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8月22日，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日。此时此刻，在我们缅怀他的光辉事业和丰功伟绩的时候，重温他老人家走过的革命道路和历程，我们惊喜地发现，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我党早期新闻工作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开创者。
邓小平同志的新闻生涯是与他的革命生涯同时开始的，在他投身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伊始，他就同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那丰富的新闻实践，对革命理论的精深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刻印《少年》《赤光》走上革命家之路
邓小平的革命新闻生涯，是从他参加革命斗争活动开始的。早在1920年10月，来到法国的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开始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由此也开始了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1921年2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遇到失学、失工生存危机，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斗争，周恩来从英国来到法国，领导了这次学生斗争。同年3月，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次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诞生，当年邓小平就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这是本油印月刊，由赵世炎、周恩来先后负责编辑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对党团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帮助青年摆脱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少年》刊物刊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译文，发表过共产国际与少年国际的文件和消息。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曾在《少年》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展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少年》刊物共出版13期后停刊。蔡畅在《谈赴法勤工俭学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回忆说：“《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板，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为《赤光》（①）。”《少年》刊物实际是不定期刊物，“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少年》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S街5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同①）。”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为新增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会议新选出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从此，热情、活跃、向上的邓小平，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与《少年》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
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正式油印出版。创刊号称：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因《赤光》是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组织的机关刊物，比《少年》更具有战斗性，更趋于与实践斗争相结合。《赤光》是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12页左右。其封面是一个正在跃起的裸体少年，脚踏一望无际的山川，手持号角，高擎旗帜，背后是光芒四射的红光，意蕴深刻，耐人寻味。《赤光》是中国旅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合办的机关刊物，在其第一期的创刊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我们现愿诚恳而忠实地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惟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径。总此，我们所认定的惟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同①）。”《赤光》刊物报道国际国内革命运动的消息，刊登中国共产党三大、四大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论述党的统一战线方略，召唤人们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还针对在法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的斗争需要，对反革命的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笞。
《赤光》所发表的文章，以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着力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压榨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任务和方略，以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赤光》前10期的主要编撰人是周恩来。先后参与这一工作并在期刊上撰写文章的有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大章、萧朴生、任卓宣、蔡畅等旅欧中共党团的同志。周恩来撰写的文章最多，其中撰写的政论和时评就有30多篇，文章的影响力很大。邓小平以“希贤”的原名，发表了不少文章。1924年11月1日出版的第18期《赤光》上，刊登了邓小平写的《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1924年12月15日第21期和1925年1月1日第22期的合刊中，刊登了邓小平写的《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章。邓小平在文中揭露了青年党的丑陋行径，批驳了青年党关于苏俄调军压境中国等无耻谣言，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事务的罪恶企图。邓小平写的文章，言词泼辣，揭露深刻，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号召力。邓小平回忆在《赤光》上写作时说：“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②）。”
当时邓小平和李大章负责刻蜡板和印刷出版工作，李富春负责发行工作。为了生存他们白天外出打工糊口，晚上挤在简陋的小房间里刻印《赤光》，经常一干就是通宵。在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中，大家始终努力奋斗，顽强拼搏，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热情。邓小平刻写的蜡板，字迹隽秀，工整清晰，可与铅印媲美。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在其《邓小平传》中这样写道：“在新编辑组里，最年轻的要算邓小平，除了周恩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邓小平那样为刊物写了那么多教材。他用灵巧的手……把成千上万的字刻在蜡纸上。他的每个字都刻得漂亮、清楚。同样，印刷他也干得很出色，以至于人们都认为，每期刊物都是用铅字印刷出版的……鉴于这一杰出的工作，邓小平获得‘油印博士’的称号。”
《赤光》刊物出版灵活而迅速，印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更广泛，大部分在欧洲发行，少数发行于国内和加拿大、古巴等地。刊物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的好评，旅欧华人称赞《赤光》是“我们奋斗的先锋”“旅法华人的明星”。因《赤光》能充分反映旅欧党团的工作，成为旅欧中共党团支部和小组的学习材料。《赤光》是一本具有鲜明战斗性和强烈思想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刊物，在中国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有力地吸引着众多的国内读者，对推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赤光》出版到1925年6月第33期停刊。1928年复刊，1929年迁至德国柏林出版，有成仿吾、谢唯俊、章文晋等负责编务，连续计号，已发现的最后一期是1930年初出版的第54期。
主编军委《红星报》倚马可待写文章
邓小平的一生，有起有落，有悲有喜，他的三次大起大落，铸就了震撼人心的传奇人生。他的第一次大落是在1933年5月，因受党内“左”倾宗派主义的打击，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是邓小平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事后在王稼祥等人的支持活动下，同年5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秘书长一职没具体事情可做，邓小平要求调动工作，于是被分配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主编《红星报》。编稿、写稿、排版、刻蜡板、油印，对办报这一套，邓小平并不陌生，而是太熟悉不过了，因为10年前他已在异国他乡办过《赤光》刊物。所不同的是，而今的邓小平已不是当年20来岁，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共产党员；而是一位具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这使他办起《红星报》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从1933年8月一直干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召开前夕。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这是一份坚持传播马列主义、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宣传红军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为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而创办的报纸。由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读者对象是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1933年，仅在江西苏区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多份。那时没有其他的报纸杂志，也没有广播，《红星报》是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群众惟一的消息来源和学习材料。在其创刊号的《见面话》里，概括地提出了人民军队报刊，应具有思想教育、传播消息、指导工作、批评监督和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红星报》出色地实现了上述要求，办得丰富多彩、短小精悍，图文并茂，通俗生动。除发表社论、要闻、前线通讯、国际时事外，还辟有指导学习革命理论的“列宁室”，介绍军事知识的“军事常识”，普及卫生知识的“卫生常识”等十多个栏目。根据中央和军委提出的战斗任务，在“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栏目中，及时提出“扩大红军”“节省经费支援战争”等口号，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积极响应。如1933年9月第8期上刊登的消息：《给红星号召以响亮的回答》，报道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带头捐献公谷费的事迹，还登了他们热情洋溢的讲话。其后报道了红军指战员自觉自愿节约捐献的感人故事，充分发挥了报纸是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喉舌，但编辑部却一直只有三五个人。邓小平任主编时期，只有一个助手，从修改稿件和撰写文章，到版面编排和刻蜡板、校对，主编都要亲自动手。因《红星报》实行开门办报的方针，所以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五百多人的通讯员队伍，这支队伍中既有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同志，亦有基层连队的普通战士。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常常为该报修改和审定稿件，撰写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周恩来写得最多。毛泽东曾以子任的笔名，写了总结经验的重要通讯《吉安的占领》，并为《红星报》题词：“动员群众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等，先后为《红星报》撰写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辰七周年》《悼念红军战士张赤南同志》《扩大红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队》《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等文章。为《红星报》撰写文章和社论的，还有王稼祥、李维汉、博古、洛甫、罗迈、聂荣臻、陈云、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等党政军领导人。
《红星报》上有许多没有署名的新闻和社论，大多出自邓小平之手，如《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等。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邓小平不仅主编报纸，还写了那么多新闻、社论和文章，这样的工作水平和写作能力，并非一般人能为之。梁必业将军曾这样描述邓小平的写作速度，他说：“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倚马可待”，形象逼真地刻画出邓小平干事雷厉风行的作风。邓小平在与家人谈及办《红星报》时，他告诉家人说，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自己亲力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好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红星报》上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的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③）。
《红星报》在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路线、指导红军建设与不断壮大、动员红军和人民群众为夺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新闻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指战员们将其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称赞邓小平是有水平的“首席记者”，真格的“首席编辑”。遵义会议期间，《红星报》及时登载会议文件，发表重要评论，教育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的重要决议。会上邓小平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很快离开了《红星报》，由陆定一接任主编。
《红星报》初定5日刊，实际是不定期出版，有时增发《号外》。《红星报》的第一个阶段是1931年12月11日到1933年5月，铅印四开，共出版35期。第二个阶段是1933年5月到1934年9月25日，铅印排版，共出版67期。1933年8月开始，还出版了《红星副刊》。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红星报》改为手刻蜡板油印，出版了七八期后，因路途艰险，困难重重，继续办报已不可能，只好停办。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夕，《红星报》共出版七十多期，都是由邓小平主持编印的。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又出版了十多期，到1935年8月3日停刊。
邓小平同志的新闻生涯是与他的革命生涯同时开始的，在他投身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伊始，他就同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那丰富的新闻实践，对革命理论的精深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刻印《少年》《赤光》走上革命家之路
邓小平的革命新闻生涯，是从他参加革命斗争活动开始的。早在1920年10月，来到法国的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开始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由此也开始了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1921年2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遇到失学、失工生存危机，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斗争，周恩来从英国来到法国，领导了这次学生斗争。同年3月，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次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诞生，当年邓小平就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这是本油印月刊，由赵世炎、周恩来先后负责编辑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对党团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帮助青年摆脱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少年》刊物刊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译文，发表过共产国际与少年国际的文件和消息。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曾在《少年》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展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少年》刊物共出版13期后停刊。蔡畅在《谈赴法勤工俭学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回忆说：“《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板，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为《赤光》（①）。”《少年》刊物实际是不定期刊物，“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少年》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S街5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同①）。”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为新增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会议新选出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从此，热情、活跃、向上的邓小平，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与《少年》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
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正式油印出版。创刊号称：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因《赤光》是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组织的机关刊物，比《少年》更具有战斗性，更趋于与实践斗争相结合。《赤光》是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12页左右。其封面是一个正在跃起的裸体少年，脚踏一望无际的山川，手持号角，高擎旗帜，背后是光芒四射的红光，意蕴深刻，耐人寻味。《赤光》是中国旅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合办的机关刊物，在其第一期的创刊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我们现愿诚恳而忠实地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惟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径。总此，我们所认定的惟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同①）。”《赤光》刊物报道国际国内革命运动的消息，刊登中国共产党三大、四大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论述党的统一战线方略，召唤人们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还针对在法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的斗争需要，对反革命的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笞。
《赤光》所发表的文章，以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着力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压榨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任务和方略，以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赤光》前10期的主要编撰人是周恩来。先后参与这一工作并在期刊上撰写文章的有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大章、萧朴生、任卓宣、蔡畅等旅欧中共党团的同志。周恩来撰写的文章最多，其中撰写的政论和时评就有30多篇，文章的影响力很大。邓小平以“希贤”的原名，发表了不少文章。1924年11月1日出版的第18期《赤光》上，刊登了邓小平写的《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1924年12月15日第21期和1925年1月1日第22期的合刊中，刊登了邓小平写的《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章。邓小平在文中揭露了青年党的丑陋行径，批驳了青年党关于苏俄调军压境中国等无耻谣言，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事务的罪恶企图。邓小平写的文章，言词泼辣，揭露深刻，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号召力。邓小平回忆在《赤光》上写作时说：“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②）。”
当时邓小平和李大章负责刻蜡板和印刷出版工作，李富春负责发行工作。为了生存他们白天外出打工糊口，晚上挤在简陋的小房间里刻印《赤光》，经常一干就是通宵。在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中，大家始终努力奋斗，顽强拼搏，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热情。邓小平刻写的蜡板，字迹隽秀，工整清晰，可与铅印媲美。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在其《邓小平传》中这样写道：“在新编辑组里，最年轻的要算邓小平，除了周恩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邓小平那样为刊物写了那么多教材。他用灵巧的手……把成千上万的字刻在蜡纸上。他的每个字都刻得漂亮、清楚。同样，印刷他也干得很出色，以至于人们都认为，每期刊物都是用铅字印刷出版的……鉴于这一杰出的工作，邓小平获得‘油印博士’的称号。”
《赤光》刊物出版灵活而迅速，印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更广泛，大部分在欧洲发行，少数发行于国内和加拿大、古巴等地。刊物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的好评，旅欧华人称赞《赤光》是“我们奋斗的先锋”“旅法华人的明星”。因《赤光》能充分反映旅欧党团的工作，成为旅欧中共党团支部和小组的学习材料。《赤光》是一本具有鲜明战斗性和强烈思想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刊物，在中国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有力地吸引着众多的国内读者，对推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赤光》出版到1925年6月第33期停刊。1928年复刊，1929年迁至德国柏林出版，有成仿吾、谢唯俊、章文晋等负责编务，连续计号，已发现的最后一期是1930年初出版的第54期。
主编军委《红星报》倚马可待写文章
邓小平的一生，有起有落，有悲有喜，他的三次大起大落，铸就了震撼人心的传奇人生。他的第一次大落是在1933年5月，因受党内“左”倾宗派主义的打击，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是邓小平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事后在王稼祥等人的支持活动下，同年5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秘书长一职没具体事情可做，邓小平要求调动工作，于是被分配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主编《红星报》。编稿、写稿、排版、刻蜡板、油印，对办报这一套，邓小平并不陌生，而是太熟悉不过了，因为10年前他已在异国他乡办过《赤光》刊物。所不同的是，而今的邓小平已不是当年20来岁，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共产党员；而是一位具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这使他办起《红星报》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从1933年8月一直干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召开前夕。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这是一份坚持传播马列主义、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宣传红军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为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而创办的报纸。由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读者对象是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1933年，仅在江西苏区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多份。那时没有其他的报纸杂志，也没有广播，《红星报》是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群众惟一的消息来源和学习材料。在其创刊号的《见面话》里，概括地提出了人民军队报刊，应具有思想教育、传播消息、指导工作、批评监督和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红星报》出色地实现了上述要求，办得丰富多彩、短小精悍，图文并茂，通俗生动。除发表社论、要闻、前线通讯、国际时事外，还辟有指导学习革命理论的“列宁室”，介绍军事知识的“军事常识”，普及卫生知识的“卫生常识”等十多个栏目。根据中央和军委提出的战斗任务，在“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栏目中，及时提出“扩大红军”“节省经费支援战争”等口号，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积极响应。如1933年9月第8期上刊登的消息：《给红星号召以响亮的回答》，报道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带头捐献公谷费的事迹，还登了他们热情洋溢的讲话。其后报道了红军指战员自觉自愿节约捐献的感人故事，充分发挥了报纸是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喉舌，但编辑部却一直只有三五个人。邓小平任主编时期，只有一个助手，从修改稿件和撰写文章，到版面编排和刻蜡板、校对，主编都要亲自动手。因《红星报》实行开门办报的方针，所以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五百多人的通讯员队伍，这支队伍中既有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同志，亦有基层连队的普通战士。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常常为该报修改和审定稿件，撰写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周恩来写得最多。毛泽东曾以子任的笔名，写了总结经验的重要通讯《吉安的占领》，并为《红星报》题词：“动员群众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等，先后为《红星报》撰写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辰七周年》《悼念红军战士张赤南同志》《扩大红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队》《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等文章。为《红星报》撰写文章和社论的，还有王稼祥、李维汉、博古、洛甫、罗迈、聂荣臻、陈云、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等党政军领导人。
《红星报》上有许多没有署名的新闻和社论，大多出自邓小平之手，如《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等。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邓小平不仅主编报纸，还写了那么多新闻、社论和文章，这样的工作水平和写作能力，并非一般人能为之。梁必业将军曾这样描述邓小平的写作速度，他说：“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倚马可待”，形象逼真地刻画出邓小平干事雷厉风行的作风。邓小平在与家人谈及办《红星报》时，他告诉家人说，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自己亲力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好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红星报》上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的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③）。
《红星报》在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路线、指导红军建设与不断壮大、动员红军和人民群众为夺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新闻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指战员们将其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称赞邓小平是有水平的“首席记者”，真格的“首席编辑”。遵义会议期间，《红星报》及时登载会议文件，发表重要评论，教育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的重要决议。会上邓小平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很快离开了《红星报》，由陆定一接任主编。
《红星报》初定5日刊，实际是不定期出版，有时增发《号外》。《红星报》的第一个阶段是1931年12月11日到1933年5月，铅印四开，共出版35期。第二个阶段是1933年5月到1934年9月25日，铅印排版，共出版67期。1933年8月开始，还出版了《红星副刊》。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红星报》改为手刻蜡板油印，出版了七八期后，因路途艰险，困难重重，继续办报已不可能，只好停办。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夕，《红星报》共出版七十多期，都是由邓小平主持编印的。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又出版了十多期，到1935年8月3日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