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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其思想随着中国国情与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尤其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缔造共和民国之后，使他放松了对封建王朝复辟的警惕。直到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开展了一系列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其思想也随之变化。在此主要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十月革命前后孙中山的思想作出分析。
关键词：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思想；变化
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十分关注国内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况与俄国二月革命的情况，敏锐地认识到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随着实践的深入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一、孙中山开始唤醒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思想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最终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封建帝制，创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共和国诞生不久，孙中山的领导权便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篡夺。从中华民国的坎坷历程中可以得出：西方议会制共和国不适用于中国，还暴露出了人民群众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认真的作了反思，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党人不理解和不接受他的思想，所以不予采取。反思的结果是想要另组一个新党——中华革命党，为了党人能够服从领袖，要求党人宣誓并加盖指模。这一举动引起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感，最后中华革命党走向了分裂。
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变得涣散，此时的孙中山也略显消极，不再过问国事。1917年2月，他写成了《会议通则》（后改为《民权初步》）。可以看出，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一段时期的“消极”，其实已经决定着手于著述。在《民权初步序》中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一直以来中国人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压制，所以根本没有集会的经验。他编写的这本书，可以作为民众学习民权的范本。并认为大家都学习这本书的话，民权就可以实现，民主共和也可以巩固。
1918年，南方政府实行了改组，孙中山便失去了统帅权。5月4日，他向非常国会递交了辞呈。孙中山离开广东来到上海之后，便开始了潜心著述，其目的是重新唤起革命党人的思想觉悟，用一种新的姿态投入到革命的事业中来。
二、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1915年1月，当时的孙中山在面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不敢公开地抗议，只同意“转达东京各同志自行通电反对”。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仍对日本抱有幻想，不愿得罪日本当局。但在1917年的护法运动中，孙曾多次致函日本政府，劝其放弃对段的援助，而转为支持中国的护法运动。而日本政府反而要求南方妥协与北方，放弃护法旗帜，其主要目的是帮助日本对革命的俄国形成遏制之势。这就引起了孙的警悟，对日本的认识也开始变化。孙中山对日本所标榜的“大亚洲主义”真实目的有所怀疑，但仍采取隐忍的态度。这时，他仍把日本的所作所为解释为“误解”。
三、孙中山致力于心理建设，由“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转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
在上海的半年时间里，孙写成了《孙文学说》，后作为其《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在《自序》中写道：“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想要救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而如今却反使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他认为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错误思想所致。孙中山指出，这种思想在中国人的心理已深藏数千年，这种成见很难被打破。这也是党人不服从他的指挥，不听从主张的原因。所以，孙中山认为，“此学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孙中山决心打破这种成见，使其明白，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道理。要人们敢于去破除封建迷信，以求得真知。这是一种“心理建设”，是从革命的态度上确立起的一种思想观念。
四、孙中山通过与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的接触，对青年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认识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时期，其主要忙于著述，并一直关注着文化界的动向。在新文化运动和领袖分子等的影响作用下，孙中山先生下定决心要对革命党人的思想观念进行改革，并由此开始准备杂志的创办。
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两大旗帜为主，其中陳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新文化运动在社会变革之中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开始传播，广东作为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革命根据地，聘请陈独秀作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特别是在北京政府逮捕陈独秀的过程中，孙中山格外强调要保护新文化运动领袖的人身安全。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与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
孙中山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与各运动领袖之间具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更高度关注着青年学生各种爱国运动的发起，更借此之机在青年群体当中不断深入。1919年5月6日，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孙中山知晓，孙中山便向邵力子传达信息要求对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断扩大宣传力度，并积极引导上海学生对此积极响应。在随后的5月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受到了孙中山的约见，其行为被予以了高度肯定，同时也被孙中山给予了新的任务，即应当扩大群众组织规模共同调动起广泛阶层的响应。6月2日，孙中山再一次对学生领袖进行借鉴，并积极鼓励学生应当继续加大运动力度，并聘请了英国籍的律师作为学生运动的后盾，为学生运动的开展提供着法律支撑。自此，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打动了孙中山，青年群体的社会力量被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青年群体对孙中山的了解也借此深入。由此为后期国民党的改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国民党队伍注入了强劲的青年力量。
五、孙中山对苏俄态度的改变
曾因帝俄的侵略行径，孙中山对此一直怀有敌视态度。1917年3月12日（俄历2月29日），正在参加欧战的帝俄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随之推翻了沙俄专制统治，出现了两个政权——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的二月革命与他领导的辛亥革命都属于“共和革命”的性质。他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影响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当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孙“立即召集在沪民党议员讨论此次俄变，并致电圣彼得堡临时政府议会议长，以中国同仁身份表示祝贺。”电文认为，“俄国革命必定成功，欧战中的同盟协约国都一定失败”，并向对方发出了中俄两国“共同进行反帝斗争的呼吁”。随后，在3月27日朱和中来函时，孙中山写道：“……想俄政局一时未能安静，来日狂澜正难料也。”以上都是在二月革命发生不到两周之内孙做出的反应，可以看出他对俄国二月革命的反应之快，态度之热情，而且完全站在了克伦斯基的共和新俄方面。当时，孙中山对俄国内部的阶级斗争状况和两个政权（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并存的状态不够深入的了解，所以没能预料到布尔什维克党人，日后会成为他效法的对象。孙称俄国二月革命为“世界之一大事件”，而且还把这个“新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好邻居。对苏俄的这种友好态度是前所未有的。
综上所述，新文化运动时期，孙中山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其思想不断超越﹑不断发生改变，使他逐渐认识到唤醒革命党人思想的重要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决心打破深藏人心的成见，对青年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认识以及改变了以往对苏俄的态度。孙中山这一系列思想的变化与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前后这一时期的国内外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孙中山这一时期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2]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M].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
[3]孙中山年谱[M].中华书局，1980年版。
[4]孙中山全集（第4卷）[M].中华书局，1985年版。
关键词：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思想；变化
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十分关注国内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况与俄国二月革命的情况，敏锐地认识到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随着实践的深入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一、孙中山开始唤醒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思想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最终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封建帝制，创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共和国诞生不久，孙中山的领导权便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篡夺。从中华民国的坎坷历程中可以得出：西方议会制共和国不适用于中国，还暴露出了人民群众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认真的作了反思，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党人不理解和不接受他的思想，所以不予采取。反思的结果是想要另组一个新党——中华革命党，为了党人能够服从领袖，要求党人宣誓并加盖指模。这一举动引起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感，最后中华革命党走向了分裂。
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变得涣散，此时的孙中山也略显消极，不再过问国事。1917年2月，他写成了《会议通则》（后改为《民权初步》）。可以看出，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一段时期的“消极”，其实已经决定着手于著述。在《民权初步序》中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一直以来中国人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压制，所以根本没有集会的经验。他编写的这本书，可以作为民众学习民权的范本。并认为大家都学习这本书的话，民权就可以实现，民主共和也可以巩固。
1918年，南方政府实行了改组，孙中山便失去了统帅权。5月4日，他向非常国会递交了辞呈。孙中山离开广东来到上海之后，便开始了潜心著述，其目的是重新唤起革命党人的思想觉悟，用一种新的姿态投入到革命的事业中来。
二、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1915年1月，当时的孙中山在面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不敢公开地抗议，只同意“转达东京各同志自行通电反对”。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仍对日本抱有幻想，不愿得罪日本当局。但在1917年的护法运动中，孙曾多次致函日本政府，劝其放弃对段的援助，而转为支持中国的护法运动。而日本政府反而要求南方妥协与北方，放弃护法旗帜，其主要目的是帮助日本对革命的俄国形成遏制之势。这就引起了孙的警悟，对日本的认识也开始变化。孙中山对日本所标榜的“大亚洲主义”真实目的有所怀疑，但仍采取隐忍的态度。这时，他仍把日本的所作所为解释为“误解”。
三、孙中山致力于心理建设，由“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转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
在上海的半年时间里，孙写成了《孙文学说》，后作为其《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在《自序》中写道：“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想要救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而如今却反使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他认为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错误思想所致。孙中山指出，这种思想在中国人的心理已深藏数千年，这种成见很难被打破。这也是党人不服从他的指挥，不听从主张的原因。所以，孙中山认为，“此学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孙中山决心打破这种成见，使其明白，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道理。要人们敢于去破除封建迷信，以求得真知。这是一种“心理建设”，是从革命的态度上确立起的一种思想观念。
四、孙中山通过与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的接触，对青年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认识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时期，其主要忙于著述，并一直关注着文化界的动向。在新文化运动和领袖分子等的影响作用下，孙中山先生下定决心要对革命党人的思想观念进行改革，并由此开始准备杂志的创办。
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两大旗帜为主，其中陳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新文化运动在社会变革之中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开始传播，广东作为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革命根据地，聘请陈独秀作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特别是在北京政府逮捕陈独秀的过程中，孙中山格外强调要保护新文化运动领袖的人身安全。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与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
孙中山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与各运动领袖之间具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更高度关注着青年学生各种爱国运动的发起，更借此之机在青年群体当中不断深入。1919年5月6日，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孙中山知晓，孙中山便向邵力子传达信息要求对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断扩大宣传力度，并积极引导上海学生对此积极响应。在随后的5月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受到了孙中山的约见，其行为被予以了高度肯定，同时也被孙中山给予了新的任务，即应当扩大群众组织规模共同调动起广泛阶层的响应。6月2日，孙中山再一次对学生领袖进行借鉴，并积极鼓励学生应当继续加大运动力度，并聘请了英国籍的律师作为学生运动的后盾，为学生运动的开展提供着法律支撑。自此，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打动了孙中山，青年群体的社会力量被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青年群体对孙中山的了解也借此深入。由此为后期国民党的改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国民党队伍注入了强劲的青年力量。
五、孙中山对苏俄态度的改变
曾因帝俄的侵略行径，孙中山对此一直怀有敌视态度。1917年3月12日（俄历2月29日），正在参加欧战的帝俄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随之推翻了沙俄专制统治，出现了两个政权——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的二月革命与他领导的辛亥革命都属于“共和革命”的性质。他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影响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当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孙“立即召集在沪民党议员讨论此次俄变，并致电圣彼得堡临时政府议会议长，以中国同仁身份表示祝贺。”电文认为，“俄国革命必定成功，欧战中的同盟协约国都一定失败”，并向对方发出了中俄两国“共同进行反帝斗争的呼吁”。随后，在3月27日朱和中来函时，孙中山写道：“……想俄政局一时未能安静，来日狂澜正难料也。”以上都是在二月革命发生不到两周之内孙做出的反应，可以看出他对俄国二月革命的反应之快，态度之热情，而且完全站在了克伦斯基的共和新俄方面。当时，孙中山对俄国内部的阶级斗争状况和两个政权（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并存的状态不够深入的了解，所以没能预料到布尔什维克党人，日后会成为他效法的对象。孙称俄国二月革命为“世界之一大事件”，而且还把这个“新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好邻居。对苏俄的这种友好态度是前所未有的。
综上所述，新文化运动时期，孙中山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其思想不断超越﹑不断发生改变，使他逐渐认识到唤醒革命党人思想的重要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决心打破深藏人心的成见，对青年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认识以及改变了以往对苏俄的态度。孙中山这一系列思想的变化与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前后这一时期的国内外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孙中山这一时期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2]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M].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
[3]孙中山年谱[M].中华书局，1980年版。
[4]孙中山全集（第4卷）[M].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