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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第601个电话》，明显感觉影片前后情绪和基调的转换，从展示化的外在呈现质变为煽情场面的集中堆砌，由于前后剧情缺乏逻辑共通，致使若干段落游离于影片的整体构架之外。电视剧思维和电影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旨趣，张国力——这位电视剧制作的行家里手，似乎尚未掌握繁复的电影语言，他为观众营造的影像世界拖沓、绵亘，在单位时间内并未讲好故事，理顺线索，突显主题。驳杂、紊乱、迷离这些基调在片中交错涌动，让观众面对这些镜头感觉无所适从，欲罢不能。
不知作为监制的冯小刚在片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在这部影片中能强烈感觉到冯导的影子。物欲横流、意乱情迷的现代都市，后现代文化裹挟的通俗文艺，悲剧元素和喜剧风格在正剧温情中的适量注入，以及喜剧明星＋漂亮女性的固定搭配，这些都被标识上鲜明的冯氏烙印。不同的是，这部影片增添了更多的时尚元素，一方面来自对都市场景的刻意捕捉，一方面是演员本身负载的大众文化意味。一言以蔽之，影片一直在“现”，用广告式的语态、媒体立体推广的方式，现明星、现手机（包括运营商）、现汽车，郭德刚、周笔畅依托大众文化的勃兴从民间走向公众。这无非是想用梦想可达的喻指召唤观众的欲求。
明星既然可以被打造和生产，同样可以被干扰和扼杀，600个明星的号码在网上公布将明星的私密空间瞬间变成大众可以侵入的领地，而第601个“明星”易淑从十足的倒霉蛋阴差阳错地变为追星族们的宠儿。表面风光无限的天佑却要为自己尊严和良知苦苦坚守，当她意识到明星只不过是传媒工业机器上一个个齿轮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选择避世。拨开云端，让我们对明星的际遇有了些许同情，照耀在他们身上的光环更多的时候被无尽的烦扰所遮蔽。当天佑唱着晓文为她谱写的歌曲，明星和平民之间的缝隙和距离被无声无息地缝合了。
这部影片的后半部分导演尽其煽情之能事，用一种泛情化的处理方式设计叙事高潮，来引起观众的认同。三个同样忧郁、感伤、无助的个体在繁华的街市一次次交错，又一次次擦身而过。他们呆滞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没有言语的交流，没有瞬间的视线碰撞，只有回眸一瞥的茫然。所幸，他们的生活因那个错写的号码而有了联系，一同奏响铿锵的生命乐章。他们都是有着崇高理想和信念的年轻人，却往往事与愿违。这些人物自身的主动性和力量都受到超越于他们个人力量的支配。晓文的音乐之路被房东暂时阻断，被殡仪馆的保安强行撵走，他完全可以重新找到实现他梦想的地方，但他终究拗不过病魔对身体的蚕食；天佑违心录完了新专辑，可这不是歌手心灵的声音，“一个歌手如果没有她想要唱的歌就等于死了，歌手是为歌而活着的，歌都没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老板无形的手在背后紧紧攥着让她身心俱疲，顿生轻生的欲念；易淑总是碰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她的手机整天抖颤个不停，冥冥之中似乎被魔怪戏耍着。人类生命深处永远有相互冲突的因素，所以生命难以预测。可人类又不甘于此，因为在生命的深处激荡着的恰恰是生命本真的潜流，故人类永远想去彻底揭开命运的面纱，哪怕以生命作为代价。这种充满了宿命、无奈、沧桑，挣扎的命运感，却恰恰可以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心灵震荡和心理共鸣。
去日无多的重病患者、死亡阴霾下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一段生离死别的情感寄托，这些元素的杂糅是典型的韩国影视的叙事策略，我们一方面批判这种泛滥的影像，一方面又甘愿沉迷于编织的梦幻世界，乐此不疲。人的生命被置于无常的变化中，息息生灭，逝如流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这部影片有着强烈的悲剧意味，太平间哀乐想起的瞬间我们分明能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但导演巧妙地处理了死亡的方式，将悲情慢慢抚平。天佑花了很大的功夫梳妆打扮无非是想把最美的容貌永远定格，她站在阳台展开双手我们并未感到惶恐和不安，反而觉得这是尊重意志、尊重自我的表现，不禁想到著名女诗人普拉斯的名言：“死，是一门艺术，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晓文掉头发、吐血、晕倒，这是死神临近的表征，影片并未用镜头随即交待他治疗的过程，而是切进了他和朋友演奏音乐的场景。“既然人生是一场悲剧，我们不妨把它上演得轰轰烈烈”，用音乐明快的基调消解伤感，不再抑郁、不再悲悯、不再痛苦。当晓文听到乐伴唱着他谱写的歌曲，他的手缓缓地举向空中，隔着玻璃和他们掌心相映，留下了伤感的眼泪，我们体认到了他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留恋。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谈到：“健康在人的心目中不会失去它的价值……但是病态、柔弱、萎顿、慵倦，在他们的心目中也有美好的价值。”
三位主人公的人生轨迹通过现代通讯工具串连到了一起，他们互相成为生命结点的转换剂，重新点燃了彼此生命的亮色。晓文的歌拯救了天佑，易淑的鼓励使晓文充满了去实现梦想的信念，而晓文的存在让易淑滋生了朦胧的情愫。
人的生命线是与特定的人群组接在一起的，每天我们相逢了、错过了，终究不知道擦身而过的是谁。都市嘈杂拥塞的街角，繁华过尽是萧瑟的静寂，钢筋混凝土夯筑起一幢幢高楼大厦，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领地，仰视的乏累使我们孤独、无依。导演将人物的背景虚化，没有了深焦距的语义延伸，无意中给予了人类寻找自我的希望。 [责编/布丁]
不知作为监制的冯小刚在片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在这部影片中能强烈感觉到冯导的影子。物欲横流、意乱情迷的现代都市，后现代文化裹挟的通俗文艺，悲剧元素和喜剧风格在正剧温情中的适量注入，以及喜剧明星＋漂亮女性的固定搭配，这些都被标识上鲜明的冯氏烙印。不同的是，这部影片增添了更多的时尚元素，一方面来自对都市场景的刻意捕捉，一方面是演员本身负载的大众文化意味。一言以蔽之，影片一直在“现”，用广告式的语态、媒体立体推广的方式，现明星、现手机（包括运营商）、现汽车，郭德刚、周笔畅依托大众文化的勃兴从民间走向公众。这无非是想用梦想可达的喻指召唤观众的欲求。
明星既然可以被打造和生产，同样可以被干扰和扼杀，600个明星的号码在网上公布将明星的私密空间瞬间变成大众可以侵入的领地，而第601个“明星”易淑从十足的倒霉蛋阴差阳错地变为追星族们的宠儿。表面风光无限的天佑却要为自己尊严和良知苦苦坚守，当她意识到明星只不过是传媒工业机器上一个个齿轮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选择避世。拨开云端，让我们对明星的际遇有了些许同情，照耀在他们身上的光环更多的时候被无尽的烦扰所遮蔽。当天佑唱着晓文为她谱写的歌曲，明星和平民之间的缝隙和距离被无声无息地缝合了。
这部影片的后半部分导演尽其煽情之能事，用一种泛情化的处理方式设计叙事高潮，来引起观众的认同。三个同样忧郁、感伤、无助的个体在繁华的街市一次次交错，又一次次擦身而过。他们呆滞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没有言语的交流，没有瞬间的视线碰撞，只有回眸一瞥的茫然。所幸，他们的生活因那个错写的号码而有了联系，一同奏响铿锵的生命乐章。他们都是有着崇高理想和信念的年轻人，却往往事与愿违。这些人物自身的主动性和力量都受到超越于他们个人力量的支配。晓文的音乐之路被房东暂时阻断，被殡仪馆的保安强行撵走，他完全可以重新找到实现他梦想的地方，但他终究拗不过病魔对身体的蚕食；天佑违心录完了新专辑，可这不是歌手心灵的声音，“一个歌手如果没有她想要唱的歌就等于死了，歌手是为歌而活着的，歌都没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老板无形的手在背后紧紧攥着让她身心俱疲，顿生轻生的欲念；易淑总是碰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她的手机整天抖颤个不停，冥冥之中似乎被魔怪戏耍着。人类生命深处永远有相互冲突的因素，所以生命难以预测。可人类又不甘于此，因为在生命的深处激荡着的恰恰是生命本真的潜流，故人类永远想去彻底揭开命运的面纱，哪怕以生命作为代价。这种充满了宿命、无奈、沧桑，挣扎的命运感，却恰恰可以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心灵震荡和心理共鸣。
去日无多的重病患者、死亡阴霾下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一段生离死别的情感寄托，这些元素的杂糅是典型的韩国影视的叙事策略，我们一方面批判这种泛滥的影像，一方面又甘愿沉迷于编织的梦幻世界，乐此不疲。人的生命被置于无常的变化中，息息生灭，逝如流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这部影片有着强烈的悲剧意味，太平间哀乐想起的瞬间我们分明能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但导演巧妙地处理了死亡的方式，将悲情慢慢抚平。天佑花了很大的功夫梳妆打扮无非是想把最美的容貌永远定格，她站在阳台展开双手我们并未感到惶恐和不安，反而觉得这是尊重意志、尊重自我的表现，不禁想到著名女诗人普拉斯的名言：“死，是一门艺术，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晓文掉头发、吐血、晕倒，这是死神临近的表征，影片并未用镜头随即交待他治疗的过程，而是切进了他和朋友演奏音乐的场景。“既然人生是一场悲剧，我们不妨把它上演得轰轰烈烈”，用音乐明快的基调消解伤感，不再抑郁、不再悲悯、不再痛苦。当晓文听到乐伴唱着他谱写的歌曲，他的手缓缓地举向空中，隔着玻璃和他们掌心相映，留下了伤感的眼泪，我们体认到了他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留恋。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谈到：“健康在人的心目中不会失去它的价值……但是病态、柔弱、萎顿、慵倦，在他们的心目中也有美好的价值。”
三位主人公的人生轨迹通过现代通讯工具串连到了一起，他们互相成为生命结点的转换剂，重新点燃了彼此生命的亮色。晓文的歌拯救了天佑，易淑的鼓励使晓文充满了去实现梦想的信念，而晓文的存在让易淑滋生了朦胧的情愫。
人的生命线是与特定的人群组接在一起的，每天我们相逢了、错过了，终究不知道擦身而过的是谁。都市嘈杂拥塞的街角，繁华过尽是萧瑟的静寂，钢筋混凝土夯筑起一幢幢高楼大厦，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领地，仰视的乏累使我们孤独、无依。导演将人物的背景虚化，没有了深焦距的语义延伸，无意中给予了人类寻找自我的希望。 [责编/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