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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子与情人们
1913至1914年的圣彼得堡，“浪荡狗”是为数不多的夜生活场馆之一，囊中羞涩的文人和艺术家喜欢聚集此处。层出不穷的演讲、画展和音乐晚会，让“浪荡狗”比起其他庸常的咖啡馆显得有点不同凡响。有意思的是，作家和画家在此可以免费，一般客人却得支付二十五卢布，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那个时段，挟带着雷霆闪电的革命风暴还未席卷俄罗斯，诗人和艺术家们在帝国的末日挥洒才情，也恣意狂欢。安娜·阿赫马托娃（1889—1966年）被视为“浪荡狗”最辉煌、美丽的成员，集撩人姿色与惊世才华于一身，无数赞美者环绕在她雅致的披肩旁。尽管已经与著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结婚且生子，她依然沉湎于不同的恋人，当然，还有诗歌。他俩彼此都不乏风流韵事，也不干预对方的私生活。丈夫说，阿赫马托娃是女巫而非妻子。
阿赫马托娃才十三岁时，古米廖夫已对她一见钟情。1907年前后，她的冷漠、傲慢或阴晴不定，曾令他绝望得服毒自尽。当他们终于在1910年结婚时，古米廖夫的激情似乎已被漫长的追求过程消耗殆尽；阿赫马托娃尽管不那么爱古米廖夫，但嫁给已经因诗歌声誉鹊起的他，使她得以离开枯燥、贫瘠的外省，投身圣彼得堡群星闪烁的文艺圈。后来，虽说有两不相扰、各行其是的默契，她的诗里仍然流露出遭丈夫背叛的愁郁与屈辱感。他俩渐行渐远，终于在1918年离婚。
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生于1912年，阿赫马托娃夫妇对他都有些漫不经心，孩子从小就有被父母遗弃的感觉。列夫六岁时父母离婚，九岁时父亲被枪决，他一直跟随奶奶生活。列夫从小到大都痛苦于自己被母亲忽略。还是个孩子时，他就责问过母亲：每天有几分钟会想到他？
阿赫马托娃跟儿子呆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有限，一系列情人层出不穷地攫住了她的注意力，其中最牵肠挂肚的是镶嵌画家安列普，他在十月革命后回到英国，与他的分离持续地激发了阿赫马托娃的诗情。她与第二任丈夫、著名考古学家希列伊科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虽然他俩分开几年后，直到1925年岁末才正式离婚。国内战争期间，俄罗斯大地的饥寒交迫，令几乎任何人、任何人际关系都要蒙受严酷考验；加之希列伊科自我而专制，控制并贬损妻子，这桩婚姻就跟他们住的房子一样又冷又黑。阿赫马托娃写下了“丈夫是屠夫，家庭如监狱”的灰暗诗句。
阿赫马托娃朗诵诗歌时，听众总是专注得悄无声息。从诗歌里获取的热爱、自信和名望，日益成为她最重要的心理支撑。然而，十月革命后，前夫古米廖夫被枪决，阿赫马托娃从前被掌声和仰慕抬升起来的诗人地位日渐滑落；她体质不佳，才三十岁出头，已经不时缠绵病榻，还经常濒于饿死的边缘。除了挣到稿费有大宗收入的时候，她只能偶尔给列夫及其奶奶寄钱；离开希列伊科后，阿赫马托娃的情感方式也放任而随意……从方方面面看，她都越来越难于亲自抚养并照料好儿子。她在1921年的诗里有些歉疚地说：“睡吧，静静的，睡吧，我的孩子/我是一个不体面的母亲。”
阿赫马托娃与艺术史家尼古拉耶维奇·普宁的恋情既炽热、疯狂又互相伤害，因为各自都有别的暧昧，怒火、妒火也经常熊熊燃烧。1921年到1923年，无家可归的阿赫马托娃从一个朋友家辗转到另一家居住。1925年冬，她居然搬进了普宁与其妻女在封坦卡大楼的公寓，当然要支付房租。她与普宁住书房，普宁当医生的妻子每日每夜都被痛苦啃噬。随着普宁的狭隘、专横日渐显露，他与阿赫马托娃的性格冲突也变得尖锐起来，有时他甚至当众羞辱她。
1928年，十六岁的列夫离开祖母，也搬进了普宁家。可以想象，这个成员复杂、先天畸形的家庭，会因此增添多少摩擦与难堪。列夫睡在没有供暖的走廊的皮箱子上，他与普宁互不喜欢甚至互相厌恶，列夫的生父被枪毙了，普宁担心列夫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危险，明确表示不希望他住在家里，也不愿意让他与自己的女儿分享食物。列夫曾经在考试时饿晕，他后来只好搬出去在熟人或朋友家投宿。阿赫马托娃母子都不是正式的家庭成员，在住房拥挤、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硬挤进来的外人同遭白眼原不意外。而好不容易才走近母亲的少年列夫，则多了一重怨艾——妈妈对情人普宁的关注远胜于他。
早年，阿赫马托娃“身后拖着一件看不见的名誉的斗篷”，“天鹅绒般高傲地游走”，后来则被打入文学的冷宫；年轻时她被男人环绕，以后他们总是离开她；她一旦有钱，便对朋友慷慨大方，钱随来随散，几乎没有积蓄。更多的时候，她万般拮据。
好像，在阿赫马托娃由放任到日渐逼仄的空间里，总是很难有列夫的存身之所：无论她在诗歌或恋情里奔逸，还是被不平顺的婚姻或同居生活牵绊，无论她的文学之路如履薄冰，还是住房与收入都捉襟见肘……没能与儿子朝夕相处，年轻时是因为贪玩、外骛的天性，让她无法专注于母亲这一角色，后来则是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允许他俩像正常母子那般团聚一堂、相守相依。另外还有一个因素：终其一生，阿赫马托娃都缺乏应对日常生活的能力，能够煮马铃薯对她来说也算一大成就，她的房间凌乱甚至邋遢，衣履破败。假设要让她热汤热水、缝补浆洗，照料儿子，无疑更多一层力不从心。
二、受难的母子
读《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马托娃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2月版），最为感触的，是阿赫马托娃与儿子异常坎坷、悲苦的命运，以及他俩一言难尽的关系：这对母子受尽煎熬，血缘与亲情将他们的生死荣辱紧紧捆绑，他们既相依为命，一起承担超乎寻常的磨难；彼此又不乏疏离与误解，儿子对母亲还充满怨怼。
列夫最大的宿命，是他有一对不平凡的父母。1921年，当局宣布尼古拉·古米廖夫为“人民的敌人”，将他处以极刑。虽然父亲在世时只偶尔探望过列夫，那些珍稀的片段却被他牢记在心，父亲教的诗，他能字字不漏始终牢记。列夫年纪轻轻就博学善思，但他的学业屡次因为家庭出身而受挫，还经常要忍受触目皆是的冷眼与侮辱，很长时间只能打零工，食不果腹。列夫生长得如此曲折、艰辛，青少年时代的他看上去紧张、焦虑、易怒，有点神经质。 上世纪三十年代，列夫也与厄运如影随形，1933年和1935年，他才二十岁出头就两次被捕。后一次，阿赫马托娃写信给斯大林，为儿子和同样被捕的普宁求情，尽管那时她与普宁的关系已濒于破裂。帕斯捷尔纳克也冒着风险给斯大林写信，后者下令释放了列夫和普宁。
列夫出狱后被撵出大学，他对普宁的愤怒有增无减：“我整个冬天过得很不好，甚至在挨饿，因为普宁取走了妈妈的食品配给卡，禁止她供应我午饭。”阿赫马托娃的多数婚姻与恋爱对象都是文化、学术界翘楚。或许，他们给穷愁潦倒的她提供过一定的感情与物质支撑。但那些男人的乖戾、背叛或离去，往往也让她旧伤更添新愁；儿子更是在逼仄、幽暗的夹缝中，被冷漠地揉搓、挤压。那种四顾彷徨、内外交困的难堪与黯然，女诗人即便用她最擅长的诗歌来倾诉，也难真正穷尽。1936年普宁有了新的情人，1938年他俩的关系最终结束，阿赫马托娃更是深陷孤独。不久，她爱上弗拉基米尔·加尔洵大夫，这段感情也是有始无终。
1938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念四年级的列夫第三次被捕，仅仅因为他是古米廖夫的儿子。审讯者说，“为此我们很不喜欢你”。他被严刑拷打，眼睛一度看不见东西。此后，列夫被押往冰天雪地的森林伐木，他瘦骨嶙峋，步履蹒跚，衣衫单薄，饥肠辘辘，不幸还被自己的斧头砍伤。
虽说阿赫马托娃的处境偶尔会出人意料地改善，但更多的时候，她被打入另册，疾病缠身，形容枯槁。最忧心如焚的是儿子的处境，列夫曾经被判处枪决，不难想到一个母亲的绝望、无助：
一纸判决……眼泪顷刻间迸涌而出
我从此便与世隔绝
仿佛心头忍痛被掏除了生命
仿佛被粗暴地打翻在地
但还得走……踉跄着……独自一人……
……
阿赫马托娃1935年至1940年写作的《安魂曲》，已被誉为最伟大的俄语组诗。当年，她却不敢把诗誊写到纸上，只能靠背诵默记在心，《安魂曲》在民间秘密流传，直到1987年才全文发表，此时距离诗歌完成的时间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
阿赫马托娃长期寄人篱下，颠沛流离，跟伍尔芙认定的女人写作的必备条件——金钱与一间写作的房间——距离多么遥远，她却不可思议地保持了丰沛的诗情。有人甚至惊讶，阿赫马托娃如此饱尝煎熬、生活凋敝，却不曾像其他白银时代的著名诗人那样选择自尽。或许，正是诗歌部分地释放了苦难，让她绝处逢生。
列夫·古米廖夫对母亲既不乏亲热、爱戴，也常有责难。所以，阿赫马托娃从独生儿子那里得到的爱是残缺的、片段的。列夫经常抱怨母亲不给自己写信、来电报，或嫌她的信写得太短、装病不去流放地探望他，他认定这一切缘自母亲的冷漠。无论几次深陷牢狱，还是去到前线，母亲终究是列夫感情上最大的依傍，但他却每每感到失望、生气：“妈妈不给我写信，这真让我难过。”“妈妈，就像她的诗的风格一样懒懒散散、自私自利……她才懒得去尽应该尽的努力。”
阿赫马托娃竭力为儿子获释而奔走，她的潦倒有目共睹，穿着破衣旧衫，提着用皮带捆绑才不至散架的小皮箱东搬西走。她给儿子的信确实写得简短，还经常选择寄明信片。这也是用心良苦，因为只言片语都可能招来弥天大罪，她害怕稍有不慎，使儿子的处境更加恶化。
1942年刑期满后，列夫仍不能离开西伯利亚，他在当地参加地质考察，成为矿工和地质技师，有了微薄工资。有过服苦役的经历，他后来上了前线，进军波兰，攻克柏林，觉得在部队里轻松得就像在娱乐场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四次被捕，累计有十几年在监狱和集中营度过，九死一生的列夫，仍旧成为出色的人类学家。
三、踉跄着独自前行
1945年，阿赫马托娃遭逢此生最后的激情——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的以赛亚·柏林，作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随员来到苏联。他与阿赫马托娃的通宵长谈既默契、富于魅力又令人激动，彼此都认定自己面前站着天才。她向他讲述自己曲折、沉重的经历，吟诵《安魂曲》。伊莱因·范斯坦在《俄罗斯的安娜》里描绘道：“也许正是他的钦佩深深地激动着她。她承认自己很孤独。”“在三十六岁的男人和五十六岁上了年纪的美人之间的激情仍很热烈。”
他俩都沉浸于迅猛来临的迷恋，阿赫马托娃将她的陶醉、颤栗和哀愁都流泻到诗里。他们的关系当然没有未来，秘密警察很快在阿赫马托娃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有人看了警察的报告则说：“看来我们的修女在偷会外国间谍了。”
1946年8月，安德烈·日丹诺夫在作协的讲话中，将阿赫马托娃贬斥为“反动文学泥沼的代表之一”，“空洞的、缺乏思想的、贵族沙龙的旗手之一。”
阿赫马托娃被开除出作协，诗歌不能刊出，每月的退休金、配给卡也失去了。就算她能够面对新的耻辱，并再次忍受日常生活的困窘，最难承受的，则是亲人随之受难——曾经的伴侣普宁被捕，罪名是对政府怀有敌意，于1953年死于西伯利亚阿别兹集中营。列夫当然难逃厄运，他1946年作为研究生入学后，有一半时间不被允许进入大学教室，次年被彻底开除，幸而可以答辩论文。1949年列夫第四次被捕，被送往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集中营服劳役十年，通信受到限制，每月只能获寄含包装不超过八公斤的口粮。年满六十、患有冠心病的阿赫马托娃费力地筹措每月寄给列夫的包裹，更担心此生难以再见儿子。1953年以后，她获得大量翻译工作赖以维生，经济情况才大为改善。
列夫对于自己身为阿赫马托娃的儿子感觉很矛盾。他当然知道母亲值得自己骄傲；另一方面，他经常会垂头丧气地觉得，妈妈是自己命运的罪人，“如果我不是她的儿子，而是普通女人的儿子，在所有其他方面，我都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苏联教授，像许多人一样，是非党专家”。他觉得，去努力证明自己无罪，是妈妈的责任，“轻视这种责任，就是犯罪”。不断叠加的磨难，令这对感情先天不足的母子积淀了太多隔阂、怨怒，即便在获得自由后，列夫依然充满忧郁、愤怒，他与母亲经常争吵，难抑怒火。阿赫马托娃无奈地向儿子解释，为何自己无力对他付出太多关切：“你忘了我已年届六十六岁，患有三种足以致命的疾病，我所有的朋友和同时代人都已去世。我的生活既黑暗又孤独。”同时，她也难过地评价道，儿子在狱中遭受的那些折磨，“摧毁了他的神经”。
列夫自幼缺乏父母之爱，一生有太多惨痛经历，在集中营遭受的严刑拷打、非人折磨，更是将他的性格塑造得复杂、阴郁、愤怒。他与母亲最终不曾和解，母亲病重、行将就木时，他都不闻不问，他决绝地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想见她。
阿赫马托娃说过，自己曾经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她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之美誉（太阳是普希金），朋友们对她的慷慨印象深刻，有人也会念叨她有点虚荣和自私。她被诗歌眷顾、又被政治蹂躏的一生五味杂陈。阿赫马托娃在暮年重新获得了鲜花、仰慕，也收获了来自世界的荣誉。但她作为母亲，却有难以抚平的遗憾。
1967年，阿赫马托娃去世的次年，列夫与工艺美术家娜塔利雅结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这时他已五十五岁。在母亲的百年纪念日，列夫表达了对她的无限怀念。时光终于冲刷掉心底累积的许多尘埃，可惜，阿赫马托娃已经无法感知这份迟来的温情。
1913至1914年的圣彼得堡，“浪荡狗”是为数不多的夜生活场馆之一，囊中羞涩的文人和艺术家喜欢聚集此处。层出不穷的演讲、画展和音乐晚会，让“浪荡狗”比起其他庸常的咖啡馆显得有点不同凡响。有意思的是，作家和画家在此可以免费，一般客人却得支付二十五卢布，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那个时段，挟带着雷霆闪电的革命风暴还未席卷俄罗斯，诗人和艺术家们在帝国的末日挥洒才情，也恣意狂欢。安娜·阿赫马托娃（1889—1966年）被视为“浪荡狗”最辉煌、美丽的成员，集撩人姿色与惊世才华于一身，无数赞美者环绕在她雅致的披肩旁。尽管已经与著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结婚且生子，她依然沉湎于不同的恋人，当然，还有诗歌。他俩彼此都不乏风流韵事，也不干预对方的私生活。丈夫说，阿赫马托娃是女巫而非妻子。
阿赫马托娃才十三岁时，古米廖夫已对她一见钟情。1907年前后，她的冷漠、傲慢或阴晴不定，曾令他绝望得服毒自尽。当他们终于在1910年结婚时，古米廖夫的激情似乎已被漫长的追求过程消耗殆尽；阿赫马托娃尽管不那么爱古米廖夫，但嫁给已经因诗歌声誉鹊起的他，使她得以离开枯燥、贫瘠的外省，投身圣彼得堡群星闪烁的文艺圈。后来，虽说有两不相扰、各行其是的默契，她的诗里仍然流露出遭丈夫背叛的愁郁与屈辱感。他俩渐行渐远，终于在1918年离婚。
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生于1912年，阿赫马托娃夫妇对他都有些漫不经心，孩子从小就有被父母遗弃的感觉。列夫六岁时父母离婚，九岁时父亲被枪决，他一直跟随奶奶生活。列夫从小到大都痛苦于自己被母亲忽略。还是个孩子时，他就责问过母亲：每天有几分钟会想到他？
阿赫马托娃跟儿子呆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有限，一系列情人层出不穷地攫住了她的注意力，其中最牵肠挂肚的是镶嵌画家安列普，他在十月革命后回到英国，与他的分离持续地激发了阿赫马托娃的诗情。她与第二任丈夫、著名考古学家希列伊科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虽然他俩分开几年后，直到1925年岁末才正式离婚。国内战争期间，俄罗斯大地的饥寒交迫，令几乎任何人、任何人际关系都要蒙受严酷考验；加之希列伊科自我而专制，控制并贬损妻子，这桩婚姻就跟他们住的房子一样又冷又黑。阿赫马托娃写下了“丈夫是屠夫，家庭如监狱”的灰暗诗句。
阿赫马托娃朗诵诗歌时，听众总是专注得悄无声息。从诗歌里获取的热爱、自信和名望，日益成为她最重要的心理支撑。然而，十月革命后，前夫古米廖夫被枪决，阿赫马托娃从前被掌声和仰慕抬升起来的诗人地位日渐滑落；她体质不佳，才三十岁出头，已经不时缠绵病榻，还经常濒于饿死的边缘。除了挣到稿费有大宗收入的时候，她只能偶尔给列夫及其奶奶寄钱；离开希列伊科后，阿赫马托娃的情感方式也放任而随意……从方方面面看，她都越来越难于亲自抚养并照料好儿子。她在1921年的诗里有些歉疚地说：“睡吧，静静的，睡吧，我的孩子/我是一个不体面的母亲。”
阿赫马托娃与艺术史家尼古拉耶维奇·普宁的恋情既炽热、疯狂又互相伤害，因为各自都有别的暧昧，怒火、妒火也经常熊熊燃烧。1921年到1923年，无家可归的阿赫马托娃从一个朋友家辗转到另一家居住。1925年冬，她居然搬进了普宁与其妻女在封坦卡大楼的公寓，当然要支付房租。她与普宁住书房，普宁当医生的妻子每日每夜都被痛苦啃噬。随着普宁的狭隘、专横日渐显露，他与阿赫马托娃的性格冲突也变得尖锐起来，有时他甚至当众羞辱她。
1928年，十六岁的列夫离开祖母，也搬进了普宁家。可以想象，这个成员复杂、先天畸形的家庭，会因此增添多少摩擦与难堪。列夫睡在没有供暖的走廊的皮箱子上，他与普宁互不喜欢甚至互相厌恶，列夫的生父被枪毙了，普宁担心列夫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危险，明确表示不希望他住在家里，也不愿意让他与自己的女儿分享食物。列夫曾经在考试时饿晕，他后来只好搬出去在熟人或朋友家投宿。阿赫马托娃母子都不是正式的家庭成员，在住房拥挤、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硬挤进来的外人同遭白眼原不意外。而好不容易才走近母亲的少年列夫，则多了一重怨艾——妈妈对情人普宁的关注远胜于他。
早年，阿赫马托娃“身后拖着一件看不见的名誉的斗篷”，“天鹅绒般高傲地游走”，后来则被打入文学的冷宫；年轻时她被男人环绕，以后他们总是离开她；她一旦有钱，便对朋友慷慨大方，钱随来随散，几乎没有积蓄。更多的时候，她万般拮据。
好像，在阿赫马托娃由放任到日渐逼仄的空间里，总是很难有列夫的存身之所：无论她在诗歌或恋情里奔逸，还是被不平顺的婚姻或同居生活牵绊，无论她的文学之路如履薄冰，还是住房与收入都捉襟见肘……没能与儿子朝夕相处，年轻时是因为贪玩、外骛的天性，让她无法专注于母亲这一角色，后来则是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允许他俩像正常母子那般团聚一堂、相守相依。另外还有一个因素：终其一生，阿赫马托娃都缺乏应对日常生活的能力，能够煮马铃薯对她来说也算一大成就，她的房间凌乱甚至邋遢，衣履破败。假设要让她热汤热水、缝补浆洗，照料儿子，无疑更多一层力不从心。
二、受难的母子
读《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马托娃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2月版），最为感触的，是阿赫马托娃与儿子异常坎坷、悲苦的命运，以及他俩一言难尽的关系：这对母子受尽煎熬，血缘与亲情将他们的生死荣辱紧紧捆绑，他们既相依为命，一起承担超乎寻常的磨难；彼此又不乏疏离与误解，儿子对母亲还充满怨怼。
列夫最大的宿命，是他有一对不平凡的父母。1921年，当局宣布尼古拉·古米廖夫为“人民的敌人”，将他处以极刑。虽然父亲在世时只偶尔探望过列夫，那些珍稀的片段却被他牢记在心，父亲教的诗，他能字字不漏始终牢记。列夫年纪轻轻就博学善思，但他的学业屡次因为家庭出身而受挫，还经常要忍受触目皆是的冷眼与侮辱，很长时间只能打零工，食不果腹。列夫生长得如此曲折、艰辛，青少年时代的他看上去紧张、焦虑、易怒，有点神经质。 上世纪三十年代，列夫也与厄运如影随形，1933年和1935年，他才二十岁出头就两次被捕。后一次，阿赫马托娃写信给斯大林，为儿子和同样被捕的普宁求情，尽管那时她与普宁的关系已濒于破裂。帕斯捷尔纳克也冒着风险给斯大林写信，后者下令释放了列夫和普宁。
列夫出狱后被撵出大学，他对普宁的愤怒有增无减：“我整个冬天过得很不好，甚至在挨饿，因为普宁取走了妈妈的食品配给卡，禁止她供应我午饭。”阿赫马托娃的多数婚姻与恋爱对象都是文化、学术界翘楚。或许，他们给穷愁潦倒的她提供过一定的感情与物质支撑。但那些男人的乖戾、背叛或离去，往往也让她旧伤更添新愁；儿子更是在逼仄、幽暗的夹缝中，被冷漠地揉搓、挤压。那种四顾彷徨、内外交困的难堪与黯然，女诗人即便用她最擅长的诗歌来倾诉，也难真正穷尽。1936年普宁有了新的情人，1938年他俩的关系最终结束，阿赫马托娃更是深陷孤独。不久，她爱上弗拉基米尔·加尔洵大夫，这段感情也是有始无终。
1938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念四年级的列夫第三次被捕，仅仅因为他是古米廖夫的儿子。审讯者说，“为此我们很不喜欢你”。他被严刑拷打，眼睛一度看不见东西。此后，列夫被押往冰天雪地的森林伐木，他瘦骨嶙峋，步履蹒跚，衣衫单薄，饥肠辘辘，不幸还被自己的斧头砍伤。
虽说阿赫马托娃的处境偶尔会出人意料地改善，但更多的时候，她被打入另册，疾病缠身，形容枯槁。最忧心如焚的是儿子的处境，列夫曾经被判处枪决，不难想到一个母亲的绝望、无助：
一纸判决……眼泪顷刻间迸涌而出
我从此便与世隔绝
仿佛心头忍痛被掏除了生命
仿佛被粗暴地打翻在地
但还得走……踉跄着……独自一人……
……
阿赫马托娃1935年至1940年写作的《安魂曲》，已被誉为最伟大的俄语组诗。当年，她却不敢把诗誊写到纸上，只能靠背诵默记在心，《安魂曲》在民间秘密流传，直到1987年才全文发表，此时距离诗歌完成的时间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
阿赫马托娃长期寄人篱下，颠沛流离，跟伍尔芙认定的女人写作的必备条件——金钱与一间写作的房间——距离多么遥远，她却不可思议地保持了丰沛的诗情。有人甚至惊讶，阿赫马托娃如此饱尝煎熬、生活凋敝，却不曾像其他白银时代的著名诗人那样选择自尽。或许，正是诗歌部分地释放了苦难，让她绝处逢生。
列夫·古米廖夫对母亲既不乏亲热、爱戴，也常有责难。所以，阿赫马托娃从独生儿子那里得到的爱是残缺的、片段的。列夫经常抱怨母亲不给自己写信、来电报，或嫌她的信写得太短、装病不去流放地探望他，他认定这一切缘自母亲的冷漠。无论几次深陷牢狱，还是去到前线，母亲终究是列夫感情上最大的依傍，但他却每每感到失望、生气：“妈妈不给我写信，这真让我难过。”“妈妈，就像她的诗的风格一样懒懒散散、自私自利……她才懒得去尽应该尽的努力。”
阿赫马托娃竭力为儿子获释而奔走，她的潦倒有目共睹，穿着破衣旧衫，提着用皮带捆绑才不至散架的小皮箱东搬西走。她给儿子的信确实写得简短，还经常选择寄明信片。这也是用心良苦，因为只言片语都可能招来弥天大罪，她害怕稍有不慎，使儿子的处境更加恶化。
1942年刑期满后，列夫仍不能离开西伯利亚，他在当地参加地质考察，成为矿工和地质技师，有了微薄工资。有过服苦役的经历，他后来上了前线，进军波兰，攻克柏林，觉得在部队里轻松得就像在娱乐场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四次被捕，累计有十几年在监狱和集中营度过，九死一生的列夫，仍旧成为出色的人类学家。
三、踉跄着独自前行
1945年，阿赫马托娃遭逢此生最后的激情——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的以赛亚·柏林，作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随员来到苏联。他与阿赫马托娃的通宵长谈既默契、富于魅力又令人激动，彼此都认定自己面前站着天才。她向他讲述自己曲折、沉重的经历，吟诵《安魂曲》。伊莱因·范斯坦在《俄罗斯的安娜》里描绘道：“也许正是他的钦佩深深地激动着她。她承认自己很孤独。”“在三十六岁的男人和五十六岁上了年纪的美人之间的激情仍很热烈。”
他俩都沉浸于迅猛来临的迷恋，阿赫马托娃将她的陶醉、颤栗和哀愁都流泻到诗里。他们的关系当然没有未来，秘密警察很快在阿赫马托娃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有人看了警察的报告则说：“看来我们的修女在偷会外国间谍了。”
1946年8月，安德烈·日丹诺夫在作协的讲话中，将阿赫马托娃贬斥为“反动文学泥沼的代表之一”，“空洞的、缺乏思想的、贵族沙龙的旗手之一。”
阿赫马托娃被开除出作协，诗歌不能刊出，每月的退休金、配给卡也失去了。就算她能够面对新的耻辱，并再次忍受日常生活的困窘，最难承受的，则是亲人随之受难——曾经的伴侣普宁被捕，罪名是对政府怀有敌意，于1953年死于西伯利亚阿别兹集中营。列夫当然难逃厄运，他1946年作为研究生入学后，有一半时间不被允许进入大学教室，次年被彻底开除，幸而可以答辩论文。1949年列夫第四次被捕，被送往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集中营服劳役十年，通信受到限制，每月只能获寄含包装不超过八公斤的口粮。年满六十、患有冠心病的阿赫马托娃费力地筹措每月寄给列夫的包裹，更担心此生难以再见儿子。1953年以后，她获得大量翻译工作赖以维生，经济情况才大为改善。
列夫对于自己身为阿赫马托娃的儿子感觉很矛盾。他当然知道母亲值得自己骄傲；另一方面，他经常会垂头丧气地觉得，妈妈是自己命运的罪人，“如果我不是她的儿子，而是普通女人的儿子，在所有其他方面，我都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苏联教授，像许多人一样，是非党专家”。他觉得，去努力证明自己无罪，是妈妈的责任，“轻视这种责任，就是犯罪”。不断叠加的磨难，令这对感情先天不足的母子积淀了太多隔阂、怨怒，即便在获得自由后，列夫依然充满忧郁、愤怒，他与母亲经常争吵，难抑怒火。阿赫马托娃无奈地向儿子解释，为何自己无力对他付出太多关切：“你忘了我已年届六十六岁，患有三种足以致命的疾病，我所有的朋友和同时代人都已去世。我的生活既黑暗又孤独。”同时，她也难过地评价道，儿子在狱中遭受的那些折磨，“摧毁了他的神经”。
列夫自幼缺乏父母之爱，一生有太多惨痛经历，在集中营遭受的严刑拷打、非人折磨，更是将他的性格塑造得复杂、阴郁、愤怒。他与母亲最终不曾和解，母亲病重、行将就木时，他都不闻不问，他决绝地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想见她。
阿赫马托娃说过，自己曾经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她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之美誉（太阳是普希金），朋友们对她的慷慨印象深刻，有人也会念叨她有点虚荣和自私。她被诗歌眷顾、又被政治蹂躏的一生五味杂陈。阿赫马托娃在暮年重新获得了鲜花、仰慕，也收获了来自世界的荣誉。但她作为母亲，却有难以抚平的遗憾。
1967年，阿赫马托娃去世的次年，列夫与工艺美术家娜塔利雅结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这时他已五十五岁。在母亲的百年纪念日，列夫表达了对她的无限怀念。时光终于冲刷掉心底累积的许多尘埃，可惜，阿赫马托娃已经无法感知这份迟来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