往梅花岭拜谒史可法衣冠冢，回首往事，他感慨万千，指出扬州山陵多，城墙坚固，护城河很宽阔，非常利于防守，而史可法在一日之间便丢失了这座江北大城，堪称无能。于是，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以扬州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一位名叫王秀楚的亲历者，记下了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发生在扬州的暴行。街头婴孩尸体枕藉，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断肢和尸身阻塞了运河，连池塘的水都成了红色。
　　不仅仅如此，摄政王多尔衮还违背“恩养”诺言，把明朝被俘或投降的藩王斩尽杀绝，同时以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残暴手段强迫一个民族改变几千年来的风俗习惯，以杀戮立威，在全国推行剃发令，“一个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树帜反清。
　　267年后，当年的征服者自己也朽烂而濒于破败。“排满主义”凝聚了不同思想的革命派别，其连接点恰恰是数百年前的历史恩仇。1911年10月，湖北军政府的第一个安民告示便是要以血还血，“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悲剧眼看就要在新一轮循环中上演。
　　所幸的是，两百多年的历史演进不仅仅是仇恨的累积，同样也有视野的扩大与理念的更新。以共和思想为基础，南方政府终于跳脱出民族仇杀的窠臼，在近代民族认同的视野之下，促成对立双方的和解。而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政府，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被迫，最终也能够以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方式交权，避免了传统中国政权更迭引致血流成河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超越。
　　对于习惯了治乱循环的中国人来说，能够从循环到超越，这一步来得并不容易。而新传统一旦开启，即可成为下一轮历史选择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和依据。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加里·威尔在评价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时所说的那样，“他在人们心中树立的那个全新的历史概念将永远改变他们的未来”。在这里，历史概念并非一个空乏的名词，而是具有实际价值的历史传统。它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自我的认识，不论是光荣与失败，幸福与苦难，以及那些单纯普通的平凡。现实，正是这种一个个历史传统累积而成。历史对现实发生影响，并深刻地改写了现实。
　　百多年来，我们被意识形态左右，在时尚中摇摆，或是被民族情绪和愤懑影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裂痕和鸿沟，唯有重新启动已有的历史传统，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发展洞见，方可达至普遍的共识。在梅花岭朴素的寂静中——墓碑和房子，植物和泥灰，是现在看见它和那些过去也曾看见它的人们之间哀伤的见证者。怅望千秋，萧条异代，当年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已经归于尘土。而如今我们反思一个民族的兴盛与衰亡，正是要跳出民族冲突的情绪，冷静地面对历史人物复杂、矛盾的历史境遇，从而在历史与现在之间，找到一条超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