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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本是一种表达、一种交际、一种享受，但长期以来，原本极容易的事，似乎成了学生难以攀登的高峰。
新课标规定，作文教学应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与真切体验。
那么，我们在作文教学中，应该怎样引导学生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呢?当然，先要辩证解读“真情实感”，那就得认真处理好几种关系：
一、用“超我”约束“本我”
如何让学生觉得写作不是一件好似制造“原子弹”一般的苦差事，其实也就是回归到写作的本义：取材真实生活，写出真情实感。
叶圣陶说：作文不该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犹如说话，本来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也不该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犹如泉流，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异其致。
有两位同学写“童年趣事”，一位写自己恶意捉弄女同学，一位写自己捉弄语文老师，最后还要大加议论：“这就是我童年生活中最有趣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据了解，所写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但这能加以肯定吗?
还有两篇文章也写的是真实的内容。一篇文章写道：“我心目中的夫君，不要求什么出将入相，只要出有宝马奔驰靓车，人有别墅豪宅，就心满意足了。而这一切，要靠我们辛勤的梳妆打扮，呵护肌肤，像水一般晶莹剔透；修习礼仪，进而仪态万方，风情万种。这才是钓到金龟婿的唯一途径……”
另一篇则写道：“最讨厌鲁迅先生的文章了，每次老师讲课我都是趴在桌子上梦会周公了。说实话吧，所有的语文课我其实都很讨厌，所有模拟考、考前辅导我也懒得去，所以每次摸底考试、模拟考试我都是‘超级低分’，离零蛋不远了。反正我是奉那位‘看不起大学’的网上牛人为老师，大学反正是上不了，索性信马由缰，走到哪里算哪里。”这些话似乎都是真话真情，但品位不高，甚至格调低下，这样的文章是不可取的。
人的自发性不加约束，是很可怕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本我”是要经过“超我”监督的，用“超我”来约束“本我”，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优越性。余光中先生说过，文章中的“我”，并不是“本我”，而是愿望之“我”。
写出“真情实感”就要表达出这种超越，这就是深化自我，创造自我，超越自我，提高自我。
二、要提纯人生体验
将思想情感“提纯”，与提倡写真情体验并不矛盾：“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真”也不是简单地等同生活或内心感受的原版记录；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真人真事。
作文是一种回忆，回忆不是全盘照搬，不能仅凭原生的感觉。《文心雕龙》说，原生的感觉是“云蒸霞蔚，万途竞萌”的。这时需要的是拉开一点距离，在想象中调动整个生命的经验和智慧，大力排除驱谴，形成凝聚的焦点，也就是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万取一收”。
同时，作文的过程也是做人的过程。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在作文时提高自
写作要有真情实感，就是要贴近自我，贴近学生的年龄特点，贴近学生的心理储存，写出学生自我的真正感受，但文章又不是自我的照抄。人的心灵结构是多层次的，是经过理性调整的自我，更高层次的，是按照文体规范书面化了的自我。仅是自发的自我，很可能是文明的倒退。己的认识，从材料中锻炼出“思想美”之后，方可为文。只有这样，才能使真情实感得到有效地蒸馏和升华，只有抒发经过了蒸馏和升华的“真情实感”，才会成为真正成功的佳作。
朱自清的《背影》写于1925年10月，记叙了八年前和父亲在浦口车站分别时的情景，表现了父亲爱子的深挚感情，抒发了自己在生活困顿、精神压抑的境遇下对父亲深切的怀念之情。
朱父接到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后，即挪坐到小椅上，戴上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诵读起来，眼中好像猛然间放射出明亮的光彩。
其实，关坤英在《朱自清评传》中却提到过这样一些实情，并有史料依据：根据已得到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时的1925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段感情的磨擦，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激烈的。
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
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朱自清在、《毁灭》一文中所提到过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
但作者在写作《背影》一文时，只是用这样的词句做了交代——“……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背影》)这就是作者对真实人生“体验”的写作“提纯”，很好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也表现出了父子俩在“做人”方面不断成长、不断理解、不断成熟的过程。
三、艺术地再现生活
白居易写作必读于老妪听以辨其人民性；杜牧写作又哪里见过现成的阿房宫，可他笔下描绘的《阿房宫赋》却文采斐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写的湖光山色完全是移情，他并没有去过洞庭湖。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写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可怕的大甲虫，力求表达方式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对位与错位。
“从理论上说，完全真实地再现现实将会排除任何种类的社会目的和社会主张。而显然，现实主义的理论困难，它的矛盾性，恰恰就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它显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训谕之间的张力。……这个矛盾解释了‘典型’这一概念对现实主义理念与实践的特殊重要性，因为‘典型’构成了联系现在和未来、真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桥梁。”(韦勒克《批评的诸种观念》)。
由此可见，写出真情实感的艺术，需要一个生活真实的同型结构或理想模型，至少是宽松的或对立的同型结构。当然，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也需要艺术地加以再现。
“艺术”地写作过程，是一个思想孕育的过程，要使之进入意识，从自发到自觉，有如在黑暗中探索，依照文体的特点，从朦胧中浮现，这一切都是在想象的境界中进行的。而想象境界是假定的，是超越生活的真实，是虚实相生的。
非常有趣的是，完全照搬生活，也可能“假”；完全是虚构的，也可能“真”。谁又能说《西游记》没有“真情实感”呢?科幻的、童话的，哪样不是“虚实相生”?
文艺评论家从来不去追究是否有“真情实感”，只是看其思想意义和艺术表达，更何况在中学生的写作训练中?
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文章都可以依靠真情实感来写作的，有些文体就需要理性思维方式和专门的语言表达技能，如议论文、说明文等。
对学生考场作文要求具有“真情实感”，还应该做到辩证理解。
新课标规定，作文教学应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与真切体验。
那么，我们在作文教学中，应该怎样引导学生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呢?当然，先要辩证解读“真情实感”，那就得认真处理好几种关系：
一、用“超我”约束“本我”
如何让学生觉得写作不是一件好似制造“原子弹”一般的苦差事，其实也就是回归到写作的本义：取材真实生活，写出真情实感。
叶圣陶说：作文不该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犹如说话，本来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也不该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犹如泉流，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异其致。
有两位同学写“童年趣事”，一位写自己恶意捉弄女同学，一位写自己捉弄语文老师，最后还要大加议论：“这就是我童年生活中最有趣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据了解，所写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但这能加以肯定吗?
还有两篇文章也写的是真实的内容。一篇文章写道：“我心目中的夫君，不要求什么出将入相，只要出有宝马奔驰靓车，人有别墅豪宅，就心满意足了。而这一切，要靠我们辛勤的梳妆打扮，呵护肌肤，像水一般晶莹剔透；修习礼仪，进而仪态万方，风情万种。这才是钓到金龟婿的唯一途径……”
另一篇则写道：“最讨厌鲁迅先生的文章了，每次老师讲课我都是趴在桌子上梦会周公了。说实话吧，所有的语文课我其实都很讨厌，所有模拟考、考前辅导我也懒得去，所以每次摸底考试、模拟考试我都是‘超级低分’，离零蛋不远了。反正我是奉那位‘看不起大学’的网上牛人为老师，大学反正是上不了，索性信马由缰，走到哪里算哪里。”这些话似乎都是真话真情，但品位不高，甚至格调低下，这样的文章是不可取的。
人的自发性不加约束，是很可怕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本我”是要经过“超我”监督的，用“超我”来约束“本我”，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优越性。余光中先生说过，文章中的“我”，并不是“本我”，而是愿望之“我”。
写出“真情实感”就要表达出这种超越，这就是深化自我，创造自我，超越自我，提高自我。
二、要提纯人生体验
将思想情感“提纯”，与提倡写真情体验并不矛盾：“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真”也不是简单地等同生活或内心感受的原版记录；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真人真事。
作文是一种回忆，回忆不是全盘照搬，不能仅凭原生的感觉。《文心雕龙》说，原生的感觉是“云蒸霞蔚，万途竞萌”的。这时需要的是拉开一点距离，在想象中调动整个生命的经验和智慧，大力排除驱谴，形成凝聚的焦点，也就是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万取一收”。
同时，作文的过程也是做人的过程。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在作文时提高自
写作要有真情实感，就是要贴近自我，贴近学生的年龄特点，贴近学生的心理储存，写出学生自我的真正感受，但文章又不是自我的照抄。人的心灵结构是多层次的，是经过理性调整的自我，更高层次的，是按照文体规范书面化了的自我。仅是自发的自我，很可能是文明的倒退。己的认识，从材料中锻炼出“思想美”之后，方可为文。只有这样，才能使真情实感得到有效地蒸馏和升华，只有抒发经过了蒸馏和升华的“真情实感”，才会成为真正成功的佳作。
朱自清的《背影》写于1925年10月，记叙了八年前和父亲在浦口车站分别时的情景，表现了父亲爱子的深挚感情，抒发了自己在生活困顿、精神压抑的境遇下对父亲深切的怀念之情。
朱父接到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后，即挪坐到小椅上，戴上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诵读起来，眼中好像猛然间放射出明亮的光彩。
其实，关坤英在《朱自清评传》中却提到过这样一些实情，并有史料依据：根据已得到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时的1925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段感情的磨擦，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激烈的。
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
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朱自清在、《毁灭》一文中所提到过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
但作者在写作《背影》一文时，只是用这样的词句做了交代——“……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背影》)这就是作者对真实人生“体验”的写作“提纯”，很好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也表现出了父子俩在“做人”方面不断成长、不断理解、不断成熟的过程。
三、艺术地再现生活
白居易写作必读于老妪听以辨其人民性；杜牧写作又哪里见过现成的阿房宫，可他笔下描绘的《阿房宫赋》却文采斐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写的湖光山色完全是移情，他并没有去过洞庭湖。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写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可怕的大甲虫，力求表达方式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对位与错位。
“从理论上说，完全真实地再现现实将会排除任何种类的社会目的和社会主张。而显然，现实主义的理论困难，它的矛盾性，恰恰就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它显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训谕之间的张力。……这个矛盾解释了‘典型’这一概念对现实主义理念与实践的特殊重要性，因为‘典型’构成了联系现在和未来、真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桥梁。”(韦勒克《批评的诸种观念》)。
由此可见，写出真情实感的艺术，需要一个生活真实的同型结构或理想模型，至少是宽松的或对立的同型结构。当然，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也需要艺术地加以再现。
“艺术”地写作过程，是一个思想孕育的过程，要使之进入意识，从自发到自觉，有如在黑暗中探索，依照文体的特点，从朦胧中浮现，这一切都是在想象的境界中进行的。而想象境界是假定的，是超越生活的真实，是虚实相生的。
非常有趣的是，完全照搬生活，也可能“假”；完全是虚构的，也可能“真”。谁又能说《西游记》没有“真情实感”呢?科幻的、童话的，哪样不是“虚实相生”?
文艺评论家从来不去追究是否有“真情实感”，只是看其思想意义和艺术表达，更何况在中学生的写作训练中?
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文章都可以依靠真情实感来写作的，有些文体就需要理性思维方式和专门的语言表达技能，如议论文、说明文等。
对学生考场作文要求具有“真情实感”，还应该做到辩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