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广西社会科学院院刊《学术论坛》杂志社编审周志华教授，在紧张的编辑工作之余还从事着国有资产改革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其科研成果有的曾得到时任中共广西区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郭声琨的批示和采纳，直接推动了当地上千亿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的成果对政府的相关决策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期间经历了哪些艰难的求索？他是如何处理好做编辑与做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本刊希望通过这篇专访，使广大读者近距离地感受一位学者型编审的独到观点和工作感悟。
　　——本栏责任编辑王延河
　　
　　
　　记者：我们知道，您既是一名学者，又是《学术论坛》编辑部的编审，您的科研实践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周志华：我认为，我此生的科研实践可分为五个阶段，从大学本科的二年级开始到退休前可分为四个阶段，加上退休以后作为一个阶段，共五个阶段。
　　1.从1982年（大二）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到1984年7月大学毕业这段时间，是我科研实践的启蒙阶段。在这两年中的第一年，我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著名科学家的传记。由于我的毕业论文是属于自然辩证法范畴的，题目叫《生物进化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这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难度很大，但有利条件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很大。为了在短时间内（两年）完成对这一科学难题的研究，我得找到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作为支撑。于是这段时间除了上课以外，我花大量的时间到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读了很多著名科学家的传记，包括康德、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王充、沈括、李时珍等等，他们那种淡泊名利，勇于探索，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伟大精神，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使我能在一年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得到我的自然辩证法老师，哲学老师及哲学史老师的好评。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生物物种进化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导致生物体内的基因变异，当这种变异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新的物种出现的观点后来被国外不少生物学家的研究实验所证实。基于这点我觉得自己在“大二”开始已经是一个学者了，是一个没有名利之心、坚定地追求真理的学者。
　　2.从1984年7月至1997年12月，这一阶段可称为教研结合阶段，这一阶段总共经历了13年半的时间。这一阶段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我还自费调查了119家国有中小型企业。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有经济改革。我为什么对这一选题感兴趣？因为我们在大学里学习时，老师们都是给我们讲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有许许多多的优势，私有经济是如何不行，如何有害。而毕业参加工作以后，社会上出现的是国有企业不如集体企业，集体企业不如私营企业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的教科书写错了，还是老师讲错了，或许是改革开放的实践错了？经过13年的调研，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老师没讲错，老师是按照教材讲的，怎么会错？教科书也没有编写错，教科书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编写的，怎么会错？改革开放的实践更没有错，今天全世界都承认，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发展、进步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就在于我们在研究问题时，把时代背景和实践坐标选错了。因此，我们在研究当今中国的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企业）时必须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时代背景，并且要把改革开放的实践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坐标（即参照系），基于这个着眼点，更基于13年的艰苦调查，比较分析，我提出了要设立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并在国家、国企所有权主体机构和国企负责人三个层次中对国有经济实体的有限责任和剩余索取权进行层级分解和对称配置的重要观点。我将13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了7篇系列论文，在三年的时间内分期发表，最后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位政协副主席选为政协大会的发言稿，随后又被选为全国政协的大会发言稿。今天，地市以上的行政区域都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监督权，我的学术观点至少间接地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从1998年至2002年底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我是作为专职研究人员从事学术研究的，严格地讲，这一阶段是从事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与纯粹的学术研究是有区别的）。这一阶段也写了不少东西，比较有影响的是《邓小平民族理论与西部少数民族的开发》（国家基金项目）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世纪民族工作的指导意义》（与人合作、本人执笔），获广西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4.从2003年初至今是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我既是责任编辑又是研究人员，我称其为编研阶段。这一阶段我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基础上，主要是搞应用对策研究，其中的《广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得到时任中共广西区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郭声琨的采纳，直接推动了广西上千亿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第二项成果是《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调查与思考》，被当时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选为参加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会议材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公布后，我发现其中有13处提法与本人撰写的这篇文章相同；第三项是《广西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转制后发展问题研究》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陈章良副主席的批示和采纳。目前正在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科技资金项目——《广西科研院所支撑引领广西千亿元产业对策研究》。所以，这一阶段的科研特点是专门搞实践性强，应用性强的对策研究，是我整个研究生涯中，从纯理论研究向应用实践研究转化的拐点。
　　5.从退休到生命终结是我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还没有开始，是我的预设阶段，但研究主题已经选好了，五大主题，写五本书。我设想退休后努力再活30年，每五年写一本（这个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目前每个选题都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最后五年写一本回忆录，此生便无憾了。这一阶段的目标是要出五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性成果，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经典性研究阶段。为什么在退休之前不能搞经典性研究？没有条件搞，因为搞经典性研究最主要的条件是超脱，要超脱于名利之争，超脱一切人际关系，超脱工作任务和其他日常生活杂事的压力，这些在退休前都做不到。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不仅要解决自己衣食住行的问题，还要养家糊口，还要解决小孩的读书就业问题，这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工资，工资要上去，职称就得上去，你要评职称，在选题方面就不那么自由了，你得选与你从事的职业相近的，而不是选你在学术上真正感兴趣的。工资不够用还得找一些委托课题，而委托课题是按委托方的要求写的，不仅选题没有自由，就连观点的表述也不自由。因此，在退休之前很难搞得出经典性成果，只能指望退休以后了。退休以后，既没有物质性的目标，也没有学术名利的目标，只有追求真理这个目标了，这时候就可以做一个纯学者了，即一个超脱人情世故，超脱名利纷争的纯学者，就像我在大学二年级时还不“入世”，还不懂人情世故一样，当时也做了一个短暂的“纯学人”。从纯学者到“入世”后陷入名利纷争的“世故型”学者，再到退休后超脱世故的纯学者，完成了一个学人的学术生涯周期，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作用的结果。从起点和终点看都是“纯学者”，但无论是从质或量上看，后者都比前者高出很多，这就是螺旋式发展。
　　记者：您觉得做编辑与做学术研究冲突吗？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周志华：首先，我觉得两者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而不是负相关关系，用中医“五行理论”的话说，两者是相生关系，而不是相克关系，所谓正相关关系，就是说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做编辑每天得阅读大量的来稿，这样就获得大量的学术信息，了解大量的学术观点，有利于自己接近甚至跃进到国内国际的学术前沿，这对自己搞科研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搞学术研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才能提高自己鉴别稿件学术品位高低的能力，才能选到具有创新水平的高品位的文章发表，为办好刊物创造条件。所以搞编辑与搞研究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促进的。当然，干两份活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是时间代价，从2003年初到现在，我没有任何娱乐和应酬的时间；其次健康的代价，我现在已经得了干这一行的职业病，失眠。为了使健康不受过份的影响，以便有充足的时间实现我第五阶段的学术目标；我现在正考虑请助手。
　　记者：您曾在多种场合提“科学人”和“科学精神”，并得到很多人士的好评，但也有些人提出不同看法，可否就这方面的话题谈谈您的看法？
　　周志华：“科学精神”是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当时讨论得很热烈，并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可以说，当时一切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接受“科学精神”这个提法，并十分尊崇科学。当时，民主和科学是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一座丰碑。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因而“民主与科学”也成为北大的校魂。从党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准备，因此，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民主与科学”也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和接受。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于是，中国又出现了第二个“科学的春天。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风气。但却没有人提到“科学精神”这一话题。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首先是企业界的大小老板，然后是知识界中的部分学者，掀起了一股复兴儒家文化的思潮，孔学院遍地开花，祭孔庙成为时尚，批鲁尊孔的文章大量发表。首先提出打倒孔家店，被毛泽东誉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伟大旗手的鲁迅成了众矢之的。还有人提议要将儒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的学科建设计划。这股思潮的背景是什么？本人认真地分析了从春秋战国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的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发现儒学思潮的涨落进退都与部分人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我们知道：儒家文化是由孔丘创立，孟子发展并完善，董仲舒改造并官方化的专门为以家族统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思想文化。从史学的角度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秦王朝，这一阶段的特征有两个，一是以地主阶级统治为基础，二是崇尚法治理论，实践上也实行法治。这一阶段的统治者是鄙视儒学的，于是出现了“焚书坑儒”重大事件。可以说，秦王朝是地主阶级的“阶级天下”。到了刘邦重新统一天下时，就使地主阶级的“阶级天下”变成了刘氏家族统治的“家天下”了，以刘邦搞的“不分封异姓王”的盟誓为标志。要想长久维持“家天下”的统治，就得有一套专门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其论证和辩护。于是，董仲舒就迎合了“家天下”统治者的需要，将儒家理论的核心内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制度化，官方化，并提请“家天下”的最高统治者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就使儒学成了从西汉到清末这段历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了近两千年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有三大特点：一是貌视公理，鄙视正义，压制平等，束缚自由，从而把社会分裂成两极，一极是享有无限特权的统治者，另一极是任凭统治者奴役没有任何人身权利的被统治者。第二个特点是不按能力、功劳、贡献来分配政治、经济利益，而是按血缘、亲缘等关系亲疏程度来分配政治、经济利益。第三个特点是只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血缘、亲缘等关系），而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鼓励（有时还禁止）人们去研究自然现象和科学技术。从上面三个特点看，这种儒家理论无论是从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角度还是从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角度看，都是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科技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儒家理论在中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巩固中华民族大统一过程中是有积极作用的，而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理论只是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地位中起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起极大阻碍作用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刻，制度供给不足，治理漏洞较多，不少人不是以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管理能力等市场要素获取财富，而是靠血亲关系、钱权交易来发财致富。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得搬出儒家理论为自己获取财富的手段和行为辩护。因而批鲁尊孔，复兴儒学的思潮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股思潮的作用下，从权力腐败到教育腐败，从教育腐败到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从抄袭别人的学术观点到以挂名的方式占有别人的学术成果，再到买“枪手”为自己写论文评职称等等现象有目共睹。在这种背景下，我重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精神”并首次提出“科学人”的概念，目的是想在浊流狂奔的情况下形成一股清流以抗之；在邪气弥漫的情况下形成一股正气以化之。历史进步到21世纪了，绝对不能用儒家文化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要构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具有开放创新功能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才能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周志华，1984年7月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政治系，同年分配到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98年8月调入广西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2003年安排到广西社会科学院院刊任编辑。2008年获编审职称，2010年获研究员职称。20多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98篇，完成15个研究报告，与人合作专著及科普读物13本。在这些成果中，获省部级二等奖的3项，三等奖5项，优秀奖5项，团中央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一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