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的争论，再度成为热点。
　　争论缘起于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一次演讲，他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过去出台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功的政策凤毛麟角，失败的却比比皆是。创新是不可预见的，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我们没办法制定一个目标，然后按照这个目标寻找一个路径。
　　针对张维迎的演讲，林毅夫发表文章《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强调“有为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激励，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去冒险。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种干预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种干预会失败。
　　这不是林和张的第一次辩论。
　　自1995年林和张就国企改革问题首次展开辩论，到最近关于产业政策保留还是取消的争议，坚持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的张维迎和坚持比较优势、政府有为论的林毅夫，双方始终在为自己的立场正名。
　　如果我们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定义为体制，那么林和张的争议会贯穿我国体制改革的全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任何关于体制问题的争议——比如国企改革的问题、产业政策保留还是取消的问题，都会在适当的时候爆发出来，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世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也没有一个流派，可对全部经济现象做出定论。毕竟，一个国家的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资源禀赋的差异；既有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也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经济体，特别需要多层次、多面向的观察和分析。
　　但不管怎么说，过去中国靠模仿国外的技术、制度、商业模式，经济慢慢地追了上来。但继续发展下去，后发优势慢慢消失，需要我们引领并创新性地发展新兴产业时，却出现了很多政策局部性失败。新能源汽车骗补、光伏产业产能过剩……即是证明。
　　作为引领者，制定正确且有效的产业政策非常困难，甚至会面临像新技术发明一样的困境——99次失败才换回1次成功。如果我们继续制定产业政策，并把政策上的失败认为是制度试错，那么可能将面临更多的试错成本。
　　因为，过去中国所享受的后发优势，是发达国家用试错成本换来的，我们跟随、模仿即可。但未来要引领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自己要承担巨大的试错成本，是否能够承担得起呢？
　　也许我们可以说，世上并无完美的产业政策，错了可以更正，不能就此否定产业政策的全部价值。毕竟，成功的产业政策还是有的，比如高铁。
　　可不要忘了，那是跟随战略下产业政策的成功。那个阶段，政府可能比市场更聪明。
　　但在引领状态下，政府并不比市场更聪明，部分人制定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得益，却让大家一起承担成本的产业政策，或许并不合适，营造公平、法制和讲信用的市场环境，更能体现政府的价值。
　　当然，如果政府足够自信，认为通过充分发挥中国智慧，在局部地区，在关键产业上，以最小的试错概率，最低的试错成本，小范围试点，取得成功后，再大范围复制，或许可以规避这个问题，也是可以尝试的。
　　毕竟，经济转型期，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世上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不过，就像政府有认知局限一样，经济学家一样有认知局限。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听听各方的声音。毕竟，理越辩越明。
　　换个角度，这又何尝不是一次经济知识的普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