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路子是善于吹的，如气功师、街头摆摊的卜卦者、餐桌上的饮者、路灯下拥簇着的一堆博弈人和观弈人，一分的本事吹成十二分的能耐，连破棉袄里抠出一个虱来，也是珍养的，也是双眼皮的，俊的。依我们的经验，凡是显山露水的，都不足怕，一个小孩子在街头说他是毛泽东，由他说去，谁信呢？人不信，鬼也不信。前些年里，戴口罩很卫生，很文明，许多人脖子上掉着白绳子。后来又兴墨镜，也并不戴的，或者高高架在脑门上，或者将一只镜腿挂在衣扣上。而现在却是行立坐卧什么也不戴的，带大哥大，越是大庭广众越是大呼小叫地对讲，这些都是显示身份的，显示有钱的，却也暴露了浅薄和贫相。金口玉言的人只能是皇帝而不是镶了满口金牙的人，浑身上下皆是明牌服饰的人，没有一个是名家贵族。带兵打仗大半生的毛泽东主席从不带一刀一枪，亿万富翁大概也不会有个精美的钱夹装在身上。
　　越不是艺术家的人，其作派越像艺术家，越是没钱的人越是要做出是有钱的主儿。说句好话钱不能证明一切，但也不能说钱不是一种价值的证明。说难听点，还是怕旁人看不起，过日子的秉性是，过不好受耻笑，过好了遭嫉妒，豪华宾馆的门口总树着牌子写着“衣着不整者，不得入内”，所谓不整者，其实不是华丽的衣着。虽然凡人的邋遢是肮脏，名人的邋遢是不修边幅之说，但常常有不修边幅的名流在旁人说出名姓后，接待者的脸面方有冷清到生动的情形。于是，那些不失漂亮的女子，精致的手袋里塞满了卫生纸，她们不敢进澡堂，剥了华丽的外套，得缩身捂住破旧不堪的内衣，锃亮的高跟皮鞋不能脱，袜子被脚趾捅了个洞。她们得赶快谈恋爱，去花男朋友的钱，或者不结婚，或者结了婚搞婚外恋，傍大款，今天猎住这个，明天瞄准那位，树有多高藤有多高，男人们下海在水里扑腾，她们下海在男人的船上。社会越来越发展到以法律和金钱维系，有定数的钱就在世上流通，聚聚散散，来来往往，人就在钱上穷富深浮。若将每一张钞票都当一部小说来读，都会有一段传奇故事。
　　如果平静来讲，现在可爱的倒不是那些年轻女子了，老太太更显得本质、真实，做小市民的有小市民的味；头梳得油光光的去菜市场，问过了這一摊位的价格，又去问那一摊位的价格，仰头看天，低首数钱，为一分两分为摊主争吵，要揭发要告状呀地瞧摊主的秤杆秤砣，剥菜叶子，掐葱根，末了要走了还随手拿几棵豆芽菜，年轻的女子在市民里仍有个“小”字，行为做事却要充大。越是小越怕人说小，如小日本偏称大日本帝国，一个长江口上的滩城偏要叫作大上海。
　　依一般的家庭，能花钱的都是女人，女人在家庭有没有地位就看是否掌握著花钱的权利。如今的妻管严日益增多，是丈夫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经济独立的权利。事实上，真正的男人是不花钱的。日本的一位首相说过，好男人出门在外口袋里只装十元钱。他有能力去挣钱，挣了钱就让女人去花吧，看着女人去花钱，是把繁琐的家庭日常安排之任务交给女人完成了。即使女人们将钱花在衣着上，脸面上，那也是男人的快乐。试想一个被他救过命的人又救过另外一个人的命，他是从内心深处不愿常见到恩人而企望被救过的那人常出现在他面前。不管如何地否认和掩饰，今日的社会还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如张爱玲所说，即使往前奔跑，前面遇到的还是男人。所以，有了钱的，做了强女人，虽指望一切要主动，却一切皆不主动，尤其是爱情。
　　钱的属性虽然是流通的，钱就如身上的污垢，人又是泥捏的，洗了生，生了洗。李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守财奴全是没钱的。人没钱不行，而有人挣的钱多，有人挣的钱少，表面上似乎是能力大小，实则是人的品种所致。蚂蚁中有配种的蚁王，有工蚁也有兵蚁；狗不下蛋，鸡却下蛋，不让鸡下蛋鸡就会憋死。百行百业，人生各规其位，生命是不分贵贱与轻重的。钱对于我们来说，来者不拒，去者不悔，花多花少，皆不受累，何况每个人不会穷到没有一分钱（没有一分钱的是死了的人），每个人更不会积聚所有的钱。钱过多了，钱就不属于自己，钱如空气如水，人只长着两个鼻孔和一张嘴的。如果这样了，我们就可以笑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人，笑那些没钱而猴急的人，就可以心平气顺地完成各自生存的意义了。古人讲“安贫乐道”并不是一种无奈后的豁达和贫穷的幽默，“安贫”实在是对钱所产生的浮躁所戒，“乐道”则是对生命的伟大呼唤。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