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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面：嗜血成性
关于朱元璋，流传甚广的是他做过很多残忍的事。少年时代凄风苦雨的经历像砧锤砺石，把他锤炼打磨得心如铁石，是一个什么心都狠得下的人。
大开杀戒
古语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为后世诟病的重要一点是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
洪武年间共有四大案，即“胡惟庸案”、“蓝玉案”（此两案也合称“胡蓝之狱”，为政治案件）、“空印案”和“郭桓案”。
这四大案所诛杀的人数超过10万。其中，“胡惟庸案”死亡人数超过3万；“蓝玉案”有记载的死亡人数为25000人。经此两案，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几乎被诛杀殆尽，且大多是“灭门之祸”。
有人做过统计，这些战功显赫的元勋，只有徐达、汤和等少数几人是正常死亡的。
关于史载正常死亡的徐达也有一段颇为著名的传说。从私人关系来说，徐达既是朱元璋的老乡、战友，又是儿女亲家———他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其中之一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
据传，徐达病重之际，朱元璋却给他送去了一种食物———蒸鹅。徐达的病是忌讳吃鹅肉的，但是看到天子送来的鹅肉，徐达只得含泪吃下，不久病发而死（一说是徐达没有吃鹅肉，但是明白了朱元璋让他死的用意，服毒自杀）。
恐怖刑罚
朱元璋对功臣几乎采取了“灭绝”政策，对其他臣子也毫不手软。朝堂之上，他发明了“廷杖”之刑。大臣如果在上朝时得罪了皇帝，无需经过司法部门的审讯，就直接被拉到午门外打上几十大板，甚至有可能当场被打死。
大臣们在朝堂上提心吊胆，哪怕回到家中，也不能任意行事，因为朱元璋还广泛地布置了各种“密探”，监视朝臣们的言行，据说连他们晚上吃了什么饭、做了什么事，皇帝都一清二楚。一旦查问起来，大臣若所对不实，就会获罪。
这些“密探”有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称呼———锦衣卫。锦衣卫原是皇帝的侍卫和掌管仪仗卤簿的亲军，但朱元璋却授予了他们监视、窥探之权，还给予他们缉捕、审讯、关押乃至诛戮之权，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不需要通过司法部门。
为了惩罚贪官，朱元璋还“独创”了很多恐怖的刑罚，其中最著名的是“剥皮实草”之刑：如果官吏贪污，就将贪官的人皮剥下，填上茅草，吊在官衙门口以警示继任者。
钦定《大明律》
猜忌可能是专制皇帝的通病，但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那样做得如此极致。这可能与朱元璋的苦难经历和卑微出身有关———由苦难而生残暴，由自卑而生猜忌。
据说朱元璋经常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假如别人也这么说，就大祸临头了。
他特别忌讳别人用“光”“秃”“僧”“贼”之类的字，此外，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最怕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看不起他，一旦有文人被“认定”看不起他，那个人就在劫难逃了。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并常常虐杀那些不肯为新朝效力（不愿当官）的文人，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触动了朱元璋这根敏感的神经———这些人不肯当官，肯定是因为看不起他这个“没有文化”的皇帝！洪武朝因“文字狱”和征召不就而被杀的文人非常多。
B面：布衣天子
起于微贱、饱嘗“饥饿”和人世艰辛的朱元璋，在残酷得令人发指的同时，却又体现出对小民百姓异乎寻常的同情和关怀。
均贫富，治污吏
客观地说，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对帮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臣，给予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但是，不少勋臣却存在着居功自傲、鱼肉百姓的暴发户心态。
有些勋臣家中的田地绵延数千亩以至数万亩，却仍然贪欲不足，竞相采用“飞洒”（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诡寄”（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他人名下，借以逃避赋役）、“移坵换段”（改动地段的区划来谋取私利）等手段来隐瞒田土，逃避应纳的税粮和差役，把它转嫁给百姓，从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而曾有过“赤贫”经历的朱元璋深知，如果贫富过度分化，百姓连一口饭都吃不上，就可能铤而走险，走上造反的道路。于是，朱元璋找借口收拾了这些过于飞扬跋扈的功臣，同时压制了一大批“富者”，暗含着“均贫富”的深意在里面。
朱元璋针对贪官污吏的种种铁腕也限制了各级官吏对百姓的盘剥。朱元璋的理想是，杀掉那些他认为犯罪严重的贪官，同时通过严苛的法律震慑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
不过到了晚年，他悲哀地发现，贪官污吏杀了一个，又站出来一个，“前仆后继”、杀也杀不完。困惑之余，他发出了著名的“朱元璋之问”：“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重农桑，聚人口
除了对官僚阶层进行铁腕控制、保护百姓的利益，朱元璋在位期间，在恢复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方面也做了不少实事。
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特地带着他的大儿子朱标（他选定的继承人）“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并告诉他农民“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一定要体恤民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所做的大事之一便是向全国发布《农桑学校诏》，为农业和教育设置专门的机构，务使人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
此外，朱元璋采取了许多奖励农桑、撙节用度、轻徭薄赋的措施，“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尽力田亩”。
经过元末的长期战乱，国家人口锐减，无主抛荒的田土很多。明初最大的问题是缺人而不是缺地。因此，朱元璋将“生聚人口”作为安养生息政策的头等大事之一。
明初的移民碑
他鼓励生育和早婚，规定“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除此之外，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还有：释放和限制奴婢；禁止人口买卖；限制出家为僧、为道。还有，通过大规模的政策性移民（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就起源于此），合理地调配人口、缩小各地区之间的人口差异，大大地解决了明初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建里甲，救贫疾
洪武年间，朱元璋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规定：离家百里以上者，必须领取官府印制的“路引”（通行证）才可出行，否则以“私渡关津”论，杖八十。
为了构建完善而又可以控制的“超稳定”的小农社会，朱元璋设计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和里甲制度。以村为单位的里甲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提倡村民利用心中朴素的儒家道德观念，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里长必须是本村中德高望重者。他有责任向村民进行道德训示，并斥责和处罚那些行为不检者。如果有人屡教不改，就将其定为“顽民”，交给官府处理（通常官府处理要重得多）。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里甲制度中有对同村、同族的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进行无条件救助的规定，即“邻保相助、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
朱元璋甚至试图强迫上中人户资助本里中因贫困、残疾而乞食者，规定上中人户倘若“见乞觅之人，不行资给”，则“验其家，所有粮食存留足用外，余没入官，以济贫乏”。
经过朱元璋二三十年的“生聚”和治理，到洪武末期，人口有了显著的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人口约6000万人，恢复到元盛期的水平。
关于朱元璋，流传甚广的是他做过很多残忍的事。少年时代凄风苦雨的经历像砧锤砺石，把他锤炼打磨得心如铁石，是一个什么心都狠得下的人。
大开杀戒
古语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为后世诟病的重要一点是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
洪武年间共有四大案，即“胡惟庸案”、“蓝玉案”（此两案也合称“胡蓝之狱”，为政治案件）、“空印案”和“郭桓案”。
这四大案所诛杀的人数超过10万。其中，“胡惟庸案”死亡人数超过3万；“蓝玉案”有记载的死亡人数为25000人。经此两案，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几乎被诛杀殆尽，且大多是“灭门之祸”。
有人做过统计，这些战功显赫的元勋，只有徐达、汤和等少数几人是正常死亡的。
关于史载正常死亡的徐达也有一段颇为著名的传说。从私人关系来说，徐达既是朱元璋的老乡、战友，又是儿女亲家———他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其中之一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
据传，徐达病重之际，朱元璋却给他送去了一种食物———蒸鹅。徐达的病是忌讳吃鹅肉的，但是看到天子送来的鹅肉，徐达只得含泪吃下，不久病发而死（一说是徐达没有吃鹅肉，但是明白了朱元璋让他死的用意，服毒自杀）。
恐怖刑罚
朱元璋对功臣几乎采取了“灭绝”政策，对其他臣子也毫不手软。朝堂之上，他发明了“廷杖”之刑。大臣如果在上朝时得罪了皇帝，无需经过司法部门的审讯，就直接被拉到午门外打上几十大板，甚至有可能当场被打死。
大臣们在朝堂上提心吊胆，哪怕回到家中，也不能任意行事，因为朱元璋还广泛地布置了各种“密探”，监视朝臣们的言行，据说连他们晚上吃了什么饭、做了什么事，皇帝都一清二楚。一旦查问起来，大臣若所对不实，就会获罪。
这些“密探”有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称呼———锦衣卫。锦衣卫原是皇帝的侍卫和掌管仪仗卤簿的亲军，但朱元璋却授予了他们监视、窥探之权，还给予他们缉捕、审讯、关押乃至诛戮之权，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不需要通过司法部门。
为了惩罚贪官，朱元璋还“独创”了很多恐怖的刑罚，其中最著名的是“剥皮实草”之刑：如果官吏贪污，就将贪官的人皮剥下，填上茅草，吊在官衙门口以警示继任者。
钦定《大明律》
猜忌可能是专制皇帝的通病，但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那样做得如此极致。这可能与朱元璋的苦难经历和卑微出身有关———由苦难而生残暴，由自卑而生猜忌。
据说朱元璋经常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假如别人也这么说，就大祸临头了。
他特别忌讳别人用“光”“秃”“僧”“贼”之类的字，此外，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最怕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看不起他，一旦有文人被“认定”看不起他，那个人就在劫难逃了。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并常常虐杀那些不肯为新朝效力（不愿当官）的文人，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触动了朱元璋这根敏感的神经———这些人不肯当官，肯定是因为看不起他这个“没有文化”的皇帝！洪武朝因“文字狱”和征召不就而被杀的文人非常多。
B面：布衣天子
起于微贱、饱嘗“饥饿”和人世艰辛的朱元璋，在残酷得令人发指的同时，却又体现出对小民百姓异乎寻常的同情和关怀。
均贫富，治污吏
客观地说，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对帮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臣，给予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但是，不少勋臣却存在着居功自傲、鱼肉百姓的暴发户心态。
有些勋臣家中的田地绵延数千亩以至数万亩，却仍然贪欲不足，竞相采用“飞洒”（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诡寄”（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他人名下，借以逃避赋役）、“移坵换段”（改动地段的区划来谋取私利）等手段来隐瞒田土，逃避应纳的税粮和差役，把它转嫁给百姓，从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而曾有过“赤贫”经历的朱元璋深知，如果贫富过度分化，百姓连一口饭都吃不上，就可能铤而走险，走上造反的道路。于是，朱元璋找借口收拾了这些过于飞扬跋扈的功臣，同时压制了一大批“富者”，暗含着“均贫富”的深意在里面。
朱元璋针对贪官污吏的种种铁腕也限制了各级官吏对百姓的盘剥。朱元璋的理想是，杀掉那些他认为犯罪严重的贪官，同时通过严苛的法律震慑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
不过到了晚年，他悲哀地发现，贪官污吏杀了一个，又站出来一个，“前仆后继”、杀也杀不完。困惑之余，他发出了著名的“朱元璋之问”：“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重农桑，聚人口
除了对官僚阶层进行铁腕控制、保护百姓的利益，朱元璋在位期间，在恢复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方面也做了不少实事。
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特地带着他的大儿子朱标（他选定的继承人）“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并告诉他农民“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一定要体恤民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所做的大事之一便是向全国发布《农桑学校诏》，为农业和教育设置专门的机构，务使人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
此外，朱元璋采取了许多奖励农桑、撙节用度、轻徭薄赋的措施，“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尽力田亩”。
经过元末的长期战乱，国家人口锐减，无主抛荒的田土很多。明初最大的问题是缺人而不是缺地。因此，朱元璋将“生聚人口”作为安养生息政策的头等大事之一。
明初的移民碑
他鼓励生育和早婚，规定“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除此之外，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还有：释放和限制奴婢；禁止人口买卖；限制出家为僧、为道。还有，通过大规模的政策性移民（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就起源于此），合理地调配人口、缩小各地区之间的人口差异，大大地解决了明初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建里甲，救贫疾
洪武年间，朱元璋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规定：离家百里以上者，必须领取官府印制的“路引”（通行证）才可出行，否则以“私渡关津”论，杖八十。
为了构建完善而又可以控制的“超稳定”的小农社会，朱元璋设计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和里甲制度。以村为单位的里甲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提倡村民利用心中朴素的儒家道德观念，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里长必须是本村中德高望重者。他有责任向村民进行道德训示，并斥责和处罚那些行为不检者。如果有人屡教不改，就将其定为“顽民”，交给官府处理（通常官府处理要重得多）。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里甲制度中有对同村、同族的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进行无条件救助的规定，即“邻保相助、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
朱元璋甚至试图强迫上中人户资助本里中因贫困、残疾而乞食者，规定上中人户倘若“见乞觅之人，不行资给”，则“验其家，所有粮食存留足用外，余没入官，以济贫乏”。
经过朱元璋二三十年的“生聚”和治理，到洪武末期，人口有了显著的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人口约6000万人，恢复到元盛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