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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半生》是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一部作品，奈保尔在书中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叙述了威利碌碌无为的半生浮沉。自由的选择下掩盖的是无可奈何的悲凉。奈保尔在其中传达出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倾向，以小人物庸碌的半生来反映出后殖民时期人民的真实生存图景。
关键词：V.S.奈保尔；后殖民时期；宿命论；半生
作者简介；赵亚琦（1992-），女，汉族，河南洛阳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方向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3
V.S.奈保尔作为一名印度移民的后裔，V.S奈保尔的多重文化背景使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感悟力。2001年以“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1]荣膺诺奖。其在小说《半生》中更是让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窥见了真实。在小说《半生》中，奈保尔以威利.钱德兰失败的半生为主线，以主人公的视角带领读者观察世界，让读者更能看清楚后殖民时期的真实生存图景，威利半生的看似充满着种种选择，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无从选择，根植于内心的创伤使其成为一个“神经质”，环境的改变并没有缓和创伤，却更加重了他不断逃避的习惯。从威利半生的漂泊与落寞不难窥见奈保尔晚年的“宿命论”倾向。正如文学大师J.M.库切的评价，“奈保尔是英语文学大师，《半生》的文字干净冷酷，有如一把匕首，留给读者的不是笑料，而是悲凉。”[2]通过威利，奈保尔表达了对与其有着相似命运的历史的“弃儿”深切的人文关怀，唤起人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一、威利的悲凉半生
《半生》中威利是婆罗门与低种姓的女人杂交的后代，其父亲过着“隐忍牺牲”的灵修生活，母亲生活在父亲的鄙视下，威利幼年便生活在被别人鄙视的压抑和冷漠的环境中。也因此促成了威利恰恰是一个分裂的性格，他勇敢又懦弱，聪明又驽钝，渴望自由却又总是处处受到禁锢。借助父亲在英国的“朋友”权力，威利得以开始自己的伦敦求学之路，面临文化的冲击，威利为适应环境做出了一番“努力”，他重新编造身份，和朋友的女友保持不正当关系，在朋友的“指导”下写书。因书的发表，他和阿娜-未来十八年的妻子结缘，恰逢面临毕业，即将被踢出学校的问题，便追随阿娜开始了十八年的非洲生活。《半生》中没有壮烈的死亡，没有让人悲戚的情节，更没有所谓的“英雄”，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准，不足以称其为悲剧，但却能让人心有戚戚焉。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威利，一生追求一种身份的认同，一种和自身达成妥协的和谐感，然而这个愿望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无从实现的。
二、奈保尔宿命论的内在体现
威利父亲作为一个婆罗门种姓的职员之子对于伟大领导人物有一种近乎盲目地崇拜，此时正值甘地号召要为政治牺牲，便决定，“那个决定就是我要牺牲自己。不是空洞的牺牲，瞬时的行动—跳桥，撞火车是每个傻瓜都能做的-而是长久的牺牲，圣雄赞成的那种” [3] （p10），于是“我要做的就是我能力所及的唯一一件高尚的事情—找一个身份最卑微的人，娶她为妻”。（第10页）他去接近学校里长的最丑的、种姓最低、靠奖学金上学的女孩，可是他根本不爱她，甚至还厌恶她“落后”的面孔，“落后”的声音。在愚昧的英雄主义陷入“前有魔鬼后有深渊”的尴尬处境—女孩的叔叔是一名叛军头子威胁要烧了她的家，后是她的敌人—想把女儿嫁给他的校长要伙同他人起诉他工作中的腐败后，“我”（威利父亲）开始想到逃跑，我开始想到去城里有名的古寺避难”（第25页）。在此遇到著名作家毛姆，其正为小说《刀锋》寻找素材而“采访”父亲，后因其在书中对事件不明原委的颠龙倒凤的描写，“将我（威利父亲）变成英雄”（第27页）。父亲成名后，便继续自己“隐忍牺牲”的生活，娶了低种姓母亲为妻，威利的父亲“发誓禁欲，就像圣雄，不同的是，我失败了”（第30页）。对于这种失误，父亲感受到一种耻辱：“她那肿胀的腹部，那本就丑陋的身体的变化折磨着我，我只愿我眼中看到的一切全不存在”。（第31页）威利出生后，他的父亲会想“小威利，小威利，我对你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要在你身上烙下这种污点？”。（第31页）父亲对母亲的落后母亲的鄙视和对威利的冷漠让威利心生怨愤，并对其虚伪的“牺牲”更加“瞧不起”。威利小便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的意识，当被问及父亲是做什么的时候，他恼火地回答道： “我父亲做什么的，你们全知道”（第37页），于是便引来全班一阵哄堂大笑。于是其开始鄙视自己的父亲。当威利听说母亲曾经在教会学校受辱—别人用生锈的破罐子给其母亲盛水喝时，威利怒不可遏。王岩在《孤独的放逐之旅》—《半生》的新精神分析解读中运用霍妮的理论指出：“神经症的动力是焦虑，即个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所抱有的一种孤独和无助的感觉。”[4]“被困在两种极端种姓之中的威利深刻感受到了由于身份认同困惑所造成的心理伤害”，[5]这种心理伤害给威利造成了创伤，这种创伤在长期被搁置而“固化”一直伴随在威利的成长过程中，使其不断“ 逃避”，也愈加远离真实的自我。
威利的“神经症”就是在这样一种分裂的环境下孕育出来的，父亲将自己虚伪无为的人生美其名曰“隐忍牺牲”使威利感到深深的厌恶。郁闷难解，威利借笔抒怀，他创作了两篇极有创意的作品借此表达自己的“牺牲生活”的厌恶和对父亲虚假人生的鄙夷。同时，作为高低种姓的“杂交”的产物，他不被高种姓学校容纳，又不能容忍教会学校的“虚伪面目”。在英国求学期间，他“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才能“唬”住人，即使如此，威利也只能勉强和珀西-牙买加混血人混在一起，无法融入社会的主流。在异国的环境和珀西的“熏陶”下威利开始过上一种“过渡性的波西米亚移民生活”（第69页）。他和朋友的妻子琼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有时寂寞难耐而去召妓，妓女让他“像英国人那样干”，使他“满心耻辱”。直到威利追随阿娜到达非洲后，通过和当地女人的不正当的性关系，威利才体验到满足感，他不再感到羞耻而觉得获得了成长，还慨叹“我可怜的父母，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时刻。”（第193页） 威利的逃避是根深蒂固的，笔者看来，威利的一生不断的逃离，实际上是对父亲的逃离，是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印度蒙昧的追求独立运动的愚蠢方式的逃离，是对印度教盲目牺牲虚伪人生的逃离，是对破碎分裂创伤难愈的生存环境的逃离，是对完整的精神的追求的一种深深的渴望。威利不可能生活在这种分裂的世界中，继续留在印度产生的后果是无法预估的，只有离开似乎才能借助于精神的完整以期逃脱肉体的毁灭。同时，威利的逃离也是必然的，他们在逃离中寻找存在，却注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失落的存在”。
三、奈保尔的悲剧性叙事艺术
1、《半生》中弥漫的存在主义色彩
奈保尔在《半生》中借用了存在主义来表达其对存在的讽刺，正如梅晓云教授指出奈保尔书中的许多形象都有“生存怀疑论”，即“一否定性质的思想，是对生存的不确定性或无根性的反思”。[6]在《河湾》一书开头的一句话便是：“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人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7]在《半生》又写道“如果你不习惯依赖政府、法律、社会甚或历史，那么你当然只能相信运气或星座， 不然你就只有去死。”（第136页）人“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上，“烦”是人生的本质，萨特提出，人是绝对自由的，这种自由是自由选择的自由，即使不作任何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萨特认为人注定是自由的，然而人要为自己的自由做出的选择承担责任。在《半生》中奈保尔也鲜明地呈现出他的悲观的存在主义观。在他笔下，主人公不断地为选择自己的人生，然而，自由的选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隐含在诸多无奈背景下的自由，这隐藏在背后的无奈正是导致威利“虚无的存在”的终极原因。
1.1“被抛入”的人生境遇
海德格尔把“此在”（即“人”）与“在者”（即“世界”）发生关系的原始起点或者促成这种关系的原初“作用力”，乃是以“此在”为解说前体或者说附着于“人”的命运与感受之上的两个东西：一个是“被抛入”，一个是“烦”。“烦”，则是人“被抛入”世界以后的“存在形态”，也可以理解为人生。[8]如上文所述所述，威利是父亲与鄙陋的低种姓女人所生，同时又是父亲禁欲失败的产物，是父亲人生的“污点”，在家中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不是关怀而是冷落。同时无法进入高种姓学校，在教会学校读书也因母亲的低种姓而遭受歧视。威利生活在夹缝之中，人生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被抛入”状态。就在威利的父亲身上，也可以窥见这种“被抛入”的境遇，在经历了戏剧般的成名经历后，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表达了父亲当时的心理感受，“经历了一连串的偶然，如在梦中一次又一次被抛入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总是凭着一时冲动行动，只为了逃离我们这种生活的奴性”（第29页）再一次表现了人被抛入荒诞的境地，逃离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
1.2人注定是自由的，要自由地做出选择
奈保尔重点描写了威利半生的三次重大选择。在印度，威利与父亲的关系紧张，他鄙视父亲的懦弱，对母亲处于爱恨交织的状态，他接受西方教育，却生活在于落后的印度殖民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分裂的环境中，威利陷入了精神崩溃。他决定离开，依靠父亲的关系，他得以来到宗主国求学；威利第二次选择是其决定随阿娜到非洲，并与其结婚。在英国的日子即将到头，对家乡本能的抵抗与恐惧，在英国也不能谋求到合适的工作。在这个时候阿娜的出现，似乎点燃了他的爱情火花。对于一个对熟悉的事物抱有本能恐惧的“神经症患者”来说，面对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威利就抱着探索新事物的态度，决定到非洲“暂居”，依靠着妻子农场的收入，威利见识了非洲，体验到无约束的性带来的刺激和满足。在十八年后，非洲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定的生活不再，情人格蕾莎在其丈夫路易斯精神市场后也陷入疯癫的状态：“他们带回她那阵亡的战士。她没有昏厥，也没有痛苦。她的侍女看着都说：‘她若不流泪就会死去’”。（第208页），与妻子的婚姻已是形同虚设，在摔倒的意外发生后，“神经质”威利又决定离开了，离开之前他对阿娜说“我已经厌倦了过你的生活”（第212页），“可现在，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而我一事无成”。（第212页）小说最后以威利的第三次选择到妹妹和妹夫的德国去作为结束。
通多对这种对剥夺了“真实存在权利”的悲剧个体的关注，既揭露了后殖民时期反殖民主义运动真实的一面，也反映出殖民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空虚、疏离和孤独感，从而表现出对失声的受害者的一种人文关怀。
2、情节设置上的偶然和不确定性
《半生》中奈保尔利用对人物性格的了解采用了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使情节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父亲盲目地陷入对圣雄的狂热崇拜中，心想“如果能追随他们（伟人），甚至是只看他们一眼，我会感到多么幸福”，又因为愚昧讨厌学习决定走上“牺牲”之路，招惹到叔叔为“造反派”的低种姓女人，懦弱的父亲因怕对方以“种姓压迫”为由“发动游行”施以报复。因此，不得不将错就错继续与女孩儿在一起，后又因为在“地税部”的腐败被揭发，面临着受监禁之惩罚，于是便逃跑到“古寺避难”。在此遇到著名作家毛姆到印度采风，父亲“发誓禁语”和“赎罪苦修”的事件被毛姆写进书中，父亲因此成为英雄：“命运弄人，将我变成英雄”（第27页）。在我在分裂的环境中即将崩溃时恰恰收到了可以去英国读书的信，燃起了我离开的希望。在即将毕业，面临被遣送回到梦魇般的母国时，阿娜，我未来十八年的妻子出现，对于一个习惯了逃避的神经质患者来说，阿娜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避难所。虽然面临着重新学习一门语言的挑战，却并不能改变我决定追随她的愿望。
人物性格的缺陷和偶然事件的结合，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顺势而下、自然而然的情节发展，使作者的存在主义观点悄然地隐匿其中，使读者对这种真实而不可抗拒的宿命论倾向深深感染而不自知。
结语：
《半生》是奈保尔晚年的一部作品，其中从主人公威利的个人成长经历为视角，透视了20世纪的殖民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种族运动等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奈保尔以敏锐的观察力和作为一个“流散”作家切身经历呈现了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存状况。 在《半生》里，奈保尔沿袭了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威利刻画成一个母国的反抗者，宗主国的模仿者和非洲的替代者，传达了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人物的“生存困境”—“被抛入”荒诞的世界，又注定不断地自由选择，在被迫的选择中，创造者自己“存在的假象”，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无非是这荒诞的世界中一个多余的存在，明日依旧漂泊，依旧焦虑，依旧没有身份。正如书的封面介绍的一样，逃离，是每个人终生的使命，无法逃离，是每个人的宿命。如奈保尔研究专家布鲁斯.金所总结的：“在奈保尔对后殖民和帝国主义社会关注的背后更重要的主题是对普师人生的思考。世界上总会有人会通过征服和欺骗别人满足自己更多的欲望，去提升自己的位置。当人们或民族为了空间、舒适、性和安全感去竞争时，总是会产生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而这种等级是一直处于变化的过程中的，而且也并不一定是向好的方向变化。总是会有统治和特权，也总是有人会需要被保护。那些缺少途径、意志力和静力去提升自己并保护自己的人会成为他人的牺牲者，或者他们不停地离开，不停地迁移去寻求生存和更好的生活。在新的土地上，人们需要他人做保护者和向导。《半生》表明生命是一系列的离散，不断的移植，似乎安稳的状态实际上正经历着一系列的改变。”[9]威利无疑正是改变的牺牲者，这牺牲背后是主人公惯于逃离的“神经症”性格的影响，更是后殖民时期文化侵入、文化冲突导致的政治文化身份的“生存焦虑”所致。
注释：
[1]"All Nobel Prizes in Literature".Nobelprrize.org.14Mar2013
[2]Coetzee，J.M"The Razor’s Edge."Rev.of Half a Life，by V.S.Naipaul.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 Nov.2001.10Jan.2004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4680.
[3]（英）V.S.奈保尔.半生[M]吴其尧，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p10.以下不再作注，只在文中标明页码。
[4]Horney， Karen.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关键词：V.S.奈保尔；后殖民时期；宿命论；半生
作者简介；赵亚琦（1992-），女，汉族，河南洛阳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方向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3
V.S.奈保尔作为一名印度移民的后裔，V.S奈保尔的多重文化背景使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感悟力。2001年以“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1]荣膺诺奖。其在小说《半生》中更是让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窥见了真实。在小说《半生》中，奈保尔以威利.钱德兰失败的半生为主线，以主人公的视角带领读者观察世界，让读者更能看清楚后殖民时期的真实生存图景，威利半生的看似充满着种种选择，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无从选择，根植于内心的创伤使其成为一个“神经质”，环境的改变并没有缓和创伤，却更加重了他不断逃避的习惯。从威利半生的漂泊与落寞不难窥见奈保尔晚年的“宿命论”倾向。正如文学大师J.M.库切的评价，“奈保尔是英语文学大师，《半生》的文字干净冷酷，有如一把匕首，留给读者的不是笑料，而是悲凉。”[2]通过威利，奈保尔表达了对与其有着相似命运的历史的“弃儿”深切的人文关怀，唤起人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一、威利的悲凉半生
《半生》中威利是婆罗门与低种姓的女人杂交的后代，其父亲过着“隐忍牺牲”的灵修生活，母亲生活在父亲的鄙视下，威利幼年便生活在被别人鄙视的压抑和冷漠的环境中。也因此促成了威利恰恰是一个分裂的性格，他勇敢又懦弱，聪明又驽钝，渴望自由却又总是处处受到禁锢。借助父亲在英国的“朋友”权力，威利得以开始自己的伦敦求学之路，面临文化的冲击，威利为适应环境做出了一番“努力”，他重新编造身份，和朋友的女友保持不正当关系，在朋友的“指导”下写书。因书的发表，他和阿娜-未来十八年的妻子结缘，恰逢面临毕业，即将被踢出学校的问题，便追随阿娜开始了十八年的非洲生活。《半生》中没有壮烈的死亡，没有让人悲戚的情节，更没有所谓的“英雄”，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准，不足以称其为悲剧，但却能让人心有戚戚焉。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威利，一生追求一种身份的认同，一种和自身达成妥协的和谐感，然而这个愿望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无从实现的。
二、奈保尔宿命论的内在体现
威利父亲作为一个婆罗门种姓的职员之子对于伟大领导人物有一种近乎盲目地崇拜，此时正值甘地号召要为政治牺牲，便决定，“那个决定就是我要牺牲自己。不是空洞的牺牲，瞬时的行动—跳桥，撞火车是每个傻瓜都能做的-而是长久的牺牲，圣雄赞成的那种” [3] （p10），于是“我要做的就是我能力所及的唯一一件高尚的事情—找一个身份最卑微的人，娶她为妻”。（第10页）他去接近学校里长的最丑的、种姓最低、靠奖学金上学的女孩，可是他根本不爱她，甚至还厌恶她“落后”的面孔，“落后”的声音。在愚昧的英雄主义陷入“前有魔鬼后有深渊”的尴尬处境—女孩的叔叔是一名叛军头子威胁要烧了她的家，后是她的敌人—想把女儿嫁给他的校长要伙同他人起诉他工作中的腐败后，“我”（威利父亲）开始想到逃跑，我开始想到去城里有名的古寺避难”（第25页）。在此遇到著名作家毛姆，其正为小说《刀锋》寻找素材而“采访”父亲，后因其在书中对事件不明原委的颠龙倒凤的描写，“将我（威利父亲）变成英雄”（第27页）。父亲成名后，便继续自己“隐忍牺牲”的生活，娶了低种姓母亲为妻，威利的父亲“发誓禁欲，就像圣雄，不同的是，我失败了”（第30页）。对于这种失误，父亲感受到一种耻辱：“她那肿胀的腹部，那本就丑陋的身体的变化折磨着我，我只愿我眼中看到的一切全不存在”。（第31页）威利出生后，他的父亲会想“小威利，小威利，我对你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要在你身上烙下这种污点？”。（第31页）父亲对母亲的落后母亲的鄙视和对威利的冷漠让威利心生怨愤，并对其虚伪的“牺牲”更加“瞧不起”。威利小便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的意识，当被问及父亲是做什么的时候，他恼火地回答道： “我父亲做什么的，你们全知道”（第37页），于是便引来全班一阵哄堂大笑。于是其开始鄙视自己的父亲。当威利听说母亲曾经在教会学校受辱—别人用生锈的破罐子给其母亲盛水喝时，威利怒不可遏。王岩在《孤独的放逐之旅》—《半生》的新精神分析解读中运用霍妮的理论指出：“神经症的动力是焦虑，即个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所抱有的一种孤独和无助的感觉。”[4]“被困在两种极端种姓之中的威利深刻感受到了由于身份认同困惑所造成的心理伤害”，[5]这种心理伤害给威利造成了创伤，这种创伤在长期被搁置而“固化”一直伴随在威利的成长过程中，使其不断“ 逃避”，也愈加远离真实的自我。
威利的“神经症”就是在这样一种分裂的环境下孕育出来的，父亲将自己虚伪无为的人生美其名曰“隐忍牺牲”使威利感到深深的厌恶。郁闷难解，威利借笔抒怀，他创作了两篇极有创意的作品借此表达自己的“牺牲生活”的厌恶和对父亲虚假人生的鄙夷。同时，作为高低种姓的“杂交”的产物，他不被高种姓学校容纳，又不能容忍教会学校的“虚伪面目”。在英国求学期间，他“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才能“唬”住人，即使如此，威利也只能勉强和珀西-牙买加混血人混在一起，无法融入社会的主流。在异国的环境和珀西的“熏陶”下威利开始过上一种“过渡性的波西米亚移民生活”（第69页）。他和朋友的妻子琼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有时寂寞难耐而去召妓，妓女让他“像英国人那样干”，使他“满心耻辱”。直到威利追随阿娜到达非洲后，通过和当地女人的不正当的性关系，威利才体验到满足感，他不再感到羞耻而觉得获得了成长，还慨叹“我可怜的父母，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时刻。”（第193页） 威利的逃避是根深蒂固的，笔者看来，威利的一生不断的逃离，实际上是对父亲的逃离，是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印度蒙昧的追求独立运动的愚蠢方式的逃离，是对印度教盲目牺牲虚伪人生的逃离，是对破碎分裂创伤难愈的生存环境的逃离，是对完整的精神的追求的一种深深的渴望。威利不可能生活在这种分裂的世界中，继续留在印度产生的后果是无法预估的，只有离开似乎才能借助于精神的完整以期逃脱肉体的毁灭。同时，威利的逃离也是必然的，他们在逃离中寻找存在，却注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失落的存在”。
三、奈保尔的悲剧性叙事艺术
1、《半生》中弥漫的存在主义色彩
奈保尔在《半生》中借用了存在主义来表达其对存在的讽刺，正如梅晓云教授指出奈保尔书中的许多形象都有“生存怀疑论”，即“一否定性质的思想，是对生存的不确定性或无根性的反思”。[6]在《河湾》一书开头的一句话便是：“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人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7]在《半生》又写道“如果你不习惯依赖政府、法律、社会甚或历史，那么你当然只能相信运气或星座， 不然你就只有去死。”（第136页）人“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上，“烦”是人生的本质，萨特提出，人是绝对自由的，这种自由是自由选择的自由，即使不作任何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萨特认为人注定是自由的，然而人要为自己的自由做出的选择承担责任。在《半生》中奈保尔也鲜明地呈现出他的悲观的存在主义观。在他笔下，主人公不断地为选择自己的人生，然而，自由的选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隐含在诸多无奈背景下的自由，这隐藏在背后的无奈正是导致威利“虚无的存在”的终极原因。
1.1“被抛入”的人生境遇
海德格尔把“此在”（即“人”）与“在者”（即“世界”）发生关系的原始起点或者促成这种关系的原初“作用力”，乃是以“此在”为解说前体或者说附着于“人”的命运与感受之上的两个东西：一个是“被抛入”，一个是“烦”。“烦”，则是人“被抛入”世界以后的“存在形态”，也可以理解为人生。[8]如上文所述所述，威利是父亲与鄙陋的低种姓女人所生，同时又是父亲禁欲失败的产物，是父亲人生的“污点”，在家中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不是关怀而是冷落。同时无法进入高种姓学校，在教会学校读书也因母亲的低种姓而遭受歧视。威利生活在夹缝之中，人生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被抛入”状态。就在威利的父亲身上，也可以窥见这种“被抛入”的境遇，在经历了戏剧般的成名经历后，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表达了父亲当时的心理感受，“经历了一连串的偶然，如在梦中一次又一次被抛入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总是凭着一时冲动行动，只为了逃离我们这种生活的奴性”（第29页）再一次表现了人被抛入荒诞的境地，逃离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
1.2人注定是自由的，要自由地做出选择
奈保尔重点描写了威利半生的三次重大选择。在印度，威利与父亲的关系紧张，他鄙视父亲的懦弱，对母亲处于爱恨交织的状态，他接受西方教育，却生活在于落后的印度殖民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分裂的环境中，威利陷入了精神崩溃。他决定离开，依靠父亲的关系，他得以来到宗主国求学；威利第二次选择是其决定随阿娜到非洲，并与其结婚。在英国的日子即将到头，对家乡本能的抵抗与恐惧，在英国也不能谋求到合适的工作。在这个时候阿娜的出现，似乎点燃了他的爱情火花。对于一个对熟悉的事物抱有本能恐惧的“神经症患者”来说，面对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威利就抱着探索新事物的态度，决定到非洲“暂居”，依靠着妻子农场的收入，威利见识了非洲，体验到无约束的性带来的刺激和满足。在十八年后，非洲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定的生活不再，情人格蕾莎在其丈夫路易斯精神市场后也陷入疯癫的状态：“他们带回她那阵亡的战士。她没有昏厥，也没有痛苦。她的侍女看着都说：‘她若不流泪就会死去’”。（第208页），与妻子的婚姻已是形同虚设，在摔倒的意外发生后，“神经质”威利又决定离开了，离开之前他对阿娜说“我已经厌倦了过你的生活”（第212页），“可现在，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而我一事无成”。（第212页）小说最后以威利的第三次选择到妹妹和妹夫的德国去作为结束。
通多对这种对剥夺了“真实存在权利”的悲剧个体的关注，既揭露了后殖民时期反殖民主义运动真实的一面，也反映出殖民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空虚、疏离和孤独感，从而表现出对失声的受害者的一种人文关怀。
2、情节设置上的偶然和不确定性
《半生》中奈保尔利用对人物性格的了解采用了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使情节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父亲盲目地陷入对圣雄的狂热崇拜中，心想“如果能追随他们（伟人），甚至是只看他们一眼，我会感到多么幸福”，又因为愚昧讨厌学习决定走上“牺牲”之路，招惹到叔叔为“造反派”的低种姓女人，懦弱的父亲因怕对方以“种姓压迫”为由“发动游行”施以报复。因此，不得不将错就错继续与女孩儿在一起，后又因为在“地税部”的腐败被揭发，面临着受监禁之惩罚，于是便逃跑到“古寺避难”。在此遇到著名作家毛姆到印度采风，父亲“发誓禁语”和“赎罪苦修”的事件被毛姆写进书中，父亲因此成为英雄：“命运弄人，将我变成英雄”（第27页）。在我在分裂的环境中即将崩溃时恰恰收到了可以去英国读书的信，燃起了我离开的希望。在即将毕业，面临被遣送回到梦魇般的母国时，阿娜，我未来十八年的妻子出现，对于一个习惯了逃避的神经质患者来说，阿娜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避难所。虽然面临着重新学习一门语言的挑战，却并不能改变我决定追随她的愿望。
人物性格的缺陷和偶然事件的结合，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顺势而下、自然而然的情节发展，使作者的存在主义观点悄然地隐匿其中，使读者对这种真实而不可抗拒的宿命论倾向深深感染而不自知。
结语：
《半生》是奈保尔晚年的一部作品，其中从主人公威利的个人成长经历为视角，透视了20世纪的殖民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种族运动等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奈保尔以敏锐的观察力和作为一个“流散”作家切身经历呈现了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存状况。 在《半生》里，奈保尔沿袭了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威利刻画成一个母国的反抗者，宗主国的模仿者和非洲的替代者，传达了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人物的“生存困境”—“被抛入”荒诞的世界，又注定不断地自由选择，在被迫的选择中，创造者自己“存在的假象”，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无非是这荒诞的世界中一个多余的存在，明日依旧漂泊，依旧焦虑，依旧没有身份。正如书的封面介绍的一样，逃离，是每个人终生的使命，无法逃离，是每个人的宿命。如奈保尔研究专家布鲁斯.金所总结的：“在奈保尔对后殖民和帝国主义社会关注的背后更重要的主题是对普师人生的思考。世界上总会有人会通过征服和欺骗别人满足自己更多的欲望，去提升自己的位置。当人们或民族为了空间、舒适、性和安全感去竞争时，总是会产生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而这种等级是一直处于变化的过程中的，而且也并不一定是向好的方向变化。总是会有统治和特权，也总是有人会需要被保护。那些缺少途径、意志力和静力去提升自己并保护自己的人会成为他人的牺牲者，或者他们不停地离开，不停地迁移去寻求生存和更好的生活。在新的土地上，人们需要他人做保护者和向导。《半生》表明生命是一系列的离散，不断的移植，似乎安稳的状态实际上正经历着一系列的改变。”[9]威利无疑正是改变的牺牲者，这牺牲背后是主人公惯于逃离的“神经症”性格的影响，更是后殖民时期文化侵入、文化冲突导致的政治文化身份的“生存焦虑”所致。
注释：
[1]"All Nobel Prizes in Literature".Nobelprrize.org.14Mar2013
[2]Coetzee，J.M"The Razor’s Edge."Rev.of Half a Life，by V.S.Naipaul.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 Nov.2001.10Jan.2004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4680.
[3]（英）V.S.奈保尔.半生[M]吴其尧，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p10.以下不再作注，只在文中标明页码。
[4]Horney， Karen.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