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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河自北向南流淌，汇入渤海，北段为北戴河，南段为南戴河。尤其在北戴河段，这里海岸线长达22.5公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每年最高气温超过30℃的天数，平均只有7.6天。如今，北戴河是河北秦皇岛市下辖的一个区，距离北京不到300公里。优良的气候条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北戴河成为避暑的好地方。每年夏季，一些重要的会议都会在此召开。今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在北戴河会见了参加暑期休假活动的优秀专家和一线人才。
安检比较严格
8月15日，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记者登上了从北京开往北戴河的列车。凑巧的是，在1号车厢前面还有两节车厢，挂着“加1”的牌子。1号车厢的乘客有不留意细看的，就奔“加1”去了。许多乘警站在那儿，彬彬有礼地拦住找错车厢的乘客。一些“老北京”则会心一笑，告诉身边的人：“又跟领导人同一趟车了。”
这种猜测在火车抵达北戴河站后得到了印证，数辆黑色轿车停在站台“加1”车厢门口等候，车站外的主要路口已开始交通管制。记者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工作人员笑道：“在我们这儿，有领导人来很寻常，没领导人来才是新闻。我们有纪律，不能打听也不能透露来的领导人是谁。”
事后，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天来的是一位退休的高层领导。一些退下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部委的老领导，每年夏季到北戴河疗养、休假，是他们退休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安排。
进入北戴河的路上有一个加油站，公安干警在此设点，对所有外地车辆和出租车上的人员进行身份证检查。记者问为何去年同期来北戴河时没有这种检查，今年有了？干警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每条进入北戴河的道路上都有严格检查，这有利于保障大家的安全，您到了北戴河，就是到了一个最安全的景区，可以放心游玩。”
秦皇岛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北戴河区文化顾问孙志升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去年，北戴河进行了一次沙滩治理，从海底抽沙上来，又从别处调了一些优质的沙，补充到沙滩上。最近几年游客太多太密集，沙滩有些退化。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个问题，要求保护好北戴河的沙滩。而绵延十多里、细软舒适、完全没有泥土和碎石的沙滩，正是北戴河优于其他沿海景区的独特之处。”
“夏都”的两兴两止
在采访中，孙志升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北戴河与政治的渊源——
1898年，清政府宣布将北戴河辟为“准允中外人士相杂居住”的避暑地。1912年，北洋政府的高官开始在北戴河修建度假住所。此后数十年间，北方的北戴河和南方的庐山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避暑的两大主要去处。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这一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引起中央组织部的重视。中组部当时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显然，北戴河是疗养的好去处。中组部在北戴河选择了风景最好的西山，对原有别墅进行接收或购买，组建了疗养院。接着，全国工会系统也效仿苏联的做法，开始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
1949年6月，朱德总司令来到北戴河，成为第一个在此疗养的中共领导人。他非常喜欢这片海和山，后来几乎每年都来，直到逝世前一年，他还对夫人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1952年，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1953年，中央决定夏天集体到北戴河办公，在西山新建了房屋、道路和水塔，又对新老房屋进行了编号，新盖的1号楼是毛泽东居住，周恩来住的德国牧师楼是27号楼，邓小平住的老房子是16号楼。这标志着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的形成。1960年，这里又给毛泽东修建了95号楼。
从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会议，几乎都在这里召开，“新华社北戴河电”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报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不断从北戴河诞生。这里也因此成就了“夏都”之名。
1966年“文革”开始，很多领导人被打倒，中央暑期办公制度也废止了。
改革开放后，经济大潮翻涌。1979年2月4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一条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使用”。当时，邓小平做出这个决定，是迫切希望通过旅游业挣外汇。旅游首先得有房子，邓小平曾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军队的疗养所必须全部交出，一所都不得保留。到最后，除了毛泽东生前居住的“95号楼”，其他所有疗养院都交了出去，分别组建为东山宾馆、西山宾馆和中海滩宾馆。从此，北戴河神秘的中央暑期办公地向老百姓敞开了大门，中外游客都可以住进原先领导人住的楼里了。
到1984年，得到“平反”的老干部越来越多，他们在“文革”中历经磨难，身体大多垮了，急需休养场所。在此情况下，北戴河的一些疗养院陆续还给了中央各个单位。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恢复中央暑期办公制度。
“夏都”的再次兴起，最为海内外关注的，是在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都会在此召开酝酿会议。比如，1987年暑期，中央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在北戴河海滨对十三大报告进行了讨论修改；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在北戴河进行，文件起草班子在这里汇总各方面建议，进行反复推敲。
此时的“夏都”，与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老百姓开始和领导人共享这片避暑胜地，也留下了不少佳话。有一年，一位政治局常委只带了两名工作人员，悄然进了一家小餐馆吃饭，被老板认了出来。这位领导笑了笑，示意老板不要惊动大家，他和普通客人一样吃完饭、结了账，散步离去。
200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取消暑期办公制度。北戴河的“夏都”功能又一次中止了。在外界的感觉里，如今北戴河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了。
“西中直机关，东国务院”
虽然中央暑期办公制度取消了，但领导人在此休养的惯例并没有改变。在人们心目中，北戴河的神秘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大家搞不清众多中央机关的疗养院是怎么分布的，更加好奇领导人住在哪里、如何度假。
其实，这一切并不神秘。
据一位曾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介绍，党、政、军、人大和政协这五套班子的疗养院分布约定俗成，沿着海滩，“西中直机关、东国务院”，军委原先在西边有疗养院，后来又在东边的金山嘴修建了一处，人大和政协的疗养院则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也在东边。领导人的疗养院集中在西山，毛泽东喜欢平房，为他修建的95号楼就是一座有高台阶和高空间的平房。后来，邓小平也在此处居住过。最初毛泽东居住过的1号楼也是平房。其他领导人通常住的都是两层小楼。
早在1954年，秦皇岛市就设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专职为中央领导服务。如今，“暑办”是秦皇岛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据一位熟悉“暑办”的人士透露，“每年暑期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调动警力‘支暑’，大批交警、民警、刑警要充实到北戴河区。二是保证食品和水的安全供应。”
至于领导人的安全保障，这位老同志介绍说：“都是由中央警卫局负责。最早的时候，警卫有骑兵、陆地和海上三部分。领导人在北戴河的活动之一是游泳，所以组织了一个排的警卫承担最重要的海上保卫工作，习惯上叫‘游泳排’。领导人在海里游泳，两名贴身保护的警卫跟随在很近的地方；其他警卫围成一个圈，守在不远处；在这个圈的外面，还有警卫划着小木船，一来是以防万一，二来是领导人游累了可以上船休息一下。现在条件好了，小木船已经换成了小快艇。”
据悉，做海上保卫工作的警卫，泳技都很好，甚至在体育学院受过专门培训。他们每年春天开始在海里练游泳，每天得游1万米。“春天的海水很冷，游完之后身子都发抖，就是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锻炼，才能练出过硬的本事，应付海上各种情况。如果你在中央机关的海滩边看见皮肤黝黑、目光锐利、泡在海里的人，就可以判断他们是负责海上安全的警卫了。”
安检比较严格
8月15日，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记者登上了从北京开往北戴河的列车。凑巧的是，在1号车厢前面还有两节车厢，挂着“加1”的牌子。1号车厢的乘客有不留意细看的，就奔“加1”去了。许多乘警站在那儿，彬彬有礼地拦住找错车厢的乘客。一些“老北京”则会心一笑，告诉身边的人：“又跟领导人同一趟车了。”
这种猜测在火车抵达北戴河站后得到了印证，数辆黑色轿车停在站台“加1”车厢门口等候，车站外的主要路口已开始交通管制。记者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工作人员笑道：“在我们这儿，有领导人来很寻常，没领导人来才是新闻。我们有纪律，不能打听也不能透露来的领导人是谁。”
事后，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天来的是一位退休的高层领导。一些退下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部委的老领导，每年夏季到北戴河疗养、休假，是他们退休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安排。
进入北戴河的路上有一个加油站，公安干警在此设点，对所有外地车辆和出租车上的人员进行身份证检查。记者问为何去年同期来北戴河时没有这种检查，今年有了？干警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每条进入北戴河的道路上都有严格检查，这有利于保障大家的安全，您到了北戴河，就是到了一个最安全的景区，可以放心游玩。”
秦皇岛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北戴河区文化顾问孙志升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去年，北戴河进行了一次沙滩治理，从海底抽沙上来，又从别处调了一些优质的沙，补充到沙滩上。最近几年游客太多太密集，沙滩有些退化。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个问题，要求保护好北戴河的沙滩。而绵延十多里、细软舒适、完全没有泥土和碎石的沙滩，正是北戴河优于其他沿海景区的独特之处。”
“夏都”的两兴两止
在采访中，孙志升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北戴河与政治的渊源——
1898年，清政府宣布将北戴河辟为“准允中外人士相杂居住”的避暑地。1912年，北洋政府的高官开始在北戴河修建度假住所。此后数十年间，北方的北戴河和南方的庐山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避暑的两大主要去处。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这一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引起中央组织部的重视。中组部当时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显然，北戴河是疗养的好去处。中组部在北戴河选择了风景最好的西山，对原有别墅进行接收或购买，组建了疗养院。接着，全国工会系统也效仿苏联的做法，开始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
1949年6月，朱德总司令来到北戴河，成为第一个在此疗养的中共领导人。他非常喜欢这片海和山，后来几乎每年都来，直到逝世前一年，他还对夫人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1952年，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1953年，中央决定夏天集体到北戴河办公，在西山新建了房屋、道路和水塔，又对新老房屋进行了编号，新盖的1号楼是毛泽东居住，周恩来住的德国牧师楼是27号楼，邓小平住的老房子是16号楼。这标志着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的形成。1960年，这里又给毛泽东修建了95号楼。
从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会议，几乎都在这里召开，“新华社北戴河电”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报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不断从北戴河诞生。这里也因此成就了“夏都”之名。
1966年“文革”开始，很多领导人被打倒，中央暑期办公制度也废止了。
改革开放后，经济大潮翻涌。1979年2月4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一条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使用”。当时，邓小平做出这个决定，是迫切希望通过旅游业挣外汇。旅游首先得有房子，邓小平曾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军队的疗养所必须全部交出，一所都不得保留。到最后，除了毛泽东生前居住的“95号楼”，其他所有疗养院都交了出去，分别组建为东山宾馆、西山宾馆和中海滩宾馆。从此，北戴河神秘的中央暑期办公地向老百姓敞开了大门，中外游客都可以住进原先领导人住的楼里了。
到1984年，得到“平反”的老干部越来越多，他们在“文革”中历经磨难，身体大多垮了，急需休养场所。在此情况下，北戴河的一些疗养院陆续还给了中央各个单位。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恢复中央暑期办公制度。
“夏都”的再次兴起，最为海内外关注的，是在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都会在此召开酝酿会议。比如，1987年暑期，中央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在北戴河海滨对十三大报告进行了讨论修改；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在北戴河进行，文件起草班子在这里汇总各方面建议，进行反复推敲。
此时的“夏都”，与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老百姓开始和领导人共享这片避暑胜地，也留下了不少佳话。有一年，一位政治局常委只带了两名工作人员，悄然进了一家小餐馆吃饭，被老板认了出来。这位领导笑了笑，示意老板不要惊动大家，他和普通客人一样吃完饭、结了账，散步离去。
200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取消暑期办公制度。北戴河的“夏都”功能又一次中止了。在外界的感觉里，如今北戴河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了。
“西中直机关，东国务院”
虽然中央暑期办公制度取消了，但领导人在此休养的惯例并没有改变。在人们心目中，北戴河的神秘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大家搞不清众多中央机关的疗养院是怎么分布的，更加好奇领导人住在哪里、如何度假。
其实，这一切并不神秘。
据一位曾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介绍，党、政、军、人大和政协这五套班子的疗养院分布约定俗成，沿着海滩，“西中直机关、东国务院”，军委原先在西边有疗养院，后来又在东边的金山嘴修建了一处，人大和政协的疗养院则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也在东边。领导人的疗养院集中在西山，毛泽东喜欢平房，为他修建的95号楼就是一座有高台阶和高空间的平房。后来，邓小平也在此处居住过。最初毛泽东居住过的1号楼也是平房。其他领导人通常住的都是两层小楼。
早在1954年，秦皇岛市就设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专职为中央领导服务。如今，“暑办”是秦皇岛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据一位熟悉“暑办”的人士透露，“每年暑期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调动警力‘支暑’，大批交警、民警、刑警要充实到北戴河区。二是保证食品和水的安全供应。”
至于领导人的安全保障，这位老同志介绍说：“都是由中央警卫局负责。最早的时候，警卫有骑兵、陆地和海上三部分。领导人在北戴河的活动之一是游泳，所以组织了一个排的警卫承担最重要的海上保卫工作，习惯上叫‘游泳排’。领导人在海里游泳，两名贴身保护的警卫跟随在很近的地方；其他警卫围成一个圈，守在不远处；在这个圈的外面，还有警卫划着小木船，一来是以防万一，二来是领导人游累了可以上船休息一下。现在条件好了，小木船已经换成了小快艇。”
据悉，做海上保卫工作的警卫，泳技都很好，甚至在体育学院受过专门培训。他们每年春天开始在海里练游泳，每天得游1万米。“春天的海水很冷，游完之后身子都发抖，就是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锻炼，才能练出过硬的本事，应付海上各种情况。如果你在中央机关的海滩边看见皮肤黝黑、目光锐利、泡在海里的人，就可以判断他们是负责海上安全的警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