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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日本社会个人化、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人与自然的剥离，造成个人自我认知的焦虑。弗洛姆对此提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自发性的关系，在不否认个人独立的前提下，把个人和世界连结起来。旅行自身所具有的客观性和移动性，使其能够重新审视自我，建立自我与外界的联系。立足时代语境，以吉本芭娜娜小说的“自我”主体意识为话题，从旅行的角度解读小说中展现“自我”精神面向与主体价值的观念。通过阐释吉本芭娜娜小说文本中的主体意识，揭示作者以“自我”设计体现现代性时代的病态，并对此进行自我重构的创作意图。
关键词：旅行书写;弗洛姆;现代性;时代病态;自我重构
当今，随着社会产业的转变和资本的不断积累，全球化和现代化不断碰撞，社会繁华的外表下是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摧残，同时作为社会创造的主体——人，不可避免地也卷入了这场浩劫。人性也在这场浩劫中逐渐走向堕落直至失去作为人的最原本的生命力。“旅人”作为现代性社会囚笼中遭受身心伤害的代表，正在经受严酷的毒打，成为异化的、非人的、“去人性化”[1]的机械般的存在。本文第一部分以吉本旅行小说中旅人在旅行社会中遭受的伤害为切入点，考察人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普遍处境。
在现代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人在生产工具的时候，也变成了物质的奴隶。对此，弗洛姆指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而不是服务社会的工具。面对这样的情况，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人们在反思性的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2]64。而人类作为现代性反思的主体及社会社会实践的主要参与者，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反思的焦点。本文就此探究了吉本芭娜娜旅行文学中人与现代性之间的纠葛，现代性社会或把人类置于自我认知的焦虑之中，或将人与机械生产整合，成为物质生产的奴隶，而吉本笔下的人物也并非完全受制于现代性的魔爪。旅人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人，通过自身旺盛的生命力，与现代性对人们的囚困与伤害作抗争，结合吉本的旅行文学解读了旅人在旅行社会中所作的反省与挣扎。
旅行书写中旅人自身的文学重构是人对其所处现代性困境层层探讨的结果，同时旅人自身的重构最终又展现了新的旅人形象。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曾经是统治整个社会的内在关系，他们作为稳定社会的基奠被奉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代性不断洗劫当今社会，同时又打破了这种固有关系的存在。探讨旅人的自我重构，必须着眼于旅人生活的新的生存关系。论文最后一节旨在剖析吉本笔下新型人际关系的重建，并通过旅人的自我实践来看待作者对于现代人精神层面的关怀，由此反映出作家旅行书写的意义。
一、异化的商人：现代性牢笼中的旅人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引用了斯宾诺莎的观点分析了现代人的精神病症：“很多人一直受到同一种影响。当一个物体强烈地影响着他的感官之时，即使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他也相信它在那儿。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他清醒之时，人们就会说他疯了……但是，如果贪婪的人只想得到钱财，有野心的人只想得到名位，人们并不认为他疯了，只是觉得讨厌，看不起他。但是事实上，贪婪，野心等等，都是神智错乱的表现形式，虽然人们并不把这些看作‘病症’。”[3]14在经济至上的消费社会大环境下，资本的积累、财富的创造成为人们心中最高的追求。吉本芭娜娜旅行文学《虹》中，老板与他的妻子以及主人公英子塑造了一系列旅行社会中商人及其员工的精神病症，借以暗示当代社会中的人被经济的藤蔓绞缠，并揭示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的事实。
在这个旅行社会中，我們所看到的酒店老板——高田，就是这样的人。他在东京经营了一家大溪地特色酒店。家中喂养了很久的猫和狗被妻子锁进笼子，自己也如它们一样，被关进了妻子所设置的牢笼中：在精于世故的妻子的帮衬下，高田经营着大溪地特色酒店，行动和感觉如同机器人一般。然而，当英子前往大溪地旅行的时候，遇见了认识高田的金山太太，并从其口中获悉了高田年轻时候的样子：“对眼前的事情倾注全力”“和猫猫狗狗也能玩到一起”“自由”等，在金山太太的只言片语中，能够想象到高田曾经是一个有着自己思想和感情且自由生活的人。但是曾经想把大溪地的自由带到东京的高田，最终娶了性格不合的精明妻子，同时也被周围的环境打磨成了精神病的状态。
弗洛姆认为，高田违背自己的内心娶了圆滑世故的女人，这一行为也符合精神疾病的特征。小说并没有明确指出高田这样做的缘由，不过从高田对母亲的态度上大致可以窥见其中原委。“高田的妈妈家其实很有钱，当初高田是不顾家里反对离家出走的”，来到大溪地的怀抱，犹如海边贪玩的小孩的高田，最终“应该是用妈妈那边留下的钱买了土地，开了那家餐厅”[3]14，现代化社会中经济至上的思想逐步渗透并支配我们的行为。然而，没有精明妻子的支持，酒店是开不下去的。或是为了把大溪地的风情带进东京，亦或是为了金钱的积累，或是别的理由，高田娶了与自己有着不同思想的妻子，因此被经济利益至上的妻子牵制，一步步陷入经济至上的社会漩涡。如弗洛姆提到的那样，像高田这类人，他们具有完美的人格，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最终依旧不能以个人的力量阻挡“对抗潮流”[3]14，只能成为牺牲品。
二、经济社会中的旅行者：旅人自身困境的反思
现代性在与往昔逐渐拉开距离的同时，以其迅猛的发展态势“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2]18，使之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迈进。解读吉本的旅行文学可以发现，小说被置于一个大的旅行社会的背景下，其中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架空了旅人的感官体验，并割断其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联系。这导致了自我认识的模糊与真实感的缺失，由此陷入不安与焦虑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而“社会和文学皆为人脑的产物”[5]，因此人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研究作品中人的处境，是考察人与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契机。在小说《虹》中刻画了商人形象与员工英子的处境，投射了在经济取得支配地位的背景下，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断裂。英子以旅行者的敏锐目光，反思现代旅人的自身处境。餐厅“虹”位于日本东京这个“违背自然规律，把金钱看得太重”[6]的现代化都市，为了吸引观光客，城市的建筑不断地拆除重建，周而复始。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观光地的景色从未改变，但每次重建都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人们总是试图改变大自然以期得到更多回报，这与英子受到的教育“别索取太多……依靠大自然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截然相反。然而，这种违背自然的建筑却在这个时代风生水起，人们愿意为此买单。同样，英子家由妈妈和外婆共同努力经营的海边小餐馆，在外婆去世后被关掉。高田力图把大溪地的自然气息带入东京的餐厅，却依旧在精于世故的妻子的扶持下运营。老板的妻子美丽能干，因而遮蔽了她作为商人的霸权，却又在不经意间暴露。她似乎对员工英子很友好，但由于英子的年轻能干与“便宜”，无时无刻不使得老板娘想控制英子的工作去向。 其实“商人”这一职业本身就暗含着“与自然疏离”的假设。他们的职能就是在旅行社会中充当最活跃的旅人，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断创造人工制品，把消费者困入经济产链的围墙之中。人物的内核完全被经济利益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生产商品的人也沦为商品。旅人在效仿自然建筑的碎片中逐渐瓦解对大自然的认识，疏离了与大自然的联系，同时也被经济产链的藤蔓牢牢锁住，成为旅人与自然、社会关系断裂的罪魁祸首。
三、庭院的躬耕者：旅人的文学重构
日本学者竹内良知认为“人的实践无非就是自然之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7]，而劳动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手段，重新把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在经济利益操纵下的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劳动丧失了其作为人特有的“人格性”的确证，成为盈利的源泉。吉本笔下，修养身心的英子在帮助老板照顾庭院时，自发的劳动使她打破了现代性经济产链的束缚，从而通过劳动重新建立起与自然的关系，并在大溪地这个异国社会找到了自我的存在。
母亲留给英子了一笔钱，再加上自己的积蓄，此刻的英子急需找一块可以“让身心同时得到休息”[6]29的栖所。照顾老板家的庭院成为英子的不二之选。喜欢小动物、又勤于照料植物的她，很快投入东京这片小小的自然中。《旅行の思想史》一书认为，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旅行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作者把现代性社会视为“旅人社会”，庭院的小小风景可以视为英子身心修养旅行的重要一站。在这次小小的旅行中，自发的劳动带给了英子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除草、浇水、施肥、剪枯枝、清洗打扫……不求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将照顾动植物视为一项快乐工作。在一心照料动植物的身体实践中，英子重新获得了与大自然的原始联系。“每当站在花园里就能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自己也仿佛有了支柱……花园用它的方式让我感受到这一切。”[6]58
英子的“人格性”——人的本质得以挖掘，即人在劳动对象中获得了关于自我精神及肉体上的认知。“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产品的直观中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证实了在逐渐自发的劳动中找到自我，并在劳动中建立了与老板的人际关系，重新把自然与社会的断裂联系在一起。人是作为世界的存在，只有重返其间，才能重新认识自己、重构自己。
造成人与世界断裂的现代性不断创造着这样的一个人：他被各种看不见的力量残害身心，被各种符号或诱惑操纵麻木的躯体。在吉本芭娜娜笔下，置于现代社会的旅人，遭受同样的伤害，他们被剥离于世界，陷于焦虑、不安的绝境。同时，旅人又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向现代性社会宣战，希望通过自发性的劳动冲破这种与世界断裂的局面，重新建立联系。作家创作的旅人文学重构，实质就是旅人身心的重新建构，就是重回世界、重获新生。如若不然，这种与世界断裂的局面只能日益加深人们心中的不安与焦虑，甚至自杀，陷入虚无主义的漩涡。文学中的旅人重构就是旅人的自我回归，就是现代性社会中存在者的自我回归、生命回归、自然回归。
参考文献：
[1]龚丽娜，陈翠芳，李建平.现代战争中的科技异化[J].学习月刊，2010（14）：28-29.
[2]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2.
[5]老孟司.身体の文学史[J].新潮，1993（7）：358-367.
[6]吉本芭娜娜.虹[M].钱洁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7]卞崇道.当代日本哲学家竹內良知[J].国外社会科学，1991（11）：47-51.
作者简介：许凌薇，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旅行书写;弗洛姆;现代性;时代病态;自我重构
当今，随着社会产业的转变和资本的不断积累，全球化和现代化不断碰撞，社会繁华的外表下是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摧残，同时作为社会创造的主体——人，不可避免地也卷入了这场浩劫。人性也在这场浩劫中逐渐走向堕落直至失去作为人的最原本的生命力。“旅人”作为现代性社会囚笼中遭受身心伤害的代表，正在经受严酷的毒打，成为异化的、非人的、“去人性化”[1]的机械般的存在。本文第一部分以吉本旅行小说中旅人在旅行社会中遭受的伤害为切入点，考察人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普遍处境。
在现代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人在生产工具的时候，也变成了物质的奴隶。对此，弗洛姆指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而不是服务社会的工具。面对这样的情况，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人们在反思性的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2]64。而人类作为现代性反思的主体及社会社会实践的主要参与者，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反思的焦点。本文就此探究了吉本芭娜娜旅行文学中人与现代性之间的纠葛，现代性社会或把人类置于自我认知的焦虑之中，或将人与机械生产整合，成为物质生产的奴隶，而吉本笔下的人物也并非完全受制于现代性的魔爪。旅人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人，通过自身旺盛的生命力，与现代性对人们的囚困与伤害作抗争，结合吉本的旅行文学解读了旅人在旅行社会中所作的反省与挣扎。
旅行书写中旅人自身的文学重构是人对其所处现代性困境层层探讨的结果，同时旅人自身的重构最终又展现了新的旅人形象。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曾经是统治整个社会的内在关系，他们作为稳定社会的基奠被奉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代性不断洗劫当今社会，同时又打破了这种固有关系的存在。探讨旅人的自我重构，必须着眼于旅人生活的新的生存关系。论文最后一节旨在剖析吉本笔下新型人际关系的重建，并通过旅人的自我实践来看待作者对于现代人精神层面的关怀，由此反映出作家旅行书写的意义。
一、异化的商人：现代性牢笼中的旅人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引用了斯宾诺莎的观点分析了现代人的精神病症：“很多人一直受到同一种影响。当一个物体强烈地影响着他的感官之时，即使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他也相信它在那儿。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他清醒之时，人们就会说他疯了……但是，如果贪婪的人只想得到钱财，有野心的人只想得到名位，人们并不认为他疯了，只是觉得讨厌，看不起他。但是事实上，贪婪，野心等等，都是神智错乱的表现形式，虽然人们并不把这些看作‘病症’。”[3]14在经济至上的消费社会大环境下，资本的积累、财富的创造成为人们心中最高的追求。吉本芭娜娜旅行文学《虹》中，老板与他的妻子以及主人公英子塑造了一系列旅行社会中商人及其员工的精神病症，借以暗示当代社会中的人被经济的藤蔓绞缠，并揭示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的事实。
在这个旅行社会中，我們所看到的酒店老板——高田，就是这样的人。他在东京经营了一家大溪地特色酒店。家中喂养了很久的猫和狗被妻子锁进笼子，自己也如它们一样，被关进了妻子所设置的牢笼中：在精于世故的妻子的帮衬下，高田经营着大溪地特色酒店，行动和感觉如同机器人一般。然而，当英子前往大溪地旅行的时候，遇见了认识高田的金山太太，并从其口中获悉了高田年轻时候的样子：“对眼前的事情倾注全力”“和猫猫狗狗也能玩到一起”“自由”等，在金山太太的只言片语中，能够想象到高田曾经是一个有着自己思想和感情且自由生活的人。但是曾经想把大溪地的自由带到东京的高田，最终娶了性格不合的精明妻子，同时也被周围的环境打磨成了精神病的状态。
弗洛姆认为，高田违背自己的内心娶了圆滑世故的女人，这一行为也符合精神疾病的特征。小说并没有明确指出高田这样做的缘由，不过从高田对母亲的态度上大致可以窥见其中原委。“高田的妈妈家其实很有钱，当初高田是不顾家里反对离家出走的”，来到大溪地的怀抱，犹如海边贪玩的小孩的高田，最终“应该是用妈妈那边留下的钱买了土地，开了那家餐厅”[3]14，现代化社会中经济至上的思想逐步渗透并支配我们的行为。然而，没有精明妻子的支持，酒店是开不下去的。或是为了把大溪地的风情带进东京，亦或是为了金钱的积累，或是别的理由，高田娶了与自己有着不同思想的妻子，因此被经济利益至上的妻子牵制，一步步陷入经济至上的社会漩涡。如弗洛姆提到的那样，像高田这类人，他们具有完美的人格，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最终依旧不能以个人的力量阻挡“对抗潮流”[3]14，只能成为牺牲品。
二、经济社会中的旅行者：旅人自身困境的反思
现代性在与往昔逐渐拉开距离的同时，以其迅猛的发展态势“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2]18，使之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迈进。解读吉本的旅行文学可以发现，小说被置于一个大的旅行社会的背景下，其中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架空了旅人的感官体验，并割断其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联系。这导致了自我认识的模糊与真实感的缺失，由此陷入不安与焦虑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而“社会和文学皆为人脑的产物”[5]，因此人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研究作品中人的处境，是考察人与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契机。在小说《虹》中刻画了商人形象与员工英子的处境，投射了在经济取得支配地位的背景下，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断裂。英子以旅行者的敏锐目光，反思现代旅人的自身处境。餐厅“虹”位于日本东京这个“违背自然规律，把金钱看得太重”[6]的现代化都市，为了吸引观光客，城市的建筑不断地拆除重建，周而复始。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观光地的景色从未改变，但每次重建都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人们总是试图改变大自然以期得到更多回报，这与英子受到的教育“别索取太多……依靠大自然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截然相反。然而，这种违背自然的建筑却在这个时代风生水起，人们愿意为此买单。同样，英子家由妈妈和外婆共同努力经营的海边小餐馆，在外婆去世后被关掉。高田力图把大溪地的自然气息带入东京的餐厅，却依旧在精于世故的妻子的扶持下运营。老板的妻子美丽能干，因而遮蔽了她作为商人的霸权，却又在不经意间暴露。她似乎对员工英子很友好，但由于英子的年轻能干与“便宜”，无时无刻不使得老板娘想控制英子的工作去向。 其实“商人”这一职业本身就暗含着“与自然疏离”的假设。他们的职能就是在旅行社会中充当最活跃的旅人，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断创造人工制品，把消费者困入经济产链的围墙之中。人物的内核完全被经济利益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生产商品的人也沦为商品。旅人在效仿自然建筑的碎片中逐渐瓦解对大自然的认识，疏离了与大自然的联系，同时也被经济产链的藤蔓牢牢锁住，成为旅人与自然、社会关系断裂的罪魁祸首。
三、庭院的躬耕者：旅人的文学重构
日本学者竹内良知认为“人的实践无非就是自然之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7]，而劳动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手段，重新把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在经济利益操纵下的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劳动丧失了其作为人特有的“人格性”的确证，成为盈利的源泉。吉本笔下，修养身心的英子在帮助老板照顾庭院时，自发的劳动使她打破了现代性经济产链的束缚，从而通过劳动重新建立起与自然的关系，并在大溪地这个异国社会找到了自我的存在。
母亲留给英子了一笔钱，再加上自己的积蓄，此刻的英子急需找一块可以“让身心同时得到休息”[6]29的栖所。照顾老板家的庭院成为英子的不二之选。喜欢小动物、又勤于照料植物的她，很快投入东京这片小小的自然中。《旅行の思想史》一书认为，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旅行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作者把现代性社会视为“旅人社会”，庭院的小小风景可以视为英子身心修养旅行的重要一站。在这次小小的旅行中，自发的劳动带给了英子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除草、浇水、施肥、剪枯枝、清洗打扫……不求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将照顾动植物视为一项快乐工作。在一心照料动植物的身体实践中，英子重新获得了与大自然的原始联系。“每当站在花园里就能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自己也仿佛有了支柱……花园用它的方式让我感受到这一切。”[6]58
英子的“人格性”——人的本质得以挖掘，即人在劳动对象中获得了关于自我精神及肉体上的认知。“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产品的直观中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证实了在逐渐自发的劳动中找到自我，并在劳动中建立了与老板的人际关系，重新把自然与社会的断裂联系在一起。人是作为世界的存在，只有重返其间，才能重新认识自己、重构自己。
造成人与世界断裂的现代性不断创造着这样的一个人：他被各种看不见的力量残害身心，被各种符号或诱惑操纵麻木的躯体。在吉本芭娜娜笔下，置于现代社会的旅人，遭受同样的伤害，他们被剥离于世界，陷于焦虑、不安的绝境。同时，旅人又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向现代性社会宣战，希望通过自发性的劳动冲破这种与世界断裂的局面，重新建立联系。作家创作的旅人文学重构，实质就是旅人身心的重新建构，就是重回世界、重获新生。如若不然，这种与世界断裂的局面只能日益加深人们心中的不安与焦虑，甚至自杀，陷入虚无主义的漩涡。文学中的旅人重构就是旅人的自我回归，就是现代性社会中存在者的自我回归、生命回归、自然回归。
参考文献：
[1]龚丽娜，陈翠芳，李建平.现代战争中的科技异化[J].学习月刊，2010（14）：28-29.
[2]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2.
[5]老孟司.身体の文学史[J].新潮，1993（7）：358-367.
[6]吉本芭娜娜.虹[M].钱洁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7]卞崇道.当代日本哲学家竹內良知[J].国外社会科学，1991（11）：47-51.
作者简介：许凌薇，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