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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排名大幅跃升，为何清廉指数得分比去年只高0.1分？
·腐败案件居高不下，是否说明“越反越腐”？
·腐败案件的高发率与政治制度有必然关系吗？
·中国反腐败可以照搬西方模式吗？
去年11月8日，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了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在世界上16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排名从2005年的第78名大幅跃进到第70名，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当前反腐败中的一些热点话题呢？《廉政瞭望》记者为此专访了透明国际组织亚太区项目官员廖燃，以下为采访的主要内容。
记者：清廉指数（CPI）是透明国际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廉洁度的主要指标，指数越高越清廉。2006年我国排名虽然大幅上扬，但为什么CPI得分为3.3，只比去年高0.1？
廖燃：透明国际从1995年开始CPI指数排名，当年中国CPI是2.16；从1995年至今十年间，中国CPI得分提高了1.5分，这个幅度，不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整个世界都是最高的，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努力和进步，这种进步远远超过了亚洲地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说这跟中国在反腐败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记者：近年来中国反腐败的决心和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国内也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反腐败越反越腐”，他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腐败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廖燃：中国反腐败斗争在过去1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建立起了一个反腐败的法律框架、并正在朝向建设一个以预防、打击和教育三者并重的国家廉政体系。现在，死刑用得少了，但是，事前预防的措施增多了，像检察机关建立行贿“黑名单制度”等等，所以，法律的威慑力提高了。
中国过去十年腐败案件之所以居高不下，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逐渐减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有的突出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冒出来。所以，一些人感觉是“反腐败越反越腐”。这种感觉跟实际情况并不吻合。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其一，在1998年以前中国腐败最严重的两个领域是海关和公共采购。当时，全国几乎所有海关都出事，但从1999年以后，海关关长的腐败案件就比较少了，但这一点却不为人们所知。其实，中国的海关在反腐败中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国际反腐败运动中还是比较先进的。其二，中国现在基本上在全国都建立起了建筑有形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对它的功能和潜力，在理论界里仍然是见仁见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建筑有形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对调节建筑市场和公共采购领域的乱象，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但在海关和公共采购领域的腐败现象受到了有效打击和治理的同时，土地和金融市场的矛盾在这几年里又有了突出的表现。就拿土地来说，中国过去十年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有100亿元人民币以上，土地已经成为滋生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温床。中国政府曾连续发布通知，严厉禁止地方政府滥批土地，尤其是占用耕地。但越是严厉禁止，地方政府与商家越是在土地资源稀缺中看到了无限商机，官商勾结为圈地狂潮推波助澜。1991年到1995年间，中国每年平均净减耕地440万亩；而在中央下令“冻结”批地的1996年到2003年，中国年均耕地净减量却猛增到1428万亩。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的腐败案件的高发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与实行的政治制度有关，与民主进程有关。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廖燃：我认为，“发达国家必然比发展中国家清廉”和“民主国家必然比不民主的国家清廉”的观点是错误的。新加坡和香港被西方媒体列为“不民主”的地方，但它们的清廉比之印度、印尼和孟加拉国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说，腐败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而同机会有密切的关系。只要有机会，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腐败官员就照贪不误。中国现在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这样一个双重转型过程，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客观上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促成了腐败案件的大量发生。
最近几年，中国最严重的腐败来自房地产和金融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现在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和贸易活动中，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中各种势力也快速进入中国，中国市场正在变成全球各种不同背景资本的投资场所。1992年～2004年，国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均增速高达28.9%，近年来，由于美元持续大幅贬值，给盯住美元或货币篮子中美元比重过高的很多亚洲货币以巨大的升值压力，尤其是人民币，施压其升值会对亚洲货币升值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有鉴于此，巨额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民币投机狂潮。这些进入中国的热钱，为了获得机会贱买高卖，他们必然要盯住各地各级党政官员，以求以最低的价格买来最好的土地，伺机再抛出。这是近年来所有落马的官员都同土地批租有关的主要原因。
记者：针对中国腐败的特点，透明国际组织对中国当前进行的反腐败有何建设性意见？
廖燃：各国国情、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反腐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药到病除的良方。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反腐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朝向加强国家廉政体系建设、不断建立和健全反腐败的法律框架、增强法律的威慑性、减少腐败发生的漏洞和机会的方向发展。另外，要建立起各种专业行会的行为准则和养老金的制度建设，这样，一旦官员或专业人员涉入腐败案件，就应该开除公职、吊销他们的专业资格，让他们再无法从事相关专业，甚至取消养老金。这样的制裁，会比死刑的威慑性更大。
此外，中国过去为了搞活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大量的权力给下放到地方，导致各地腐败案件大量增加。如何处理好“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以搞活经济”与“地方官员权力过大导致腐败”的矛盾，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中，是今后几年中国反腐败部门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记者：芬兰、冰岛连续几年被透明国际评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廖燃：芬兰、冰岛等国的清廉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发达的经济水平保证了人均教育水平较高，促成了人人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气；小国、寡民、媒体发达，使得官员要作案也难免草木皆兵，腐败案件难以掩盖；银行、税收、会计、审计部门监管积极严格，使得腐败收益无处藏匿；官员流动性高打破了腐败的关系网，使得搞腐败的“人情投资”不确定因素高、回报率低；还有以内部监控和行业自律行为守则两大体系为主的行业监管。这些经验中有中国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也有不可复制的因素。
记者：近年来中国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越来越“外向”，积极寻求反腐的国际合作。透明国际组织作为全球知名的民间反腐机构，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吗？
廖燃：近年来，中国采取国际合作的态度，把反腐败问题放在全球来研究，依靠国际合作来找到外部反腐败动力和机制，这是反腐败斗争的新趋向。透明国际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同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合作关系，但我们把中国政府作为反腐败利益攸关者，是反腐败的重要同盟军。毕竟，反腐败涉及到许多重要的法律法规建设，没有当局的参与是不可能的。
透明国际组织的秘书处设在德国柏林，在英国伦敦、智利圣地亚哥设有常驻办公室，在各主要国家建立了分会（包括中国），其主要资金来源为各国发展援助机构、基金会及企业。
透明国际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国际上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很大。它在全球反腐败斗争中，在国际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中确立透明与监督概念，提高国际社会对腐败及其危害的意识，倡导有关政府进行政策改革，促进落实国际多边公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很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赞许。
透明国际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特点侧重于加强国家及国际廉政体系建设，而非曝丑揭短，坚持不卷入任何调查政府、公司或个人之腐败个案。透明国际曾经帮助加拿大、韩国、巴西以及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反腐败规划，赢得了这些政府的赞同。
跨国经济活动对透明国际的指数排名有相当的敏感，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腐败排行榜”，从新加坡的（低）腐败水平到墨西哥的（高）腐败水平，相当于将关税税率提高了20％强。而关税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一个国家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将下降大约5％。
·腐败案件居高不下，是否说明“越反越腐”？
·腐败案件的高发率与政治制度有必然关系吗？
·中国反腐败可以照搬西方模式吗？
去年11月8日，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了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在世界上16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排名从2005年的第78名大幅跃进到第70名，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当前反腐败中的一些热点话题呢？《廉政瞭望》记者为此专访了透明国际组织亚太区项目官员廖燃，以下为采访的主要内容。
记者：清廉指数（CPI）是透明国际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廉洁度的主要指标，指数越高越清廉。2006年我国排名虽然大幅上扬，但为什么CPI得分为3.3，只比去年高0.1？
廖燃：透明国际从1995年开始CPI指数排名，当年中国CPI是2.16；从1995年至今十年间，中国CPI得分提高了1.5分，这个幅度，不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整个世界都是最高的，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努力和进步，这种进步远远超过了亚洲地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说这跟中国在反腐败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记者：近年来中国反腐败的决心和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国内也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反腐败越反越腐”，他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腐败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廖燃：中国反腐败斗争在过去1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建立起了一个反腐败的法律框架、并正在朝向建设一个以预防、打击和教育三者并重的国家廉政体系。现在，死刑用得少了，但是，事前预防的措施增多了，像检察机关建立行贿“黑名单制度”等等，所以，法律的威慑力提高了。
中国过去十年腐败案件之所以居高不下，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逐渐减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有的突出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冒出来。所以，一些人感觉是“反腐败越反越腐”。这种感觉跟实际情况并不吻合。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其一，在1998年以前中国腐败最严重的两个领域是海关和公共采购。当时，全国几乎所有海关都出事，但从1999年以后，海关关长的腐败案件就比较少了，但这一点却不为人们所知。其实，中国的海关在反腐败中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国际反腐败运动中还是比较先进的。其二，中国现在基本上在全国都建立起了建筑有形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对它的功能和潜力，在理论界里仍然是见仁见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建筑有形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对调节建筑市场和公共采购领域的乱象，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但在海关和公共采购领域的腐败现象受到了有效打击和治理的同时，土地和金融市场的矛盾在这几年里又有了突出的表现。就拿土地来说，中国过去十年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有100亿元人民币以上，土地已经成为滋生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温床。中国政府曾连续发布通知，严厉禁止地方政府滥批土地，尤其是占用耕地。但越是严厉禁止，地方政府与商家越是在土地资源稀缺中看到了无限商机，官商勾结为圈地狂潮推波助澜。1991年到1995年间，中国每年平均净减耕地440万亩；而在中央下令“冻结”批地的1996年到2003年，中国年均耕地净减量却猛增到1428万亩。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的腐败案件的高发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与实行的政治制度有关，与民主进程有关。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廖燃：我认为，“发达国家必然比发展中国家清廉”和“民主国家必然比不民主的国家清廉”的观点是错误的。新加坡和香港被西方媒体列为“不民主”的地方，但它们的清廉比之印度、印尼和孟加拉国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说，腐败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而同机会有密切的关系。只要有机会，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腐败官员就照贪不误。中国现在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这样一个双重转型过程，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客观上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促成了腐败案件的大量发生。
最近几年，中国最严重的腐败来自房地产和金融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现在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和贸易活动中，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中各种势力也快速进入中国，中国市场正在变成全球各种不同背景资本的投资场所。1992年～2004年，国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均增速高达28.9%，近年来，由于美元持续大幅贬值，给盯住美元或货币篮子中美元比重过高的很多亚洲货币以巨大的升值压力，尤其是人民币，施压其升值会对亚洲货币升值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有鉴于此，巨额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民币投机狂潮。这些进入中国的热钱，为了获得机会贱买高卖，他们必然要盯住各地各级党政官员，以求以最低的价格买来最好的土地，伺机再抛出。这是近年来所有落马的官员都同土地批租有关的主要原因。
记者：针对中国腐败的特点，透明国际组织对中国当前进行的反腐败有何建设性意见？
廖燃：各国国情、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反腐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药到病除的良方。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反腐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朝向加强国家廉政体系建设、不断建立和健全反腐败的法律框架、增强法律的威慑性、减少腐败发生的漏洞和机会的方向发展。另外，要建立起各种专业行会的行为准则和养老金的制度建设，这样，一旦官员或专业人员涉入腐败案件，就应该开除公职、吊销他们的专业资格，让他们再无法从事相关专业，甚至取消养老金。这样的制裁，会比死刑的威慑性更大。
此外，中国过去为了搞活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大量的权力给下放到地方，导致各地腐败案件大量增加。如何处理好“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以搞活经济”与“地方官员权力过大导致腐败”的矛盾，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中，是今后几年中国反腐败部门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记者：芬兰、冰岛连续几年被透明国际评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廖燃：芬兰、冰岛等国的清廉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发达的经济水平保证了人均教育水平较高，促成了人人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气；小国、寡民、媒体发达，使得官员要作案也难免草木皆兵，腐败案件难以掩盖；银行、税收、会计、审计部门监管积极严格，使得腐败收益无处藏匿；官员流动性高打破了腐败的关系网，使得搞腐败的“人情投资”不确定因素高、回报率低；还有以内部监控和行业自律行为守则两大体系为主的行业监管。这些经验中有中国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也有不可复制的因素。
记者：近年来中国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越来越“外向”，积极寻求反腐的国际合作。透明国际组织作为全球知名的民间反腐机构，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吗？
廖燃：近年来，中国采取国际合作的态度，把反腐败问题放在全球来研究，依靠国际合作来找到外部反腐败动力和机制，这是反腐败斗争的新趋向。透明国际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同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合作关系，但我们把中国政府作为反腐败利益攸关者，是反腐败的重要同盟军。毕竟，反腐败涉及到许多重要的法律法规建设，没有当局的参与是不可能的。
透明国际组织的秘书处设在德国柏林，在英国伦敦、智利圣地亚哥设有常驻办公室，在各主要国家建立了分会（包括中国），其主要资金来源为各国发展援助机构、基金会及企业。
透明国际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国际上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很大。它在全球反腐败斗争中，在国际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中确立透明与监督概念，提高国际社会对腐败及其危害的意识，倡导有关政府进行政策改革，促进落实国际多边公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很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赞许。
透明国际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特点侧重于加强国家及国际廉政体系建设，而非曝丑揭短，坚持不卷入任何调查政府、公司或个人之腐败个案。透明国际曾经帮助加拿大、韩国、巴西以及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反腐败规划，赢得了这些政府的赞同。
跨国经济活动对透明国际的指数排名有相当的敏感，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腐败排行榜”，从新加坡的（低）腐败水平到墨西哥的（高）腐败水平，相当于将关税税率提高了20％强。而关税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一个国家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将下降大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