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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本文对国内典型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进行研究，首次利用合成控制法分析了“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但是经济增长可能因为城市自身属性和荣誉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而有差异。具体而言，全国文明城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中西部城市如包头效果非常显著，而在东部沿海城市如烟台效果不显著。同时，研究发现，在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期间，这种经济增长效应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探索优化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路径、发挥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有助于丰富锦标赛理论的内涵。
关键词：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全国文明城市;锦标赛理论;合成控制法
一、引 言
传统锦标赛理论是解释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从激励官员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地方官员会被动员起来去发展经济以及提高财政收入[1]。但面对地方政府在文明、卫生和食品安全等非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传统锦标赛理论很少关注或者很难解释地方政府在上述领域的竞争行为。过度强调经济指标排名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影响，是对传统锦标赛理论的争议之一。因此，将传统锦标赛理论延伸到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研究上，这既是对中国现实层面的积极回应，更是丰富锦标赛理论内涵的需要。本质上，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也属于锦标赛的一种，但与传统锦标赛理论关注GDP、财政收入等經济领域的可直接度量指标不同，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主要通过城市评比表彰的形式，关注城市获得的称号、名誉等可间接度量的指标，例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等城市创建活动都是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一种表现形式。
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理论上有多种不同的称呼。李振[2]认为，一种称之为“评比表彰”的锦标赛机制对与经济发展领域无关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发挥着激励作用，而政府部门和官员所获得的评比表彰数量和级别决定了他们在这类锦标赛中的排名。郝文斌[3]将各类国家级、省级城市创建活动作为多层次政治锦标赛的衍生种类。王哲[4]将评比表彰模式定义为达标赛的一种，以便能够和经济领域激励性质的锦标赛区别开来。崔慧姝和周望[5]将这些“土生土长”的城市治理经验统称为“创城”机制。Li[6]将国家卫生城市等创建活动称为是一种“自上而下地方政府间竞赛与评奖”（Top-Down Place-Based Competition and Award，TDPBCA）机制。虽然上述称呼不同，但是在学者的定义中，非经济领域锦标赛都具有以下特征：上级政府设定非经济领域的目标，该目标可测度、易评估，下级地方政府作为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优胜的城市被授予荣誉称号。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将“评比表彰”“创城”机制以及具有上述特征的其他机制统称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
形式多样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广泛存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仅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2015年公布的《关于公布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的通告》（后文简称《通告》）中，针对城市整体的评选表彰就有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等。还有一部分针对城市整体的评比表彰项目虽然没有在《通告》中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例如，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参照国家层面的设置方式，地方政府也会设置多样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以达到城市治理的目的。本文主要关注国家层面设置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特别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何定量评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是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典型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进行分析，利用合成控制法和多种稳健性分析方法，研究了“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和烟台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分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将其作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的一个替代，可以丰富并完善传统锦标赛理论。
二、制度背景和文献综述
（一）制度背景
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要求到2010年建成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文明城市和文明城区。随后，199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通知》并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作为党中央指导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议事机构，以此督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2003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首次出台了《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暂行办法》，规定了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评选标准，申报评选范围和程序，确定全国文明城市每三年评选一次，按照自愿申报、逐级推荐、提前公示、择优评选的程序等，正式启动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按照行政级别，分成副省级城市与省会城市、地级城市、直辖市中的城区、县级城市等四类，分五批陆续开展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2005年10月第一批评选出12个、2009年1月第二批评选出14个、2011年12月第三批评选出27个、2015年2月第四批评选出34个、2017年11月第五批评选出89个。截至2017年年底，共有172个城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其中，只有6个城市在创建活动启动以来一直保持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其分别为包头、烟台两个地级城市，厦门、宁波、大连3个副省级及省会城市，有报道称深圳是“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但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复查中，深圳没有保留称号。 张家港1个县级城市。这些城市为分析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可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城市评选表彰项目中占据重要位置。在过去15多年的创建历程中，全国文明城市被认为是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可以反映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综合性荣誉称号，也是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和国内城市类表彰的最高荣誉。通过分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以此作为评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的一种替代，主要是考虑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所呈现出的三个特点：一是地位较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指导机构，主任职务除了1997—2002年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外，2003年至今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而且获奖城市都会由所在城市的党委书记进京授奖，这是其他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其相较于国家卫生城市项目更能够得到地方政府普遍认可的重要原因。国家卫生城市虽早在1989年就启动了评选工作，但其影响力远没有全国文明城市广泛和深刻。二是测评内容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内容是最广泛的，涉及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而其他城市评比表彰项目多集中于某一具体领域，其作用和影响亦十分有限。《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2017年版）》（后文简称《测评体系》）由12个测评项目、90项测评内容、188条测评标准构成，内容涉及思想道德基础、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创建长效机制等。很多其他类别的城市评比表彰项目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多地是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积累经验。《测评体系》规定，将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保留的其他涉及城市的评比表彰项目，例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加分项目，每获得一项称号加1分。三是定期开展。全国文明城市严格按照3年测评周期的标准进行评选和复审，其中，有的城市如青岛、南京、南昌等曾经因没有通过复审而被摘掉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这种持续开展和动态调整的机制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相反，有些非经济领域锦标赛项目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暂停或不定期进行，例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评选，虽然其规定了5年的测评周期，但实际上近年来开展的工作较少。因此，分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并用其反映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典型性和可操作性。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有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定量研究、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和其他机制研究等三个方面：一是集中于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现有文献鲜有开展定量研究，研究结论亦存在差异。石大千等[7]利用2006—2016 年中国地级城市与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DID）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法分析认为，全国城市创建活动显著提高了文明城市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吴海民等[8]从文明城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角度，将第二批全国文明城市作为政策实验样本，利用DID法对全国189个城市的518家民营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显著提升了所在地民营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与净利润率水平。但与上述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同，郑文平和张冬洋[9]从城市发展政策对微观企业影响的角度，采用PSM-DID法评估了2005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影响，认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显著地抑制了所在城市企业的利润率。苗楠[10]选择部分全国文明城市进行分析，认为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对经济发展、官员升迁并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反而在多数城市的数值上都体现为负相关。二是集中于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不同项目进行了定量研究，肯定了这类评选项目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其中，国外学者对欧洲文化之都的定量研究给本文提供重要的借鉴。Gomes和Librero[11]利用DID法分析发现，相较于没有得到称号的城市，获得欧洲文化之都称号的城市人均GDP会高出4.5%，同时欧洲文化之都项目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大约会持续5年，基于此，他们认为欧洲文化之都项目可以作为城市更新发展的催化剂。但Steiner等[12]分析了欧洲文化之都项目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满意度两个方面的影响，认为欧洲文化之都项目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并显著降低了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Falk 和 Hagsten[13]认为，欧洲文化之都项目显著提高了当年城市的过夜旅游人数，但这个效应不具有长期性。黄亮雄和才国伟[14]利用GMM法估计认为，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可以使每万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1/3，且东部城市的减排效果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陈晓东等[15]认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活动对经济增长有时有促进作用，有时有阻碍作用，并呈现出一种LEPC曲线。三是集中于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多数锦标赛研究结论显示，可以通过激励政府官员行为、提升城市品牌等途径产生经济增长效应。Li和Zhou[16]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官员绩效时，理性地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减少绩效考核误差并增加激励效果，其通过分析验证了地方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的显著关系。另外，由于城市形象可以直接影响消费者决策，因而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可以通过提升城市形象进而被品牌化形成经济价值，这一点在旅游行业尤为明显。城市品牌还会影响消费者行为以及品牌意识的建立、质量评估和支付意愿等，而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途径。
与上述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性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角度不同。本文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角度通过定量分析，研究“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此透析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可以对现有的锦标赛理论进行有益补充。二是研究方法不同。现有文献对全国文明城市的定量研究主要使用DID法或PSM-DID法，本文使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CM）来分析“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和烟台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更具有科学性。三是进一步完善数据。笔者整理了2003年以来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变动数据，不局限于某一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影响效果，而是从更长期的角度分析其经济增长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时间节点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140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的总体样本，包含两个实验组城市和138个控制组城市。其中，选择“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和烟台作为实验样本（实验组），这主要考虑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副省级以及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可能会享受政策的特殊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标准也与其他行政级别的城市不同，这使这些城市在和地级城市比较时不再具有可比性，因而不选择厦门、宁波、大连3个副省级城市作为实验样本。二是从前四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事实来看，地级城市是创建的主体、获评数量多，县级城市获评数量少，而且县级城市只有张家港是“五连冠”城市。若将张家港作为分析样本，可能产生某些偏误。同时，本文选择研究时间段内未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地级城市作为对照样本（控制组），这样可以排除系统性的偏误因素，使包头和烟台相较于其他地级城市更具可比性。在删除某些统计数据不完整、行政区划调整的地级城市以及排除港澳台地区的城市后，本文共产生138个对照样本。
本文使用1996—2015年作为研究时间段。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决定最早追溯至1996年，其作为研究时间段的起点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事实;而将2015年作为研究时间段的终点是因为这个年份是第五批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第一年，同时是第四批全国文明城市获评后效果作用期的最后一年。同时选择2004年作为“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和烟台政策效应期的起点，虽然2003年8月正式启动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活动，但是考虑到政策实施前都需要一定的适应和解读过程，因此，选择2004年作为政策效应期的起点。
（二）合成控制法（SCM）
合成控制法（SCM）最早由Abadie 和 Gardeazabal[17]创建并应用于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恐怖活动的经济成本，现在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于烟草限购、行政区划调整、房产税试点等政策评估领域[18]-[21]。该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为：首先，选取特定的预测变量（包括评估变量本身、影响评估变量的主要因素等）;其次，通过对控制组中各样本的预测变量进行加权，从而拟合一个与实验组特质相近的“反事实”合成组（由权重不为零的控制组组成）;最后，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后实验组与合成组之间的长期差异来评估政策影响。该方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作为一种非参数的方法，其扩展了传统的DID法。二是通过数据驱动确定权重，减少了主观选择的误差，避免了政策内生性问题。三是通过对多个控制组加权来模拟实验组政策实施前的情况，不仅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每个控制组对“反事实”事件的贡献，同时也避免了过分外推的问题。四是可以对每一个研究个体提供与之对应的合成控制对象，避免平均化的评价，不至于因政策实施时间不同而影响政策评估结果，避免了主观选择造成的偏差[22-23]。传统的政策评估方法可能无法避免政策内生性、控制组选择任意性等问题，而合成控制法能够克服上述问题，使其适用于全国文明城市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基于上述讨论，下文将根据合成控制法的基本原理与步骤，阐述其在评估“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经济增长效应方面的应用。 假设能观测到J+1个城市在T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用Yjt表示城市j在t期的经济增长，并且1≤ j ≤（J+1），1≤ t ≤T。同时，定义J+1個城市中的第1个城市是“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烟台或包头，实验组），其他J个城市是未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138个地级城市（控制组）。另外，用T0表示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之前的年份，满足1≤T0≤T条件，则T0对应上文分析中的2004年。将Y′jt定义为城市j在t期没有受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影响时的经济增长，将Y″jt定义为城市j在t期受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影响时的经济增长，当t∈[1，T0]时，则满足Y′jt=Y″jt;当t∈（T0，T]时，则满足Y′jt=Y″jt-βjt。其中，βjt表示城市j在t期由于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如果βjt>0，则意味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能促进相关城市的经济增长;如果βjt<0，则意味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相关城市的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如果βjt=0，则意味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相关城市的经济增长无影响。但是，对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烟台或包头，实验组）来说，虽然可以直接观测到其T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Y″jt，却无法观测到其T0年之后没有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经济增长Y′jt，因此，要确定βjt的大小，需要先估计出Y′jt。本文借鉴Abadie等[18]，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其中，αt是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时间固定效应;Zj是一个（r×1）维向量，代表城市j不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影响的控制变量;θt是一个（1×r）维未知参数向量，对应于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Uj是一个（F×1）维向量，表示特定城市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δt是一个（1×F）维观测不到的共同因子;εjt是每个城市观测不到的瞬时冲击，均值为0。值得注意的是，假设δt不随时间变化，则上述模型就可以转化为DID模型。
为得到Y′jt，合成控制法的策略就是通过控制组城市的加权来模拟实验组的特征，其目的是求出一个（J×1）维权重向量W=（W2，W3，…，WJ+1）′，对任意的j，都满足Wj≥0，且W2+W3+…+WJ+1=1。其中，W是潜在的合成控制组合，组合中的每一个Wj衡量的是控制组城市对实验组城市的合成贡献率，因而合成控制的结果变量为：
其中，X1为2004年以前烟台或包头的（k×1）维特征向量，X0为（k×J）维矩阵，X0的第j列为控制组城市j在2004年以前的特征向量。特征向量为模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或经济增长变量本身的任意线性组合。V是一个（k×k）维的对称半正定矩阵，同时V 的选择会影响估计均方误差。本文使用Stata程序中的Synth命令进行模型估计，估计方法详见Abadie等[18]的研究。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使用合成控制法前，除了要确定实验组与控制组、政策干预节点、研究时期等因素外，还需要确定估计过程中使用的预测变量（包括评估变量本身、影响评估变量的主要因素等）。本文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pgdp）作为评估变量，用以衡量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计算方法为各城市的名义人均GDP以1996年为基期进行折算，得到实际人均GDP并取自然对数;其他预测变量包含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lnpinvest）、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lnpfdi）、万人拥有病床数（Humancap）、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Industry）、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Thirdindus）等，分别用以衡量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等。以上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1997—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经验分析
（一）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合成控制法Synth命令的计算，表2和表3为输出的估计结果，数值根据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表2给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04年）之前的“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与合成城市的重要变量对比。从表2可以看出，包头与合成包头、烟台与合成烟台的增长路径非常相似，根据式（6），距离函数分别为0.056和0.021，差异度比较小。所选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合成包头（或合成烟台）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与包头（或烟台）的差异程度也比较低。这说明合成控制法能够很好地拟合“五连冠”文明城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前的特征，适合刻画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也能够反映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从表3可以看出，合成包头和合成烟台都有4个控制组城市的权重值不为0，其他控制组城市的权重值为0。其中，金华是合成包头最大的权重城市，权重达到0.523;舟山是合成烟台最大的权重城市，权重达到0.376。
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包头与合成包头、烟台与合成烟台在1996—2015年的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和其预测值。2004年以前，包头和烟台的实际经济增长值和合成的预测值比较接近，几乎重合，但是在2004年后两个城市的实际经济增长都超过了合成的预测值。其中，包头在2004年后实际经济增长值远远超过合成的预测值，并随着时间变化两个差值呈现扩大趋势且存在一定的转折点，而烟台虽然实际经济增长值超过合成的预测值，但是差值随时间变化所发生的变动不大。这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确实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具有经济增长效应，但是其影响效果在“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内部有差异性。
图3和图4更清晰地展示了包头和烟台实际经济增长值与合成的预测值之间的差额情况。2009—2012年包头两者之间的差额保持在高位，说明在此期间“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对包头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值（2009年和2012年为两个峰值，差额分别为0.792、0.789），而2013年后其促进作用略微变小，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期间（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可能就是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经济增长效应的转折期。2004年后，烟台的实际经济增长值与合成的预测值之间的差额一直在0—0.150之间变动，说明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烟台不明显。 （二）不同经济增长效应的原因分析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和烟台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差异，反映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應不同，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自身属性不同。烟台经济发展特征比较独特，其属于最早一批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外向型程度比较高，城市文明程度可能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之前就已经达到较高水平，随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其促进作用的边际贡献比较低。而包头属于中西部内陆城市，并且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和大多数内陆城市一样，其区域营商环境、人力资本积累、政商关系等可能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但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开展，包头形成了制度优势、提升了治理能力，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同类其他城市更快，这意味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所具有的标准化城市治理的特点[24]，在包头有着重要意义。二是全国文明城市荣誉在省内的稀缺程度不同。烟台虽然连续五次赢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但从山东省内看，全国文明城市荣誉不再稀缺，目前有9个地级以上城市（不含莱芜）获此殊荣。烟台陆续面临着来自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青岛，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临沂和淄博，第四批全国文明城市威海、潍坊和东营，第五批全国文明城市济南和日照等的竞争。随着山东省内全国文明城市数量的增多，烟台很难仅仅通过赢得全国文明城市就能显著推动经济增长，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山东省内很有可能被各个城市分摊了。相反，包头在内蒙古自治区有较大的优势，包头只是面临着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鄂尔多斯和第五批全国文明城市通辽的竞争，竞争城市的数量相对较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头的全国文明城市荣誉都有稀缺价值，例如，更多的上级政策支持、外国援助等，而这些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究竟以上哪一个原因更为重要，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加以印证。
五、稳健性检验
通过合成控制法分析，笔者发现，包头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包头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差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十分突出;而烟台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烟台经济增长差异程度不高，说明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有限。不同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反映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实际上没有统一的结论，城市通过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实现经济增长要依赖于城市的自身特点。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定性，笔者开展实验组替换检验、排序检验和平均预测标准差比值检验对结论进行再次验证。
（一）实验组替换检验
借鉴Abadie等[18-19]的安慰剂检验方法，本文开展实验组替换检验，这一方法类似虚假实验检验。其基本思路为选择一个未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假设该城市于2004 年开始一直是“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估计，若结论显示该城市与合成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存在很大的差异，则表明合成控制法能够有效地证实“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反之亦然。
通过对包头选择合成权重最大的城市金华、合成权重为0的城市大同，对烟台选择合成权重最大的城市舟山、合成权重为0的城市安庆分别进行实验组替换检验（当然，4个城市都可以作为包头和烟台的实验组置换检验样本，但为方便分析而分别进行了设定）。从这4个城市的检验结果看，金华、大同经济增长的实际值与合成预测值变化趋势几乎一致，虽然2004年以后这两个城市的合成预测值都略微高于实际值，但是差额绝对值没有图1中包头的差额绝对值大，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确实对包头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安庆经济增长的实际值和合成预测值几乎重合， 2004年以后这两个数值的差额有负有正，但是差额绝对值非常小。而舟山2004年以后经济增长的实际值略微高于合成预测值，并且差额远比图2中烟台的差额大，但是小于图1中包头的差额，这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烟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上述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即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区域差异性，有些区域非常明显，但是在有些区域就不明显。由于版面限制，文中省略了这4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实际值和合成预测值的比较图，留存备索。
（二）排序检验
上述研究结论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对包头和烟台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同，但是并不能确定结论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异于0。为此，本文根据Abadie等[18]提出的排序检验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再验证，这个方法类似于秩检验，能够判断出是否存在某一个或某些控制组城市的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经济增长的特征与包头（或烟台）类似，并且可以计算出现的概率。其基本思想是假设控制组所有城市都在2004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并一直维持，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每个城市的合成经济增长路径，并评估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预测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额作为实施效果。比较包头（或烟台）与其他控制组城市的实施效果，假如实施效果有差异，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或烟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不是偶然现象所致;反之亦然。
由于使用的控制组城市较多，本文借鉴刘乃全和吴友[20]的研究，对138个控制组城市按照等间距为4进行抽样，组成27个新样本组，并分别对其利用合成控制法计算“反事实”的实施效果作为排序检验的结果。图5展示了排序检验的结果，纵轴是各个城市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经济增长之间的差额，横轴是时间跨度。从图5可以看出，包头和烟台在2004年前与其他城市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差异，合成控制法的拟合效果较好，但包头在2004年后处在所有城市的外部，与其他城市有鲜明的路径差别，说明只有3.571%（1/28）的概率出现类似包头经济增长的路径，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统计上显著异于0;但烟台2004年后并没有出现在所有城市的外部，而是和其他多数城市的经济增长路径几乎没有差别，不能通过相关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烟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统计上没有显著异于0。
（三）平均预测标准差比值检验 平均预测标准差比值检验与排序检验的效果类似，同样能够判断出是否存在某一个或某些控制组城市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合成经济增长出现与包头（或烟台）一样的特征，并且可以计算出现的概率是多少。不同点在于，平均预测标准差比值检验强调2004年前后不同的预测标准差并计算其比值，而不是分析实际值与合成预测值之间的差额。其基本思想是假设控制组所有城市都在2004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并一直维持称号，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其每个城市的合成经济增长路径，并分别计算2004年前、2004年后的平均合成预测标准差，然后计算后者与前者的比值。若包头（或烟台）的平均合成预测标准差比值显著和控制组城市不同，则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或烟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显著影响，不是偶然现象所导致的;反之亦然。
本文采用和排序检验类似的处理程序并进行比值检验。其中，在所有的比值数据中，包头比值（122.369）为最大值，与其他城市明显不同。而烟台的比值（35.516）与其他3个城市的比值同处在30—40的数值区间中，说明烟台没有展示出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可以认为，“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烟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统计上没有显著异于0。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从长期看，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有助于经济增长，那些“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但是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城市可能有所差异，特别是那些“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不同，对中西部城市包头作用效果非常显著，但是对东部沿海城市烟台作用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同时，笔者发现，在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期间，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大。为什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机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即为什么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解释——城市的自身属性、城市名片的相对稀缺程度等因素均会对其产生影响。具体来看：一是城市自身属性方面。烟台是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而包头是一个地处西北内陆的老工业基地，两个城市的区位有很大差异。由于这方面的差异，烟台在改革开放初期便享受了政策的支持，城市发展理念逐步与国内外先进城市接轨，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没有那么大，边际贡献较小。但是，包头城市发展理念相对东部沿海城市有一定的滯后性，通过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竞争，有助于其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并且逐步达到沿海城市的水平，这个竞争过程必然会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意味着包头通过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竞争，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标准化的现代城市治理手段，推动了经济增长。二是城市名片的相对稀缺程度方面。烟台面临着山东省内其他全国文明城市的激烈竞争，而包头在内蒙古自治区内面临的竞争较小。全国文明城市的数量在山东省内并不稀缺，虽然烟台是山东唯一的“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但是这个荣誉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可避免地被省内其他全国文明城市所分摊。相反，除包头外，目前在内蒙古自治区仅有两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曾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全国文明城市相对稀缺的状态会增强包头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优势。但是，很难确定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哪个更为重要。未来需要更加坚实的数据和模型支撑进一步开展影响机制的研究，这也是本研究要继续跟进的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述重要判断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证据支持。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不断完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竞争机制。由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所具有的竞争性，它能够推动地方政府通过模仿、借鉴和创新等方式，提升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据此，中央政府应不断优化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机制设计，及时将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或任务动态纳入测评体系，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还应加强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竞争结果的合理应用，引导地方政府在文明、生态、安全等非经济领域的资源投入，纠正地方政府过度看重GDP排名的行为;另外，中央政府还需要在整合优化不同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上下功夫，加强对城市各类评比表彰项目的整顿，控制新增项目，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存在的重复创建、虚假创建等问题，节约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运行成本，最大程度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还要注意维持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竞争性，合理确定赢得竞争称号城市的数量，不随意扩大覆盖面、不搞平均主义。
第二，应增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针对性和区域性。由于中国各地区开放的进程不同、资源禀赋有差异、社会发展问题也多样，增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针对性和区域性尤为重要。不同类型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有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益，但是对有些地区则益处不大。应鼓励地方政府坚持自愿原则，根据自身城市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对不同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选择最合适的创建路径和最优数量，而不是用强制和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政府参加所有的项目竞争。应根据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竞争内容，以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为基准，合理确定城市的分组分类，改变单纯依靠城市行政级别的划分方式，引导地方政府不盲目跟风创建，增强城市文化、形象等方面的多样性。
第三，应建立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长效机制。提高竞争的公开透明度，鼓励社会大众和社交媒体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上扮演重要角色，既要持续增强社会力量在最后竞争结果上的话语权，又要引导这些社会力量以自身行动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活动，将“人人创建，人人共享”理念融入到每个人的具体行动中。同时，加强负面问题清单制度的设计和应用，引导地方政府将创建竞争工作与日常具体工作充分结合起来，尽量避免浮在表面上的“一阵风”式的问题产生，对竞争过程中地方政府产生的负面问题，采取取消竞争资格、扣减竞争分数等严格的考核监督措施，增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竞争结果的可信度。同时，还应丰富测评手段和方法，真正让符合竞争标准、有突出亮点的城市赢得相应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此外，还应加强绩效评估，采用成本—收益分析、综合评价等方法，提升各城市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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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全国文明城市;锦标赛理论;合成控制法
一、引 言
传统锦标赛理论是解释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从激励官员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地方官员会被动员起来去发展经济以及提高财政收入[1]。但面对地方政府在文明、卫生和食品安全等非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传统锦标赛理论很少关注或者很难解释地方政府在上述领域的竞争行为。过度强调经济指标排名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影响，是对传统锦标赛理论的争议之一。因此，将传统锦标赛理论延伸到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研究上，这既是对中国现实层面的积极回应，更是丰富锦标赛理论内涵的需要。本质上，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也属于锦标赛的一种，但与传统锦标赛理论关注GDP、财政收入等經济领域的可直接度量指标不同，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主要通过城市评比表彰的形式，关注城市获得的称号、名誉等可间接度量的指标，例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等城市创建活动都是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一种表现形式。
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理论上有多种不同的称呼。李振[2]认为，一种称之为“评比表彰”的锦标赛机制对与经济发展领域无关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发挥着激励作用，而政府部门和官员所获得的评比表彰数量和级别决定了他们在这类锦标赛中的排名。郝文斌[3]将各类国家级、省级城市创建活动作为多层次政治锦标赛的衍生种类。王哲[4]将评比表彰模式定义为达标赛的一种，以便能够和经济领域激励性质的锦标赛区别开来。崔慧姝和周望[5]将这些“土生土长”的城市治理经验统称为“创城”机制。Li[6]将国家卫生城市等创建活动称为是一种“自上而下地方政府间竞赛与评奖”（Top-Down Place-Based Competition and Award，TDPBCA）机制。虽然上述称呼不同，但是在学者的定义中，非经济领域锦标赛都具有以下特征：上级政府设定非经济领域的目标，该目标可测度、易评估，下级地方政府作为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优胜的城市被授予荣誉称号。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将“评比表彰”“创城”机制以及具有上述特征的其他机制统称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
形式多样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广泛存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仅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2015年公布的《关于公布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的通告》（后文简称《通告》）中，针对城市整体的评选表彰就有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等。还有一部分针对城市整体的评比表彰项目虽然没有在《通告》中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例如，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参照国家层面的设置方式，地方政府也会设置多样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以达到城市治理的目的。本文主要关注国家层面设置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特别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何定量评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是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典型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进行分析，利用合成控制法和多种稳健性分析方法，研究了“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和烟台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分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将其作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的一个替代，可以丰富并完善传统锦标赛理论。
二、制度背景和文献综述
（一）制度背景
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要求到2010年建成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文明城市和文明城区。随后，199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通知》并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作为党中央指导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议事机构，以此督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2003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首次出台了《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暂行办法》，规定了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评选标准，申报评选范围和程序，确定全国文明城市每三年评选一次，按照自愿申报、逐级推荐、提前公示、择优评选的程序等，正式启动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按照行政级别，分成副省级城市与省会城市、地级城市、直辖市中的城区、县级城市等四类，分五批陆续开展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2005年10月第一批评选出12个、2009年1月第二批评选出14个、2011年12月第三批评选出27个、2015年2月第四批评选出34个、2017年11月第五批评选出89个。截至2017年年底，共有172个城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其中，只有6个城市在创建活动启动以来一直保持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其分别为包头、烟台两个地级城市，厦门、宁波、大连3个副省级及省会城市，有报道称深圳是“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但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复查中，深圳没有保留称号。 张家港1个县级城市。这些城市为分析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可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城市评选表彰项目中占据重要位置。在过去15多年的创建历程中，全国文明城市被认为是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可以反映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综合性荣誉称号，也是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和国内城市类表彰的最高荣誉。通过分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以此作为评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的一种替代，主要是考虑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所呈现出的三个特点：一是地位较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指导机构，主任职务除了1997—2002年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外，2003年至今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而且获奖城市都会由所在城市的党委书记进京授奖，这是其他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其相较于国家卫生城市项目更能够得到地方政府普遍认可的重要原因。国家卫生城市虽早在1989年就启动了评选工作，但其影响力远没有全国文明城市广泛和深刻。二是测评内容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内容是最广泛的，涉及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而其他城市评比表彰项目多集中于某一具体领域，其作用和影响亦十分有限。《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2017年版）》（后文简称《测评体系》）由12个测评项目、90项测评内容、188条测评标准构成，内容涉及思想道德基础、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创建长效机制等。很多其他类别的城市评比表彰项目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多地是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积累经验。《测评体系》规定，将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保留的其他涉及城市的评比表彰项目，例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加分项目，每获得一项称号加1分。三是定期开展。全国文明城市严格按照3年测评周期的标准进行评选和复审，其中，有的城市如青岛、南京、南昌等曾经因没有通过复审而被摘掉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这种持续开展和动态调整的机制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相反，有些非经济领域锦标赛项目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暂停或不定期进行，例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评选，虽然其规定了5年的测评周期，但实际上近年来开展的工作较少。因此，分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并用其反映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典型性和可操作性。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有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定量研究、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和其他机制研究等三个方面：一是集中于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现有文献鲜有开展定量研究，研究结论亦存在差异。石大千等[7]利用2006—2016 年中国地级城市与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DID）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法分析认为，全国城市创建活动显著提高了文明城市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吴海民等[8]从文明城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角度，将第二批全国文明城市作为政策实验样本，利用DID法对全国189个城市的518家民营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显著提升了所在地民营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与净利润率水平。但与上述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同，郑文平和张冬洋[9]从城市发展政策对微观企业影响的角度，采用PSM-DID法评估了2005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影响，认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显著地抑制了所在城市企业的利润率。苗楠[10]选择部分全国文明城市进行分析，认为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对经济发展、官员升迁并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反而在多数城市的数值上都体现为负相关。二是集中于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不同项目进行了定量研究，肯定了这类评选项目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其中，国外学者对欧洲文化之都的定量研究给本文提供重要的借鉴。Gomes和Librero[11]利用DID法分析发现，相较于没有得到称号的城市，获得欧洲文化之都称号的城市人均GDP会高出4.5%，同时欧洲文化之都项目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大约会持续5年，基于此，他们认为欧洲文化之都项目可以作为城市更新发展的催化剂。但Steiner等[12]分析了欧洲文化之都项目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满意度两个方面的影响，认为欧洲文化之都项目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并显著降低了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Falk 和 Hagsten[13]认为，欧洲文化之都项目显著提高了当年城市的过夜旅游人数，但这个效应不具有长期性。黄亮雄和才国伟[14]利用GMM法估计认为，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可以使每万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1/3，且东部城市的减排效果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陈晓东等[15]认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活动对经济增长有时有促进作用，有时有阻碍作用，并呈现出一种LEPC曲线。三是集中于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多数锦标赛研究结论显示，可以通过激励政府官员行为、提升城市品牌等途径产生经济增长效应。Li和Zhou[16]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官员绩效时，理性地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减少绩效考核误差并增加激励效果，其通过分析验证了地方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的显著关系。另外，由于城市形象可以直接影响消费者决策，因而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可以通过提升城市形象进而被品牌化形成经济价值，这一点在旅游行业尤为明显。城市品牌还会影响消费者行为以及品牌意识的建立、质量评估和支付意愿等，而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途径。
与上述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性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角度不同。本文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角度通过定量分析，研究“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此透析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可以对现有的锦标赛理论进行有益补充。二是研究方法不同。现有文献对全国文明城市的定量研究主要使用DID法或PSM-DID法，本文使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CM）来分析“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和烟台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更具有科学性。三是进一步完善数据。笔者整理了2003年以来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变动数据，不局限于某一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影响效果，而是从更长期的角度分析其经济增长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时间节点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140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的总体样本，包含两个实验组城市和138个控制组城市。其中，选择“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和烟台作为实验样本（实验组），这主要考虑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副省级以及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可能会享受政策的特殊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标准也与其他行政级别的城市不同，这使这些城市在和地级城市比较时不再具有可比性，因而不选择厦门、宁波、大连3个副省级城市作为实验样本。二是从前四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事实来看，地级城市是创建的主体、获评数量多，县级城市获评数量少，而且县级城市只有张家港是“五连冠”城市。若将张家港作为分析样本，可能产生某些偏误。同时，本文选择研究时间段内未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地级城市作为对照样本（控制组），这样可以排除系统性的偏误因素，使包头和烟台相较于其他地级城市更具可比性。在删除某些统计数据不完整、行政区划调整的地级城市以及排除港澳台地区的城市后，本文共产生138个对照样本。
本文使用1996—2015年作为研究时间段。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决定最早追溯至1996年，其作为研究时间段的起点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事实;而将2015年作为研究时间段的终点是因为这个年份是第五批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第一年，同时是第四批全国文明城市获评后效果作用期的最后一年。同时选择2004年作为“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和烟台政策效应期的起点，虽然2003年8月正式启动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活动，但是考虑到政策实施前都需要一定的适应和解读过程，因此，选择2004年作为政策效应期的起点。
（二）合成控制法（SCM）
合成控制法（SCM）最早由Abadie 和 Gardeazabal[17]创建并应用于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恐怖活动的经济成本，现在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于烟草限购、行政区划调整、房产税试点等政策评估领域[18]-[21]。该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为：首先，选取特定的预测变量（包括评估变量本身、影响评估变量的主要因素等）;其次，通过对控制组中各样本的预测变量进行加权，从而拟合一个与实验组特质相近的“反事实”合成组（由权重不为零的控制组组成）;最后，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后实验组与合成组之间的长期差异来评估政策影响。该方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作为一种非参数的方法，其扩展了传统的DID法。二是通过数据驱动确定权重，减少了主观选择的误差，避免了政策内生性问题。三是通过对多个控制组加权来模拟实验组政策实施前的情况，不仅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每个控制组对“反事实”事件的贡献，同时也避免了过分外推的问题。四是可以对每一个研究个体提供与之对应的合成控制对象，避免平均化的评价，不至于因政策实施时间不同而影响政策评估结果，避免了主观选择造成的偏差[22-23]。传统的政策评估方法可能无法避免政策内生性、控制组选择任意性等问题，而合成控制法能够克服上述问题，使其适用于全国文明城市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基于上述讨论，下文将根据合成控制法的基本原理与步骤，阐述其在评估“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经济增长效应方面的应用。 假设能观测到J+1个城市在T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用Yjt表示城市j在t期的经济增长，并且1≤ j ≤（J+1），1≤ t ≤T。同时，定义J+1個城市中的第1个城市是“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烟台或包头，实验组），其他J个城市是未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138个地级城市（控制组）。另外，用T0表示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之前的年份，满足1≤T0≤T条件，则T0对应上文分析中的2004年。将Y′jt定义为城市j在t期没有受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影响时的经济增长，将Y″jt定义为城市j在t期受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影响时的经济增长，当t∈[1，T0]时，则满足Y′jt=Y″jt;当t∈（T0，T]时，则满足Y′jt=Y″jt-βjt。其中，βjt表示城市j在t期由于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如果βjt>0，则意味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能促进相关城市的经济增长;如果βjt<0，则意味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相关城市的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如果βjt=0，则意味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相关城市的经济增长无影响。但是，对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烟台或包头，实验组）来说，虽然可以直接观测到其T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Y″jt，却无法观测到其T0年之后没有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经济增长Y′jt，因此，要确定βjt的大小，需要先估计出Y′jt。本文借鉴Abadie等[18]，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其中，αt是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时间固定效应;Zj是一个（r×1）维向量，代表城市j不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影响的控制变量;θt是一个（1×r）维未知参数向量，对应于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Uj是一个（F×1）维向量，表示特定城市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δt是一个（1×F）维观测不到的共同因子;εjt是每个城市观测不到的瞬时冲击，均值为0。值得注意的是，假设δt不随时间变化，则上述模型就可以转化为DID模型。
为得到Y′jt，合成控制法的策略就是通过控制组城市的加权来模拟实验组的特征，其目的是求出一个（J×1）维权重向量W=（W2，W3，…，WJ+1）′，对任意的j，都满足Wj≥0，且W2+W3+…+WJ+1=1。其中，W是潜在的合成控制组合，组合中的每一个Wj衡量的是控制组城市对实验组城市的合成贡献率，因而合成控制的结果变量为：
其中，X1为2004年以前烟台或包头的（k×1）维特征向量，X0为（k×J）维矩阵，X0的第j列为控制组城市j在2004年以前的特征向量。特征向量为模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或经济增长变量本身的任意线性组合。V是一个（k×k）维的对称半正定矩阵，同时V 的选择会影响估计均方误差。本文使用Stata程序中的Synth命令进行模型估计，估计方法详见Abadie等[18]的研究。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使用合成控制法前，除了要确定实验组与控制组、政策干预节点、研究时期等因素外，还需要确定估计过程中使用的预测变量（包括评估变量本身、影响评估变量的主要因素等）。本文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pgdp）作为评估变量，用以衡量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计算方法为各城市的名义人均GDP以1996年为基期进行折算，得到实际人均GDP并取自然对数;其他预测变量包含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lnpinvest）、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lnpfdi）、万人拥有病床数（Humancap）、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Industry）、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Thirdindus）等，分别用以衡量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等。以上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1997—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经验分析
（一）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合成控制法Synth命令的计算，表2和表3为输出的估计结果，数值根据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表2给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04年）之前的“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与合成城市的重要变量对比。从表2可以看出，包头与合成包头、烟台与合成烟台的增长路径非常相似，根据式（6），距离函数分别为0.056和0.021，差异度比较小。所选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合成包头（或合成烟台）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与包头（或烟台）的差异程度也比较低。这说明合成控制法能够很好地拟合“五连冠”文明城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前的特征，适合刻画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也能够反映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从表3可以看出，合成包头和合成烟台都有4个控制组城市的权重值不为0，其他控制组城市的权重值为0。其中，金华是合成包头最大的权重城市，权重达到0.523;舟山是合成烟台最大的权重城市，权重达到0.376。
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包头与合成包头、烟台与合成烟台在1996—2015年的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和其预测值。2004年以前，包头和烟台的实际经济增长值和合成的预测值比较接近，几乎重合，但是在2004年后两个城市的实际经济增长都超过了合成的预测值。其中，包头在2004年后实际经济增长值远远超过合成的预测值，并随着时间变化两个差值呈现扩大趋势且存在一定的转折点，而烟台虽然实际经济增长值超过合成的预测值，但是差值随时间变化所发生的变动不大。这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确实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具有经济增长效应，但是其影响效果在“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内部有差异性。
图3和图4更清晰地展示了包头和烟台实际经济增长值与合成的预测值之间的差额情况。2009—2012年包头两者之间的差额保持在高位，说明在此期间“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对包头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值（2009年和2012年为两个峰值，差额分别为0.792、0.789），而2013年后其促进作用略微变小，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期间（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可能就是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经济增长效应的转折期。2004年后，烟台的实际经济增长值与合成的预测值之间的差额一直在0—0.150之间变动，说明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烟台不明显。 （二）不同经济增长效应的原因分析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和烟台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差异，反映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應不同，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自身属性不同。烟台经济发展特征比较独特，其属于最早一批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外向型程度比较高，城市文明程度可能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之前就已经达到较高水平，随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其促进作用的边际贡献比较低。而包头属于中西部内陆城市，并且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和大多数内陆城市一样，其区域营商环境、人力资本积累、政商关系等可能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但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开展，包头形成了制度优势、提升了治理能力，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同类其他城市更快，这意味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所具有的标准化城市治理的特点[24]，在包头有着重要意义。二是全国文明城市荣誉在省内的稀缺程度不同。烟台虽然连续五次赢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但从山东省内看，全国文明城市荣誉不再稀缺，目前有9个地级以上城市（不含莱芜）获此殊荣。烟台陆续面临着来自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青岛，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临沂和淄博，第四批全国文明城市威海、潍坊和东营，第五批全国文明城市济南和日照等的竞争。随着山东省内全国文明城市数量的增多，烟台很难仅仅通过赢得全国文明城市就能显著推动经济增长，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山东省内很有可能被各个城市分摊了。相反，包头在内蒙古自治区有较大的优势，包头只是面临着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鄂尔多斯和第五批全国文明城市通辽的竞争，竞争城市的数量相对较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头的全国文明城市荣誉都有稀缺价值，例如，更多的上级政策支持、外国援助等，而这些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究竟以上哪一个原因更为重要，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加以印证。
五、稳健性检验
通过合成控制法分析，笔者发现，包头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包头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差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十分突出;而烟台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烟台经济增长差异程度不高，说明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有限。不同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反映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实际上没有统一的结论，城市通过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实现经济增长要依赖于城市的自身特点。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定性，笔者开展实验组替换检验、排序检验和平均预测标准差比值检验对结论进行再次验证。
（一）实验组替换检验
借鉴Abadie等[18-19]的安慰剂检验方法，本文开展实验组替换检验，这一方法类似虚假实验检验。其基本思路为选择一个未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假设该城市于2004 年开始一直是“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估计，若结论显示该城市与合成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存在很大的差异，则表明合成控制法能够有效地证实“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反之亦然。
通过对包头选择合成权重最大的城市金华、合成权重为0的城市大同，对烟台选择合成权重最大的城市舟山、合成权重为0的城市安庆分别进行实验组替换检验（当然，4个城市都可以作为包头和烟台的实验组置换检验样本，但为方便分析而分别进行了设定）。从这4个城市的检验结果看，金华、大同经济增长的实际值与合成预测值变化趋势几乎一致，虽然2004年以后这两个城市的合成预测值都略微高于实际值，但是差额绝对值没有图1中包头的差额绝对值大，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确实对包头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安庆经济增长的实际值和合成预测值几乎重合， 2004年以后这两个数值的差额有负有正，但是差额绝对值非常小。而舟山2004年以后经济增长的实际值略微高于合成预测值，并且差额远比图2中烟台的差额大，但是小于图1中包头的差额，这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烟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上述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即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区域差异性，有些区域非常明显，但是在有些区域就不明显。由于版面限制，文中省略了这4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实际值和合成预测值的比较图，留存备索。
（二）排序检验
上述研究结论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对包头和烟台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同，但是并不能确定结论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异于0。为此，本文根据Abadie等[18]提出的排序检验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再验证，这个方法类似于秩检验，能够判断出是否存在某一个或某些控制组城市的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经济增长的特征与包头（或烟台）类似，并且可以计算出现的概率。其基本思想是假设控制组所有城市都在2004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并一直维持，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每个城市的合成经济增长路径，并评估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预测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额作为实施效果。比较包头（或烟台）与其他控制组城市的实施效果，假如实施效果有差异，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或烟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不是偶然现象所致;反之亦然。
由于使用的控制组城市较多，本文借鉴刘乃全和吴友[20]的研究，对138个控制组城市按照等间距为4进行抽样，组成27个新样本组，并分别对其利用合成控制法计算“反事实”的实施效果作为排序检验的结果。图5展示了排序检验的结果，纵轴是各个城市实际经济增长与合成经济增长之间的差额，横轴是时间跨度。从图5可以看出，包头和烟台在2004年前与其他城市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差异，合成控制法的拟合效果较好，但包头在2004年后处在所有城市的外部，与其他城市有鲜明的路径差别，说明只有3.571%（1/28）的概率出现类似包头经济增长的路径，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统计上显著异于0;但烟台2004年后并没有出现在所有城市的外部，而是和其他多数城市的经济增长路径几乎没有差别，不能通过相关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烟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统计上没有显著异于0。
（三）平均预测标准差比值检验 平均预测标准差比值检验与排序检验的效果类似，同样能够判断出是否存在某一个或某些控制组城市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合成经济增长出现与包头（或烟台）一样的特征，并且可以计算出现的概率是多少。不同点在于，平均预测标准差比值检验强调2004年前后不同的预测标准差并计算其比值，而不是分析实际值与合成预测值之间的差额。其基本思想是假设控制组所有城市都在2004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并一直维持称号，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其每个城市的合成经济增长路径，并分别计算2004年前、2004年后的平均合成预测标准差，然后计算后者与前者的比值。若包头（或烟台）的平均合成预测标准差比值显著和控制组城市不同，则说明“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或烟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显著影响，不是偶然现象所导致的;反之亦然。
本文采用和排序检验类似的处理程序并进行比值检验。其中，在所有的比值数据中，包头比值（122.369）为最大值，与其他城市明显不同。而烟台的比值（35.516）与其他3个城市的比值同处在30—40的数值区间中，说明烟台没有展示出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可以认为，“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包头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对烟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统计上没有显著异于0。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从长期看，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有助于经济增长，那些“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但是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城市可能有所差异，特别是那些“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不同，对中西部城市包头作用效果非常显著，但是对东部沿海城市烟台作用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同时，笔者发现，在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期间，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大。为什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机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即为什么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解释——城市的自身属性、城市名片的相对稀缺程度等因素均会对其产生影响。具体来看：一是城市自身属性方面。烟台是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而包头是一个地处西北内陆的老工业基地，两个城市的区位有很大差异。由于这方面的差异，烟台在改革开放初期便享受了政策的支持，城市发展理念逐步与国内外先进城市接轨，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没有那么大，边际贡献较小。但是，包头城市发展理念相对东部沿海城市有一定的滯后性，通过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竞争，有助于其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并且逐步达到沿海城市的水平，这个竞争过程必然会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意味着包头通过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竞争，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标准化的现代城市治理手段，推动了经济增长。二是城市名片的相对稀缺程度方面。烟台面临着山东省内其他全国文明城市的激烈竞争，而包头在内蒙古自治区内面临的竞争较小。全国文明城市的数量在山东省内并不稀缺，虽然烟台是山东唯一的“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但是这个荣誉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可避免地被省内其他全国文明城市所分摊。相反，除包头外，目前在内蒙古自治区仅有两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曾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全国文明城市相对稀缺的状态会增强包头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优势。但是，很难确定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哪个更为重要。未来需要更加坚实的数据和模型支撑进一步开展影响机制的研究，这也是本研究要继续跟进的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述重要判断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证据支持。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不断完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竞争机制。由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所具有的竞争性，它能够推动地方政府通过模仿、借鉴和创新等方式，提升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据此，中央政府应不断优化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机制设计，及时将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或任务动态纳入测评体系，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还应加强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竞争结果的合理应用，引导地方政府在文明、生态、安全等非经济领域的资源投入，纠正地方政府过度看重GDP排名的行为;另外，中央政府还需要在整合优化不同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上下功夫，加强对城市各类评比表彰项目的整顿，控制新增项目，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存在的重复创建、虚假创建等问题，节约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运行成本，最大程度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还要注意维持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竞争性，合理确定赢得竞争称号城市的数量，不随意扩大覆盖面、不搞平均主义。
第二，应增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针对性和区域性。由于中国各地区开放的进程不同、资源禀赋有差异、社会发展问题也多样，增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针对性和区域性尤为重要。不同类型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有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益，但是对有些地区则益处不大。应鼓励地方政府坚持自愿原则，根据自身城市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对不同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选择最合适的创建路径和最优数量，而不是用强制和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政府参加所有的项目竞争。应根据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竞争内容，以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为基准，合理确定城市的分组分类，改变单纯依靠城市行政级别的划分方式，引导地方政府不盲目跟风创建，增强城市文化、形象等方面的多样性。
第三，应建立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长效机制。提高竞争的公开透明度，鼓励社会大众和社交媒体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上扮演重要角色，既要持续增强社会力量在最后竞争结果上的话语权，又要引导这些社会力量以自身行动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活动，将“人人创建，人人共享”理念融入到每个人的具体行动中。同时，加强负面问题清单制度的设计和应用，引导地方政府将创建竞争工作与日常具体工作充分结合起来，尽量避免浮在表面上的“一阵风”式的问题产生，对竞争过程中地方政府产生的负面问题，采取取消竞争资格、扣减竞争分数等严格的考核监督措施，增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竞争结果的可信度。同时，还应丰富测评手段和方法，真正让符合竞争标准、有突出亮点的城市赢得相应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此外，还应加强绩效评估，采用成本—收益分析、综合评价等方法，提升各城市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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