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之于世界，也是屈指可数。三院士是谁？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他们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对子女的教育上，梁启超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
　　梁启超九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在家在国，是好丈夫，好妻子，这一切，绝非幸致，而是梁启超多年言传身教的结果。
　　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不泯的老顽童。诸如称谓上，对长女思顺，梁启超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兒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后来，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同在国外，梁启超写信时，又写作“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慈爱与亲切，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梁启超虽然希望子女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梁启超浓浓的父爱，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让人感动。
　　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坚持不诉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难面前，梁启超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摘自百度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