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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引进外资的种种超国民待遇优惠举措，外资在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维持适度投资规模和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我国跨境資本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主要表现为资本流入规模超常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稳步推进、异常资本流动显著加强等，这将对我国的经济金融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应对境外资本大规模流入，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一、我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现状
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是境外资本流入与境内资本流出并存的资本流动现象。我国吸收外资从2002年的5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47亿美元,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对外投资从2002年25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87亿美元，从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13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目前我国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流入规模超常增长。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为1496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73%；撤回清算等流出112亿美元，同比增长32%；净流入1384亿美元，同比增长77%。其中非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418亿美元；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78亿美元。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地较为集中。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中国香港（790亿美元）、美国（97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69亿美元）、日本（67亿美元）、新加坡（64亿美元）、韩国（47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38亿美元）、英国（26亿美元）、德国（21亿美元）、开曼群岛（15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在华投资金额占同期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90%。部分自由港来华直接投资资金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7年，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巴巴多斯、西萨摩亚等自由港对华直接投资资金额约为80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16%，占我国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6%。
（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推进。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89亿美元，较2006年下降13%；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等汇回19亿美元，增长169%；净流出170亿美元，下降20%。2007年，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187亿美元，其中股本投资75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40%；利润再投资60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2%；其他投资52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28%。从投资目的地看，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去向依次为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欧洲。其中，对美洲和亚洲地区的投资占约占3/4，对大洋洲、非洲和欧洲地区的投资各占约1成。从投资方式看，跨国并购活跃。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更多地采用收购兼并方式开展对外投资。2007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
（三）证券投资首次开始实现顺差。2007年，我国证券投资顺差为187亿美元，而2006年为逆差676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大幅下降。2007年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23亿美元，2006年为净流出1104亿美元，其中对外债务证券投资净流入129亿美元，2006年为净流出1090亿美元。另外，吸收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较上年大幅减少。2007年，我国净吸收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210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51%，其中，境内银行和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29亿美元，下降近7成；吸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10亿美元，而2006年为33亿美元。
（四）热钱过境频繁。“热钱”又称“逃避资本”，通常指在国际从事谋利活动的短期资金，来源于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流动资金及一些暂时闲置或过剩资金，国际银行拥有的短期资金及其外汇、信贷业务资金，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保值性运用的一部分资金，各种投资基金及其他专项基金。近年来，大量热钱在我国频繁过境，以寻求套利机会。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约3272亿美元，与新增外汇储备差额高达1347亿美元。而2006年该差额仅为3.62亿美元，即热钱规模一年间飙升了370余倍。
二、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
我国经济金融的负面效应
（一）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境外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并结汇，势必加剧国际收支失衡格局，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并转化为外汇储备，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又助长境外资本大量流入进行投机活动，扰乱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后人民币开始不断升值。2007年以来，人民币呈现加速升值态势。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591。按照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高达15.42%，而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已高达6.5%，接近2007年全年6.53%的升值水平。
（二）增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外资大量流入将促使需求扩大，增加国内物资需求，加剧国内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另外，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迫使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形式被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加大货币供给，对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带来较大的压力，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时地通过货币市场的正向回购和发行票据回笼过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增加了461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现行比价换算，就有3.3万多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从而加大了基础货币供给增长的压力，而基础货币的增加就意味着增大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为了防止提高利率引发大规模外国投资资本流入我国进行套利活动，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不易灵活运用利率政策来缓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只能采用其他手段(包括行政手段)抑制通货膨胀。
（三）滋生外汇非法交易活动，扰乱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目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投机性资本或其他违规资金往往通过进出口价格虚报、预收货款和延迟付汇造假，直接投资、借入外债等方式将外汇资金以“合法”形式流入境内。当获利流出时，这些资金如果无法合理出境，就会寻求非正常渠道进行操作。这便为地下钱庄提供了原始需求，助长非法外汇资金的交易，扰乱国内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
（四）增大金融市场的风险，助长“多米诺骨牌”效应。伴随着我国的银行业、证券市场等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而且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跨境流动形成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日益密切的关系链，极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当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发生混乱时，便会传导至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形成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或全球金融危机。
（五）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加大金融创新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开放，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促使我国面临一个金融创新的高潮。金融创新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力，但同时也给金融体系带来一定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它的发展，打破了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与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通过这种联系传递到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大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三、加强跨境资本双向流动
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离岸金融中心资本流动监管。首先，中国银行业协会应当推动各家银行改善信息交流，以便掌握离岸公司投资企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状况尤其是对属于同一集团的多家离岸公司投资企业，应当努力掌握集团总体资产负债结构。其次，改进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流，尽可能提高离岸公司经营的透明度。最后，对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代理机构应该适当地进行管制，防止其非法办理投机资本的离岸化返程投资。
（二）汇率调整须双管齐下。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汇率政策的操作宜采取名义汇率调整和实际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扩大，这将是一石二鸟，不仅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小，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决定自2007年5月21日起，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动区间从过去的0.3%扩大至0.5%。扩大浮动区间，而不是像市场预期的再度调升人民币汇率基准，显示了中国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的一贯立场。关于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而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中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套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人阶层的收人，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
（三）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是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内容。改进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取向为“严进宽出”与“严进严出”相结合。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展，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以往外汇管理中存在的重流入、轻流出的不对称性正在改观。现阶段，“严进宽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正在取代以往外汇管理中的“宽进严出”政策。在宽出方面：一是继续有序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汇、用汇限制。二是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的规模、品种等限制。三是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等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调整，如简化服务贸易售付汇凭证并放宽审核权限，对居民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拓展境内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允许证券、保险机构在一定额度内开展境外投资。在严进方面：一是改进外债管理方式，从严控制短期外债过快增长。二是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检查和非法外汇交易的打击力度。三是继续落实和巩固贸易外汇售结汇、个人外汇和外资进入房地产等监管政策，加强对贸易信贷等资金流入的管理。四是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实行严密监测。这些改革也将促进外汇市场创新，从而进一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严进宽出”的政策只是运用于一般的或正常的外汇管理，而对于热钱的进出则必须采用“严进严出”的特殊政策。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外汇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点监督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强化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对没有实际交易背景和虚报出口交易额的外汇流入严厉查处。可通过税收政策来阻击热钱流入，如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征收升值利得税，将外资出售房地产和购买房地产之时的汇率相减，对纯粹因升值而获的投资收益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负，既可平抑房地产价格又可抑制人民币升值投机。又如，可研究探讨选择适当时机开征“托宾税”，以此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当然，开征“托宾税”也会使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但如果采用合适的制度安排，給一定时期内保持资金账户稳定的交易实行“退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依法合规投资活动的正常运行。为使这一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和权威性，可考虑制定《反热钱法》。
（四）拓宽境外投资发展渠道。现阶段境外投资发展受流动资金欠缺的约束和企业自身因素制约等影响，发展渠道窄小，甚至不流畅，有必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树立不仅重“外资”，也要重“走出去”的思想观念。有关部门和企业之间要搭建到境外投资发展的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境外投资业务。还要精心选择境外投资主体，重点扶持发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经济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走向境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对境外投资项目给予一定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投入，帮助境外企业做强做大。正确引导我国资本合理地向境外流出，促使境内外外汇资金科学地、有序地、合理的流动，来维护和保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五）尽快建立资本逆转预警预案防范机制。根据目前我国资本流动趋势，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资本逆转预警预案防范机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1、建立资本流动预警方案；2、密切关注美元汇率变动；3、组织力量对世界各黄金、货币、证券等交易市场流量进行监测；4、出台已留存在我国资本市场的短期资本变更为中长期资本的优惠政策；5、出台鼓励留存在我国境内的外债资金转为企业资本金的政策。通过上述措施，防止我国资本流动逆转，避免爆发金融危机，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六）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跨境金融风险。资本的跨境流动具有跨国界性，一国难以全面有效地监测其流动，而且，其带来的金融风险常常会在国家间产生传递效应。因此，应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建立跨国界的金融安全网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如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合作，构建亚太区域宏观经济监测系统。
一、我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现状
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是境外资本流入与境内资本流出并存的资本流动现象。我国吸收外资从2002年的5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47亿美元,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对外投资从2002年25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87亿美元，从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13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目前我国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流入规模超常增长。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为1496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73%；撤回清算等流出112亿美元，同比增长32%；净流入1384亿美元，同比增长77%。其中非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418亿美元；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78亿美元。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地较为集中。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中国香港（790亿美元）、美国（97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69亿美元）、日本（67亿美元）、新加坡（64亿美元）、韩国（47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38亿美元）、英国（26亿美元）、德国（21亿美元）、开曼群岛（15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在华投资金额占同期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90%。部分自由港来华直接投资资金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7年，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巴巴多斯、西萨摩亚等自由港对华直接投资资金额约为80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16%，占我国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6%。
（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推进。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89亿美元，较2006年下降13%；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等汇回19亿美元，增长169%；净流出170亿美元，下降20%。2007年，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187亿美元，其中股本投资75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40%；利润再投资60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2%；其他投资52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28%。从投资目的地看，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去向依次为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欧洲。其中，对美洲和亚洲地区的投资占约占3/4，对大洋洲、非洲和欧洲地区的投资各占约1成。从投资方式看，跨国并购活跃。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更多地采用收购兼并方式开展对外投资。2007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
（三）证券投资首次开始实现顺差。2007年，我国证券投资顺差为187亿美元，而2006年为逆差676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大幅下降。2007年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23亿美元，2006年为净流出1104亿美元，其中对外债务证券投资净流入129亿美元，2006年为净流出1090亿美元。另外，吸收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较上年大幅减少。2007年，我国净吸收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210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51%，其中，境内银行和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29亿美元，下降近7成；吸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10亿美元，而2006年为33亿美元。
（四）热钱过境频繁。“热钱”又称“逃避资本”，通常指在国际从事谋利活动的短期资金，来源于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流动资金及一些暂时闲置或过剩资金，国际银行拥有的短期资金及其外汇、信贷业务资金，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保值性运用的一部分资金，各种投资基金及其他专项基金。近年来，大量热钱在我国频繁过境，以寻求套利机会。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约3272亿美元，与新增外汇储备差额高达1347亿美元。而2006年该差额仅为3.62亿美元，即热钱规模一年间飙升了370余倍。
二、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
我国经济金融的负面效应
（一）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境外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并结汇，势必加剧国际收支失衡格局，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并转化为外汇储备，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又助长境外资本大量流入进行投机活动，扰乱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后人民币开始不断升值。2007年以来，人民币呈现加速升值态势。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591。按照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高达15.42%，而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已高达6.5%，接近2007年全年6.53%的升值水平。
（二）增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外资大量流入将促使需求扩大，增加国内物资需求，加剧国内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另外，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迫使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形式被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加大货币供给，对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带来较大的压力，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时地通过货币市场的正向回购和发行票据回笼过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增加了461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现行比价换算，就有3.3万多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从而加大了基础货币供给增长的压力，而基础货币的增加就意味着增大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为了防止提高利率引发大规模外国投资资本流入我国进行套利活动，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不易灵活运用利率政策来缓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只能采用其他手段(包括行政手段)抑制通货膨胀。
（三）滋生外汇非法交易活动，扰乱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目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投机性资本或其他违规资金往往通过进出口价格虚报、预收货款和延迟付汇造假，直接投资、借入外债等方式将外汇资金以“合法”形式流入境内。当获利流出时，这些资金如果无法合理出境，就会寻求非正常渠道进行操作。这便为地下钱庄提供了原始需求，助长非法外汇资金的交易，扰乱国内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
（四）增大金融市场的风险，助长“多米诺骨牌”效应。伴随着我国的银行业、证券市场等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而且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跨境流动形成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日益密切的关系链，极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当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发生混乱时，便会传导至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形成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或全球金融危机。
（五）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加大金融创新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开放，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促使我国面临一个金融创新的高潮。金融创新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力，但同时也给金融体系带来一定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它的发展，打破了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与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通过这种联系传递到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大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三、加强跨境资本双向流动
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离岸金融中心资本流动监管。首先，中国银行业协会应当推动各家银行改善信息交流，以便掌握离岸公司投资企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状况尤其是对属于同一集团的多家离岸公司投资企业，应当努力掌握集团总体资产负债结构。其次，改进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流，尽可能提高离岸公司经营的透明度。最后，对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代理机构应该适当地进行管制，防止其非法办理投机资本的离岸化返程投资。
（二）汇率调整须双管齐下。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汇率政策的操作宜采取名义汇率调整和实际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扩大，这将是一石二鸟，不仅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小，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决定自2007年5月21日起，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动区间从过去的0.3%扩大至0.5%。扩大浮动区间，而不是像市场预期的再度调升人民币汇率基准，显示了中国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的一贯立场。关于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而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中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套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人阶层的收人，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
（三）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是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内容。改进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取向为“严进宽出”与“严进严出”相结合。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展，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以往外汇管理中存在的重流入、轻流出的不对称性正在改观。现阶段，“严进宽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正在取代以往外汇管理中的“宽进严出”政策。在宽出方面：一是继续有序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汇、用汇限制。二是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的规模、品种等限制。三是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等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调整，如简化服务贸易售付汇凭证并放宽审核权限，对居民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拓展境内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允许证券、保险机构在一定额度内开展境外投资。在严进方面：一是改进外债管理方式，从严控制短期外债过快增长。二是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检查和非法外汇交易的打击力度。三是继续落实和巩固贸易外汇售结汇、个人外汇和外资进入房地产等监管政策，加强对贸易信贷等资金流入的管理。四是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实行严密监测。这些改革也将促进外汇市场创新，从而进一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严进宽出”的政策只是运用于一般的或正常的外汇管理，而对于热钱的进出则必须采用“严进严出”的特殊政策。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外汇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点监督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强化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对没有实际交易背景和虚报出口交易额的外汇流入严厉查处。可通过税收政策来阻击热钱流入，如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征收升值利得税，将外资出售房地产和购买房地产之时的汇率相减，对纯粹因升值而获的投资收益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负，既可平抑房地产价格又可抑制人民币升值投机。又如，可研究探讨选择适当时机开征“托宾税”，以此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当然，开征“托宾税”也会使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但如果采用合适的制度安排，給一定时期内保持资金账户稳定的交易实行“退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依法合规投资活动的正常运行。为使这一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和权威性，可考虑制定《反热钱法》。
（四）拓宽境外投资发展渠道。现阶段境外投资发展受流动资金欠缺的约束和企业自身因素制约等影响，发展渠道窄小，甚至不流畅，有必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树立不仅重“外资”，也要重“走出去”的思想观念。有关部门和企业之间要搭建到境外投资发展的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境外投资业务。还要精心选择境外投资主体，重点扶持发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经济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走向境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对境外投资项目给予一定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投入，帮助境外企业做强做大。正确引导我国资本合理地向境外流出，促使境内外外汇资金科学地、有序地、合理的流动，来维护和保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五）尽快建立资本逆转预警预案防范机制。根据目前我国资本流动趋势，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资本逆转预警预案防范机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1、建立资本流动预警方案；2、密切关注美元汇率变动；3、组织力量对世界各黄金、货币、证券等交易市场流量进行监测；4、出台已留存在我国资本市场的短期资本变更为中长期资本的优惠政策；5、出台鼓励留存在我国境内的外债资金转为企业资本金的政策。通过上述措施，防止我国资本流动逆转，避免爆发金融危机，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六）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跨境金融风险。资本的跨境流动具有跨国界性，一国难以全面有效地监测其流动，而且，其带来的金融风险常常会在国家间产生传递效应。因此，应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建立跨国界的金融安全网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如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合作，构建亚太区域宏观经济监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