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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
张全海先生在考证曹继武生卒年的问题上，花了不少的心血，做了许多文献梳理工作。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得到应有的感谢与尊重。心意拳的传人们也确实应该反思一下：是否有必要继续集体服从或盲从那些杜撰的形意拳史了。
《清实录》、池州(贵池)地方志、《兴安府志》、缟溪《曹氏宗谱》等诸多史料已明确显示曹日玮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八月病逝于陕西兴汉镇挂印总兵官的任上。这个问题已经在十年前得到了解决，然而至今还有人不顾史实，为了自己的某些观点的需要，在公开出版的著作里杜撰曹日玮的生卒年。
因此这里我有必要首先再次公示一下曹日玮的生年：康熙十年(1671年)。
关于曹日玮是否病逝在兴汉任上，至今也还有少数人在著作里执着的坚持说曹是厌倦官场、诈死隐居，云云，这原本就是毫无根据的“索隐”、臆测，牵强附会，雕空凿影。在学术界，对于这种没有论据及论证过程的立论(命题)，一般是难以进行逻辑批驳的，因为它本身就不讲逻辑。
由此本人也搁笔几年了。然而，近年来在翻阅各种古籍资料时，发现和积累了不少有关曹氏的材料，因此特公布其中一些关键的部分，仅供大家参考研究，本人也无意于引起什么争端。同时希望武术界多挖掘公布一些真实史料。造福子孙，少造一些假“史料”，否则贻害无穷。
在曹日玮的一些朋友的著作中，我们已经发现记载曹日玮信息的有查嗣庭的《双遂堂遗集·送曹某选大司参将》、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高文恪遗事》，但是这些材料中对曹曰玮的记载都是只言片语，在旁证曹曰玮的卒年问题上史料价值不大。
幸而在俞益谟的《青铜自考》中保存了较为大量的有关曹曰玮的材料，其中《祭兴汉曹镇台文》是一篇悼念曹曰玮之死的祭文，直接佐证了曹曰玮确实是病逝在兴汉任上。(注：镇台是镇守总兵官的别称。)
俞益谟(1653～1713年)，字嘉言，号澹蕃，别号青铜，清代宁夏广武营(今宁夏青铜峡)人，官至湖广提督。同曹曰玮一样，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著有《康熙朔方广武志》、《青铜自考》、《办苗纪略》、《振武将军陕甘提督孙公思克行述》、《道统归宗》等。
俞益谟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乡试第一名武解元，第二年即中武进士。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始任山西大同镇总兵，而这一年正是曹日玮随康熙亲征噶尔丹之年，康熙一行驻跸大同镇，俞益谟与山西巡抚倭伦一起觐见。
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底，俞益谟都是在大同镇总兵的任上，而恰在康熙三十九年底到康熙四十一年底。曹日玮出任山西大同镇利民路参将，其上司正是俞益谟!康熙四十二年初，俞益谟带着他的亲信高一靖等人升任湖广提督，一直干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退休回家。这期间，康熙四十一年底，曹日玮“举卓异”，来京注册候升；康熙四十二年初，升署副将衔，仍管利民路参将事；康熙四十三年，迁陕西靖远卫副将官，升衔“左都督”；康熙四十四年，著作《武经(七书)汇解》刊刻问世；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升任陕西兴汉挂印总兵官，八月即病逝。直到曹日玮去世，虽然后来二人远隔千里，但一直都保持着往来。
《青铜自考》12卷是俞益谟自刊的诗文集，由馀庆堂刻印于康熙四十六年(即曹日玮去世的第二年)，大部分是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六年之间的作品。本书收录的内容体例包括题奏条议、咨呈移会、檄行文告、启集、尺牍、传记引、序祝祭文、诗词对联等，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当时的军事及人物有极大的历史价值。
现将《青铜自考》卷11所载《祭兴汉曹镇台文》全文公布如下：
呜呼!科名而至鼎甲，爵秩而膺元戒，此古今之殊荣，千万不能一遘者也，弼1十二年之前犹是诸生。十二年之后渐登方镇，非其蓄积之深何有是发皇之速?此余于秀山年兄之死不能元所恸悼惋惜而甚为不可解者矣。以余所知，秀山有断断不可死者：君恩正渥，臣报未遑，其不可死者一；封翁太先生景逝桑榆，太夫人初经即世，其不可死者二；金昆玉仲，惟秀山举有一子，方在弱龄，其不可死者三；兴州将士方幸节钺之I眠有所设施，而竞未逮，其不可死者四；秀山隽品伟才，相知缙绅中蚤已公辅相望，而竞不然，其不可死者五；且也膂力方刚，秀山之年数不可以死；源远流长，秀山之世德不可以死；慧业多情，秀山之才情不可以死；至于挥毫击剑，散帙投壶，又秀山剩技不足为秀山多者，秀山皆不可以死。何为竞死矣?若是，则发皇之速不必由蓄积之深而后可，元戎之拜不必由鼎甲之登而后可。以言不解，余诚不能为秀山解已!
囊者，余厕雁门，秀山以侍卫授任利民路参将，余觇其器宇端静，意量恢弘，知他日必有非常腾达，奖励再三，渠亦欣欣自异。四十二年春，余奉命楚提，情极眷恋。明年，渠亦升任靖远副将。虽河山迪姬，而凉焕起居靡有问然。
兹夏，余闻假节兴州，大以为快!何者?兴据汉沔上游，邻辉易照，抑且盈盈带水，鲤讯非艰。随遣使以书帑往，值山涨迂程，八月始达，比至而秀山业已委顿不支矣。馆使于署，再日而陨。
呜呼!以余所知于秀山，其速死之人哉?其可死之人哉?以非可速死之人而竟速死，以不可死之人而竞可死，余何能解于秀山哉!余询使者病状，言伤热误为伤寒，始未有峻荆疏宣，而后益以参饵之提补。呜呼!使言其信然乎哉?其尽然乎哉?如其信然尽然，则秀山之死不死于数而死于病，不死于病而死于医!
当不必论所蓄积发皇，即欲顾念君亲骨肉而势固有不能者，或有进者曰：“死医独非数耶?”余矍然悟曰：“良得解矣!”
枫江泪血，怨雁啼霜，遥企银幢丹旐翩然鹿门而东，余不能抚棺三号，但为含泣濡墨耶，写哀词庶几沥此恸悼惋惜之忧于万一。
不腆辅奠，伏惟尚飨!
这篇祭文没有多少客套虚词，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曹日玮(字继武，号秀山)英年早逝的悲痛惋惜之情，俞益谟对曹的文章、武功、才情、经历等的评价是中肯的，尤其是文中披露了曹日玮当时的病状及用药情况，弥足珍贵，说明曹日玮是死于庸医误治。
《青铜自考》中还收有公文《军政特举卓异》、书信《致靖远曹协守(副帅)》、祭文《挽曹母方太夫人文》等，都是关于曹曰玮的重要文献，但因与本主题关系不大，就不详细介绍了。
曹曰玮去世后归葬池州府地名下湖西，当年的状元墓十分壮观，可惜建国后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墓前的石人石马及墓道碑均已荡然无存。幸有清道光时人陈蔚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线索，其《齐山岩洞志·曹总兵神道碑》记载了这块碑上铭刻的文字：“皇清赐武状元及第镇守陕西兴安汉羌等处挂印总兵官秀山曹公讳日玮神道碑，钦赐祭葬，崇祀乡贤。”
张全海先生在考证曹继武生卒年的问题上，花了不少的心血，做了许多文献梳理工作。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得到应有的感谢与尊重。心意拳的传人们也确实应该反思一下：是否有必要继续集体服从或盲从那些杜撰的形意拳史了。
《清实录》、池州(贵池)地方志、《兴安府志》、缟溪《曹氏宗谱》等诸多史料已明确显示曹日玮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八月病逝于陕西兴汉镇挂印总兵官的任上。这个问题已经在十年前得到了解决，然而至今还有人不顾史实，为了自己的某些观点的需要，在公开出版的著作里杜撰曹日玮的生卒年。
因此这里我有必要首先再次公示一下曹日玮的生年：康熙十年(1671年)。
关于曹日玮是否病逝在兴汉任上，至今也还有少数人在著作里执着的坚持说曹是厌倦官场、诈死隐居，云云，这原本就是毫无根据的“索隐”、臆测，牵强附会，雕空凿影。在学术界，对于这种没有论据及论证过程的立论(命题)，一般是难以进行逻辑批驳的，因为它本身就不讲逻辑。
由此本人也搁笔几年了。然而，近年来在翻阅各种古籍资料时，发现和积累了不少有关曹氏的材料，因此特公布其中一些关键的部分，仅供大家参考研究，本人也无意于引起什么争端。同时希望武术界多挖掘公布一些真实史料。造福子孙，少造一些假“史料”，否则贻害无穷。
在曹日玮的一些朋友的著作中，我们已经发现记载曹日玮信息的有查嗣庭的《双遂堂遗集·送曹某选大司参将》、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高文恪遗事》，但是这些材料中对曹曰玮的记载都是只言片语，在旁证曹曰玮的卒年问题上史料价值不大。
幸而在俞益谟的《青铜自考》中保存了较为大量的有关曹曰玮的材料，其中《祭兴汉曹镇台文》是一篇悼念曹曰玮之死的祭文，直接佐证了曹曰玮确实是病逝在兴汉任上。(注：镇台是镇守总兵官的别称。)
俞益谟(1653～1713年)，字嘉言，号澹蕃，别号青铜，清代宁夏广武营(今宁夏青铜峡)人，官至湖广提督。同曹曰玮一样，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著有《康熙朔方广武志》、《青铜自考》、《办苗纪略》、《振武将军陕甘提督孙公思克行述》、《道统归宗》等。
俞益谟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乡试第一名武解元，第二年即中武进士。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始任山西大同镇总兵，而这一年正是曹日玮随康熙亲征噶尔丹之年，康熙一行驻跸大同镇，俞益谟与山西巡抚倭伦一起觐见。
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底，俞益谟都是在大同镇总兵的任上，而恰在康熙三十九年底到康熙四十一年底。曹日玮出任山西大同镇利民路参将，其上司正是俞益谟!康熙四十二年初，俞益谟带着他的亲信高一靖等人升任湖广提督，一直干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退休回家。这期间，康熙四十一年底，曹日玮“举卓异”，来京注册候升；康熙四十二年初，升署副将衔，仍管利民路参将事；康熙四十三年，迁陕西靖远卫副将官，升衔“左都督”；康熙四十四年，著作《武经(七书)汇解》刊刻问世；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升任陕西兴汉挂印总兵官，八月即病逝。直到曹日玮去世，虽然后来二人远隔千里，但一直都保持着往来。
《青铜自考》12卷是俞益谟自刊的诗文集，由馀庆堂刻印于康熙四十六年(即曹日玮去世的第二年)，大部分是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六年之间的作品。本书收录的内容体例包括题奏条议、咨呈移会、檄行文告、启集、尺牍、传记引、序祝祭文、诗词对联等，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当时的军事及人物有极大的历史价值。
现将《青铜自考》卷11所载《祭兴汉曹镇台文》全文公布如下：
呜呼!科名而至鼎甲，爵秩而膺元戒，此古今之殊荣，千万不能一遘者也，弼1十二年之前犹是诸生。十二年之后渐登方镇，非其蓄积之深何有是发皇之速?此余于秀山年兄之死不能元所恸悼惋惜而甚为不可解者矣。以余所知，秀山有断断不可死者：君恩正渥，臣报未遑，其不可死者一；封翁太先生景逝桑榆，太夫人初经即世，其不可死者二；金昆玉仲，惟秀山举有一子，方在弱龄，其不可死者三；兴州将士方幸节钺之I眠有所设施，而竞未逮，其不可死者四；秀山隽品伟才，相知缙绅中蚤已公辅相望，而竞不然，其不可死者五；且也膂力方刚，秀山之年数不可以死；源远流长，秀山之世德不可以死；慧业多情，秀山之才情不可以死；至于挥毫击剑，散帙投壶，又秀山剩技不足为秀山多者，秀山皆不可以死。何为竞死矣?若是，则发皇之速不必由蓄积之深而后可，元戎之拜不必由鼎甲之登而后可。以言不解，余诚不能为秀山解已!
囊者，余厕雁门，秀山以侍卫授任利民路参将，余觇其器宇端静，意量恢弘，知他日必有非常腾达，奖励再三，渠亦欣欣自异。四十二年春，余奉命楚提，情极眷恋。明年，渠亦升任靖远副将。虽河山迪姬，而凉焕起居靡有问然。
兹夏，余闻假节兴州，大以为快!何者?兴据汉沔上游，邻辉易照，抑且盈盈带水，鲤讯非艰。随遣使以书帑往，值山涨迂程，八月始达，比至而秀山业已委顿不支矣。馆使于署，再日而陨。
呜呼!以余所知于秀山，其速死之人哉?其可死之人哉?以非可速死之人而竟速死，以不可死之人而竞可死，余何能解于秀山哉!余询使者病状，言伤热误为伤寒，始未有峻荆疏宣，而后益以参饵之提补。呜呼!使言其信然乎哉?其尽然乎哉?如其信然尽然，则秀山之死不死于数而死于病，不死于病而死于医!
当不必论所蓄积发皇，即欲顾念君亲骨肉而势固有不能者，或有进者曰：“死医独非数耶?”余矍然悟曰：“良得解矣!”
枫江泪血，怨雁啼霜，遥企银幢丹旐翩然鹿门而东，余不能抚棺三号，但为含泣濡墨耶，写哀词庶几沥此恸悼惋惜之忧于万一。
不腆辅奠，伏惟尚飨!
这篇祭文没有多少客套虚词，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曹日玮(字继武，号秀山)英年早逝的悲痛惋惜之情，俞益谟对曹的文章、武功、才情、经历等的评价是中肯的，尤其是文中披露了曹日玮当时的病状及用药情况，弥足珍贵，说明曹日玮是死于庸医误治。
《青铜自考》中还收有公文《军政特举卓异》、书信《致靖远曹协守(副帅)》、祭文《挽曹母方太夫人文》等，都是关于曹曰玮的重要文献，但因与本主题关系不大，就不详细介绍了。
曹曰玮去世后归葬池州府地名下湖西，当年的状元墓十分壮观，可惜建国后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墓前的石人石马及墓道碑均已荡然无存。幸有清道光时人陈蔚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线索，其《齐山岩洞志·曹总兵神道碑》记载了这块碑上铭刻的文字：“皇清赐武状元及第镇守陕西兴安汉羌等处挂印总兵官秀山曹公讳日玮神道碑，钦赐祭葬，崇祀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