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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儿慷慨赴国难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广为传诵的民谣小调，如泣如诉，如怨如怒，充分表达了人民大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和对国民党军队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的不满情绪。
当日本侵略者久生觊觎、破门而入、虎视眈眈，当中国国民党军队忍辱蒙羞、全线退却、拱手相让，灾难将至、大祸临头时的中国男儿，热血在烧，怒吼如潮，他们决心誓死赴国难，尽忠在今朝。创作于1933年的抗战歌曲《旗正飘飘》代表着这一时期热血青年的真情实感。歌中唱道：“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国亡家破祸在眉梢，挽沉沦全仗吾同胞；天仇怎不报，不杀敌人恨不消”。“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好男儿报国在今朝”。这首歌曲由青年词作家韦瀚章作词，青年音乐家黄自谱曲。作品先是发表在这年元月出版的《音乐杂志》第1期上，同年9月被作为有声电影故事片《还我山河》的插曲。这首反抗侵略的爱国歌曲一经传唱，立刻成为鼓舞人民为祖国而战的鼓角争鸣，动地撼天。
作为早期抗日战歌创作者的韦瀚章，是我国最早从事现代歌曲创作的歌词大家。自1932年在上海国立音专写下处女作《思乡》之后，包括抗日歌曲《旗正飘飘》在内，他一生共创作了500多首歌词。韦翰章从事歌词创作的同时，还在歌词创作研究方面提出“歌与乐”结合的理论，并且首次提出“歌词”这一专用术语。 而《旗正飘飘》的曲作者黄自于1929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长期执教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培养出了像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等许多我国早年杰出的音乐人才。九一八事变后该校迅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黄自与学生们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黄自创作的《抗日歌》(后因国民党政府禁言抗日而改名为《抗敌歌》)，1931年10月24日即在全校音乐会上首次演唱。之后，黄自还陆续创作了《赠前敌将士》《九一八》《睡狮》《热血歌》等抗战歌曲。这一时期的上海音专，还涌现出了一大批音乐人投身抗日音乐的创作之中。如校长萧友梅曾写下《从军歌》。曾在美国留学的教师周淑安创作了合唱歌曲《同胞们》。学生刘雪庵写出《前线去》。 留学法国的陈洪写出《冲锋号》《把敌人赶出领土》等歌曲。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科主任的唐学咏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合作，写下具有抗战豪情的《军歌》。那时，就连以创作爱情歌曲见长的音乐家黎锦晖，也不甘人后地在报纸上接连发表了《勇健的青年》《齐上战场》《奋勇杀敌》等许多抗战歌曲，并合编成歌集《爱国歌曲》出版。由他主持的“联华歌舞班”，在上海黄金大戏院举行“爱国歌舞表演”，在演出广告上特意注明门票收入除开销外全都捐给抗日救国团。
从1933年起，在革命文艺家田汉领导下，张曙、任光、聂耳、吕骥等人陆续组成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左翼音乐组织。他们在学习苏联歌曲、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探索、研究如何创作中国的革命歌曲。这期间，人民音乐家聂耳创作出《前进歌》《毕业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抗战歌曲。这许许多多早期的抗战歌曲，反映了炎黄子孙的爱国心声，鼓舞着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不屈斗志。在上海、广州、北平、西安等地众多群众歌咏团体的推广下，祖国四面八方都回荡起激越昂扬的战斗心音。歌声在传唱，力量在汇集，热血在沸腾，民众在奋起……四万万华夏同胞向着帝国主义列强发出最后的最强大的怒吼！在左翼爱国知识分子带领下，中国音乐界掀起了抗战歌曲创作和“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第一次巨大热潮。
志士血染五月花
五月是花开正浓的日子，五月是生命自由成长的时节。可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五月啊，鲜花惨遭践踏，生命倍受凌辱。歌曲《五月的鲜花》就是这样一首低沉、雄浑、如地火在运行、岩浆即将喷发的抗日歌曲。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 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睦邻”和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愤怒，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怒吼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这既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无情的控诉，更是对那些屈膝投降、卖身求荣的汉奸卖国贼无情的鞭挞。这首歌由光未然作词，阎述诗作曲。1935年，词作家光未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诗作《五月的鲜花》。这首诗深深感动了青年音乐人阎述诗。阎述诗想起自己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悲壮情景：敌人用刺刀阻止同学们的抗议活动，许多人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但大家仍然情绪高涨，没有一点退缩……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怀、怎样的精神啊！激动的阎述诗提笔为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谱曲。这首歌曲很快从“校园战歌”变为“战地金曲”。1937年冼星海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大家演唱《五月的鲜花》。但当时却没有人知道谱曲者是阎述诗，连歌曲的词作者光未然，大家也对他一无所知。
阎述诗家在东北，从小就喜欢音乐创作。学生时代经常参加抗日演出活动，也因此遭到敌人的迫害，后逃到关内，辗转来到北京，担任北京汇文中学的数学教师。虽然光未然一直未能与阎述诗谋面，但两颗拳拳爱国之心难道不是心心相印？
《五月的鲜花》不同于其他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的抗战歌曲，而是一种随情绪缓急变化而深入的具有独特魅力的歌曲。首先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志士的鲜血”，有着怀念烈士的抒情；接着写出东北沦陷，“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 ”，曲调压抑低沉，反映了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第三句中“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领唱者酝酿悲愤的情绪，是对日本侵略者以及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无情揭露和怒斥；最后到“怒吼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是整首歌曲的高潮，曲调也更加激昂有力，让音乐在情绪的最高点达到释放。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救亡进行曲》是一首与《义勇军进行曲》齐名的伟大的抗日救亡战歌，它诞生于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火纷飞年代，它动员成千上万中华儿女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首荡气回肠的不朽战歌，穿越时空隧道，在神州大地永久回响。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扣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是朝着一个方向。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大家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
当日本法西斯把侵略战火烧到家门口，正在学校学习音乐的孙慎，爱国之烈焰同样在胸中点燃，他果断放弃学业，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队。抗日救亡的生死较量，激发了他用音乐做刀枪的灵感。
1936年，他为作家周钢鸣创作的歌词《救亡进行曲》谱了曲。这是一首充满战斗气息和时代精神的进行曲。据有关学者称，这首歌曲的第一乐节以有力的附点节奏和四度跳进的音调构成，犹如战鼓擂响，号角齐奏。歌曲具有鲜明的战地动员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这首歌曲同《义勇军进行曲》是“一二九”爱国运动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首歌曲。后来，作曲家瞿希贤在为影片《青春之歌》编配《救亡进行曲》合唱谱时，把这两首歌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因此说《救亡进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姊妹篇。唱起《救亡进行曲》，我们仿佛再次感受到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汇聚成巨大的前进动力，滚滚而来，势不可挡！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进！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空，我们耳边总是响起雄壮激越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当唱响这撼人心魄的金曲，每当奏响这动人心弦的旋律，无论何时何地，国家尊严、民族精神和人民意志立刻升腾在心空。
《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战歌曲的代表作，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创作于1935年，原为上海电通公司所拍故事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影片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于水火，决心投笔从戎、抗日杀敌的故事。主题歌分别在影片首尾两次出现，旋律雄浑有力，歌词撼动人心，引起共鸣，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不久，这首歌成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最为著名的抗战歌曲，得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喜爱和传唱。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举行开幕式时，各国代表团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经协商，临时决定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但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建议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召开，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相关音乐家担任顾问，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刊载“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其中，国歌应征歌词、歌谱6926首，然而，都不够理想。
后来，在毛泽东主席召集的座谈会上，著名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有人认为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当。徐悲鸿说：没有什么不妥，人民在胜利中不应忘记过去的斗争，其更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徐悲鸿还认为这支歌唱出了民族自信心，唱出了为着理想不怕牺牲，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周恩来总理认为歌曲雄壮且豪迈，颇有革命气概。针对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总理说，这首歌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要居安思危，时常有危机感。最后，毛主席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2004年3月将《义勇军进行曲》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来自云贵高原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出生于1912年。他曾接受正规教育，学业成绩出众，擅长音乐创作与器乐演奏，曾深入民间学习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演奏技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受到进步书刊，尤其是《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7年他考入云南第一师范，参加学校进步组织“读书会”，积极组织“九九音乐社”。1928年后，他踊跃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
1930年11月，聂耳在上海加入“反帝大同盟”，通过与左翼文艺人士的联络，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念。1932年8月，他前往北平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和组建，回上海不久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炽烈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多方面的工作。1935年4月，党组织获悉反动当局要逮捕聂耳，决定让他取道日本去苏联学习。在日本停留期间，他对日本音乐进行了考察研究，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中国音乐。7月17日，他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遇难。聂耳一生创作了37首歌曲，大多反映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他生动地塑造了工人、歌女、报童等劳动群众的音乐形象。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聂耳的代表作像《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新女性》《毕业歌》《飞花歌》《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严肃的使命感，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形式相统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也是在敌人的刀丛中，以满腔的激情写成这首伟大诗篇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大举侵犯中国，上海党组织转入了地下，田汉也搬到上海法租界。当时在联华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常来同田汉谈论国事。有一天，田汉冒雨从外面回来时气愤地说：国家都快要亡了，还有人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人都会成为亡国奴。然后对聂耳说：我们俩合作写一首歌，用它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聂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从此，他们认真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等经典战斗名曲，从中汲取了创作营养，获得了创作灵感。《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好后，田汉即遭到敌人逮捕。田汉和聂耳把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赤胆忠诚，对阶级敌人、民族敌人和反动派的无比憎恨，都倾注到了词句与音符之中。《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一首伟大的革命战歌。
1935年7月，田汉出狱的那一天，正逢影片《风云儿女》首次放映。但令人痛惜的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却已离开人世。风靡浦江两岸、唱遍长城内外、响彻世界各地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成为聂耳最神圣最辉煌的千古绝唱。
（责编肖黎）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广为传诵的民谣小调，如泣如诉，如怨如怒，充分表达了人民大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和对国民党军队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的不满情绪。
当日本侵略者久生觊觎、破门而入、虎视眈眈，当中国国民党军队忍辱蒙羞、全线退却、拱手相让，灾难将至、大祸临头时的中国男儿，热血在烧，怒吼如潮，他们决心誓死赴国难，尽忠在今朝。创作于1933年的抗战歌曲《旗正飘飘》代表着这一时期热血青年的真情实感。歌中唱道：“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国亡家破祸在眉梢，挽沉沦全仗吾同胞；天仇怎不报，不杀敌人恨不消”。“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好男儿报国在今朝”。这首歌曲由青年词作家韦瀚章作词，青年音乐家黄自谱曲。作品先是发表在这年元月出版的《音乐杂志》第1期上，同年9月被作为有声电影故事片《还我山河》的插曲。这首反抗侵略的爱国歌曲一经传唱，立刻成为鼓舞人民为祖国而战的鼓角争鸣，动地撼天。
作为早期抗日战歌创作者的韦瀚章，是我国最早从事现代歌曲创作的歌词大家。自1932年在上海国立音专写下处女作《思乡》之后，包括抗日歌曲《旗正飘飘》在内，他一生共创作了500多首歌词。韦翰章从事歌词创作的同时，还在歌词创作研究方面提出“歌与乐”结合的理论，并且首次提出“歌词”这一专用术语。 而《旗正飘飘》的曲作者黄自于1929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长期执教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培养出了像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等许多我国早年杰出的音乐人才。九一八事变后该校迅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黄自与学生们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黄自创作的《抗日歌》(后因国民党政府禁言抗日而改名为《抗敌歌》)，1931年10月24日即在全校音乐会上首次演唱。之后，黄自还陆续创作了《赠前敌将士》《九一八》《睡狮》《热血歌》等抗战歌曲。这一时期的上海音专，还涌现出了一大批音乐人投身抗日音乐的创作之中。如校长萧友梅曾写下《从军歌》。曾在美国留学的教师周淑安创作了合唱歌曲《同胞们》。学生刘雪庵写出《前线去》。 留学法国的陈洪写出《冲锋号》《把敌人赶出领土》等歌曲。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科主任的唐学咏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合作，写下具有抗战豪情的《军歌》。那时，就连以创作爱情歌曲见长的音乐家黎锦晖，也不甘人后地在报纸上接连发表了《勇健的青年》《齐上战场》《奋勇杀敌》等许多抗战歌曲，并合编成歌集《爱国歌曲》出版。由他主持的“联华歌舞班”，在上海黄金大戏院举行“爱国歌舞表演”，在演出广告上特意注明门票收入除开销外全都捐给抗日救国团。
从1933年起，在革命文艺家田汉领导下，张曙、任光、聂耳、吕骥等人陆续组成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左翼音乐组织。他们在学习苏联歌曲、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探索、研究如何创作中国的革命歌曲。这期间，人民音乐家聂耳创作出《前进歌》《毕业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抗战歌曲。这许许多多早期的抗战歌曲，反映了炎黄子孙的爱国心声，鼓舞着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不屈斗志。在上海、广州、北平、西安等地众多群众歌咏团体的推广下，祖国四面八方都回荡起激越昂扬的战斗心音。歌声在传唱，力量在汇集，热血在沸腾，民众在奋起……四万万华夏同胞向着帝国主义列强发出最后的最强大的怒吼！在左翼爱国知识分子带领下，中国音乐界掀起了抗战歌曲创作和“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第一次巨大热潮。
志士血染五月花
五月是花开正浓的日子，五月是生命自由成长的时节。可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五月啊，鲜花惨遭践踏，生命倍受凌辱。歌曲《五月的鲜花》就是这样一首低沉、雄浑、如地火在运行、岩浆即将喷发的抗日歌曲。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 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睦邻”和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愤怒，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怒吼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这既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无情的控诉，更是对那些屈膝投降、卖身求荣的汉奸卖国贼无情的鞭挞。这首歌由光未然作词，阎述诗作曲。1935年，词作家光未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诗作《五月的鲜花》。这首诗深深感动了青年音乐人阎述诗。阎述诗想起自己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悲壮情景：敌人用刺刀阻止同学们的抗议活动，许多人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但大家仍然情绪高涨，没有一点退缩……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怀、怎样的精神啊！激动的阎述诗提笔为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谱曲。这首歌曲很快从“校园战歌”变为“战地金曲”。1937年冼星海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大家演唱《五月的鲜花》。但当时却没有人知道谱曲者是阎述诗，连歌曲的词作者光未然，大家也对他一无所知。
阎述诗家在东北，从小就喜欢音乐创作。学生时代经常参加抗日演出活动，也因此遭到敌人的迫害，后逃到关内，辗转来到北京，担任北京汇文中学的数学教师。虽然光未然一直未能与阎述诗谋面，但两颗拳拳爱国之心难道不是心心相印？
《五月的鲜花》不同于其他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的抗战歌曲，而是一种随情绪缓急变化而深入的具有独特魅力的歌曲。首先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志士的鲜血”，有着怀念烈士的抒情；接着写出东北沦陷，“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 ”，曲调压抑低沉，反映了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第三句中“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领唱者酝酿悲愤的情绪，是对日本侵略者以及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无情揭露和怒斥；最后到“怒吼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是整首歌曲的高潮，曲调也更加激昂有力，让音乐在情绪的最高点达到释放。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救亡进行曲》是一首与《义勇军进行曲》齐名的伟大的抗日救亡战歌，它诞生于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火纷飞年代，它动员成千上万中华儿女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首荡气回肠的不朽战歌，穿越时空隧道，在神州大地永久回响。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扣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是朝着一个方向。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大家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
当日本法西斯把侵略战火烧到家门口，正在学校学习音乐的孙慎，爱国之烈焰同样在胸中点燃，他果断放弃学业，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队。抗日救亡的生死较量，激发了他用音乐做刀枪的灵感。
1936年，他为作家周钢鸣创作的歌词《救亡进行曲》谱了曲。这是一首充满战斗气息和时代精神的进行曲。据有关学者称，这首歌曲的第一乐节以有力的附点节奏和四度跳进的音调构成，犹如战鼓擂响，号角齐奏。歌曲具有鲜明的战地动员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这首歌曲同《义勇军进行曲》是“一二九”爱国运动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首歌曲。后来，作曲家瞿希贤在为影片《青春之歌》编配《救亡进行曲》合唱谱时，把这两首歌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因此说《救亡进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姊妹篇。唱起《救亡进行曲》，我们仿佛再次感受到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汇聚成巨大的前进动力，滚滚而来，势不可挡！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进！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空，我们耳边总是响起雄壮激越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当唱响这撼人心魄的金曲，每当奏响这动人心弦的旋律，无论何时何地，国家尊严、民族精神和人民意志立刻升腾在心空。
《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战歌曲的代表作，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创作于1935年，原为上海电通公司所拍故事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影片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于水火，决心投笔从戎、抗日杀敌的故事。主题歌分别在影片首尾两次出现，旋律雄浑有力，歌词撼动人心，引起共鸣，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不久，这首歌成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最为著名的抗战歌曲，得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喜爱和传唱。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举行开幕式时，各国代表团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经协商，临时决定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但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建议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召开，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相关音乐家担任顾问，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刊载“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其中，国歌应征歌词、歌谱6926首，然而，都不够理想。
后来，在毛泽东主席召集的座谈会上，著名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有人认为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当。徐悲鸿说：没有什么不妥，人民在胜利中不应忘记过去的斗争，其更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徐悲鸿还认为这支歌唱出了民族自信心，唱出了为着理想不怕牺牲，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周恩来总理认为歌曲雄壮且豪迈，颇有革命气概。针对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总理说，这首歌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要居安思危，时常有危机感。最后，毛主席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2004年3月将《义勇军进行曲》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来自云贵高原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出生于1912年。他曾接受正规教育，学业成绩出众，擅长音乐创作与器乐演奏，曾深入民间学习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演奏技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受到进步书刊，尤其是《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7年他考入云南第一师范，参加学校进步组织“读书会”，积极组织“九九音乐社”。1928年后，他踊跃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
1930年11月，聂耳在上海加入“反帝大同盟”，通过与左翼文艺人士的联络，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念。1932年8月，他前往北平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和组建，回上海不久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炽烈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多方面的工作。1935年4月，党组织获悉反动当局要逮捕聂耳，决定让他取道日本去苏联学习。在日本停留期间，他对日本音乐进行了考察研究，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中国音乐。7月17日，他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遇难。聂耳一生创作了37首歌曲，大多反映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他生动地塑造了工人、歌女、报童等劳动群众的音乐形象。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聂耳的代表作像《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新女性》《毕业歌》《飞花歌》《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严肃的使命感，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形式相统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也是在敌人的刀丛中，以满腔的激情写成这首伟大诗篇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大举侵犯中国，上海党组织转入了地下，田汉也搬到上海法租界。当时在联华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常来同田汉谈论国事。有一天，田汉冒雨从外面回来时气愤地说：国家都快要亡了，还有人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人都会成为亡国奴。然后对聂耳说：我们俩合作写一首歌，用它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聂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从此，他们认真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等经典战斗名曲，从中汲取了创作营养，获得了创作灵感。《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好后，田汉即遭到敌人逮捕。田汉和聂耳把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赤胆忠诚，对阶级敌人、民族敌人和反动派的无比憎恨，都倾注到了词句与音符之中。《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一首伟大的革命战歌。
1935年7月，田汉出狱的那一天，正逢影片《风云儿女》首次放映。但令人痛惜的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却已离开人世。风靡浦江两岸、唱遍长城内外、响彻世界各地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成为聂耳最神圣最辉煌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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