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是我大学同学，为人性情温顺，敦厚老实，2004年的夏天，我们一起从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带着对这个城市的一丝眷恋，龚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江西南昌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当上了一名公务员。我却留在北京，混迹于一家翻译公司，每天埋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龚走的那一天，我送他去了北京西站，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的眼泪不争气地下来了，不可否认，那是一个离别的季节，我没有矫情地唱起我们还会重逢的歌曲，只是呆呆地倚在站台的柱子旁，点起一根烟，望着车厢里模糊而又不停攒动的人头。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在北四环外的石油大院里租了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平房，用不太高的薪水支撑着我在北京继续生存下去的梦想。已经有了稳定工作的龚时常接济我三五百块钱，在电话里和我诉说一个年轻人在机关单位里的枯燥和烦闷。再后来，龚给我来的电话逐渐少了，原因是他在县城里交了个女朋友，而我也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换了一份工作，出了一次国。我们的生活从此平行发展。
　　约摸在去年初的时候，龚告诉我在小县城最繁华的地方买了套房子，月供花掉了他每个月薪水的一半，并且打算和他的女朋友办婚礼，而此时我也搬离了北四环外的小平房，住进了北大附近一个小区里，小区对面是一个公园，我出国的女朋友也刚刚回到了北京。我依稀记得夏夜的晚间时常和我的女友在公园里散步，模仿书里才有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个时候，龚每次给我打电话基本都是他醉酒的时候，千里之外我都能感到他的醉酒之气。龚在酒醉之后容易说一些狠话，大胆批评他的上级，和我推心置腹地谈论机关单位里的人是人非，我虽觉无聊透顶而又不可避免，为他酒壮怂人胆的气势佩服不已。
　　去年夏天，我因为去江西出差在龚的那个城市停留了一天。自毕业后我和他已经3年多没有见面了。他身穿西裤、衬衫、皮鞋，梳着一丝不苟的发型。而我却背着个双肩包，穿着一条好些天没有洗的牛仔裤、一件短袖，一脸胡碴儿，有点落魄，像个背包客。龚邀请我住进了县城里最好的宾馆，说最近他们的机关在此开会。我也见到了龚的女友，一个小巧的南方姑娘，精致而又漂亮。普通话比我还要不标准。席间，龚和我说起大学时候的美好时光，我们的记忆似乎又回到了几年前。去年“国庆”时，龚给我发来短信，说要结婚了，我表达了祝贺。为了工作的方便，我在北京的家又一次搬到了东三环附近，我已经无法记清楚在北京大大小小搬了多少次家。过新年的时候，龚给我打来电话，又习惯性诉说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苦闷和无聊，契诃夫笔下小公务员的形象瞬间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他看着演出，感到无比幸福。但突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