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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广东作家李兰妮写了一篇《推独轮车的少年》，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这是一篇关于报告文学作家李延国的素描。
李延国是我的胞兄。我们兄妹六人，他排行老大。
大哥少年时代，命运多舛。1954年春节，父亲刚40岁，就因肺心病早逝。
当时的家中非常困难，安葬父亲的棺木无着落。
父亲在世时略懂一些医术，平日给乡亲们看些小病，也从不收费，落下个好人缘。
乡亲们闻听父亲过世，纷纷凑钱为父亲买棺木。每有乡亲上门送钱，身穿孝服的大哥便跪地叩谢。那年，他11岁。
当年的这一幕，会否永远留在大哥的记忆中，并成为他后来励志的一幅画面呢！
一个寡母，6个未成年的儿女，未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母亲经常到村外伏在父亲的新坟上，哭诉内心的悲伤。我们兄妹虽然都还年幼，但都懂得了家里的变故，变得特别乖。作为长子的大哥主动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并安慰母亲：“妈，有我呢，地里的活儿我包了！”
这是一个11岁儿童的承诺。
这年夏天，大哥小学毕业。
大哥向母亲表示，不去考中学了。母亲虽没有上过学，但上过扫盲班，能读书看报，明事理，坚持要哥哥去考初中。她对大哥说，你若能考上，我就能供你读完;如果不去考，长大了你会埋怨妈妈没给你机会。
大哥应妈妈之命，去城里参加了考试。他进了考场，只写了一篇命题作文——《记我的一位老师》，以此感恩曾帮他交过书本费的杨老师。至于其他科目他都交了白卷。
大哥回到了家，胸有成竹地开始修理父亲生前用过的一辆独轮车。他默默地选择了帮助母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
听母亲讲，第一次麦收时，大哥整个人站在麦地里只能露出半张脸。麦田离姥姥家不远，当姥姥得知她的外孙要推着麦捆路过她的家门口时，特意用毛巾包了一个玉米饼子，站在家门口等着。当时的独轮车都是木轴，每一家的独轮车在行进的摩擦中都会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亲人远远就能分辨出来自田野的呼唤。父亲在世时，车都由父亲来推，姥姥早已熟悉了那“吱嘎——吱嘎——”的车轮声。当独轮车吱吱嘎嘎的声音由远而近，姥姥睁大了眼睛也看不到她的外孙，只见满满的一车麦捆在缓慢地蠕动，只见麦捆不见人——外孙的身躯太小，被车上满载着的小麦捆挡了个严严实实。白发苍苍的姥姥，泪水潸然而下。
这就是“推独轮车的少年”！
今天城里11岁的孩子们被父母千娇万宠，而我的大哥似乎已被童年遗忘，因为父亲的早逝，每日与他为伴的是锄镰锨镢和独轮车。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总是打着赤脚。
冬去春来，天气乍暖还寒，刚化冻的田野凉如冰板。麦苗刚泛绿色，大哥从那时起就开始打着赤脚去锄麦子，赤脚一直打到白露时节种麦子。
种上麦子，天已经很冷了，母亲就给大哥一点钱，到集上去买一块生猪皮，回到家后，大哥把生猪皮剪剪裁裁，然后用细麻绳缝成一双“猪皮靴”，在我们老家管这叫“绑”。里面塞进麦草，又吸潮，又暖和，又耐磨。整整一个冬天，大哥就穿着它起早贪黑去运肥、压沙、换土。到开春锄麦时，这双“猪皮靴”也磨透了，他的赤脚生涯便又开始了。
那时，大哥上工回来，经常是脚上血淋淋的;那时，他的某个脚趾甲被路上的硬物掀掉，回来自己涂上“二百二”（红汞），包扎一下，第二天又推着车干活去了。
若干年后，在一次兄妹聚会上，我们又聊起了往事，大哥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十个脚趾甲都被掀掉过。”听到这句话，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1958年，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公社要村里再派一些劳力去百里外的邻县修水库。村里派上了大哥并通知立即到公社集合。妈妈得知后，从炼钢工地上跑回来，含着眼泪找村支书说：“我家旗子（大哥乳名）才是个15岁的孩子呀！”村支书毫无商量的余地。大哥安慰妈妈说：“妈，不用担心，我行的！”
天已深秋，大哥还打着赤脚，妈妈便凑了点钱，拉着大哥到供销社买了一双力士鞋。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大哥第一次买鞋。
大哥在水库工地吃了不少苦。寒冬腊月，挖掘水库坝基，冰水刺骨，未成年的大哥下到冰水里挖掘泥沙，因此落下了严重的静脉曲张。
第二次县上修水库，又要从村里抽调劳力，但有个条件，就是家里要有独轮车。那时的独轮车比之前的木轮进步了一些，轮子已经改为橡胶轮胎，但有些人家还是买不起。我们家倒是有一辆，可因为缺钱，一直买不起车轮胎，母亲说：“没车咱不去了，我绣花添补点，日子还能过下去。”大哥说：“修水库挣工分多一点，您就少熬点夜吧。”大哥在母亲不舍的泪光中，再一次推着小车走上了修水库的工地。
大哥身在工地，心里却挂念着家挂念着母亲。
有一次，工地水库改善生活，每个民工分了两段烧鲅鱼，大哥自己不舍得吃，想到母亲和弟妹常年吃不到鱼，便连夜往返20多里地，把两段鲅鱼送回家。
在生产队时期，大哥兼做了记工员，每天记录社员出工的情况。用过的记分册便成为他的练习簿，在记分册的反面练习写诗写散文。买不起钢笔，他用高粱秸子做成蘸水笔，开始了他文学之路的探索和跋涉。
在农村，农闲时间并不多，雨雪天，还要推石磨磨粮，打着赤脚转磨道。大哥常常一边抱着磨棍推磨，一边抱着书阅读。有时粮食磨完了，发出石头磨石头的声音，在正屋绣花的妈妈听到了便会高喊一声：“碾磨了！”大哥如梦初醒。有时空磨次数多了，母亲就直接跑到厢屋，夺下大哥手中的书并出惊人之语：“你还想当作家？坐在家里吧！”吃饭时，母亲又像个哲人似的对大哥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你可别变成个书呆子！”
那时的大哥经常是点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母亲心疼灯油，也心疼大哥干了一天活儿，怕他单薄的身体吃不消，不让他熬夜看书。大哥便用衣服遮住窗户，不让灯光透出，依然在昏黃的煤油灯下读得津津有味。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有伯伯敲窗户：“走喽！”大哥又起床干活儿去了。 那年，大哥修完水库后，带回一摞水库工地油印的《工地快讯》，上面刊有许多大哥的诗歌、散文，那是15岁少年人生中发表最早的“文学作品”。
其实大哥是非常渴望读书的。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去城里上学，非常羡慕。但他从不在母亲面前流露。
收完麦子，种上秋庄稼，“下老雨”的日子便到来。村里人大都凑到几个热心人家，打扑克，拉闲呱，抽旱烟。
大哥到县城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农闲时分也是他的“读书季”。唐诗、宋词、元曲、汉赋，朱自清、冰心、鲁迅、郭沫若、高尔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雨果、欧·亨利、海明威、杰克·伦敦、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黑格尔、巴尔扎克、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莎士比亚，中国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东西汉演义》《东周列国》《水浒传》，这一个个作家的名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那样的陌生和不可思议，而这些对于我来说像天书一样的书，大哥都一一借来，如获珍宝一般。成年后，我曾問大哥，这些书你当时都能看懂吗？大哥笑了笑说：“喜欢读就能读懂，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有一年，大哥被评为“模范社员”，奖品是一本精致的笔记本，从那时起，大哥开始用这个笔记本写日记，农活再忙，他也坚持每日必写。读唐诗的日子里，日记便用唐诗的七言七律或五言五律体;读宋词时便按词牌格式记录乡下每天所做所察所感悟;还用过元曲、汉赋体写日记。所以，后来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歌。
当年，到村里搞四清的一位省教育干校的干部，名叫李德复，在和大哥一起劳动时，听大哥言谈不俗，便想了解一下大哥的生活状况。他走进我们家那低矮的农屋，阅读了大哥的日记和一些习作后，在大哥的日记本上留下一页鼓励：惜取少年时，有志者事竟成……
临走他又对我母亲讲了一番话，大意是应该鼓励这个孩子写作，这么差的生活条件，能有这份坚持很难得，他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大哥很感恩这位叫李德复的来自省城的干部。若干年后，他在部队作为创作员调到济南军区时，曾四处打听这位一面恩师，但那时正是文革末期，寻找以无果而终。
受到李德复的鼓励，大哥更加坚定了学习写作的信心。先后写了300多篇稿件投到各个报纸杂志社，投稿寄出的是希望，收获的却是退稿信件和石沉大海的失望。那时投稿要贴三分钱的邮票，大哥在锄地时会捡到一些古铜钱、铁钉之类的金属，攒到一定数量，就到城里废品收购站卖掉，卖三角钱便可够买投十次稿的邮票。信封都是大哥自己糊的，有时他从捡到的香烟盒上剪下一个小图案，贴到信封一角，用来装饰一下，在我看来，也是极美的。
三年时光，投稿300多次。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一首小诗——《拔萝卜》，被《烟台日报》采用，而村里也恰好订了这份报纸。一时间，整个小村子沸腾了。那年大哥16岁，当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酬——两块五毛钱寄到家里时，他全数交给了母亲，那一刻母亲眼里已是充满了泪花——这些钱相当于她绣花半个月的收入。
这之后，大哥的一些作品时常被一些报纸杂志采用，《烟台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文学》……
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老监察的故事》，写于故乡，他当兵入伍后，《大众日报》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发表出来。
1966年的春天，大哥从部队请假回来，带着病重的母亲去城里看病，医生悄悄告诉他，母亲患的是癌症，来日无多。假期到了，大哥临返回部队时悄悄召集弟妹开了一个会，把母亲真实的病情告诉了我们，并说，要尽力不流露出悲伤。他留下在部队积攒的所有津贴，告诉我们，妈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什么吃。
当时的我还在上学，身无分文，又想为即将离去的母亲做些什么。母亲经常说嘴里发苦，真想吃个苹果啊！那时我留着一对长长的辫子，于是我悄悄来到城里废品收购站，剪下了两条黝黑发亮的长辫子。卖了两元五角钱。废品站的一个中年人惋惜地说：“可惜啊！如果再长两寸，就够换一辆自行车了。”我给母亲买了四个苹果，又把剩下的钱如数交给了母亲。大哥得知了这一消息，找了一个背人的地方，嚎啕大哭了一场。
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临终时始终睁大着眼睛，她割舍不下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们。
母亲的离去，又陡添了大哥无限的牵挂。他把每个月的津贴都寄回家，自己只留下一点点钱买纸笔和书籍。天冷了，他想到已没有母亲为弟妹做寒衣了，部队战士发有棉衣和“卫生衣裤”，他留下单薄的卫生裤自己穿，把厚实的棉裤寄给我们。
在他回家看望母亲时，他曾说过他的一侧肋骨疼痛，后来他去地方医院检查，医生的结论是“软骨瘤”。大哥询问另一个医生，说是家里有亲戚得了软骨瘤，这个病要紧吗？那个医生善意地提醒他，这个病也就能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让他最好不要告诉他的“亲戚”。这件事情我从未问过他，我不知道大哥的那段时间是怎么挺过来的，是如何走出这段阴霾岁月的。而他也像从未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
彼时的大哥也不过只有22岁啊！一边在部队服役，一边还要每时每刻关心他的这些弟弟妹妹的身心成长，那段时间大哥写给我们的书信成为了我们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动力。
因为家庭困难，我虽然被选上可以继续读高中，可家境如此困难，与其让大哥供着，不如辍学回村，帮助大哥分忧。
我给大哥写信，表达了这一想法。大哥收到信后立即回信，批评了我的想法，并引用高尔基的一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要我一定上学。
长兄如父。他为每个弟妹甚至再下一代都操过心。
几十年过去，大哥每回见到我们，还要带我和妹妹去买衣服。在大哥的心目中，好像他永远都没有变老，而我们也永远没有长大。前些年去他家时，已是花甲的我还穿上了他让大嫂特意给我买的羊绒衫。从小没有享受过父爱的我，永远都能从大哥那里感受到父爱般的温暖。
在大哥无微不至的关心下，我们弟妹都相继完成了学业，并陆续走上社会参加了工作。而我，也在大哥的帮助和引导下，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
大哥连获三次全国报告文学奖时，他的学历还是小学毕业。而我们的学历都比他高。他是打着赤脚，从故乡的土地走上颁奖台的。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年逾古稀的大哥仍笔耕不辍，今年与李庆华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根据地》出版了，读着它，我不时热泪盈眶，字里行间，仿佛又听到了大哥为民族屈辱和尊严发出的呼喊，爱国家、爱民族的热血依然在涌动，尽管我们还在为他的“壮心不已”鼓劲，可大哥一生忧家忧国，走得太累，太艰难，该停下来歇歇脚了！当然我知道他是个不听劝的人。
大哥对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要常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宽容之心、悲悯之心，珍惜今天拥有的一切。苦难也是一笔财富。
感恩父母，给了我宝贵的生命;感恩大哥，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为我们树立了充满正能量的榜样。在我的心中，大哥如同一棵参天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又如汩汩清泉，可以时常涤荡我们的心灵;更多的时候，他就如同一本好书，值得我用一生去细细品读。
李延国是我的胞兄。我们兄妹六人，他排行老大。
大哥少年时代，命运多舛。1954年春节，父亲刚40岁，就因肺心病早逝。
当时的家中非常困难，安葬父亲的棺木无着落。
父亲在世时略懂一些医术，平日给乡亲们看些小病，也从不收费，落下个好人缘。
乡亲们闻听父亲过世，纷纷凑钱为父亲买棺木。每有乡亲上门送钱，身穿孝服的大哥便跪地叩谢。那年，他11岁。
当年的这一幕，会否永远留在大哥的记忆中，并成为他后来励志的一幅画面呢！
一个寡母，6个未成年的儿女，未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母亲经常到村外伏在父亲的新坟上，哭诉内心的悲伤。我们兄妹虽然都还年幼，但都懂得了家里的变故，变得特别乖。作为长子的大哥主动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并安慰母亲：“妈，有我呢，地里的活儿我包了！”
这是一个11岁儿童的承诺。
这年夏天，大哥小学毕业。
大哥向母亲表示，不去考中学了。母亲虽没有上过学，但上过扫盲班，能读书看报，明事理，坚持要哥哥去考初中。她对大哥说，你若能考上，我就能供你读完;如果不去考，长大了你会埋怨妈妈没给你机会。
大哥应妈妈之命，去城里参加了考试。他进了考场，只写了一篇命题作文——《记我的一位老师》，以此感恩曾帮他交过书本费的杨老师。至于其他科目他都交了白卷。
大哥回到了家，胸有成竹地开始修理父亲生前用过的一辆独轮车。他默默地选择了帮助母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
听母亲讲，第一次麦收时，大哥整个人站在麦地里只能露出半张脸。麦田离姥姥家不远，当姥姥得知她的外孙要推着麦捆路过她的家门口时，特意用毛巾包了一个玉米饼子，站在家门口等着。当时的独轮车都是木轴，每一家的独轮车在行进的摩擦中都会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亲人远远就能分辨出来自田野的呼唤。父亲在世时，车都由父亲来推，姥姥早已熟悉了那“吱嘎——吱嘎——”的车轮声。当独轮车吱吱嘎嘎的声音由远而近，姥姥睁大了眼睛也看不到她的外孙，只见满满的一车麦捆在缓慢地蠕动，只见麦捆不见人——外孙的身躯太小，被车上满载着的小麦捆挡了个严严实实。白发苍苍的姥姥，泪水潸然而下。
这就是“推独轮车的少年”！
今天城里11岁的孩子们被父母千娇万宠，而我的大哥似乎已被童年遗忘，因为父亲的早逝，每日与他为伴的是锄镰锨镢和独轮车。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总是打着赤脚。
冬去春来，天气乍暖还寒，刚化冻的田野凉如冰板。麦苗刚泛绿色，大哥从那时起就开始打着赤脚去锄麦子，赤脚一直打到白露时节种麦子。
种上麦子，天已经很冷了，母亲就给大哥一点钱，到集上去买一块生猪皮，回到家后，大哥把生猪皮剪剪裁裁，然后用细麻绳缝成一双“猪皮靴”，在我们老家管这叫“绑”。里面塞进麦草，又吸潮，又暖和，又耐磨。整整一个冬天，大哥就穿着它起早贪黑去运肥、压沙、换土。到开春锄麦时，这双“猪皮靴”也磨透了，他的赤脚生涯便又开始了。
那时，大哥上工回来，经常是脚上血淋淋的;那时，他的某个脚趾甲被路上的硬物掀掉，回来自己涂上“二百二”（红汞），包扎一下，第二天又推着车干活去了。
若干年后，在一次兄妹聚会上，我们又聊起了往事，大哥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十个脚趾甲都被掀掉过。”听到这句话，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1958年，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公社要村里再派一些劳力去百里外的邻县修水库。村里派上了大哥并通知立即到公社集合。妈妈得知后，从炼钢工地上跑回来，含着眼泪找村支书说：“我家旗子（大哥乳名）才是个15岁的孩子呀！”村支书毫无商量的余地。大哥安慰妈妈说：“妈，不用担心，我行的！”
天已深秋，大哥还打着赤脚，妈妈便凑了点钱，拉着大哥到供销社买了一双力士鞋。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大哥第一次买鞋。
大哥在水库工地吃了不少苦。寒冬腊月，挖掘水库坝基，冰水刺骨，未成年的大哥下到冰水里挖掘泥沙，因此落下了严重的静脉曲张。
第二次县上修水库，又要从村里抽调劳力，但有个条件，就是家里要有独轮车。那时的独轮车比之前的木轮进步了一些，轮子已经改为橡胶轮胎，但有些人家还是买不起。我们家倒是有一辆，可因为缺钱，一直买不起车轮胎，母亲说：“没车咱不去了，我绣花添补点，日子还能过下去。”大哥说：“修水库挣工分多一点，您就少熬点夜吧。”大哥在母亲不舍的泪光中，再一次推着小车走上了修水库的工地。
大哥身在工地，心里却挂念着家挂念着母亲。
有一次，工地水库改善生活，每个民工分了两段烧鲅鱼，大哥自己不舍得吃，想到母亲和弟妹常年吃不到鱼，便连夜往返20多里地，把两段鲅鱼送回家。
在生产队时期，大哥兼做了记工员，每天记录社员出工的情况。用过的记分册便成为他的练习簿，在记分册的反面练习写诗写散文。买不起钢笔，他用高粱秸子做成蘸水笔，开始了他文学之路的探索和跋涉。
在农村，农闲时间并不多，雨雪天，还要推石磨磨粮，打着赤脚转磨道。大哥常常一边抱着磨棍推磨，一边抱着书阅读。有时粮食磨完了，发出石头磨石头的声音，在正屋绣花的妈妈听到了便会高喊一声：“碾磨了！”大哥如梦初醒。有时空磨次数多了，母亲就直接跑到厢屋，夺下大哥手中的书并出惊人之语：“你还想当作家？坐在家里吧！”吃饭时，母亲又像个哲人似的对大哥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你可别变成个书呆子！”
那时的大哥经常是点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母亲心疼灯油，也心疼大哥干了一天活儿，怕他单薄的身体吃不消，不让他熬夜看书。大哥便用衣服遮住窗户，不让灯光透出，依然在昏黃的煤油灯下读得津津有味。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有伯伯敲窗户：“走喽！”大哥又起床干活儿去了。 那年，大哥修完水库后，带回一摞水库工地油印的《工地快讯》，上面刊有许多大哥的诗歌、散文，那是15岁少年人生中发表最早的“文学作品”。
其实大哥是非常渴望读书的。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去城里上学，非常羡慕。但他从不在母亲面前流露。
收完麦子，种上秋庄稼，“下老雨”的日子便到来。村里人大都凑到几个热心人家，打扑克，拉闲呱，抽旱烟。
大哥到县城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农闲时分也是他的“读书季”。唐诗、宋词、元曲、汉赋，朱自清、冰心、鲁迅、郭沫若、高尔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雨果、欧·亨利、海明威、杰克·伦敦、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黑格尔、巴尔扎克、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莎士比亚，中国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东西汉演义》《东周列国》《水浒传》，这一个个作家的名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那样的陌生和不可思议，而这些对于我来说像天书一样的书，大哥都一一借来，如获珍宝一般。成年后，我曾問大哥，这些书你当时都能看懂吗？大哥笑了笑说：“喜欢读就能读懂，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有一年，大哥被评为“模范社员”，奖品是一本精致的笔记本，从那时起，大哥开始用这个笔记本写日记，农活再忙，他也坚持每日必写。读唐诗的日子里，日记便用唐诗的七言七律或五言五律体;读宋词时便按词牌格式记录乡下每天所做所察所感悟;还用过元曲、汉赋体写日记。所以，后来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歌。
当年，到村里搞四清的一位省教育干校的干部，名叫李德复，在和大哥一起劳动时，听大哥言谈不俗，便想了解一下大哥的生活状况。他走进我们家那低矮的农屋，阅读了大哥的日记和一些习作后，在大哥的日记本上留下一页鼓励：惜取少年时，有志者事竟成……
临走他又对我母亲讲了一番话，大意是应该鼓励这个孩子写作，这么差的生活条件，能有这份坚持很难得，他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大哥很感恩这位叫李德复的来自省城的干部。若干年后，他在部队作为创作员调到济南军区时，曾四处打听这位一面恩师，但那时正是文革末期，寻找以无果而终。
受到李德复的鼓励，大哥更加坚定了学习写作的信心。先后写了300多篇稿件投到各个报纸杂志社，投稿寄出的是希望，收获的却是退稿信件和石沉大海的失望。那时投稿要贴三分钱的邮票，大哥在锄地时会捡到一些古铜钱、铁钉之类的金属，攒到一定数量，就到城里废品收购站卖掉，卖三角钱便可够买投十次稿的邮票。信封都是大哥自己糊的，有时他从捡到的香烟盒上剪下一个小图案，贴到信封一角，用来装饰一下，在我看来，也是极美的。
三年时光，投稿300多次。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一首小诗——《拔萝卜》，被《烟台日报》采用，而村里也恰好订了这份报纸。一时间，整个小村子沸腾了。那年大哥16岁，当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酬——两块五毛钱寄到家里时，他全数交给了母亲，那一刻母亲眼里已是充满了泪花——这些钱相当于她绣花半个月的收入。
这之后，大哥的一些作品时常被一些报纸杂志采用，《烟台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文学》……
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老监察的故事》，写于故乡，他当兵入伍后，《大众日报》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发表出来。
1966年的春天，大哥从部队请假回来，带着病重的母亲去城里看病，医生悄悄告诉他，母亲患的是癌症，来日无多。假期到了，大哥临返回部队时悄悄召集弟妹开了一个会，把母亲真实的病情告诉了我们，并说，要尽力不流露出悲伤。他留下在部队积攒的所有津贴，告诉我们，妈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什么吃。
当时的我还在上学，身无分文，又想为即将离去的母亲做些什么。母亲经常说嘴里发苦，真想吃个苹果啊！那时我留着一对长长的辫子，于是我悄悄来到城里废品收购站，剪下了两条黝黑发亮的长辫子。卖了两元五角钱。废品站的一个中年人惋惜地说：“可惜啊！如果再长两寸，就够换一辆自行车了。”我给母亲买了四个苹果，又把剩下的钱如数交给了母亲。大哥得知了这一消息，找了一个背人的地方，嚎啕大哭了一场。
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临终时始终睁大着眼睛，她割舍不下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们。
母亲的离去，又陡添了大哥无限的牵挂。他把每个月的津贴都寄回家，自己只留下一点点钱买纸笔和书籍。天冷了，他想到已没有母亲为弟妹做寒衣了，部队战士发有棉衣和“卫生衣裤”，他留下单薄的卫生裤自己穿，把厚实的棉裤寄给我们。
在他回家看望母亲时，他曾说过他的一侧肋骨疼痛，后来他去地方医院检查，医生的结论是“软骨瘤”。大哥询问另一个医生，说是家里有亲戚得了软骨瘤，这个病要紧吗？那个医生善意地提醒他，这个病也就能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让他最好不要告诉他的“亲戚”。这件事情我从未问过他，我不知道大哥的那段时间是怎么挺过来的，是如何走出这段阴霾岁月的。而他也像从未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
彼时的大哥也不过只有22岁啊！一边在部队服役，一边还要每时每刻关心他的这些弟弟妹妹的身心成长，那段时间大哥写给我们的书信成为了我们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动力。
因为家庭困难，我虽然被选上可以继续读高中，可家境如此困难，与其让大哥供着，不如辍学回村，帮助大哥分忧。
我给大哥写信，表达了这一想法。大哥收到信后立即回信，批评了我的想法，并引用高尔基的一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要我一定上学。
长兄如父。他为每个弟妹甚至再下一代都操过心。
几十年过去，大哥每回见到我们，还要带我和妹妹去买衣服。在大哥的心目中，好像他永远都没有变老，而我们也永远没有长大。前些年去他家时，已是花甲的我还穿上了他让大嫂特意给我买的羊绒衫。从小没有享受过父爱的我，永远都能从大哥那里感受到父爱般的温暖。
在大哥无微不至的关心下，我们弟妹都相继完成了学业，并陆续走上社会参加了工作。而我，也在大哥的帮助和引导下，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
大哥连获三次全国报告文学奖时，他的学历还是小学毕业。而我们的学历都比他高。他是打着赤脚，从故乡的土地走上颁奖台的。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年逾古稀的大哥仍笔耕不辍，今年与李庆华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根据地》出版了，读着它，我不时热泪盈眶，字里行间，仿佛又听到了大哥为民族屈辱和尊严发出的呼喊，爱国家、爱民族的热血依然在涌动，尽管我们还在为他的“壮心不已”鼓劲，可大哥一生忧家忧国，走得太累，太艰难，该停下来歇歇脚了！当然我知道他是个不听劝的人。
大哥对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要常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宽容之心、悲悯之心，珍惜今天拥有的一切。苦难也是一笔财富。
感恩父母，给了我宝贵的生命;感恩大哥，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为我们树立了充满正能量的榜样。在我的心中，大哥如同一棵参天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又如汩汩清泉，可以时常涤荡我们的心灵;更多的时候，他就如同一本好书，值得我用一生去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