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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河北阜城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读者》杂志签约作家、深圳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街巷志》《谁比动物更凄凉》《书中风骨》等十八部作品。曾获深圳青年文学奖、冰心散文奖。
那个颠着大勺的师傅，额头上沁出亮晶晶的汗水。火苗子呼呼响着，他的臂膀一抖一抖，似乎使出了浑身的力气。铁勺翻飞，香味随风四处弥漫。也就一两分钟时间，等把食客的食欲彻底勾上来，刷地一声，炒粉倒进盘子里，热气腾腾地端到那个已经等不及的人面前。
这位厨师一个晚上能做五十个炒粉吗？好像有点悬。就算能，一个炒粉净挣五元，他也就是二三百元的收入。
但在干活儿的时候，你可以感到他已经不在乎钱了。他就是要颠勺，就是要表演，要让观众为自己叫好，感动，涕泪横流。
接过钱的瞬间，他悄然回到自己的世界。
他要过日子，要养家，要费尽力气让孩子上一个公办的学校。
路过夜市时，我看见他们。
我看见了我。
那个我，溶解在里面。像一粒细胞，在肌肤中跳动。他是一粒顺从的细胞，不会干扰其他细胞的生长，不会引起疾病。
很多人在夜市边缘游荡。有形单影只的。有夫妻两个牵着手的。有慵懒地抱着狗的。主人随时把狗放下来，在树下撒一泡尿，然后“母子”两个大大方方地继续走。
撕开形形色色的衣服，你会看到那都是些流亡的鬼。若早年在故乡混得如鱼得水，安然其中，他们不会到深圳来的。深圳最早應该就是失意者的一个无奈选择。
那些已然功成名就的到深圳来，是因为一颗不安分的心，和不安全感。只有到这个陌生之地，他们的心才能安放。
闷热，潮湿，他们彼此知道对方是相同的幽灵。他们在这里组成一个新的群体，还要和谐相处。
夜市没有统一规划。自发形成的。影影绰绰的灯光下，是禁与不禁之间的模糊地带。
这个夜市，叫作布芳路。但这里的人几乎约定俗成地称之为七十三区。
坐标：深圳市宝安区。
整个宝安老城区，处处挂着这样的叫法。金融街在五区。新安影剧院和老图书馆在三区附近。二十五区是个商业区。
阿拉伯数字本是最没有情感的物质，像塑料用品，看上去有模有样，放到嘴里嚼一下却很恶心。
但这些年，数字又变得很拽的样子，比如纽约第五大道，比如北京七九八艺术区。于是宝安也搞了个艺术二十二区。后来倒闭了。
听说当年深圳大开发阶段，宝安还有大片空地，河涌和稻田横陈于湛蓝的天空下，等待各地涌来的人粗鲁地把它抹掉，在上面盖房子。主政者借鉴了外来的方式，把老城区的地块以数字划分，方便转让。
一区、二区、三区……依次排下去，一直到一百二十八区。
它们大致按次序相连。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六区都挨着；也有的比较跳脱，六十二区挨着八十区，六十九区挨着二十三区等。如果按部就班地去找……那你就慢慢地找吧。
外地人初来，常感到困惑。本已有某某路、某某街，后面又加一个三十六区，什么意思？
官方已明确表态，说这些区块跟行政区划没关系，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有些约定俗成的，也就一直这么称呼。我就经常把这个夜市叫作七十三区夜市。
夜市上很多摊位。几个支架，一张桌子，上面铺一块布，布在四面伸展下来，就是一个生意。
台面上摆着的，有手机壳、充电宝、数据线、贴膜等。台面后面坐着一个面目模糊的年轻人。
有人站在跟前挑选手机壳。各种型号齐全。问一下价格，并不比网店贵，而且更方便。
有的台面上摆了几个玻璃瓶。里面有绿色的小乌龟，带回家可以当宠物养着。还有小仓鼠，白白的，毛茸茸的。两个小孩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久久不肯离开。
有的上面摆着胸罩、内裤、秋裤、袜子、毛巾、睡衣、牛仔裤、布鞋以及各种童装，都是居家必备生活用品。
它们或叠得整整齐齐，或故意散乱地堆成一团。行人随便翻一件，抖开，在身上比画一下，感觉合身，就买下了。摊位前本没有人，只要有一个人停下来试穿，其他行人都会围过来。
衣物很鲜艳，款式也不落伍。穿出去跟那些名牌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穿一两年，名牌也没穿一辈子的。
关键是价格真便宜，三五块钱、几十块钱。这年头，三五块钱能买什么？
你几乎很少看到两个卖相同物品的摊位。卖蟑螂药的，即使有两个，也会一个在街头，一个在街尾。
最多的还是吃食。面饼一摞一摞地傲立着，烤蚝整整齐齐地排成几排，就像写文章时常用的排比句，一句接一句，越读越快，气势磅礴，没道理也显得有道理了。
金黄的光在香蕉的皮肤上跳动，一丛丛的香蕉，生机勃勃，可以随时站起来与行人对话。
臭豆腐、奥尔良鸡腿、麻辣串、陕西面皮、米皮……在夜晚的湿气里缠夹在一起，散发着奇怪的味道。而你买下其中任何一个，都是自己独特的香、甜或者臭。
城中村是城市的湿地。深圳尤其如此。据说城中村比例一度占了整个深圳建筑的一半。深圳房价高，全国人民都知道。城中村里有大把的便宜房子，外地人却很少知道。一两千块钱在这里也可以住得下来。如果都扒掉盖成商品房，动辄六七万、十来万，房租自然大涨，那些快递小哥、环卫大嫂、保安大哥、保姆阿姨住到哪里去？深圳都是所谓的“高端人士”，谁来为他们服务？服务费得多高？
没有了湿地，整个生态都会变异。
现在城中村已经被拆得七七八八的。
很多初到深圳的年轻人和闯荡者都住在湿地中。过几年，他们收入高了，境遇改变了，买了自己的房子，或者能租得起更贵的房子，陆陆续续离开这里。他们提起城中村，大多是怀念城中村的美食。
美食是他们的青春记忆、困境标签。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忧伤，从这里出发。 多年以后，他们在某个饭桌上讲起自己的故事，在某个梦中惊醒，摸着自己受过的伤，都不可避免地点燃城中村的烟火气息。
那些炒米粉、烧鹅、卤味、白切鸡、八刀汤等等看上去很普通的东西，不声不响地都成了打拼的见证者。
这些被记住的美食，并非被强行加盖了一个章。它们绝大多数确有其独特之处。
不起眼的小贩，他要在同业竞争中尽快冒出来，通过一点点提高自己的品质让初来乍到的食客成为回头客。他的产品微小得需要拿显微镜去照，他一天只做一件事，只琢磨一件事。这是他赖以养家的唯一手段。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整里面的一个个的小细节，直到每一个细节互相咬合，彼此顺畅。民间出艺人。匠人在民间。不是他们多么有新意，而是他们必须专心做一件事儿。时间一长，他们的心血一点点滴进自己的产品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天天来付账埋单的人们，挣钱不容易，花钱更在意。他要让自己的几块钱花得物有所值，叮当作响。他们对价格和品质要求很高，逼着店主在必须可口和微薄的利润中间踏出一条血路。
于是，在城中村的夜晚，竞相绽放出一个个美食摊位。总有一款适合你。
我在一些小巷里尝到过不错的小吃，它们都有固定的忠实拥趸。
这些没有牌子的产品，一阵风就可以吹走，不留下任何痕迹。它们被食客写进文章，谱成歌曲，成为酒后的谈资。它们与怀念它们的人永无机会再见。
那么说，这是一个温馨而有点忧伤的故事喽。
也许吧。而这后面，是另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
卖方的终极目的还是挣钱。他要把味道做到最佳，让你们交口称赞。其实难度不大。你要甜吗？大量放糖即可。很多面包店就这么干的。自己在家里做的面包没有甜味，那是你不忍放糖，将大把的糖扔进面粉，不合常规，极不健康。你喜欢香，那就大量加油。反正是地沟油，成本低。你喜欢肉质松软些，各种化学添加剂到处都有卖的，只要放进去，立竿见影，比七十二变还神奇。谁说烧烤必须用羊肉？猪肉、兔肉、狐狸肉、老鼠肉，抹上羊肉味道的添加剂，轻松变羊肉。
是的，他要缩减成本。你要压价。总得找一个平衡点，双方都能接受。而监管又非常疏松，几近于无。不吃出人命来就好。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互害模式。
就像豪猪一样，大家离得越近，互相刺伤就越多。身上都结了疤，谁也不吱声。
多年以后你在其他地方吃到一种相同名字的食物，却不是原先的味道。你失落，你彷徨。殊不知，新品沒有地沟油，味道自然不复当年。
为什么一想到这个市场，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晚上？
其实它在白天也是存在的。
门口有个卖馒头的，号称“山东大馒头”。北方特有的那种。戗面、微黄、筋道。饭量小的，一个就够了。
小时候，吃馒头是过年的标配。现在天天过年。南方的馒头，不知什么工艺，居然能像面包一样暄软，卖相不错，口感也不错，但怎么吃都没有饱的感觉。我买过两个“山东大馒头”，吃了一个，另一个放到冰箱里，很长时间忘了吃，后来长了毛，只好扔掉。
那到底是个店面，还是个摊位？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了。
有个卖甘蔗汁的。一个手推车（或许是三轮车，总之都差不多），上面放着刚刚收割下来的甘蔗。一丈有余，青黑色，铺一层淡淡的白霜。杆头上有浓密的须子，须子上粘着晒干的泥土。摊贩穿着粗布衣服，敞着怀。我猜他是故意打扮成这样。粗布衣服比那些地摊衣服并不便宜多少，但它是农民的标识。而摊贩显然不是农民，一副都市老江湖的样子。他用锋利的刀子把甘蔗皮削掉，露出白嫩的芯，整根塞进榨汁机里。圆滚滚的甘蔗瞬间被压瘪，成了一整条渣滓。甘蔗汁从旁边一条管子里淌出来。一杯五元，一瓶七块。杯装的供客人现饮，瓶装的可以带回家。新鲜的甘蔗汁其实不宜存放，两三个小时就会变质。
我喜欢那种现榨的甘蔗汁，有一股青草的味道。甘蔗本质上也是草吧。一口一口地啜饮，感觉秋天在身体里渐渐长成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消失了。我特意去找，没找到。再过一段日子，彻底把他们忘记了。某一天，忽然又看见卖甘蔗汁的，赶紧买了一杯。
他们不是常摊，似乎也没什么规律。
有一天，我的车窗开关出现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去修理一下。第二天醒来，忘记了这回事，坐到车里，顺手摁了一下开关，窗玻璃似乎忘记自己已经坏掉，不声不响地打开了。彼此相安。下午忽然想起来，看了一下开关，它一副没事的样子，我也就装作没事的样子。
电影《长江七号》中，相依为命的父亲从建筑工地的高楼上掉下来，活活摔死。大家去劝可怜的遗孤。那孩子说，你们不要管我，我想睡觉。等我醒来，爸爸就醒来了。第二天，阳光照到孩子的脸上。父亲睡眼惺忪地在催他，赶紧起来洗脸吃饭啊。
夜市上这些人，也是我生命中的梦境。他们随时出现，随时消失。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摊位，看似很强大，其实很脆弱。他们不可能抱团，一盘散沙，一个小小的政策就如风将其吹散。
鸡煲王、原味汤粉王、土鸭馆，隔着落地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懒散的客人。
更多的是在门前摆一张桌子。客人们穿着短裤、背心，趿拉着拖鞋，围坐在一起，一手攥着麻辣串，一手端着纸杯。纸杯里的冰啤酒泛着浓浓的黄色泡沫。
他们互相碰杯，大声喧哗。
有的只是一个人，手里的筷子一动不动，眼神定定地盯着某个地方。他依然沉浸在生活的羁绊里，还是彻底放空了自己？
碗碟都是统一的那种，外面用塑料纸包着。用筷子“砰”的一声捅开，颇豪迈。这里跟北方不同的地方是，一定端过一个塑料盆，用热水把碗碟筷子都烫一遍，废水倒进塑料盆里，才算完成吃饭的前戏。现在北方的一些火锅店也开始有样学样了。一盆热水，把碗筷都放进去，让客人们亲眼看到洗过，再拿出来一一摆好。
附近有好几个工业区。他们应该是工厂的员工。
那个颠着大勺的师傅，额头上沁出亮晶晶的汗水。火苗子呼呼响着，他的臂膀一抖一抖，似乎使出了浑身的力气。铁勺翻飞，香味随风四处弥漫。也就一两分钟时间，等把食客的食欲彻底勾上来，刷地一声，炒粉倒进盘子里，热气腾腾地端到那个已经等不及的人面前。
这位厨师一个晚上能做五十个炒粉吗？好像有点悬。就算能，一个炒粉净挣五元，他也就是二三百元的收入。
但在干活儿的时候，你可以感到他已经不在乎钱了。他就是要颠勺，就是要表演，要让观众为自己叫好，感动，涕泪横流。
接过钱的瞬间，他悄然回到自己的世界。
他要过日子，要养家，要费尽力气让孩子上一个公办的学校。
路过夜市时，我看见他们。
我看见了我。
那个我，溶解在里面。像一粒细胞，在肌肤中跳动。他是一粒顺从的细胞，不会干扰其他细胞的生长，不会引起疾病。
很多人在夜市边缘游荡。有形单影只的。有夫妻两个牵着手的。有慵懒地抱着狗的。主人随时把狗放下来，在树下撒一泡尿，然后“母子”两个大大方方地继续走。
撕开形形色色的衣服，你会看到那都是些流亡的鬼。若早年在故乡混得如鱼得水，安然其中，他们不会到深圳来的。深圳最早應该就是失意者的一个无奈选择。
那些已然功成名就的到深圳来，是因为一颗不安分的心，和不安全感。只有到这个陌生之地，他们的心才能安放。
闷热，潮湿，他们彼此知道对方是相同的幽灵。他们在这里组成一个新的群体，还要和谐相处。
夜市没有统一规划。自发形成的。影影绰绰的灯光下，是禁与不禁之间的模糊地带。
这个夜市，叫作布芳路。但这里的人几乎约定俗成地称之为七十三区。
坐标：深圳市宝安区。
整个宝安老城区，处处挂着这样的叫法。金融街在五区。新安影剧院和老图书馆在三区附近。二十五区是个商业区。
阿拉伯数字本是最没有情感的物质，像塑料用品，看上去有模有样，放到嘴里嚼一下却很恶心。
但这些年，数字又变得很拽的样子，比如纽约第五大道，比如北京七九八艺术区。于是宝安也搞了个艺术二十二区。后来倒闭了。
听说当年深圳大开发阶段，宝安还有大片空地，河涌和稻田横陈于湛蓝的天空下，等待各地涌来的人粗鲁地把它抹掉，在上面盖房子。主政者借鉴了外来的方式，把老城区的地块以数字划分，方便转让。
一区、二区、三区……依次排下去，一直到一百二十八区。
它们大致按次序相连。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六区都挨着；也有的比较跳脱，六十二区挨着八十区，六十九区挨着二十三区等。如果按部就班地去找……那你就慢慢地找吧。
外地人初来，常感到困惑。本已有某某路、某某街，后面又加一个三十六区，什么意思？
官方已明确表态，说这些区块跟行政区划没关系，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有些约定俗成的，也就一直这么称呼。我就经常把这个夜市叫作七十三区夜市。
夜市上很多摊位。几个支架，一张桌子，上面铺一块布，布在四面伸展下来，就是一个生意。
台面上摆着的，有手机壳、充电宝、数据线、贴膜等。台面后面坐着一个面目模糊的年轻人。
有人站在跟前挑选手机壳。各种型号齐全。问一下价格，并不比网店贵，而且更方便。
有的台面上摆了几个玻璃瓶。里面有绿色的小乌龟，带回家可以当宠物养着。还有小仓鼠，白白的，毛茸茸的。两个小孩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久久不肯离开。
有的上面摆着胸罩、内裤、秋裤、袜子、毛巾、睡衣、牛仔裤、布鞋以及各种童装，都是居家必备生活用品。
它们或叠得整整齐齐，或故意散乱地堆成一团。行人随便翻一件，抖开，在身上比画一下，感觉合身，就买下了。摊位前本没有人，只要有一个人停下来试穿，其他行人都会围过来。
衣物很鲜艳，款式也不落伍。穿出去跟那些名牌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穿一两年，名牌也没穿一辈子的。
关键是价格真便宜，三五块钱、几十块钱。这年头，三五块钱能买什么？
你几乎很少看到两个卖相同物品的摊位。卖蟑螂药的，即使有两个，也会一个在街头，一个在街尾。
最多的还是吃食。面饼一摞一摞地傲立着，烤蚝整整齐齐地排成几排，就像写文章时常用的排比句，一句接一句，越读越快，气势磅礴，没道理也显得有道理了。
金黄的光在香蕉的皮肤上跳动，一丛丛的香蕉，生机勃勃，可以随时站起来与行人对话。
臭豆腐、奥尔良鸡腿、麻辣串、陕西面皮、米皮……在夜晚的湿气里缠夹在一起，散发着奇怪的味道。而你买下其中任何一个，都是自己独特的香、甜或者臭。
城中村是城市的湿地。深圳尤其如此。据说城中村比例一度占了整个深圳建筑的一半。深圳房价高，全国人民都知道。城中村里有大把的便宜房子，外地人却很少知道。一两千块钱在这里也可以住得下来。如果都扒掉盖成商品房，动辄六七万、十来万，房租自然大涨，那些快递小哥、环卫大嫂、保安大哥、保姆阿姨住到哪里去？深圳都是所谓的“高端人士”，谁来为他们服务？服务费得多高？
没有了湿地，整个生态都会变异。
现在城中村已经被拆得七七八八的。
很多初到深圳的年轻人和闯荡者都住在湿地中。过几年，他们收入高了，境遇改变了，买了自己的房子，或者能租得起更贵的房子，陆陆续续离开这里。他们提起城中村，大多是怀念城中村的美食。
美食是他们的青春记忆、困境标签。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忧伤，从这里出发。 多年以后，他们在某个饭桌上讲起自己的故事，在某个梦中惊醒，摸着自己受过的伤，都不可避免地点燃城中村的烟火气息。
那些炒米粉、烧鹅、卤味、白切鸡、八刀汤等等看上去很普通的东西，不声不响地都成了打拼的见证者。
这些被记住的美食，并非被强行加盖了一个章。它们绝大多数确有其独特之处。
不起眼的小贩，他要在同业竞争中尽快冒出来，通过一点点提高自己的品质让初来乍到的食客成为回头客。他的产品微小得需要拿显微镜去照，他一天只做一件事，只琢磨一件事。这是他赖以养家的唯一手段。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整里面的一个个的小细节，直到每一个细节互相咬合，彼此顺畅。民间出艺人。匠人在民间。不是他们多么有新意，而是他们必须专心做一件事儿。时间一长，他们的心血一点点滴进自己的产品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天天来付账埋单的人们，挣钱不容易，花钱更在意。他要让自己的几块钱花得物有所值，叮当作响。他们对价格和品质要求很高，逼着店主在必须可口和微薄的利润中间踏出一条血路。
于是，在城中村的夜晚，竞相绽放出一个个美食摊位。总有一款适合你。
我在一些小巷里尝到过不错的小吃，它们都有固定的忠实拥趸。
这些没有牌子的产品，一阵风就可以吹走，不留下任何痕迹。它们被食客写进文章，谱成歌曲，成为酒后的谈资。它们与怀念它们的人永无机会再见。
那么说，这是一个温馨而有点忧伤的故事喽。
也许吧。而这后面，是另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
卖方的终极目的还是挣钱。他要把味道做到最佳，让你们交口称赞。其实难度不大。你要甜吗？大量放糖即可。很多面包店就这么干的。自己在家里做的面包没有甜味，那是你不忍放糖，将大把的糖扔进面粉，不合常规，极不健康。你喜欢香，那就大量加油。反正是地沟油，成本低。你喜欢肉质松软些，各种化学添加剂到处都有卖的，只要放进去，立竿见影，比七十二变还神奇。谁说烧烤必须用羊肉？猪肉、兔肉、狐狸肉、老鼠肉，抹上羊肉味道的添加剂，轻松变羊肉。
是的，他要缩减成本。你要压价。总得找一个平衡点，双方都能接受。而监管又非常疏松，几近于无。不吃出人命来就好。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互害模式。
就像豪猪一样，大家离得越近，互相刺伤就越多。身上都结了疤，谁也不吱声。
多年以后你在其他地方吃到一种相同名字的食物，却不是原先的味道。你失落，你彷徨。殊不知，新品沒有地沟油，味道自然不复当年。
为什么一想到这个市场，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晚上？
其实它在白天也是存在的。
门口有个卖馒头的，号称“山东大馒头”。北方特有的那种。戗面、微黄、筋道。饭量小的，一个就够了。
小时候，吃馒头是过年的标配。现在天天过年。南方的馒头，不知什么工艺，居然能像面包一样暄软，卖相不错，口感也不错，但怎么吃都没有饱的感觉。我买过两个“山东大馒头”，吃了一个，另一个放到冰箱里，很长时间忘了吃，后来长了毛，只好扔掉。
那到底是个店面，还是个摊位？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了。
有个卖甘蔗汁的。一个手推车（或许是三轮车，总之都差不多），上面放着刚刚收割下来的甘蔗。一丈有余，青黑色，铺一层淡淡的白霜。杆头上有浓密的须子，须子上粘着晒干的泥土。摊贩穿着粗布衣服，敞着怀。我猜他是故意打扮成这样。粗布衣服比那些地摊衣服并不便宜多少，但它是农民的标识。而摊贩显然不是农民，一副都市老江湖的样子。他用锋利的刀子把甘蔗皮削掉，露出白嫩的芯，整根塞进榨汁机里。圆滚滚的甘蔗瞬间被压瘪，成了一整条渣滓。甘蔗汁从旁边一条管子里淌出来。一杯五元，一瓶七块。杯装的供客人现饮，瓶装的可以带回家。新鲜的甘蔗汁其实不宜存放，两三个小时就会变质。
我喜欢那种现榨的甘蔗汁，有一股青草的味道。甘蔗本质上也是草吧。一口一口地啜饮，感觉秋天在身体里渐渐长成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消失了。我特意去找，没找到。再过一段日子，彻底把他们忘记了。某一天，忽然又看见卖甘蔗汁的，赶紧买了一杯。
他们不是常摊，似乎也没什么规律。
有一天，我的车窗开关出现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去修理一下。第二天醒来，忘记了这回事，坐到车里，顺手摁了一下开关，窗玻璃似乎忘记自己已经坏掉，不声不响地打开了。彼此相安。下午忽然想起来，看了一下开关，它一副没事的样子，我也就装作没事的样子。
电影《长江七号》中，相依为命的父亲从建筑工地的高楼上掉下来，活活摔死。大家去劝可怜的遗孤。那孩子说，你们不要管我，我想睡觉。等我醒来，爸爸就醒来了。第二天，阳光照到孩子的脸上。父亲睡眼惺忪地在催他，赶紧起来洗脸吃饭啊。
夜市上这些人，也是我生命中的梦境。他们随时出现，随时消失。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摊位，看似很强大，其实很脆弱。他们不可能抱团，一盘散沙，一个小小的政策就如风将其吹散。
鸡煲王、原味汤粉王、土鸭馆，隔着落地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懒散的客人。
更多的是在门前摆一张桌子。客人们穿着短裤、背心，趿拉着拖鞋，围坐在一起，一手攥着麻辣串，一手端着纸杯。纸杯里的冰啤酒泛着浓浓的黄色泡沫。
他们互相碰杯，大声喧哗。
有的只是一个人，手里的筷子一动不动，眼神定定地盯着某个地方。他依然沉浸在生活的羁绊里，还是彻底放空了自己？
碗碟都是统一的那种，外面用塑料纸包着。用筷子“砰”的一声捅开，颇豪迈。这里跟北方不同的地方是，一定端过一个塑料盆，用热水把碗碟筷子都烫一遍，废水倒进塑料盆里，才算完成吃饭的前戏。现在北方的一些火锅店也开始有样学样了。一盆热水，把碗筷都放进去，让客人们亲眼看到洗过，再拿出来一一摆好。
附近有好几个工业区。他们应该是工厂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