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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事件的评价，也许很少如十月革命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00年前，当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激情昂扬地宣布“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从此开始了”；而贵族出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却在哀叹“是魔鬼把我们引上了歧途”。100年之后，英国学者柴纳·米耶维（China Miéville）在《卫报》刊发的文章（Why do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Matter？ The Guardian， May 6，2017）认为，“1917年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现代世界舞台没有哪个事件不受其影响”；而美国学者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却在《伦敦书评》刊文（What’s Lef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39，2017）提出，俄国革命百年之际，否定论渐成西方共识。纷繁芜杂之间，如何正确评价十月革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的基本原则，正是我们评价十月革命的最高准则和思想武器。
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
海外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中，存在一个焦点问题：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一小撮陰谋家”催生的“早产儿”和“政变”？
1991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政治顾问的C·斯坦克维奇在俄罗斯《文学报》刊文宣称，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骤然发生的政变，其结果是把俄国推向苦难的边缘”。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很多右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立场。实际上，关于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问题，在革命之初就存在争议。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就认为，“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十月革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学说，是历史的“早产儿”，必然走向历史的灾难。
对于这种质疑和批评，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全面理解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发生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的著述中，也多次提及社会革命需要具备客观条件，比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如果我们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只能得出俄国革命为时过早、操之过急的结论。但是，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不是机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列宁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列宁指出，虽然俄国当时生产力不够发达，但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并不构成它不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相反，正是它的落后，再加上当时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尖锐对立，使得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具备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所以，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俄国社会矛盾和国际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更不是“一小撮人的政变”。正如恩格斯所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
二、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相统一的原则
近年来，海外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已经延伸至如何看待列宁，包括当时对沙皇家族的处置问题。一些人从道德悲情论出发，挽歌罗曼诺夫王朝尤其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将列宁妖魔化为“恐怖残酷的人”。
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俄罗斯出现了一家名为“project 1917”的媒体。这家互联网媒体按时间顺序刊载书信、日记、报纸等历史资料，包括沙皇尼古拉二世满篇充满“爱”“宽恕”等字眼的书信。很多人据此发表“温情脉脉”的评论，力图重塑尼古拉二世的国家“父亲”形象，并借此抨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这些新媒体打着客观“再现历史”的旗号，披着温情论的面纱，戳中了相当一部人的道德心弦。实际上，为沙皇翻案并非始至今日。十月革命以来，各种新旧力量都为此不遗余力。旧贵族自不待言，各种宗教、政治力量也投身其中。1998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命令，将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遗体隆重安葬在彼得保罗大教堂。2000年，尼古拉二世被俄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殉教圣徒。等等。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道德温情既是人性的本质展现，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和文明社会的标志。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评价必须坚持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在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辩证关系中，历史尺度处于主要矛盾地位，道德尺度必须建基于历史尺度。如果丧失了历史尺度的前提，道德尺度要么在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中变成一种伪善，要么就成为各种别有用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包装工具。应该看到，海外一些人从道德层面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恶毒攻击，以及对沙皇家族的刻意美化，已经“被拽向赤裸裸的道德剧”，甚至到了不惜篡改历史的程度了。
确实，在当时的俄国甚至在今日俄罗斯的某些人，对罗曼诺夫王朝在情感和文化心理上都难以割舍。但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从历史尺度来看，无论是时代潮流还是俄国的社会现实都表明，沙皇及其代表的力量已经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历史的舞台需要新的进步力量来充当主角。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尼古拉二世独裁统治时期社会状况的特点是：战争前线节节败退，沙皇政府高官们大肆贪污，政权上层荒淫无度，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行民主革新……还有，枪杀进行抗议的工人。” 那么，尼古拉二世这样的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人为什么还会被列为圣者呢？普里马科夫曾就此当面询问阿列克谢二世大主教。主教的回答则意味深长：“尼古拉二世被俄罗斯东正教列为圣者，不是由于他的社会活动，而是作为死亡的受难者被列入的。”
三、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原则
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如何评价和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备受全世界的关注。2016年12月17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列宁的复仇：普京艰难地在十月革命和帝国荣光间寻找平衡》。与普京的两难境地类似，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人都面临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列宁遗产的问题。比如“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领导人，为了清算斯大林曾喊出“回到列宁”的口号，并把十月革命和列宁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而在当代俄罗斯的现实政治叙事中，为了重现帝国荣光，普京“无视列宁，选择继承斯大林”，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列宁。2016年1月，普京就批评列宁关于“民族平等和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观点，“成了我们国家大厦地下埋藏的一颗炸弹”“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对于一直致力于强化威权政治，力图重现大国辉煌的普京来说，这种从现实政治利益角度出发采取贬抑列宁的立场并不难理解。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褒扬或贬抑，都与他们面临的政治选择和现实问题紧密相关，更多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实用立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和现实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一方面，现实社会是历史合规律、合目的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某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是与当时代的社会发展特征和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现实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还会出现新观点、新变化，很难定于一尊。但是，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关于过去的真实记忆，它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根据现实编造出来的。相信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是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真以为历史就是“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那历史研究和评价将失去求真的科学本质，甚至违背历史常识，最终沦为“成王败寇”后成功者的言说工具。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列宁思想研究会秘书长）
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
海外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中，存在一个焦点问题：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一小撮陰谋家”催生的“早产儿”和“政变”？
1991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政治顾问的C·斯坦克维奇在俄罗斯《文学报》刊文宣称，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骤然发生的政变，其结果是把俄国推向苦难的边缘”。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很多右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立场。实际上，关于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问题，在革命之初就存在争议。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就认为，“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十月革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学说，是历史的“早产儿”，必然走向历史的灾难。
对于这种质疑和批评，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全面理解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发生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的著述中，也多次提及社会革命需要具备客观条件，比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如果我们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只能得出俄国革命为时过早、操之过急的结论。但是，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不是机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列宁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列宁指出，虽然俄国当时生产力不够发达，但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并不构成它不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相反，正是它的落后，再加上当时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尖锐对立，使得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具备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所以，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俄国社会矛盾和国际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更不是“一小撮人的政变”。正如恩格斯所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
二、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相统一的原则
近年来，海外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已经延伸至如何看待列宁，包括当时对沙皇家族的处置问题。一些人从道德悲情论出发，挽歌罗曼诺夫王朝尤其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将列宁妖魔化为“恐怖残酷的人”。
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俄罗斯出现了一家名为“project 1917”的媒体。这家互联网媒体按时间顺序刊载书信、日记、报纸等历史资料，包括沙皇尼古拉二世满篇充满“爱”“宽恕”等字眼的书信。很多人据此发表“温情脉脉”的评论，力图重塑尼古拉二世的国家“父亲”形象，并借此抨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这些新媒体打着客观“再现历史”的旗号，披着温情论的面纱，戳中了相当一部人的道德心弦。实际上，为沙皇翻案并非始至今日。十月革命以来，各种新旧力量都为此不遗余力。旧贵族自不待言，各种宗教、政治力量也投身其中。1998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命令，将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遗体隆重安葬在彼得保罗大教堂。2000年，尼古拉二世被俄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殉教圣徒。等等。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道德温情既是人性的本质展现，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和文明社会的标志。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评价必须坚持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在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辩证关系中，历史尺度处于主要矛盾地位，道德尺度必须建基于历史尺度。如果丧失了历史尺度的前提，道德尺度要么在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中变成一种伪善，要么就成为各种别有用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包装工具。应该看到，海外一些人从道德层面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恶毒攻击，以及对沙皇家族的刻意美化，已经“被拽向赤裸裸的道德剧”，甚至到了不惜篡改历史的程度了。
确实，在当时的俄国甚至在今日俄罗斯的某些人，对罗曼诺夫王朝在情感和文化心理上都难以割舍。但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从历史尺度来看，无论是时代潮流还是俄国的社会现实都表明，沙皇及其代表的力量已经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历史的舞台需要新的进步力量来充当主角。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尼古拉二世独裁统治时期社会状况的特点是：战争前线节节败退，沙皇政府高官们大肆贪污，政权上层荒淫无度，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行民主革新……还有，枪杀进行抗议的工人。” 那么，尼古拉二世这样的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人为什么还会被列为圣者呢？普里马科夫曾就此当面询问阿列克谢二世大主教。主教的回答则意味深长：“尼古拉二世被俄罗斯东正教列为圣者，不是由于他的社会活动，而是作为死亡的受难者被列入的。”
三、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原则
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如何评价和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备受全世界的关注。2016年12月17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列宁的复仇：普京艰难地在十月革命和帝国荣光间寻找平衡》。与普京的两难境地类似，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人都面临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列宁遗产的问题。比如“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领导人，为了清算斯大林曾喊出“回到列宁”的口号，并把十月革命和列宁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而在当代俄罗斯的现实政治叙事中，为了重现帝国荣光，普京“无视列宁，选择继承斯大林”，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列宁。2016年1月，普京就批评列宁关于“民族平等和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观点，“成了我们国家大厦地下埋藏的一颗炸弹”“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对于一直致力于强化威权政治，力图重现大国辉煌的普京来说，这种从现实政治利益角度出发采取贬抑列宁的立场并不难理解。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褒扬或贬抑，都与他们面临的政治选择和现实问题紧密相关，更多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实用立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和现实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一方面，现实社会是历史合规律、合目的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某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是与当时代的社会发展特征和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现实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还会出现新观点、新变化，很难定于一尊。但是，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关于过去的真实记忆，它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根据现实编造出来的。相信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是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真以为历史就是“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那历史研究和评价将失去求真的科学本质，甚至违背历史常识，最终沦为“成王败寇”后成功者的言说工具。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列宁思想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