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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电影导演非常难，做一名成功的电影导演更是不易，尤其在中国。很多有志于电影创作的年轻人，他们分析名导们的成功经历，在创作实践和成长过程中模仿前辈的成功模式，希望自己也能有所建树。这种做法虽有裨益，但也有不可取之处。人的主要属性是社会性，个人的发展始终会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每一代电影导演所处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都不尽相同，所走的路也不一样，成功模式也就不同。一味的学习前辈，模仿大师，也许并不能让青年电影导演们达成所愿。
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对“第五代”的成功模式基本都已形成共识。这批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崛起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电影人，以风格独特的电影作品，囊括了众多重要国际电影节的顶级奖项，获得国外评委的赞誉。其作品也因此受到国人关注，进而在国内获得不错的市场回报。个人也名利双收，获得成功。通过获得国际电影节的认可赢得声誉和口碑进而“反攻国内”正是“第五代”的招牌模式。
再来看“第六代”导演，这是一批大多生于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初，崛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电影人。研究“第六代”，不难发现他们的成功模式和“第五代”极为相似。贾樟柯的《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王全安的《月蚀》《图雅的婚事》等等，都曾在国际电影节上载誉而归，然后才开展国内的发行工作。
“十年一代人”，已成为中国电影界人力资源新陈代谢的周期性规律。但我们在欣慰中国电影人才辈出的同时，却发现“第六代”这批按照“第五代”模式经营自己电影事业的接班人，却始终处于“半地下”的状态。其作品虽然得到国际认可，却未能获得国内观众的普遍好评，市场表现更是乏善可陈。
同样的模式，何以会有不同的结果？
首先来看两代人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有什么不同。中国电影体制改革是从1993年开始的。这一年，中影公司结束了对国产片统购包销的体制，各家国营制片厂开始直接面对市场、面对影院，自主发行影片。从此，中国电影才真正有了“市场营销”的概念，“票房”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单片申报、院线制、剧本梗概审查等一系列重要政策相继出台，官方对民营资本进入电影业全面解禁，外资进入电影业的门槛也大为降低。这些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市场重组和洗牌，其结果就是中国电影从此全面走向市场。
由此可知，“第五代”在1987年前后走出校门时面临的环境是比较严苛的。整个电影业并非按照市场化运作，从根本上缺失现代“市场营销”的体制、理念和手段。“第五代”要想走近观众赢得观众获得成功，唯一的方法就是“获奖”。只有获奖才能提升知名度，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而“第六代”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出道时，中国电影已经迈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电影开始像其它商品一样借助媒体、广告、发布会、首映礼等多种方式展开发行营销。“市场成绩”已经代替“获奖”成为衡量影片质量以及导演水平的首要标准，也成为影响导演个人职业生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比起“第五代”，“海外获奖”不再是赢得观众的唯一途径。精彩的故事加上充分的市场营销，才是获得成功的主要方法。
但是，“第六代”却始终固守着“第五代”的成功模式——海外获奖，“反攻国内”。即便在“第五代”的重要导演都已开始为作品内容加入商业元素，并使用现代营销手段推广自己的作品时，“第六代”依然毫无所动。
其次，我们再从人文环境入手分析这一问题。人文环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三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基础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不富裕，不先进，而国外有太多先进的、新奇的东西让国人叹为观止，进而迸发出崇拜情绪。这种情绪快速演变成一种“迷信”，认为“外国的”就是好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头十年出道并成名的“第五代”，能够用他们获得海外评委欣赏的作品，赢得国内观众，因为当时的观众认可海外评委的评判。
但是今天，这种作法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第六代”不乏在国际顶级电影节上的折桂之作，但这些作品在国内放映的口碑和票房都不理想。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已经见多识广。他们不再是“土老冒”，他们对任何事物都能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拥有自己的判断，不会再以外国人的评判为准绳。所以，国外电影节评委认可的作品，在现如今已经成熟起来的、有个性有品味的国内观众眼中，未必能同样获得认可。
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经济、政策和人文环境都已改变，如果创作者不能因变而变，仍然墨守成规，往后的路也许不会好走。当然，对导演个人选择的成功模式他人无权干涉，甚至对“第六代”这种坚守独立个性的做法应该表示尊重。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新一代青年电影导演而言，“重复前辈的成功模式”不值得提倡。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综合国力的强盛，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信心。我们不再需要外国人教我们什么好什么不好，而是要反过来将我们的审美观、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这才是新一代电影导演应承担的责任。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导演们才能获得广大中国观众的认可。电影创作者仅有艺术才华是不够的，还要能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因变而变，根据新的形势探索出自己的成功模式，奋力在电影领域垦拓出一个弘扬中国主流文化的阵地。
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对“第五代”的成功模式基本都已形成共识。这批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崛起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电影人，以风格独特的电影作品，囊括了众多重要国际电影节的顶级奖项，获得国外评委的赞誉。其作品也因此受到国人关注，进而在国内获得不错的市场回报。个人也名利双收，获得成功。通过获得国际电影节的认可赢得声誉和口碑进而“反攻国内”正是“第五代”的招牌模式。
再来看“第六代”导演，这是一批大多生于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初，崛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电影人。研究“第六代”，不难发现他们的成功模式和“第五代”极为相似。贾樟柯的《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王全安的《月蚀》《图雅的婚事》等等，都曾在国际电影节上载誉而归，然后才开展国内的发行工作。
“十年一代人”，已成为中国电影界人力资源新陈代谢的周期性规律。但我们在欣慰中国电影人才辈出的同时，却发现“第六代”这批按照“第五代”模式经营自己电影事业的接班人，却始终处于“半地下”的状态。其作品虽然得到国际认可，却未能获得国内观众的普遍好评，市场表现更是乏善可陈。
同样的模式，何以会有不同的结果？
首先来看两代人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有什么不同。中国电影体制改革是从1993年开始的。这一年，中影公司结束了对国产片统购包销的体制，各家国营制片厂开始直接面对市场、面对影院，自主发行影片。从此，中国电影才真正有了“市场营销”的概念，“票房”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单片申报、院线制、剧本梗概审查等一系列重要政策相继出台，官方对民营资本进入电影业全面解禁，外资进入电影业的门槛也大为降低。这些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市场重组和洗牌，其结果就是中国电影从此全面走向市场。
由此可知，“第五代”在1987年前后走出校门时面临的环境是比较严苛的。整个电影业并非按照市场化运作，从根本上缺失现代“市场营销”的体制、理念和手段。“第五代”要想走近观众赢得观众获得成功，唯一的方法就是“获奖”。只有获奖才能提升知名度，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而“第六代”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出道时，中国电影已经迈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电影开始像其它商品一样借助媒体、广告、发布会、首映礼等多种方式展开发行营销。“市场成绩”已经代替“获奖”成为衡量影片质量以及导演水平的首要标准，也成为影响导演个人职业生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比起“第五代”，“海外获奖”不再是赢得观众的唯一途径。精彩的故事加上充分的市场营销，才是获得成功的主要方法。
但是，“第六代”却始终固守着“第五代”的成功模式——海外获奖，“反攻国内”。即便在“第五代”的重要导演都已开始为作品内容加入商业元素，并使用现代营销手段推广自己的作品时，“第六代”依然毫无所动。
其次，我们再从人文环境入手分析这一问题。人文环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三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基础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不富裕，不先进，而国外有太多先进的、新奇的东西让国人叹为观止，进而迸发出崇拜情绪。这种情绪快速演变成一种“迷信”，认为“外国的”就是好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头十年出道并成名的“第五代”，能够用他们获得海外评委欣赏的作品，赢得国内观众，因为当时的观众认可海外评委的评判。
但是今天，这种作法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第六代”不乏在国际顶级电影节上的折桂之作，但这些作品在国内放映的口碑和票房都不理想。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已经见多识广。他们不再是“土老冒”，他们对任何事物都能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拥有自己的判断，不会再以外国人的评判为准绳。所以，国外电影节评委认可的作品，在现如今已经成熟起来的、有个性有品味的国内观众眼中，未必能同样获得认可。
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经济、政策和人文环境都已改变，如果创作者不能因变而变，仍然墨守成规，往后的路也许不会好走。当然，对导演个人选择的成功模式他人无权干涉，甚至对“第六代”这种坚守独立个性的做法应该表示尊重。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新一代青年电影导演而言，“重复前辈的成功模式”不值得提倡。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综合国力的强盛，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信心。我们不再需要外国人教我们什么好什么不好，而是要反过来将我们的审美观、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这才是新一代电影导演应承担的责任。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导演们才能获得广大中国观众的认可。电影创作者仅有艺术才华是不够的，还要能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因变而变，根据新的形势探索出自己的成功模式，奋力在电影领域垦拓出一个弘扬中国主流文化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