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和中美关系，是国内外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长期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然而，以往这方面的著作通常是把这两个问题割裂开来单独研究的，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某一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上，把本来属于国际关系的问题变成了单一国家的外交政策史研究。把事件放到当时的国际大格局下，研究在此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往往也是这类著作最难做到的一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7年出版的聊城大学博士文库中，由吕桂霞博士撰写的《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一书正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可喜的尝试。
　　由于国际事件的参与者众多，如何条理清晰地表明各方面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是国际关系史类著作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该书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作者把二战之后的印度支那问题分成了四章也即四个阶段加以研究，它们分别是：从二战结束到肯尼迪上台之前、“特种战争”时期、“局部战争”时期和尼克松政府从越南逐步撤退的时期。而在每一章中，都主要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其指导下的印度支那政策，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其指导下的对越政策、以及该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情况。而且，由于把中美两国的越南政策放在它们的全球战略背景下考察，其中的苏联因素也凸现出来。这样，越南战争中美国、中国、苏联和越南的四疗关系格局就被构建起来，其互动关系也得到了清楚的体现。
　　国外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越南战争的复杂性问题。编撰尼克松政府时期越南政策文件的堪萨斯大学杰弗里·金博尔教授就曾经这样总结尼克松的越南政策：“它包括非美国化(逐步撤出美军)；越南化(加强西贡的武装力量和政府)；绥靖战略(反游击作战)；对苏联的缓和外交；以及在巴黎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与越南共产党人进行的谈判。这些战略支柱的基础则是尼克松在他战后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不可抗拒的军事压力’，它主要包括继续进行现有的地面作战、空中轰炸的升级以及疯子理论。……尽管这些计划中的绝大部分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最近解密的资料和历史研究表明，对于尼克松的总体外交政策以及特定的越战政策而言，其复杂性和微妙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可见，美国政府是把越南战争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越战一个参与者(尽管是主要参与者)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越南战争中所有四方的战略思想、政策实践以及彼此的互动关系就更为复杂了。但是，该书却能对此加以准确把握，体现了作者在国际关系史研究和写作方面的深厚功力。
　　本书以越南战争为切入点，对二战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进行深入探讨。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麦卡罗尔·普里弗伊曾经这样分析：“承认中国周边的小国(朝鲜、福摩萨、印度支那、缅甸和泰国)只是这个亚洲大国土地和社会的延伸，而且，总的说来也是中国种族和文化的延伸。”然而，在冷战初期的反共高潮下，美国并不打算接受这样一种后果。对美国政府来说，退出中国大陆并不等于完全放弃东亚，它仍然感到自己有义务介入东亚大陆的事态发展，以便“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其结果就是对中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一直在此阴影下发展。而越南战争，可以说就是美国“遏制与孤立”中国政策的具体体现。因此，把越南战争作为研究中美关系发展轨迹的切入点，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以及把具体问题和国际关系格局结合起来的宏观分析能力。
　　更为可贵的是，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时，本书并不仅仅局限于外交政策领域，而是充分探讨了国内政治因素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从而把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方面，着墨尤多。这就提出了一个有益的思路：中国学者在撰写国际关系著作时，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本国着眼考虑问题，才能弥补国外学者的不足。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作者虽然在书中指出：“越南巧妙地利用美、苏、中三国矛盾，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但是这方面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由于对苏联在越南影响扩大的担心，而不得不加大援越努力的描述，关于越南方面如何利用美、苏、中三国矛盾采取主动行动的材料较少。但瑕不掩瑜，应该说本书仍然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史领域较好的一部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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