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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格局，这导致美国精英阶层单方面认为其利益空间受到挤压，因此美国政府产生了制造贸易争端的冲动，且这种冲动将因我国的和平崛起无法被遏制而长期存在。中美贸易争端既是中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变化的结果，也是美国国内矛盾的反映，更是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中美贸易争端持续进行将伤害中国经济，影响中国金融稳定，同时也影响美国资本积累，延缓其经济增长。“中兴事件”说明我国在科技领域与美国尚有很大差距，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依然是我们跟进学习的目标。中美两国在全球化发展中已经水乳交融，无法分割，在合作与分歧之间取得再平衡要有底线思维，以保障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贯彻与实施的连续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面临美国发起的贸易争端，我国应建立应急预警联动机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边打边谈中做大中美利益“公约数”，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金融系统稳定。
关键词：贸易争端；“中兴事件”；“中国制造2025”；边打边谈；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F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9）07-0053-10
一、引言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环境恶化和地缘政治日趋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2017年8月18日，美国对我国启动针对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等领域的“301调查”，并在2018年3月23日签署备忘录，根据该次调查报告，指令相关部门对从我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时限制我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投资和并购。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此后，中美两国高层紧急进行多次磋商，中兴通讯最终被罚款10亿美元，并按照美方要求予以改组董事会，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就在2018年6月15日，“中兴事件”刚结束没几天，美国政府又对从我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随即，我国也发布了对等额度的加征关税措施。时至今日，双方互相增加关税的措施都已生效。
全球化发展至今天，整个世界通过产业链进行分工合作，创造了巨大价值和更多的工作岗位。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占据了全球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在全球产业链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独霸整个行业上下游的全部环节，制裁单个企业容易，撼动整个产业链则非易事，但“中兴事件”的发生也说明了我国与美国在核心科技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根据美国“宾州大学世界表”（9.0版本）中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统计，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由1978年仅为美国31%的水平逐步提升到2017年的43%，但差距依然巨大，美国仍是我们跟进学习的目标。因此面对贸易争端，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如何才能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如何才能为“中国制造2025”拓展更多空间，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文献综述
经济全球化以来，各国之间贸易摩擦频繁，中美之间也不例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包括发生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和应对策略等，但鲜有作者以“中兴事件”为视角进行全面梳理。萨姆森（Samulson）[ 1 ]认为，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是互惠互利的，但当前者利用后者高新技术外溢的便利提高了原本不具有比较优势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时，相比较而言，则前者的利益得到增长而后者利益受到损失；在此种情形下，贸易不平衡将可能导致贸易争端和反自由化贸易主义横行。而斯图姆（Sturm）[ 2 ]指出，出口方总是倾向于制定相对宽泛的准则以促进出口换取更多外汇，进口方则更愿以较高的标准规范贸易以保护本国产业，贸易摩擦在贸易国之间是必然会发生的。同时，王宾容和王久乐[ 3 ]通过对当前贸易争端的分析指出，世界诸国出于追求规模经济、超额利润和国家战略安全考虑纷纷追求产业重构，打破了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原始国际分工格局，导致国际产品同质化和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此过程中贸易争端将如影随形。徐振伟[ 4 ]使用丹尼尔·卡尼曼（Denniel Kahnemann）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的与决策心理有关的前景理论，对饱尝贸易战后果的美国仍然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采取贸易保护策略的悖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当确认国家经济将面临巨大损失时，美国政客是倾向于风险偏好的，将激进政策视为高风险投资，具有潜在的额外高收益，所以政客们便会在确定性损失和非确定性损失中选择冒险的激进策略。针对起因于本次“301调查”产生的冲突，任靓[ 5 ]分别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析了其动机，认为经济上的平衡贸易逆差、从战略层面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以及政治上的朝核问题、累积下次竞选政治资本是主要因素。徐洪才、陈妍[ 6 ]从贸易统计口径、国际产业链分工、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过低的储蓄率和世界货币等方面系统研究了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认为贸易摩擦中没有赢家，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争端将影响全球产业链分工自然形成的经贸秩序。洪银兴[ 7 ]认为，位于全球国际分工价值链下游的国家虽然得到了部分血汗钱，但也面临着路径依赖严重、难以进行产业升级和进一步发展的困境。关于贸易争端可能产生的影响，李昕[ 8 ]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美全面发生贸易战，我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67%～4.51%，相关投资、贸易和就业都有一定比例的减少；但贸易战也无助于美国刺激消费、拉动投资、增加就业和消减贸易逆差的诉求。面对贸易争端，周晓波等[ 9 ]分别从短期和长期提出了应对策略，认为短期应该利用国际贸易规则以法律手段来进行申诉，同时动用反倾销和关税等手段针对美国出口我国的农产品进行还击；长期应该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一带一路”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同时，张杰[ 10 ]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由“接觸+遏制”向“竞争+遏制+少数互利点合作”战略转变的时期，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的特征，我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实施贸易制裁和利益对等策略，“边打边谈”并继续推进对外开放。而陈继勇和陈大波[ 11 ]认为，中国应继续发挥多边贸易规则的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进程，推动中美在基础建设中的合作，力争在政治互信的前提下推动互惠互利的双边经济合作。 三、中美贸易争端聚焦
全球化以来，中美贸易争端时有发生，但互相严厉制裁的情况并不多，数次争执都以互相谈判妥协收场。但特朗普上任后，不仅对内减税对外加强征收，而且还针对契合“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通信制造商中兴通讯进行精准的定点打击，此种频频故意制造事端咄咄逼人的态势意味着本次争端明显与以往不同。因此，只有洞悉本次以“中兴事件”为代表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贸易争端的本质，理清其发展脉络，我国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从容不迫地应对此次挑战。
本次贸易争端美方主要有以下诉求。首先，平衡美中贸易严重失衡问题。根据2017年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中美贸易中美方的贸易逆差为3 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在2018年5月初的谈判中，美国希望中国从2018年到2020年将两国贸易赤字至少减少2 000亿美元。该诉求将可能导致我国被迫减少从第三国采购廉价产品，转向以更高的价格从美国采购，增加我国的消费成本。其次，保护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美方要求中方停止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持，认为这些补贴将可能引发“中国制造2025”工业计划所涉及行业的产能过剩，同时要求中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力度，取消有关技术转让的特定政策和做法，停止侵犯美国公司持有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该诉求将为我国以市场换技术进行跨越式发展的方式带来更多压力，导致我国不断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进行产业升级的道路受到巨大阻力。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做法为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通用做法，因此美方诉求的实质是遏制以中兴通讯公司为代表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施，阻止我国沿着全球价值链实现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最后，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确保美国在华投资者获得公平、有效和非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和待遇，包括取消外国投资限制和外国所有权/持股要求；把非关键部门所有产品的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相应关税的水平；取消特定的非关税壁垒，以改善服务业和农业等市场准入条件。该诉求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有悖于世界关于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权的共识；目前我国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与管理能力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该诉求一旦得逞，将为我国社会带来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粮食安全和宏观经济调控等一系列风险，甚至使“中国制造2025”产业升级的“中国梦”就此中断。
四、中美贸易争端原因
（一）中美贸易失衡
1.全球价值链分工不同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我国出口了大量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同时越来越多的境外资本从发达经济体转移至我国，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生产大量的加工贸易产品。在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下，我国进口了较多的中间产品，经过加工组装后再出口至其他国家。“中兴事件”中的主角中兴通讯公司即为典型代表，其高价从美国进口芯片，然后利用我国廉价的人力和资源进行加工组装，之后再销往其他国家。这其中的大部分收益都为发达国家获得，而我国只得到了微薄的加工收益，但在统计上则表现为我国贸易的大量顺差。以价值几百美元的苹果手机为例，我国只在加工贸易中获取几美元的收益，其余绝大部分都被美韩等国获取。由此可见，对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不仅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土地等资源成本，也为其本国消费者和资本家带来大量的实惠，虽然对美国低端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会产生一定影响，但这本质上是美国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中美经贸之间的矛盾。
2.美国社会储蓄率较低
一國的储蓄率不仅影响其产业资本的投资水平，而且也是影响其贸易差额的关键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其国内总需求长期超过总供给的结果。美国奉行消费至上主义，国内的储蓄率一直处于低位，但其国民每年却消费大量的科技产品，“寅吃卯粮”是美国民众生活的常态。2017年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统计，当年有68%的美国成年人计划购买至少一件高科技产品作为礼物，每个消费者平均花478美元用于购买智能设备、消费电子产品和高科技配件。在2017年的前三季度，美国净国民储蓄（政府、企业和居民储蓄经货币贬值调整后的总和）平均只占国民收入的1.9%，不及20世纪最后三十年平均值6.3%的三分之一[ 12 ]。美国的储蓄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在国内储蓄不足却仍然不断追求科技产品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美国必须从国外不断输入资本，通过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多边贸易赤字来吸引外资，以促进国内科技产业资本的聚集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而我国人民有勤俭节约的传统，国内储蓄盈余较多，这就意味着在多边贸易中可以长期保持一定的贸易顺差，而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低储蓄率国家则常年保持贸易逆差。可见，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失衡是导致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而无关乎中美双边的贸易问题。
3.统计标准差异
根据我国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历年最高，达2 758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贸易逆差为3 752亿美元；两者相差994亿美元，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统计标准差异、转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等[ 6 ]。现行贸易统计方法要求产品完全产自同一个国家，而在生产全球化时代，该统计方法直接导致美中贸易逆差被夸大。只有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获益情况，才能更客观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根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10—2013年，以贸易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传统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低48%～56%[ 13 ]。而在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1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测算结果，其中基于价值增值方法评估的两国逆差为1 790亿美元，与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2 024亿美元较为相近，而美国公布的中美贸易逆差是2 750亿美元。另据中方统计，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加工贸易，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总值口径统计的贸易顺差大约降低44.4%。可见中美贸易失衡并没有美方数据显示得那么严重[ 14 ]。 4.美元世界货币属性
美元是当今世界的国际支付货币，全世界60%以上的外汇储备为美元，超过80种货币的汇率盯住美元，全球外汇市场约80%都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15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消费主义，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了获取其他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商品，美国只有不断向外输出美元，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中兴通讯的廉价产品满足了美国底层社会人口的需求）。同时，其他国家又通过资本市场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元得以回流。换个角度说，美国利用其他国家的剩余储蓄来维持其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这必然导致国际贸易逆差，是美元霸权的副产品和超额消费必须承受的成本。如果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能维持，那么世界经济的增长将因美元国际货币失去流动性而失速，此时美国经济的增长也将难以为继。
（二）美国转移国内矛盾
1.为未来选举发力
全球化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不少低端劳动者丧失了就业机会。因此，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约0.4上升至目前的约0.48，社会阶层的结构性矛盾持续发酵[ 16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来自美国传统制造业富集的“铁锈地带”选民，在2016年把主张“美国优先”和加强贸易保护的特朗普送进白宫。随着2018年11月中期选举序幕的拉开，特朗普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维持参众两院多数党的地位，否则将影响其官员提名和提出的法案在国会中的通过率。为了继续获得中下层选民的支持，通过“中兴事件”制造对华贸易争端，大肆渲染全球化搶走了“铁锈地带”人们的工作岗位，这无疑是收买选民的良机。同时，特朗普也在谋划连任，其政绩和能否兑现竞选承诺将是一个重要因素。
2.国内经济不景气
美国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处于历史低谷，其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长期不见起色。相关数据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4.2%；在进入70年代后的三十年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约为3.3%；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下降到1.8%左右。即使除去经济危机的衰退年份，在2002—2007年间的景气繁荣期，美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2.7%；在经济复苏时期，2010—2016年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2.2%，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0.55%，陷入历史的低谷；在2017年美国宏观经济复苏到新周期的高点，但实际GDP增速也只有2.3%[ 17 ]。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风险随着赤字和债务的累积而日益加大。2017年末联邦债务总额高达20.21万亿美元，约等于当年GDP的105.4%，同时公众持有债务占比上升到76.5%。据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预测，2018—2023年联邦赤字每年都在万亿美元以上，公众持有债务占比均大于81%[ 18 ]。随着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推出减税法案，美国企业的所得税将从原来的35%降低为15%，个人所得税夫妻合并申报的起征点将从12 700美元上升至24 000美元，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加起来减少的数额高达1.4万亿美元[ 19 ]。虽然长期来看，减税政策有利于美国的商业环境，但短期的税收减少压力对于本来就已非常紧张的美国财政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试图从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与外部经贸关系入手寻求应对之道，特别是通过调整中美经贸关系改变不利局势。
（三）中国和平崛起
1.经济超速发展突破中美全球旧有格局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大幅提升并且远超预期，2017年我国GDP突破12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9 000美元[ 20 ]。我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一些重要的宏观指标已经超过美国。2017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9%，是美国2.3%的3倍，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63%。据估算，如果从2018年开始，美国平均GDP增速为2%，我国平均GDP增速为6%，那么我国将在2031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1 ]。表1为中美两国最近10年的GDP份额变化情况。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分工的现状已经不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2018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经济结构加快优化升级。紧紧依靠改革破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失衡难题，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我国相关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步升级，在一些新兴科技的细分领域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例如华为、中兴和联想都有部分产品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7年全球企业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统计数据，从各个国家的申请数量来看，美国占据首位，为56 624项，中国较上年增加了13.4%达到 48 882项，超过日本的48 208项，成功晋级全球第二；从具体企业《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数量看，华为和中兴通讯分别以4 024件和2 965件占据全球第一、第二位，领跑全球[ 22 ]。另外，我国在高铁、大型工程机械、航天、网络支付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已经悄然由二十年来的模仿跟进转变为齐头并进，甚至领跑。虽然我国的创新领跑主要体现在产品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上，尚未进入以前沿原发性创造发明带动产业技术革命的境界，然而有着14亿人口的巨大国家，各项事业都生机勃勃，飞速发展，并不断追赶着世界前沿，无时不在重塑着全球的经济版图，这不能不让现有超级守成大国美国忧心忡忡和倍感压力。
2.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强，抢占美国话语权
随着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不断提升，我国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积极与众多国际组织和新兴国家经济体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的治理中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不断提出优化现有全球治理格局的中国方案。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倡议筹建亚投行开始，到2017年12月，亚投行经过四次扩容后成员数增至84个，遍布各大洲，兼顾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实现了总体上的平衡[ 23 ]。亚投行成立以来，坚持专业、透明，遵循国际规则；2017年，亚投行获得国际最权威的三大评级机构的3A评级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零风险权重认定，这将有助于亚投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为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服务。在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已同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投资、科技、社会、人文和民生等合作领域，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近7 000列，市场化运营水平不断提升[ 24 ]。在我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情形下，美国希望保持原有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显得力不从心，并视我国的追赶式快速发展为挑战自己的“中心地位”，进而质疑能从我国“增长中受益”的传统判断。 五、贸易争端的影响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贸易争端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1.伤害中国经济，影响中国金融稳定
2018年6月15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对从我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根据商务部在2012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当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为20 487.1亿美元，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我国就业的拉动为59人次，当年因此产生的就业岗位达12 097万个。如果依据2012年的相关系数进行估计，那么500亿美元将影响大约295万个就业岗位。同时，据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测算，500亿美元的贸易争端会使我国的GDP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 25 ]。贸易争端导致的出口受阻还将使我国外汇收入减少，进而间接影响我国本土企业的盈利再投资。由于贸易争端涉及产品大多来自我国“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的行业，这部分产品在出口中占比较低，对就业的实际影响应比测算结果略小，但将对我国以中兴通讯为代表的相关产业通过并购或合资设厂进行产业升级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时，我国资本近年来持续外流，外汇储备从2014年8月的39 688亿美元递减至2018年6月的31 121亿美元。由于美国国内的减税政策，再疊加贸易争端带来的关税上涨，势必将促使对华投资的企业资本回流美国或者转移至其他第三国，这将进一步为我国的汇率稳定带来更大压力，也会使我国逐步丧失以市场换取机会进行人力资源升级的机遇。在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预期的共同作用下，资本外流可能加剧，国内利率将上升，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对新增就业机会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可能导致大批以中兴通讯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的实体经济陷入经营困局，使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或有可能重新滑落到低迷状态。如果再考虑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影响，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是为应对经济低迷采取货币宽松政策，还是为应对美联储加息而采取收紧货币的政策，这将迫使央行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货币政策波动性加大，对我国当前稳健的中性货币政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26]。
2.贸易争端影响美国资本积累，拖累经济继续增长
针对美国发起的贸易争端，我国进行了相应的回击。由于中美两国国情和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同，贸易争端产生的影响也将不同。首先，美国底层社会人口的生活成本将上升。由于我国出口至美国的多为低附加值的中低端制造产品，例如主打“性价比”的中兴廉价手机在美国一直维持着较大的出货量，因此贸易争端将导致美国市场以“中兴”及其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为代表的普通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社会中下层人口的生活成本将上升，将间接影响特朗普未来再次选举的民意基础。其次，贸易争端将削弱美国科技企业通过资本积累进一步创新发展的动力。贸易争端将使美国高科技产业失去我国巨大的市场，例如“中兴事件”中涉及的高端芯片将难以在其他市场找到同等规模的需求空间，同时还将受到我国高科技产品替代战略的挤压，导致其盈利预期下降，维持后期继续创新的动力难以为继。再次，贸易争端将可能为美国带来通胀并影响经济继续增长。美国的减税政策将导致政府赤字大幅增加，如果贸易争端导致对以中兴为代表的系列产品的进口减少，那么将可能使美国社会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产生通胀。这将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加息步伐，进而使股市和楼市下挫。此时，利率的上升将对企业投资成本和还债能力产生影响，物价上涨及资产价格波动将对家庭消费造成冲击。综合来讲，通胀将与贸易争端如影随形，并拖累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最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受到挑战。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通过世界自由贸易源源不断地向全球输送美元，为美国人民带来大量以中兴手机为代表的物美价廉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贸易赤字。如果美国坚持要减少贸易赤字，那么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寻求其他替代货币。
（二）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趋势
在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产业链中，各国都在努力维护当前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国家经济战略安全。从“中兴事件”中可见，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将可能进入具有不确定性的微妙敏感期。首先，贸易摩擦将可能常态化，并日趋频繁。这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沿着价值链进行产业升级息息相关，一方面是我国的快速追赶，另一方面是随着两国经贸规模的日益扩大而使得互相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贸易不平衡、低端产业配额、知识产权和相关出口补贴制度等方面将随时可能发生摩擦[ 27 ]。其次，贸易摩擦重心将逐步转向高科技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取得了成效，在以中兴和华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中尤其明显。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在通信领域不仅把国际科技巨头挤出中国市场，而且还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但在战略产业逐步晋级并激烈竞争国际市场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管理和经济制度改革等诸方面尚有欠缺，因此而导致的摩擦将可能日渐增多甚至成为常态[ 28 ]。再次，贸易摩擦领域扩大化和形式多样化。中国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将进一步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行为。而科技产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势必关系到投资、汇率和以会计与法务为代表的相关服务业等问题，因此贸易摩擦将蔓延至汇率、投资和服务领域。在当今的贸易格局中，美国已经逐渐放弃了反倾销等常用贸易壁垒手段，更加倚重技术性贸易壁垒，利用掌握的科技优势和话语权，通过科技产品、专利和相应标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对我国的产业升级形成打压态势。这些新的贸易壁垒手段具有隐蔽和多元性的特点，例如在劳工和碳排放标准等方面，美国显然更加熟稔其规则[ 29 ]。最后，贸易摩擦态势整体可控，但须谨慎应对防止擦枪走火。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贸易摩擦中掌握着主导权，但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能否成功遏制中国，选民是否愿意承受相关经济损失，都是值得美方再三思量的问题。而我国在贸易摩擦中总体处于守势，但具有经济发展前景较好、体量巨大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可承受一定的贸易冲击。但我国必须认识到存在的差距，保持清醒和克制，有策略地采取反击措施，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贸易战继续升级[ 30 ]。 六、我国的应对策略
（一）建设应急预警联动机制
贸易摩擦应急预警联动机制是一国在贸易摩擦监测和信息预警过程中形成的固定程序或方式，一般由静态结构和动态机制组成。静态结构是指贸易摩擦预警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及相关主体的规定制度和规章等；动态机制指贸易摩擦预警的主体根据静态结构具体实施时形成的固定处理模式[ 31 ]。在反全球化浪潮日渐抬头和我国经济在全球份额占比越来越高的国际背景下，与我国相关的贸易争端数量不断增多，涉及商品范围日渐扩大，相关手段不断迭代更新。为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对我国产生的不利影响，我国尤其需要加快建设一套由政府组织、专家智库、行业协会和企业全方位参与的应急预警联动机制。首先，由政府部门牵头，协调专家智库、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形成信息透明和共享制度；行业协会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作为，积极发挥好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纽带作用。其次，在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的解决与预防中，存在一些非常专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等问题，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机构参与其中，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再次，倡导各类外贸企业加入本行业协会，加强与行业协会的联系，在行会协会中主动分享与汇总对外贸易信息，并配合行业协会做好贸易摩擦预警的基础工作。
（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推进多元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符合我国的利益，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将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和商品输送至沿线国家或地区，与其一起分享我国发展的成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帮助沿线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还可以通过较低的关税让利于双方的消费者，使双方的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当然，在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同时，我国也实现了产业技术的进一步升级[ 32 ]。因此，我国要坚决支持和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积极务实地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多元化，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33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参与世界治理的话语权日渐增强，将逐步从规则的参与者变成制定者。我国应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时代呼声，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中日韩自贸區谈判，积极响应东盟发起的RECP谈判，在条件成熟时可主动推进中欧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只有不断构建和完善自贸区网络，继续扩大开放和拓展全球市场，才能为我国的产业升级找到稳定的供应链第三替代国，减弱对美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
（三）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消除一切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提高我国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转变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经济持续不断地注入增长动力，使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提升，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努力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创新，用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工艺；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学管理经验，改造传统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只有通过产业的逐步升级，实现高科技产品的进口替代，特别是在一些核心的关键技术领域补齐短板，占据产业链的上游，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附加值。其次，完善市场机制，消除各类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壁垒，让市场主导经济的发展；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财税改革，建立主要面向个人所得与财产课税的公平型税制，调整不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倒逼国内产业加速升级调整（不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不仅容易弱化国内企业的自生能力，而且为其他国家制造贸易摩擦提供了借口）[ 9 ]。通过减税和去杠杆的系列操作，降低对出口和债务的依赖，逐步健全风险敞口过大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促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的本质。最后，改革当前的人才培养和用人制度，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剔除限制人才流动的不合理制度；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扩大内需，改变过去单纯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增长模式，重点培育消费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
（四）在边打边谈中做大中美利益“公约数”
美国政府认为，大量廉价商品涌入美国降低了本国人民的就业机会，但实际上我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少数所谓“高科技产品”也大多是在我国完成劳动密集的增值环节，如在河南富士康组装苹果手机，一台iPhone X的零部件合计成本约为370美元，但在我国大陆实现的增值仅占成本的3%～6%，不足30美元。据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2010—2016年中美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2016年美国对我国大陆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为15.8万美元/人，而我国对美的对比数据为1.71万美元/人，前者约为后者的9倍。因此，如果我国对美减少出口，那么留下的市场也会被其他的发展经济体所占有，不会为美国本土带来低端市场的就业机会。
可见，中美经贸已经深度融合，两国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但面对特朗普政府的一己偏见和一意孤行，我国只有坚持以战止战的策略，方能使美国充分认识到双方经贸往来并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生关系。因此，当美国每发起一场针对我国的贸易制裁时，我国应即时予以规模同等的回击，但也要表明谈判的大门是随时敞开的。在各有妥协的边打边谈中争取更多的合作机会，充分发挥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做大共同利益“公约数”，方可解决分歧，实现共赢。首先，我国是一个有着广阔市场的人口大国，可以增加农产品的进口，并适度和有序地放开汽车行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市场；美方可适度放松对天然气和高科技产品的相关出口管制，双方共同努力平衡贸易逆差。其次，我国在人力成本和基础建设经验等方面具有优势，可协助美国改善国内落后和陈旧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在“铁锈地带”大有可为，亦可借建设“一带一路”的东风，发挥美国管理和资本的优势，两国合作开发建设第三国。再次，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美两国在反恐、保护国际贸易安全等国际治理活动中亦有很大合作空间。最后，在充分尊重国际贸易规则与中美两国国情和文化的前提下，成立贸易摩擦应急磋商机构，共同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逐步消除各类歧视性政策和投资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逐步增加国家安全检查规则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这可从重启中美BIT谈判着手，推动市场双向开放，探索负面清单制度以及相关高标准的最佳路径，在条件成熟时启动范围更广的双边投资与贸易协定（BITT）谈判[ 34 ]。 （五）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金融系统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稳定增长和防范风险的特殊时期，特别是近年來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社会债务率居高不下，房地产严重透支居民消费能力，金融系统脱实向虚、逐渐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轨道的趋势严重，再加上与美国贸易争端的负面影响，我国经济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应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和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妥善处理好稳定增长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当前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及其预期相互强化的情况下，采取多种稳健的非对称管理手段，在防止资本外流的同时加大引进资本活水的力度，确保汇率及其预期稳定。其次，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尤其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特别是在钢铁等产能过剩领域，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合理有序地降低债务杠杆，辅以减税降费，以扩大内需，利用经济的内生动力来消弭贸易争端产生的影响。最后，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强化主动防御性的金融风险管理模式，守住资本账户管理的底线，有秩序地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应把握全局，放眼未来，审慎有序地推进，使其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针对潜在风险，应联合境外监督管理机构，建设风险信息共享的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风险预研、预判和预警能力。
七、结论
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格局，这导致美国精英阶层单方面认为其利益空间受到挤压，因此美国政府产生了制造贸易争端的冲动，且这种冲动将因我国的和平崛起无法被遏制而长期存在。虽然我国通过改革开放之后的不断发展，逐步占据了全球价值链中比较重要的一环，但“中兴事件”说明我国在科技领域与美国尚有很大差距，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依然是我们跟进学习的目标。中美两国在全球化发展中已经水乳交融，无法分割，在合作与分歧之间取得再平衡要有底线思维，以保障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贯彻与实施的连续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面临美国发起的贸易争端，我国应不惧战不怕战，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敞开谈判的大门，在边打边谈中深挖中美科技发展价值链中不同环节之间互补合作的潜力，尤其是在知识付费和科技产业资本的发展和管理方面的合作潜力。只有做大中美利益的“公约数”，才能在共同发展中逐步消弭分歧，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参考文献：
[1]SAMUELSON P A.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 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 iz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4（3）：135-146.
[2]STURM D M.Product standards，trade disputes，and protec tionism[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 dienne déconomique，2010（2）：564-581.
[3]王宾容，王久乐.国际产业结构趋同与中美贸易摩擦动因[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6）：58-66.
[4]徐振伟.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原因——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64-71.
[5]任靓.特朗普贸易政策与美对华“301”调查[J].国际贸易问题，2017（12）：153-165.
[6]徐洪才，陈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及解决之道[J].中国经贸导刊，2018（13）：9-11.
[7]洪银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4）：13-23.
[8]李昕.中美贸易摩擦——基于GTAP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11）：50-65.
[9]周晓波，宋立义，倪坤.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经济影响和我国的应对策略[J].新金融，2018（6）：31-35.
[10]张杰.中美经济竞争的战略内涵、多重博弈特征与应对策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3）：1-22.
[11]陈继勇，陈大波.特朗普经贸保护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7（10）：96-104.
[12]史蒂芬·罗奇.美国贸易逆差源于低储蓄率，不能把中国当替罪羊[J/OL].（2018-03-27）[2019-06-15].http：//www. beijingreview.com.cn/shishi/201803/t20180327_80012473 3.html.
[13]任泽平.中美贸易战：原因、影响、展望及应对[J].新能源经贸观察，2018（7）：54-57.
[14]王志伦.贸易顺差在中国，利益顺差在美国[J/OL].（2018- 04- 26）[2019- 06- 15].http：//www.banyuetan.org/ chcontent/sz/hqkd/2018426/249457.shtml.
[15]宋瑞.欧元对世界及我国进出口企业和金融业的影响[J].改革与理论，1998（11）：38-39.
[16]哈继铭.中美贸易冲突的六大原因及影响[J].卓越理财，2018（6）：14-16.
[17]陈宝森.美国经济中长期前景与中美经贸关系展望[J].新金融，2006（8）：11-13.
[18]李超民.美国财政困局的国际贸易效应[J].国际关系研究，2018（3）：49-64，154-155. [19]許权胜.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危”与“机”[N].证券时报，2017-05-02（A03）.
[20]徐圻.小康社会必须提升文化品质[J].理论与当代，2003（1）：14-15.
[21]李迅雷.从高端消费到高端制造——在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中寻找投资线索[J].四川省情，2018（3）：39-41.
[22]何路曼.2017中国专利申请数超过日本升至第二，美国居首[J/OL].（2018-03-22）[2019-06-15].http：//www.chi nanews.com/gj/2018/03-22/8473501.shtml.
[23]尚前名.亚投行胜在合作共赢[J].瞭望，2018（5）：5.
[24]王义桅.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J].大陆桥视野，2018（4）：60-69.
[25]马骏.500亿美元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已基本被市场消化[J/OL].（2018-07-06）[2019-06-15].http：//www. xinhuanet.com/2018-07/06/c_1123087386.htm.
[26]吴秀波.特朗普激进经济政策主张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及应对策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1）：5-10.
[27]高祥，刘道纪.中美贸易摩擦的趋势及其对策[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121-130.
[28]闫克远.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基于结构的视角[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29]朱铭.浅谈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趋势及我国的对策[J].中国市场，2017（21）：74-75.
[30]黄礼健.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原因、影响及趋势分析[J].新金融，2018（9）：20-24.
[31]王淳，贾玉良.欧盟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7（12）：68-70.
[32]柯建飞，于立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战：理论分析与中国应对策略[J].全球化，2017（6）：71-84，135-136.
[33]李巍，张玉环.“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经贸关系[J].现代国际关系，2017（2）：8-14，39，66.
[34]张茉楠.开启中美经贸新模式与减少中美贸易摩擦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7（6）：99-104.
Research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Case of“ZTE Incident”
LI Ji1and LUO Rong-hua2
（1.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29，China；2.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Beijing102600，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China’s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and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has been rapidly improved，which rebuilt the interests distribution of China and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result，the interests of elite class in America has been squeezed，which give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he impulse of trade dispute. And this impulse will exist in the long run because of China’s peaceful rising. Trad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changes in labor division，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internal conflict in America. It is also the countermeasure for America to suppress China’s rising. The ongoing trade disput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will hurt China’s economy，have impact on China’s financial stability；and it will also have impact on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America，and slow down its economic growth. The“STE incident”indicates that there is still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America is still the No.1 in this field. China and America has already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co-existed. To achieve the rebalan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dispute，both of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have the idea of bottom line. So，facing the trade dispute，China should establish the early-warning mechanism，tak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the opportunity，maintain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expand the interests“common divisor”of China and America，promot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maintain the stable macro-economic policy，and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financial system.
Key words：trade disputes；“ZTE incident”；“Made in China 2025”；negotiating in a trade dispute；win-win cooperation
关键词：贸易争端；“中兴事件”；“中国制造2025”；边打边谈；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F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9）07-0053-10
一、引言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环境恶化和地缘政治日趋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2017年8月18日，美国对我国启动针对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等领域的“301调查”，并在2018年3月23日签署备忘录，根据该次调查报告，指令相关部门对从我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时限制我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投资和并购。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此后，中美两国高层紧急进行多次磋商，中兴通讯最终被罚款10亿美元，并按照美方要求予以改组董事会，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就在2018年6月15日，“中兴事件”刚结束没几天，美国政府又对从我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随即，我国也发布了对等额度的加征关税措施。时至今日，双方互相增加关税的措施都已生效。
全球化发展至今天，整个世界通过产业链进行分工合作，创造了巨大价值和更多的工作岗位。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占据了全球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在全球产业链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独霸整个行业上下游的全部环节，制裁单个企业容易，撼动整个产业链则非易事，但“中兴事件”的发生也说明了我国与美国在核心科技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根据美国“宾州大学世界表”（9.0版本）中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统计，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由1978年仅为美国31%的水平逐步提升到2017年的43%，但差距依然巨大，美国仍是我们跟进学习的目标。因此面对贸易争端，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如何才能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如何才能为“中国制造2025”拓展更多空间，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文献综述
经济全球化以来，各国之间贸易摩擦频繁，中美之间也不例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包括发生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和应对策略等，但鲜有作者以“中兴事件”为视角进行全面梳理。萨姆森（Samulson）[ 1 ]认为，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是互惠互利的，但当前者利用后者高新技术外溢的便利提高了原本不具有比较优势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时，相比较而言，则前者的利益得到增长而后者利益受到损失；在此种情形下，贸易不平衡将可能导致贸易争端和反自由化贸易主义横行。而斯图姆（Sturm）[ 2 ]指出，出口方总是倾向于制定相对宽泛的准则以促进出口换取更多外汇，进口方则更愿以较高的标准规范贸易以保护本国产业，贸易摩擦在贸易国之间是必然会发生的。同时，王宾容和王久乐[ 3 ]通过对当前贸易争端的分析指出，世界诸国出于追求规模经济、超额利润和国家战略安全考虑纷纷追求产业重构，打破了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原始国际分工格局，导致国际产品同质化和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此过程中贸易争端将如影随形。徐振伟[ 4 ]使用丹尼尔·卡尼曼（Denniel Kahnemann）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的与决策心理有关的前景理论，对饱尝贸易战后果的美国仍然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采取贸易保护策略的悖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当确认国家经济将面临巨大损失时，美国政客是倾向于风险偏好的，将激进政策视为高风险投资，具有潜在的额外高收益，所以政客们便会在确定性损失和非确定性损失中选择冒险的激进策略。针对起因于本次“301调查”产生的冲突，任靓[ 5 ]分别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析了其动机，认为经济上的平衡贸易逆差、从战略层面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以及政治上的朝核问题、累积下次竞选政治资本是主要因素。徐洪才、陈妍[ 6 ]从贸易统计口径、国际产业链分工、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过低的储蓄率和世界货币等方面系统研究了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认为贸易摩擦中没有赢家，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争端将影响全球产业链分工自然形成的经贸秩序。洪银兴[ 7 ]认为，位于全球国际分工价值链下游的国家虽然得到了部分血汗钱，但也面临着路径依赖严重、难以进行产业升级和进一步发展的困境。关于贸易争端可能产生的影响，李昕[ 8 ]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美全面发生贸易战，我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67%～4.51%，相关投资、贸易和就业都有一定比例的减少；但贸易战也无助于美国刺激消费、拉动投资、增加就业和消减贸易逆差的诉求。面对贸易争端，周晓波等[ 9 ]分别从短期和长期提出了应对策略，认为短期应该利用国际贸易规则以法律手段来进行申诉，同时动用反倾销和关税等手段针对美国出口我国的农产品进行还击；长期应该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一带一路”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同时，张杰[ 10 ]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由“接觸+遏制”向“竞争+遏制+少数互利点合作”战略转变的时期，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的特征，我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实施贸易制裁和利益对等策略，“边打边谈”并继续推进对外开放。而陈继勇和陈大波[ 11 ]认为，中国应继续发挥多边贸易规则的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进程，推动中美在基础建设中的合作，力争在政治互信的前提下推动互惠互利的双边经济合作。 三、中美贸易争端聚焦
全球化以来，中美贸易争端时有发生，但互相严厉制裁的情况并不多，数次争执都以互相谈判妥协收场。但特朗普上任后，不仅对内减税对外加强征收，而且还针对契合“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通信制造商中兴通讯进行精准的定点打击，此种频频故意制造事端咄咄逼人的态势意味着本次争端明显与以往不同。因此，只有洞悉本次以“中兴事件”为代表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贸易争端的本质，理清其发展脉络，我国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从容不迫地应对此次挑战。
本次贸易争端美方主要有以下诉求。首先，平衡美中贸易严重失衡问题。根据2017年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中美贸易中美方的贸易逆差为3 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在2018年5月初的谈判中，美国希望中国从2018年到2020年将两国贸易赤字至少减少2 000亿美元。该诉求将可能导致我国被迫减少从第三国采购廉价产品，转向以更高的价格从美国采购，增加我国的消费成本。其次，保护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美方要求中方停止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持，认为这些补贴将可能引发“中国制造2025”工业计划所涉及行业的产能过剩，同时要求中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力度，取消有关技术转让的特定政策和做法，停止侵犯美国公司持有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该诉求将为我国以市场换技术进行跨越式发展的方式带来更多压力，导致我国不断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进行产业升级的道路受到巨大阻力。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做法为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通用做法，因此美方诉求的实质是遏制以中兴通讯公司为代表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施，阻止我国沿着全球价值链实现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最后，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确保美国在华投资者获得公平、有效和非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和待遇，包括取消外国投资限制和外国所有权/持股要求；把非关键部门所有产品的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相应关税的水平；取消特定的非关税壁垒，以改善服务业和农业等市场准入条件。该诉求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有悖于世界关于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权的共识；目前我国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与管理能力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该诉求一旦得逞，将为我国社会带来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粮食安全和宏观经济调控等一系列风险，甚至使“中国制造2025”产业升级的“中国梦”就此中断。
四、中美贸易争端原因
（一）中美贸易失衡
1.全球价值链分工不同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我国出口了大量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同时越来越多的境外资本从发达经济体转移至我国，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生产大量的加工贸易产品。在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下，我国进口了较多的中间产品，经过加工组装后再出口至其他国家。“中兴事件”中的主角中兴通讯公司即为典型代表，其高价从美国进口芯片，然后利用我国廉价的人力和资源进行加工组装，之后再销往其他国家。这其中的大部分收益都为发达国家获得，而我国只得到了微薄的加工收益，但在统计上则表现为我国贸易的大量顺差。以价值几百美元的苹果手机为例，我国只在加工贸易中获取几美元的收益，其余绝大部分都被美韩等国获取。由此可见，对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不仅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土地等资源成本，也为其本国消费者和资本家带来大量的实惠，虽然对美国低端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会产生一定影响，但这本质上是美国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中美经贸之间的矛盾。
2.美国社会储蓄率较低
一國的储蓄率不仅影响其产业资本的投资水平，而且也是影响其贸易差额的关键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其国内总需求长期超过总供给的结果。美国奉行消费至上主义，国内的储蓄率一直处于低位，但其国民每年却消费大量的科技产品，“寅吃卯粮”是美国民众生活的常态。2017年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统计，当年有68%的美国成年人计划购买至少一件高科技产品作为礼物，每个消费者平均花478美元用于购买智能设备、消费电子产品和高科技配件。在2017年的前三季度，美国净国民储蓄（政府、企业和居民储蓄经货币贬值调整后的总和）平均只占国民收入的1.9%，不及20世纪最后三十年平均值6.3%的三分之一[ 12 ]。美国的储蓄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在国内储蓄不足却仍然不断追求科技产品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美国必须从国外不断输入资本，通过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多边贸易赤字来吸引外资，以促进国内科技产业资本的聚集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而我国人民有勤俭节约的传统，国内储蓄盈余较多，这就意味着在多边贸易中可以长期保持一定的贸易顺差，而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低储蓄率国家则常年保持贸易逆差。可见，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失衡是导致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而无关乎中美双边的贸易问题。
3.统计标准差异
根据我国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历年最高，达2 758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贸易逆差为3 752亿美元；两者相差994亿美元，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统计标准差异、转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等[ 6 ]。现行贸易统计方法要求产品完全产自同一个国家，而在生产全球化时代，该统计方法直接导致美中贸易逆差被夸大。只有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获益情况，才能更客观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根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10—2013年，以贸易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传统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低48%～56%[ 13 ]。而在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1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测算结果，其中基于价值增值方法评估的两国逆差为1 790亿美元，与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2 024亿美元较为相近，而美国公布的中美贸易逆差是2 750亿美元。另据中方统计，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加工贸易，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总值口径统计的贸易顺差大约降低44.4%。可见中美贸易失衡并没有美方数据显示得那么严重[ 14 ]。 4.美元世界货币属性
美元是当今世界的国际支付货币，全世界60%以上的外汇储备为美元，超过80种货币的汇率盯住美元，全球外汇市场约80%都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15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消费主义，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了获取其他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商品，美国只有不断向外输出美元，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中兴通讯的廉价产品满足了美国底层社会人口的需求）。同时，其他国家又通过资本市场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元得以回流。换个角度说，美国利用其他国家的剩余储蓄来维持其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这必然导致国际贸易逆差，是美元霸权的副产品和超额消费必须承受的成本。如果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能维持，那么世界经济的增长将因美元国际货币失去流动性而失速，此时美国经济的增长也将难以为继。
（二）美国转移国内矛盾
1.为未来选举发力
全球化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不少低端劳动者丧失了就业机会。因此，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约0.4上升至目前的约0.48，社会阶层的结构性矛盾持续发酵[ 16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来自美国传统制造业富集的“铁锈地带”选民，在2016年把主张“美国优先”和加强贸易保护的特朗普送进白宫。随着2018年11月中期选举序幕的拉开，特朗普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维持参众两院多数党的地位，否则将影响其官员提名和提出的法案在国会中的通过率。为了继续获得中下层选民的支持，通过“中兴事件”制造对华贸易争端，大肆渲染全球化搶走了“铁锈地带”人们的工作岗位，这无疑是收买选民的良机。同时，特朗普也在谋划连任，其政绩和能否兑现竞选承诺将是一个重要因素。
2.国内经济不景气
美国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处于历史低谷，其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长期不见起色。相关数据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4.2%；在进入70年代后的三十年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约为3.3%；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下降到1.8%左右。即使除去经济危机的衰退年份，在2002—2007年间的景气繁荣期，美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2.7%；在经济复苏时期，2010—2016年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2.2%，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0.55%，陷入历史的低谷；在2017年美国宏观经济复苏到新周期的高点，但实际GDP增速也只有2.3%[ 17 ]。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风险随着赤字和债务的累积而日益加大。2017年末联邦债务总额高达20.21万亿美元，约等于当年GDP的105.4%，同时公众持有债务占比上升到76.5%。据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预测，2018—2023年联邦赤字每年都在万亿美元以上，公众持有债务占比均大于81%[ 18 ]。随着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推出减税法案，美国企业的所得税将从原来的35%降低为15%，个人所得税夫妻合并申报的起征点将从12 700美元上升至24 000美元，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加起来减少的数额高达1.4万亿美元[ 19 ]。虽然长期来看，减税政策有利于美国的商业环境，但短期的税收减少压力对于本来就已非常紧张的美国财政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试图从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与外部经贸关系入手寻求应对之道，特别是通过调整中美经贸关系改变不利局势。
（三）中国和平崛起
1.经济超速发展突破中美全球旧有格局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大幅提升并且远超预期，2017年我国GDP突破12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9 000美元[ 20 ]。我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一些重要的宏观指标已经超过美国。2017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9%，是美国2.3%的3倍，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63%。据估算，如果从2018年开始，美国平均GDP增速为2%，我国平均GDP增速为6%，那么我国将在2031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1 ]。表1为中美两国最近10年的GDP份额变化情况。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分工的现状已经不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2018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经济结构加快优化升级。紧紧依靠改革破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失衡难题，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我国相关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步升级，在一些新兴科技的细分领域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例如华为、中兴和联想都有部分产品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7年全球企业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统计数据，从各个国家的申请数量来看，美国占据首位，为56 624项，中国较上年增加了13.4%达到 48 882项，超过日本的48 208项，成功晋级全球第二；从具体企业《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数量看，华为和中兴通讯分别以4 024件和2 965件占据全球第一、第二位，领跑全球[ 22 ]。另外，我国在高铁、大型工程机械、航天、网络支付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已经悄然由二十年来的模仿跟进转变为齐头并进，甚至领跑。虽然我国的创新领跑主要体现在产品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上，尚未进入以前沿原发性创造发明带动产业技术革命的境界，然而有着14亿人口的巨大国家，各项事业都生机勃勃，飞速发展，并不断追赶着世界前沿，无时不在重塑着全球的经济版图，这不能不让现有超级守成大国美国忧心忡忡和倍感压力。
2.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强，抢占美国话语权
随着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不断提升，我国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积极与众多国际组织和新兴国家经济体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的治理中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不断提出优化现有全球治理格局的中国方案。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倡议筹建亚投行开始，到2017年12月，亚投行经过四次扩容后成员数增至84个，遍布各大洲，兼顾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实现了总体上的平衡[ 23 ]。亚投行成立以来，坚持专业、透明，遵循国际规则；2017年，亚投行获得国际最权威的三大评级机构的3A评级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零风险权重认定，这将有助于亚投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为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服务。在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已同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投资、科技、社会、人文和民生等合作领域，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近7 000列，市场化运营水平不断提升[ 24 ]。在我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情形下，美国希望保持原有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显得力不从心，并视我国的追赶式快速发展为挑战自己的“中心地位”，进而质疑能从我国“增长中受益”的传统判断。 五、贸易争端的影响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贸易争端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1.伤害中国经济，影响中国金融稳定
2018年6月15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对从我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根据商务部在2012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当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为20 487.1亿美元，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我国就业的拉动为59人次，当年因此产生的就业岗位达12 097万个。如果依据2012年的相关系数进行估计，那么500亿美元将影响大约295万个就业岗位。同时，据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测算，500亿美元的贸易争端会使我国的GDP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 25 ]。贸易争端导致的出口受阻还将使我国外汇收入减少，进而间接影响我国本土企业的盈利再投资。由于贸易争端涉及产品大多来自我国“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的行业，这部分产品在出口中占比较低，对就业的实际影响应比测算结果略小，但将对我国以中兴通讯为代表的相关产业通过并购或合资设厂进行产业升级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时，我国资本近年来持续外流，外汇储备从2014年8月的39 688亿美元递减至2018年6月的31 121亿美元。由于美国国内的减税政策，再疊加贸易争端带来的关税上涨，势必将促使对华投资的企业资本回流美国或者转移至其他第三国，这将进一步为我国的汇率稳定带来更大压力，也会使我国逐步丧失以市场换取机会进行人力资源升级的机遇。在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预期的共同作用下，资本外流可能加剧，国内利率将上升，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对新增就业机会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可能导致大批以中兴通讯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的实体经济陷入经营困局，使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或有可能重新滑落到低迷状态。如果再考虑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影响，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是为应对经济低迷采取货币宽松政策，还是为应对美联储加息而采取收紧货币的政策，这将迫使央行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货币政策波动性加大，对我国当前稳健的中性货币政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26]。
2.贸易争端影响美国资本积累，拖累经济继续增长
针对美国发起的贸易争端，我国进行了相应的回击。由于中美两国国情和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同，贸易争端产生的影响也将不同。首先，美国底层社会人口的生活成本将上升。由于我国出口至美国的多为低附加值的中低端制造产品，例如主打“性价比”的中兴廉价手机在美国一直维持着较大的出货量，因此贸易争端将导致美国市场以“中兴”及其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为代表的普通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社会中下层人口的生活成本将上升，将间接影响特朗普未来再次选举的民意基础。其次，贸易争端将削弱美国科技企业通过资本积累进一步创新发展的动力。贸易争端将使美国高科技产业失去我国巨大的市场，例如“中兴事件”中涉及的高端芯片将难以在其他市场找到同等规模的需求空间，同时还将受到我国高科技产品替代战略的挤压，导致其盈利预期下降，维持后期继续创新的动力难以为继。再次，贸易争端将可能为美国带来通胀并影响经济继续增长。美国的减税政策将导致政府赤字大幅增加，如果贸易争端导致对以中兴为代表的系列产品的进口减少，那么将可能使美国社会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产生通胀。这将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加息步伐，进而使股市和楼市下挫。此时，利率的上升将对企业投资成本和还债能力产生影响，物价上涨及资产价格波动将对家庭消费造成冲击。综合来讲，通胀将与贸易争端如影随形，并拖累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最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受到挑战。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通过世界自由贸易源源不断地向全球输送美元，为美国人民带来大量以中兴手机为代表的物美价廉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贸易赤字。如果美国坚持要减少贸易赤字，那么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寻求其他替代货币。
（二）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趋势
在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产业链中，各国都在努力维护当前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国家经济战略安全。从“中兴事件”中可见，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将可能进入具有不确定性的微妙敏感期。首先，贸易摩擦将可能常态化，并日趋频繁。这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沿着价值链进行产业升级息息相关，一方面是我国的快速追赶，另一方面是随着两国经贸规模的日益扩大而使得互相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贸易不平衡、低端产业配额、知识产权和相关出口补贴制度等方面将随时可能发生摩擦[ 27 ]。其次，贸易摩擦重心将逐步转向高科技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取得了成效，在以中兴和华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中尤其明显。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在通信领域不仅把国际科技巨头挤出中国市场，而且还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但在战略产业逐步晋级并激烈竞争国际市场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管理和经济制度改革等诸方面尚有欠缺，因此而导致的摩擦将可能日渐增多甚至成为常态[ 28 ]。再次，贸易摩擦领域扩大化和形式多样化。中国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将进一步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行为。而科技产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势必关系到投资、汇率和以会计与法务为代表的相关服务业等问题，因此贸易摩擦将蔓延至汇率、投资和服务领域。在当今的贸易格局中，美国已经逐渐放弃了反倾销等常用贸易壁垒手段，更加倚重技术性贸易壁垒，利用掌握的科技优势和话语权，通过科技产品、专利和相应标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对我国的产业升级形成打压态势。这些新的贸易壁垒手段具有隐蔽和多元性的特点，例如在劳工和碳排放标准等方面，美国显然更加熟稔其规则[ 29 ]。最后，贸易摩擦态势整体可控，但须谨慎应对防止擦枪走火。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贸易摩擦中掌握着主导权，但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能否成功遏制中国，选民是否愿意承受相关经济损失，都是值得美方再三思量的问题。而我国在贸易摩擦中总体处于守势，但具有经济发展前景较好、体量巨大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可承受一定的贸易冲击。但我国必须认识到存在的差距，保持清醒和克制，有策略地采取反击措施，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贸易战继续升级[ 30 ]。 六、我国的应对策略
（一）建设应急预警联动机制
贸易摩擦应急预警联动机制是一国在贸易摩擦监测和信息预警过程中形成的固定程序或方式，一般由静态结构和动态机制组成。静态结构是指贸易摩擦预警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及相关主体的规定制度和规章等；动态机制指贸易摩擦预警的主体根据静态结构具体实施时形成的固定处理模式[ 31 ]。在反全球化浪潮日渐抬头和我国经济在全球份额占比越来越高的国际背景下，与我国相关的贸易争端数量不断增多，涉及商品范围日渐扩大，相关手段不断迭代更新。为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对我国产生的不利影响，我国尤其需要加快建设一套由政府组织、专家智库、行业协会和企业全方位参与的应急预警联动机制。首先，由政府部门牵头，协调专家智库、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形成信息透明和共享制度；行业协会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作为，积极发挥好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纽带作用。其次，在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的解决与预防中，存在一些非常专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等问题，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机构参与其中，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再次，倡导各类外贸企业加入本行业协会，加强与行业协会的联系，在行会协会中主动分享与汇总对外贸易信息，并配合行业协会做好贸易摩擦预警的基础工作。
（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推进多元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符合我国的利益，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将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和商品输送至沿线国家或地区，与其一起分享我国发展的成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帮助沿线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还可以通过较低的关税让利于双方的消费者，使双方的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当然，在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同时，我国也实现了产业技术的进一步升级[ 32 ]。因此，我国要坚决支持和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积极务实地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多元化，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33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参与世界治理的话语权日渐增强，将逐步从规则的参与者变成制定者。我国应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时代呼声，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中日韩自贸區谈判，积极响应东盟发起的RECP谈判，在条件成熟时可主动推进中欧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只有不断构建和完善自贸区网络，继续扩大开放和拓展全球市场，才能为我国的产业升级找到稳定的供应链第三替代国，减弱对美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
（三）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消除一切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提高我国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转变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经济持续不断地注入增长动力，使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提升，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努力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创新，用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工艺；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学管理经验，改造传统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只有通过产业的逐步升级，实现高科技产品的进口替代，特别是在一些核心的关键技术领域补齐短板，占据产业链的上游，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附加值。其次，完善市场机制，消除各类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壁垒，让市场主导经济的发展；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财税改革，建立主要面向个人所得与财产课税的公平型税制，调整不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倒逼国内产业加速升级调整（不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不仅容易弱化国内企业的自生能力，而且为其他国家制造贸易摩擦提供了借口）[ 9 ]。通过减税和去杠杆的系列操作，降低对出口和债务的依赖，逐步健全风险敞口过大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促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的本质。最后，改革当前的人才培养和用人制度，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剔除限制人才流动的不合理制度；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扩大内需，改变过去单纯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增长模式，重点培育消费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
（四）在边打边谈中做大中美利益“公约数”
美国政府认为，大量廉价商品涌入美国降低了本国人民的就业机会，但实际上我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少数所谓“高科技产品”也大多是在我国完成劳动密集的增值环节，如在河南富士康组装苹果手机，一台iPhone X的零部件合计成本约为370美元，但在我国大陆实现的增值仅占成本的3%～6%，不足30美元。据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2010—2016年中美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2016年美国对我国大陆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为15.8万美元/人，而我国对美的对比数据为1.71万美元/人，前者约为后者的9倍。因此，如果我国对美减少出口，那么留下的市场也会被其他的发展经济体所占有，不会为美国本土带来低端市场的就业机会。
可见，中美经贸已经深度融合，两国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但面对特朗普政府的一己偏见和一意孤行，我国只有坚持以战止战的策略，方能使美国充分认识到双方经贸往来并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生关系。因此，当美国每发起一场针对我国的贸易制裁时，我国应即时予以规模同等的回击，但也要表明谈判的大门是随时敞开的。在各有妥协的边打边谈中争取更多的合作机会，充分发挥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做大共同利益“公约数”，方可解决分歧，实现共赢。首先，我国是一个有着广阔市场的人口大国，可以增加农产品的进口，并适度和有序地放开汽车行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市场；美方可适度放松对天然气和高科技产品的相关出口管制，双方共同努力平衡贸易逆差。其次，我国在人力成本和基础建设经验等方面具有优势，可协助美国改善国内落后和陈旧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在“铁锈地带”大有可为，亦可借建设“一带一路”的东风，发挥美国管理和资本的优势，两国合作开发建设第三国。再次，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美两国在反恐、保护国际贸易安全等国际治理活动中亦有很大合作空间。最后，在充分尊重国际贸易规则与中美两国国情和文化的前提下，成立贸易摩擦应急磋商机构，共同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逐步消除各类歧视性政策和投资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逐步增加国家安全检查规则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这可从重启中美BIT谈判着手，推动市场双向开放，探索负面清单制度以及相关高标准的最佳路径，在条件成熟时启动范围更广的双边投资与贸易协定（BITT）谈判[ 34 ]。 （五）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金融系统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稳定增长和防范风险的特殊时期，特别是近年來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社会债务率居高不下，房地产严重透支居民消费能力，金融系统脱实向虚、逐渐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轨道的趋势严重，再加上与美国贸易争端的负面影响，我国经济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应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和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妥善处理好稳定增长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当前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及其预期相互强化的情况下，采取多种稳健的非对称管理手段，在防止资本外流的同时加大引进资本活水的力度，确保汇率及其预期稳定。其次，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尤其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特别是在钢铁等产能过剩领域，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合理有序地降低债务杠杆，辅以减税降费，以扩大内需，利用经济的内生动力来消弭贸易争端产生的影响。最后，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强化主动防御性的金融风险管理模式，守住资本账户管理的底线，有秩序地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应把握全局，放眼未来，审慎有序地推进，使其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针对潜在风险，应联合境外监督管理机构，建设风险信息共享的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风险预研、预判和预警能力。
七、结论
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格局，这导致美国精英阶层单方面认为其利益空间受到挤压，因此美国政府产生了制造贸易争端的冲动，且这种冲动将因我国的和平崛起无法被遏制而长期存在。虽然我国通过改革开放之后的不断发展，逐步占据了全球价值链中比较重要的一环，但“中兴事件”说明我国在科技领域与美国尚有很大差距，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依然是我们跟进学习的目标。中美两国在全球化发展中已经水乳交融，无法分割，在合作与分歧之间取得再平衡要有底线思维，以保障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贯彻与实施的连续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面临美国发起的贸易争端，我国应不惧战不怕战，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敞开谈判的大门，在边打边谈中深挖中美科技发展价值链中不同环节之间互补合作的潜力，尤其是在知识付费和科技产业资本的发展和管理方面的合作潜力。只有做大中美利益的“公约数”，才能在共同发展中逐步消弭分歧，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参考文献：
[1]SAMUELSON P A.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 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 iz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4（3）：135-146.
[2]STURM D M.Product standards，trade disputes，and protec tionism[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 dienne déconomique，2010（2）：564-581.
[3]王宾容，王久乐.国际产业结构趋同与中美贸易摩擦动因[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6）：58-66.
[4]徐振伟.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原因——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64-71.
[5]任靓.特朗普贸易政策与美对华“301”调查[J].国际贸易问题，2017（12）：153-165.
[6]徐洪才，陈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及解决之道[J].中国经贸导刊，2018（13）：9-11.
[7]洪银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4）：13-23.
[8]李昕.中美贸易摩擦——基于GTAP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11）：50-65.
[9]周晓波，宋立义，倪坤.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经济影响和我国的应对策略[J].新金融，2018（6）：31-35.
[10]张杰.中美经济竞争的战略内涵、多重博弈特征与应对策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3）：1-22.
[11]陈继勇，陈大波.特朗普经贸保护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7（10）：96-104.
[12]史蒂芬·罗奇.美国贸易逆差源于低储蓄率，不能把中国当替罪羊[J/OL].（2018-03-27）[2019-06-15].http：//www. beijingreview.com.cn/shishi/201803/t20180327_80012473 3.html.
[13]任泽平.中美贸易战：原因、影响、展望及应对[J].新能源经贸观察，2018（7）：54-57.
[14]王志伦.贸易顺差在中国，利益顺差在美国[J/OL].（2018- 04- 26）[2019- 06- 15].http：//www.banyuetan.org/ chcontent/sz/hqkd/2018426/249457.shtml.
[15]宋瑞.欧元对世界及我国进出口企业和金融业的影响[J].改革与理论，1998（11）：38-39.
[16]哈继铭.中美贸易冲突的六大原因及影响[J].卓越理财，2018（6）：14-16.
[17]陈宝森.美国经济中长期前景与中美经贸关系展望[J].新金融，2006（8）：11-13.
[18]李超民.美国财政困局的国际贸易效应[J].国际关系研究，2018（3）：49-64，154-155. [19]許权胜.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危”与“机”[N].证券时报，2017-05-02（A03）.
[20]徐圻.小康社会必须提升文化品质[J].理论与当代，2003（1）：14-15.
[21]李迅雷.从高端消费到高端制造——在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中寻找投资线索[J].四川省情，2018（3）：39-41.
[22]何路曼.2017中国专利申请数超过日本升至第二，美国居首[J/OL].（2018-03-22）[2019-06-15].http：//www.chi nanews.com/gj/2018/03-22/8473501.shtml.
[23]尚前名.亚投行胜在合作共赢[J].瞭望，2018（5）：5.
[24]王义桅.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J].大陆桥视野，2018（4）：60-69.
[25]马骏.500亿美元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已基本被市场消化[J/OL].（2018-07-06）[2019-06-15].http：//www. xinhuanet.com/2018-07/06/c_1123087386.htm.
[26]吴秀波.特朗普激进经济政策主张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及应对策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1）：5-10.
[27]高祥，刘道纪.中美贸易摩擦的趋势及其对策[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121-130.
[28]闫克远.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基于结构的视角[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29]朱铭.浅谈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趋势及我国的对策[J].中国市场，2017（21）：74-75.
[30]黄礼健.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原因、影响及趋势分析[J].新金融，2018（9）：20-24.
[31]王淳，贾玉良.欧盟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7（12）：68-70.
[32]柯建飞，于立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战：理论分析与中国应对策略[J].全球化，2017（6）：71-84，135-136.
[33]李巍，张玉环.“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经贸关系[J].现代国际关系，2017（2）：8-14，39，66.
[34]张茉楠.开启中美经贸新模式与减少中美贸易摩擦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7（6）：99-104.
Research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Case of“ZTE Incident”
LI Ji1and LUO Rong-hua2
（1.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29，China；2.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Beijing102600，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China’s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and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has been rapidly improved，which rebuilt the interests distribution of China and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result，the interests of elite class in America has been squeezed，which give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he impulse of trade dispute. And this impulse will exist in the long run because of China’s peaceful rising. Trad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changes in labor division，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internal conflict in America. It is also the countermeasure for America to suppress China’s rising. The ongoing trade disput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will hurt China’s economy，have impact on China’s financial stability；and it will also have impact on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America，and slow down its economic growth. The“STE incident”indicates that there is still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America is still the No.1 in this field. China and America has already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co-existed. To achieve the rebalan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dispute，both of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have the idea of bottom line. So，facing the trade dispute，China should establish the early-warning mechanism，tak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the opportunity，maintain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expand the interests“common divisor”of China and America，promot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maintain the stable macro-economic policy，and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financial system.
Key words：trade disputes；“ZTE incident”；“Made in China 2025”；negotiating in a trade dispute；win-win co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