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检察机关针对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工作在不断加强，但检察监督疲软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本文将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就如何完善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机制完善
　　减刑、假释作为整个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调动罪犯的改造的积极性、调控原判刑罚、稳定改造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是刑罚执行的经济性原则和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重要体现，但在实践中这也是最容易发生权钱交易、滋生司法腐败的环节。因此，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法律监督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案件监督的不足
　　（1）检察监督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律，尤其是一些刑事基本法律对涉及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权的规定却极为有限，仅在《刑事诉讼法》第222条和224条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检察机关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规则》和《关于减刑、假释法律监督工作的程序规定》中对于减刑、假释的法律监督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规定，但笔者认为最高检关于减刑、假释的规定不过是一种检察系统内部的工作规定，而检察监督往往涉及执行机关和审判机关等多个部门，要想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存在疑问。（2）检察监督缺乏可操作性。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对检察监督的系统规定，因此对于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的操作性也不强，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监督缺乏有效信息。现实当中检察机关发现减刑、假释违法的方式很被动，主要通过阅读执行机关提交的案卷材料、受理申诉、控告、检举、来信等方式获取信息，难以获得第一手的材料，检察机关主动出击获取违法犯罪信息的检察监督方式受到限制。二是批量呈报和集中裁决的现状，致使检察机关无力监督。司法实践中，刑罚执行机关一般每季度批量呈报减刑、假释案件，裁决机关往往集中作出减刑、假释的裁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裁定提出纠正意见的时间为二十天，要在这么短的法定期限內对大量的裁决书进行有效审查，人力明显不足，监督质量令人担忧。三是减刑、假释实际运作中的行政化导致检察机关无法有效介入。从减刑、假释的实际运行来看，真正对罪犯减刑、假释起决定作用的是执行机关，而执行机关决定减刑、假释的依据是对罪犯的日常考评。四是减刑、假释的书面审理方式导致检察监督程序滞后、手段疲软，监督效果难以实现。实践中对于减刑、假释案件，法院基本都是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因此也无法对裁决过程及裁决结果进行有效监督。（3）检察监督缺乏应有的权威和强制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由于缺乏强制力，纠正违法意见书是否得到执行，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取决于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和执行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认知程度，如果被纠正机关对纠正违法意见书不执行，检察机关也无相应的救济手段。
　　二、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
　　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减刑、假释的同步监督。所谓减刑、假释同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和人民检察院裁定减刑、假释的全过程是否合法进行监督。（1）调查核实权。在刑罚执行机关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意见前，为了保证相关材料的真实有效，按照最高检要求，检察机关对材料的真实有效享有调查核实的权力。（2）抗诉权。抗诉权是现行制度下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进行检察监督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对于减刑、假释不当的，我们认为有必要适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6条的规定，赋予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职权，抗诉权行使后能够直接引起人民法院的再审程序。
　　2．减刑、假释程序的司法化构建。诉讼程序公开是防止司法专横与擅断，发现和弥补诉讼不公的有效途径。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现阶段减刑、假释的工作实际，所有案件都进行开庭审理并不实际，基于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双重考虑，对减刑、假释案件应分情况开庭审理或不开庭审理。根据监管场所提供的减刑、假释材料，检察院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核实，认为服刑人员符合刑罚变更执行条件的，应向法院出具同意书，法院在收到检察院的减刑、假释同意书后，可以不开庭审理，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参加；认为服刑人员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应向法院提交异议书，法院在收到检察院的减刑、假释异议书后，应当组织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于开庭的合理时间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和监管场所，检察院应当派员参加法庭审判。对法院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定，如果检察院、监管场所不服或者服刑人员，有权在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或上诉，对有关机关提出的抗诉或上诉，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所做的裁定为终局裁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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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宋继贤．以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对诉讼程序公正的理性思考[J]．法学与实践．2005（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