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建党百年来我国基层治理体系日趋完善,自治作为党领导下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四十年出现了明显的新发展.以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宜州木寨村的自治实践为研究对
【机 构】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建党百年来我国基层治理体系日趋完善,自治作为党领导下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四十年出现了明显的新发展.以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宜州木寨村的自治实践为研究对象,运用协商系统理论,在结构研究基础上更多从过程层面对党领导自治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阐释,基于对典型案例中三种自治样态的比较分析后发现,在选举后的基层民主实践中,党领导自治主要表现为协商自治的过程.根据协商系统理论的构成要素,可以将党领导自治的过程概括为引领式信息交互的协商,主要表现为党组织将元协商性质的话语实体在公共空间的传播引导至授权空间,在一定的协商程序中达成决断性共识的协商结果过程,形成引领式协商模式.引领式协商中党领导自治的关键环节体现了责任与授权的双重治理逻辑,即党组织将责任与授权分别作为公共空间与授权空间信息交互的纽带,以此确立了党组织在其中的治理主体地位,延伸并拓展了党组织的治理范围.由此可见,党领导自治不仅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更要从过程上牢牢把握住党对自治的领导权,这可以为基层治理实践中党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其他文献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的重大命题,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从文明形态角度给予的新概括、新论断,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的新贡献.从历史坐标、时代坐标、空间坐标、价值坐标和精神坐标等五个因素来考量这一文明形态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作为新文明形态,有其深刻的出场语境.从历史逻辑看,是人类文明历史形态和中国文明历史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时代逻辑看,是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时代任务和解答现代
我党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也在改造改变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及看待事物的根本方式与方法,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国化”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所表现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看待事物的唯物辩证立场、实践性掌握事物的认识方式等,是在我党长期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内在形成的,现已成为我党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并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主体自觉性及强大的实践力与行动力等不同于一般思维方式的个性特征。
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传播背景下,各国政府为保护公众利益和减轻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纷纷开启了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ISDS机制改革。“一带一路”沿线国本属于ISDS案件高发地区,而我国早期与沿线国签订的双边或区域性投资协定主要着眼于东道国利益的保护,不利于我国境外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获得法律救济。兼顾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并重的双重身份,我国政府应积极投身并引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在协定文本中纳入不可仲裁事项的例外条款、合理设置ISDS仲裁前置条件、完善ISDS仲裁程序规范,而《区域全面经济
以2015年度全国百位优秀县委书记为样本,对县域主政官员的个体特征和行动策略对行动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为县域主政官员的遴选、考核、培育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1)优秀县委书记年龄与进取性正相关,这表明至少在县政层级,应设置主政官员更加宽幅的年龄任用和任职年限区间;(2)学历与官员的进取性正相关,交叉学科的思维优势并未显现,这表明既要选用高学历背景官员,又要根据所在区域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境对治理目标进行权重排序,进而选拔相适学科属性的官员;(3)籍贯与任职区域相同的县委书记,绩效表现优秀,异地任用尚需
《素问》将中医称为"医道".其成书年代与过程为:先秦孤本成篇,西汉汇集成编,东汉充实发展,唐宋校注大成.《素问》医道哲学渊源于诸家之道,具体而言:道家之道是《素问》医道的底色与根柢;《周易》与阴阳家的象数之学构造了《素问》医道的辨证思维与理论框架;《素问》医道的正邪观、组方原则、脏腑功能则源于儒家;其标本观源于墨家;其功能思维、实践思维和形神观也与先秦诸子有内在联系.以《素问》为代表的"医道"对后世哲学思想史有重要影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在世界史领域的阐释和论断,其立足点始终是围绕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过和平互利原则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伟大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对这一世界变革进程的理论阐述,其基本特点是将民族性和世界性较好地融为一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世界史话语经历了三个基本发展阶段,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这种话语探讨是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发展起来的,为世界史学科形态构建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方式,即运用马克思主义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依然呈现高发态势.关键在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定位,即使认可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的是一种民事权利,依然存在人格权与财产权之争,时至今日,仍无定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的是一种人格权,权利内容包括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二元保护模式将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进行分别保护,与我国现有民事权利保护模式不符,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亦难以契合二元保护模式,故可采用一元保护模式,兼顾个人信息承载的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同时,应用"比例原则"约束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构建敏感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特别
谢林与胡塞尔都指出,任何试图为对象性认知确定主体性基础的尝试都会被前溯到原初经验的构造问题;而谢林与胡塞尔试图解决原初经验构造问题的方案也非常相似:他们都将原初经验的构造刻画为一种被动综合活动,即原初经验的构造活动同时就是原自我的前意识行动.但不同于谢林仍然尝试以准意识模式的意愿理论来解读被动综合活动的做法,胡塞尔将被动综合重新定位为本能与习性之间的过渡环节.原初经验的构造与原自我的行动展现了存在本身的动态结构,在此意义上,先验哲学必须要成为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先验存在论.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下简称"杨注")昭公七年注云:"《水经·淄水注》引应劭(当作阚驷,郦误)《十三州记》谓太山莱芜县,鲁之莱柞邑."(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28页)"杨注"认为郦道元《水经注》引"应劭《十三州记》"有误,而应当是"阚骃《十三州记》".这一说法值得商榷.首先,"阚驷"当作"阚骃",其著作当为《十三州志》.
最低限度自我论是自我的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催生的多种新型自我论中的一种极有个性的自我论,不仅深化了人类对自我及其相联系的心灵观的认知,突显了自我的本体论窘境,而且引发了大量进一步的探讨,派生出许多新的自我论形态.自我是一种特殊的实在,既不是原子分子之类的基本实在,但又不是无,而有点什么,不妨称作"最低限度"的存在.它超越于我们过去的认识,特别是本体论范畴体系,以至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要解决这里的难题,不能像取消论那样否认它的存在,而应进行本体论的范畴体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