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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义利观”和“处世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对外交往原则，制定了与之相符的外交政策，表达了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和主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外交文化。回顾和总结各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措施，可以发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价值理念贯穿始终，而这正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共通之处，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文化价值理念。
【关键词】“义利观” “处世观” 价值理念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6.006
2015年9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阐述中国对国际秩序和格局、全球发展和治理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并宣布中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支持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等方面的重大举措。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间，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出努力。
实际上，习近平的讲话深刻蕴含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折射出中国独特的外交文化价值追求，它是对中国传统邦交文化和历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同时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形势而有所发展。
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并以此作为当今中国对外交往之道
习近平讲话中所提出的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间，以义为先”的原则，源于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利”，后世多指物质利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成义利观。良好的义利观，通常以“重义轻利”为基础，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汲取较少的物质财富；而歪曲的义利观，具体表现为物质利益至上，蔑视道德，践踏诚信。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中国传统美德中，正确的义利观占有很高的地位，是中国古代所推崇的做人做事的终极追求。
实际上，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2013年3月访问非洲时提出的，此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有论述。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以正确的义利观作为中国构建与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与此同时，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外交的义利观，也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所秉承的。各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情况，就是这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回顾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尽管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和困难，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路线，立足于自身解决困难。而且，尽管国内还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却义无反顾地对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到1985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其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6.64%。①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此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蒙古、柬埔寨、老挝等国。以越南为例，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了要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理念。不仅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而且在战争与和平等传统的国际安全上，在气候变化、跨国流行病、跨境犯罪、国际洗钱、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的国际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做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他指出，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应该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减免债务。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京召开，会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八项援非措施，包括免除非洲国家高达100亿美元的债务。2011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介绍，近10年来，中国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的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增强了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②
在2015年9月召开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有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与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除了给予物资援助以外，中国还从道义上给予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大力支持，呼吁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本届联大上谈到发展问题时，习近平提出：“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都应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赋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此外，中国还通过制度建设，主动与世界各国分享本国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例如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简而言之，该倡议就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带动周边和沿线国家参与其中，从而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在本届联大发言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支持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的需求；中国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可见，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外交的义利观原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把中国人所尊崇的做人处事的原则推广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正确义利观”已成为当今中国外交的重要价值标准。
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的“处世观”，提倡建立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在为人处世方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拒绝苟同，在相互争论辩解中达成共识。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也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基本规律。和而不同，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附和。③中国领导人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处世之道，并将之延伸到国际关系中，推崇为世界各国的相处之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得到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并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观点，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江泽民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并提出了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江泽民还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未来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思想，明确地对当前世界作出了多极化的判断，主动改善和调整大国关系，推动多极格局的建立。
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④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国政府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观点：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主张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都应该携起手来，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主张发达国家应该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广泛开展南南合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将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我们应该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
在继承独立自主、和平、合作与发展，同时尊重各国差异的外交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更加深化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提出了与其他国家一起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些国家落地生根；在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层面，提出要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大小国家关系上，例如在拉美加勒比访问中，强调构建大小规模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提出政治沟通、经贸畅通、交通联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地区合作共生新理念。⑤
“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理念中的一大亮点，他在多个场合提出了这个理念。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此，中国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2014年11月21～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在斐济，他用“命运共同体”来阐释新时期中国同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关系，他用“相似的历史遭遇”“深厚的传统友谊”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高度凝练地剖析了中国和南太地区岛国作为命运共同体在彼此外交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国和南太地区岛国要做“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好兄弟”“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和“相知相亲、常来常往的好朋友”。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可见，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处世观的弘扬，也是对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关于国际秩序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义利观”和“处世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对外交往原则，制定了与之相符的外交政策，表达了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和主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外交文化。回顾和总结各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措施，可以发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⑥的传统价值理念贯穿始终，而这正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共通之处，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文化价值理念。
注释
述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援助》，http：//view.news.qq.com/a/20100816/000042.htm。
《胡锦涛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国近10年对外援助1700亿》，《京华时报》，2011年12月12日。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05年09月16日。
苏长和：《习近平外交理念“四观”》，《人民论坛》，2014年03月20日。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的《尽心上》。原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是不得志的时候就要管好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志的时候就要努力让天下人就是指百姓都能得到好处。
责编∕杨昀贇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on the basis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oral and profit and the principle of conduct of lif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nd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Chinese leaders have put forward China’s diplomatic principles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made foreign policie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showed to the other countries China’s views and opinions about the world order， thus forming a unique Chinese diplomatic culture. Reviewing the thinking and policy measures of Chinese leaders of each period on diplomac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value concept "maintaining personal integrity when one is poor and helping to make the nation virtuous when one is rich" has been followed over the whole process. And this is jus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diplomacy， which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mely， Marx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the ultimat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Their integration helps to form the diplomatic values and idea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ncept of moral and profit， principle of conduct of life， value concept， Confucianism
【关键词】“义利观” “处世观” 价值理念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6.006
2015年9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阐述中国对国际秩序和格局、全球发展和治理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并宣布中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支持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等方面的重大举措。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间，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出努力。
实际上，习近平的讲话深刻蕴含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折射出中国独特的外交文化价值追求，它是对中国传统邦交文化和历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同时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形势而有所发展。
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并以此作为当今中国对外交往之道
习近平讲话中所提出的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间，以义为先”的原则，源于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利”，后世多指物质利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成义利观。良好的义利观，通常以“重义轻利”为基础，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汲取较少的物质财富；而歪曲的义利观，具体表现为物质利益至上，蔑视道德，践踏诚信。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中国传统美德中，正确的义利观占有很高的地位，是中国古代所推崇的做人做事的终极追求。
实际上，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2013年3月访问非洲时提出的，此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有论述。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以正确的义利观作为中国构建与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与此同时，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外交的义利观，也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所秉承的。各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情况，就是这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回顾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尽管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和困难，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路线，立足于自身解决困难。而且，尽管国内还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却义无反顾地对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到1985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其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6.64%。①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此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蒙古、柬埔寨、老挝等国。以越南为例，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了要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理念。不仅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而且在战争与和平等传统的国际安全上，在气候变化、跨国流行病、跨境犯罪、国际洗钱、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的国际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做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他指出，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应该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减免债务。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京召开，会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八项援非措施，包括免除非洲国家高达100亿美元的债务。2011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介绍，近10年来，中国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的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增强了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②
在2015年9月召开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有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与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除了给予物资援助以外，中国还从道义上给予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大力支持，呼吁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本届联大上谈到发展问题时，习近平提出：“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都应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赋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此外，中国还通过制度建设，主动与世界各国分享本国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例如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简而言之，该倡议就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带动周边和沿线国家参与其中，从而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在本届联大发言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支持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的需求；中国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可见，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外交的义利观原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把中国人所尊崇的做人处事的原则推广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正确义利观”已成为当今中国外交的重要价值标准。
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的“处世观”，提倡建立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在为人处世方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拒绝苟同，在相互争论辩解中达成共识。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也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基本规律。和而不同，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附和。③中国领导人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处世之道，并将之延伸到国际关系中，推崇为世界各国的相处之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得到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并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观点，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江泽民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并提出了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江泽民还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未来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思想，明确地对当前世界作出了多极化的判断，主动改善和调整大国关系，推动多极格局的建立。
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④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国政府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观点：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主张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都应该携起手来，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主张发达国家应该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广泛开展南南合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将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我们应该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
在继承独立自主、和平、合作与发展，同时尊重各国差异的外交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更加深化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提出了与其他国家一起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些国家落地生根；在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层面，提出要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大小国家关系上，例如在拉美加勒比访问中，强调构建大小规模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提出政治沟通、经贸畅通、交通联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地区合作共生新理念。⑤
“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理念中的一大亮点，他在多个场合提出了这个理念。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此，中国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2014年11月21～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在斐济，他用“命运共同体”来阐释新时期中国同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关系，他用“相似的历史遭遇”“深厚的传统友谊”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高度凝练地剖析了中国和南太地区岛国作为命运共同体在彼此外交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国和南太地区岛国要做“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好兄弟”“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和“相知相亲、常来常往的好朋友”。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可见，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处世观的弘扬，也是对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关于国际秩序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义利观”和“处世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对外交往原则，制定了与之相符的外交政策，表达了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和主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外交文化。回顾和总结各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措施，可以发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⑥的传统价值理念贯穿始终，而这正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共通之处，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文化价值理念。
注释
述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援助》，http：//view.news.qq.com/a/20100816/000042.htm。
《胡锦涛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国近10年对外援助1700亿》，《京华时报》，2011年12月12日。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05年09月16日。
苏长和：《习近平外交理念“四观”》，《人民论坛》，2014年03月20日。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的《尽心上》。原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是不得志的时候就要管好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志的时候就要努力让天下人就是指百姓都能得到好处。
责编∕杨昀贇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on the basis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oral and profit and the principle of conduct of lif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nd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Chinese leaders have put forward China’s diplomatic principles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made foreign policie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showed to the other countries China’s views and opinions about the world order， thus forming a unique Chinese diplomatic culture. Reviewing the thinking and policy measures of Chinese leaders of each period on diplomac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value concept "maintaining personal integrity when one is poor and helping to make the nation virtuous when one is rich" has been followed over the whole process. And this is jus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diplomacy， which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mely， Marx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the ultimat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Their integration helps to form the diplomatic values and idea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ncept of moral and profit， principle of conduct of life， value concept， Confuci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