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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驶入伊拉克北部地区之前，阿扎尔·默克汉医生脱掉了他的西装，穿上了库尔德民兵装：一件羊毛紧身短夹克，一条宽松的裤子，搭配一条粗大的皮带。此外，他还随身装了不少“附件”：一把战斗匕首紧紧别在裤腰带上，一把狙击手用的望远镜，一支装满子弹的点45半自动步枪，为了预防不测，还在车后座上放了一把M—4突击步枪，子弹就放在座位脚底下。阿扎尔耸耸肩说：“这个邻居可不好惹。”他说的“邻居”就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一切用子弹说话”
就在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杀入伊拉克北部，将伊拉克政府军冲得七零八落，然后又把目标对准库尔德人。极端组织还没杀进来时，阿扎尔就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他知道辛贾尔城外公路上的上万名伊拉克人可能会沦为活靶子，然而没人在意他的话。绝望之下，阿扎尔带上自己的枪，开上车，直奔现场，可他还是来晚了几个小时。他未能阻止一场大屠杀悲剧的发生。自此之后，阿扎尔投入到抗击极端组织的战斗中，这仗一打就是好几个月。
阿扎尔是位泌尿科医师，之前没摸过枪，更没打过仗。但此时，这位41岁的中年人浑身散发出一股猎人的气息。他迈着大跨步，脚步声却很轻，说话的时候，会收起自己的下巴，然后用低垂着双睑的眼睛盯着对方，仿佛在持枪瞄准什么目标一样。
阿扎尔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经历了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进而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走向。这种改变还裹挟着上百万个生命，改变着他们的祖国，改变着中东地区，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着整个世界。
“不满文化”的流行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当阿扎尔还是个小孩子时，就跟爸爸一起畅游过中东。那一次的旅行让阿扎尔对伊斯兰教和沙漠都着了魔。
但在中东的这几十年里，阿扎尔发现，如果说数十年如一日毫无变化，那么阿拉伯世界绝对是举世无双。比如卡扎菲在利比亚的执政时间长达42年；截至2011年，41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埃及总人口的75%，而他们这辈只见识过两位埃及总统（萨拉特和穆巴拉克）；至于叙利亚，老百姓一辈子都在阿萨德父子的统治之下。
伴随着政治进程的停滞，诸多阿拉伯国家的财富被操纵在寡头和家族集团手中。而普通人若想获得财富，就不得不跟腐败膨胀的官僚机构、政府机关搞好关系。在诸如埃及或是叙利亚这类人口稠密、资源紧张的国家，贫困和失业问题异常严重。
长久以来，阿拉伯世界最突出、也是最致命的特点就是“不满文化”的流行。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满，对西方国家不满，对帝国主义不满。多年来，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们一直设法将民众的不满转移到诸多外部敌人身上。然而，从2011年开始的政治动荡完全没有按老剧本的套路走，相反，民众第一次大规模地将怒火一股脑地发泄在本国政府身上。
之后，一切都开始失去控制。利比亚和也门陷入无序和党派纷争之中，叙利亚陷入惨烈内战，埃及首个民选政府被军方推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乱局中，新的毒瘤诞生了，这就是“伊斯兰国”组织，简称IS。
“人造国家”
怎么会这样？所有人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22个阿拉伯国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那场政治动荡的冲击，其中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这六个国家受到的冲击最为深刻，而恰巧这六个国家都是共和制，而非君主制。
这六个国家中，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已走向了崩溃，未来是否还能重新恢复一统都未可知，而这些国家碰巧也是20世纪初由西方国家人为缔造出来的。在这些国家里，民族共存、部族派系纷争等诸多问题很少真正得到重视。缺乏内在的民族身份认同、缺乏对统一政府的认同，始终坚持传统部族组织形式，这些都让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在政治风暴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所有的一切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获胜的英法两国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重新瓜分。在美索不达米亚，英国人将奥斯曼三个自治大省合并在一起，取名为伊拉克，其中最南边的省份归什叶派阿拉伯人所有，中间省份被逊尼派控制，最北边的省份则属于非阿拉伯族裔的库尔德人。
在伊拉克以西，欧洲大国则采取跟在伊拉克完全相反的方式，把原来的“大叙利亚”地区切分成很多更小、更易管理的国家。其中法国治下的是一个被肢解后的国家，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外加海岸飞地黎巴嫩；英国治下的则是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而这个“大叙利亚”地区南部地带最终变成了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再往后，也就是1934年，意大利把19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里抢来的三个北非古国合并为一个国家——利比亚。
为了维系在这一区域的统治，欧洲大国沿用了它们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统治策略——分而治之。这其中包括授权给当地少数族裔行政管理权，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些当权派对自己的西方主子唯命是从，否则这些少数族裔就会被国内人口占多数的多数族裔所取代。
然而欧洲人的这种分而治之策略看上去更像是在种族宗派问题之上挂了一张挂毯，潜藏在“挂毯”之下的，依然是错综复杂的传统社会秩序，而这才是在中东地区获得认同和效忠的根本所在。正如很多美国西部拓荒者在征服美国西部时对印第安部落所做的那样，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通常也是在部族中肆意挑拨，然后用武器、食物或是头衔来激起部落战争。不同的是，美国的拓荒者们最终摧毁了印第安人的部族体系，占领了西部；而阿拉伯世界里的欧洲人最终选择离开，他们一直挑唆的部族宗派分裂却依然存在。
真正的导火索
说到这里，中东、北非的那场政治动荡的真正导火线与其说是2011年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亚齐兹的自杀，倒不如说是长期以来潜藏在阿拉伯社会中的日益加剧的压力和冲突的大爆发。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都认为，早在布亚齐兹自杀的八年前，另一个事件更像是诱发整个剧变的多米诺骨牌——美国入侵伊拉克。很多人甚至认为，2003年4月9日下午，在巴格达市中心的天堂广场上，在一辆绞车和一辆美国M88装甲救济车的协作牵引下，萨达姆的雕像轰然倒地，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时至今日，当年的这一幕依然让整个阿拉伯世界忿恨不已，因为在阿拉伯人眼里，这一幕象征着西方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当然，这一幕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很多叙利亚人、利比亚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来说，他们平生第一次意识到，即便像萨达姆这种看上去不可动摇的强人也可以被推翻。这些中东强人捏合自己国家的能量远非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而部落宗族、教派系別则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强的离心力的角色。与此同时，这种离心力也会重创美国，危及美国在中东的权力和声誉。
至少有一个人把这一切看得颇为透彻。2002年9月，也就是巴格达天堂广场上的萨达姆雕像倒塌前6个月，卡扎菲被问及谁会从伊拉克战争中获益，他回答得很干脆：“本·拉丹。”他接着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伊拉克最终会变成‘基地’组织的集散地。因为如果萨达姆政府垮台，伊拉克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一切如我所料，‘圣战’分子会对美国发动袭击。”
如今，中东地区的暴力和悲剧已经四处蔓延，近百万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一起流入欧洲。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魔爪已经伸向了美国和欧洲，移民和恐怖主义搅合在一起，一同渗入西方人的心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阿拉伯世界的危机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如同那场战争一样，以毫无逻辑的方式，从一个区域危机广泛而迅速地蔓延开来，影响着整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摘自《看世界》2016年9月下）
“一切用子弹说话”
就在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杀入伊拉克北部，将伊拉克政府军冲得七零八落，然后又把目标对准库尔德人。极端组织还没杀进来时，阿扎尔就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他知道辛贾尔城外公路上的上万名伊拉克人可能会沦为活靶子，然而没人在意他的话。绝望之下，阿扎尔带上自己的枪，开上车，直奔现场，可他还是来晚了几个小时。他未能阻止一场大屠杀悲剧的发生。自此之后，阿扎尔投入到抗击极端组织的战斗中，这仗一打就是好几个月。
阿扎尔是位泌尿科医师，之前没摸过枪，更没打过仗。但此时，这位41岁的中年人浑身散发出一股猎人的气息。他迈着大跨步，脚步声却很轻，说话的时候，会收起自己的下巴，然后用低垂着双睑的眼睛盯着对方，仿佛在持枪瞄准什么目标一样。
阿扎尔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经历了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进而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走向。这种改变还裹挟着上百万个生命，改变着他们的祖国，改变着中东地区，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着整个世界。
“不满文化”的流行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当阿扎尔还是个小孩子时，就跟爸爸一起畅游过中东。那一次的旅行让阿扎尔对伊斯兰教和沙漠都着了魔。
但在中东的这几十年里，阿扎尔发现，如果说数十年如一日毫无变化，那么阿拉伯世界绝对是举世无双。比如卡扎菲在利比亚的执政时间长达42年；截至2011年，41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埃及总人口的75%，而他们这辈只见识过两位埃及总统（萨拉特和穆巴拉克）；至于叙利亚，老百姓一辈子都在阿萨德父子的统治之下。
伴随着政治进程的停滞，诸多阿拉伯国家的财富被操纵在寡头和家族集团手中。而普通人若想获得财富，就不得不跟腐败膨胀的官僚机构、政府机关搞好关系。在诸如埃及或是叙利亚这类人口稠密、资源紧张的国家，贫困和失业问题异常严重。
长久以来，阿拉伯世界最突出、也是最致命的特点就是“不满文化”的流行。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满，对西方国家不满，对帝国主义不满。多年来，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们一直设法将民众的不满转移到诸多外部敌人身上。然而，从2011年开始的政治动荡完全没有按老剧本的套路走，相反，民众第一次大规模地将怒火一股脑地发泄在本国政府身上。
之后，一切都开始失去控制。利比亚和也门陷入无序和党派纷争之中，叙利亚陷入惨烈内战，埃及首个民选政府被军方推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乱局中，新的毒瘤诞生了，这就是“伊斯兰国”组织，简称IS。
“人造国家”
怎么会这样？所有人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22个阿拉伯国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那场政治动荡的冲击，其中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这六个国家受到的冲击最为深刻，而恰巧这六个国家都是共和制，而非君主制。
这六个国家中，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已走向了崩溃，未来是否还能重新恢复一统都未可知，而这些国家碰巧也是20世纪初由西方国家人为缔造出来的。在这些国家里，民族共存、部族派系纷争等诸多问题很少真正得到重视。缺乏内在的民族身份认同、缺乏对统一政府的认同，始终坚持传统部族组织形式，这些都让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在政治风暴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所有的一切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获胜的英法两国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重新瓜分。在美索不达米亚，英国人将奥斯曼三个自治大省合并在一起，取名为伊拉克，其中最南边的省份归什叶派阿拉伯人所有，中间省份被逊尼派控制，最北边的省份则属于非阿拉伯族裔的库尔德人。
在伊拉克以西，欧洲大国则采取跟在伊拉克完全相反的方式，把原来的“大叙利亚”地区切分成很多更小、更易管理的国家。其中法国治下的是一个被肢解后的国家，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外加海岸飞地黎巴嫩；英国治下的则是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而这个“大叙利亚”地区南部地带最终变成了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再往后，也就是1934年，意大利把19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里抢来的三个北非古国合并为一个国家——利比亚。
为了维系在这一区域的统治，欧洲大国沿用了它们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统治策略——分而治之。这其中包括授权给当地少数族裔行政管理权，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些当权派对自己的西方主子唯命是从，否则这些少数族裔就会被国内人口占多数的多数族裔所取代。
然而欧洲人的这种分而治之策略看上去更像是在种族宗派问题之上挂了一张挂毯，潜藏在“挂毯”之下的，依然是错综复杂的传统社会秩序，而这才是在中东地区获得认同和效忠的根本所在。正如很多美国西部拓荒者在征服美国西部时对印第安部落所做的那样，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通常也是在部族中肆意挑拨，然后用武器、食物或是头衔来激起部落战争。不同的是，美国的拓荒者们最终摧毁了印第安人的部族体系，占领了西部；而阿拉伯世界里的欧洲人最终选择离开，他们一直挑唆的部族宗派分裂却依然存在。
真正的导火索
说到这里，中东、北非的那场政治动荡的真正导火线与其说是2011年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亚齐兹的自杀，倒不如说是长期以来潜藏在阿拉伯社会中的日益加剧的压力和冲突的大爆发。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都认为，早在布亚齐兹自杀的八年前，另一个事件更像是诱发整个剧变的多米诺骨牌——美国入侵伊拉克。很多人甚至认为，2003年4月9日下午，在巴格达市中心的天堂广场上，在一辆绞车和一辆美国M88装甲救济车的协作牵引下，萨达姆的雕像轰然倒地，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时至今日，当年的这一幕依然让整个阿拉伯世界忿恨不已，因为在阿拉伯人眼里，这一幕象征着西方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当然，这一幕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很多叙利亚人、利比亚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来说，他们平生第一次意识到，即便像萨达姆这种看上去不可动摇的强人也可以被推翻。这些中东强人捏合自己国家的能量远非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而部落宗族、教派系別则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强的离心力的角色。与此同时，这种离心力也会重创美国，危及美国在中东的权力和声誉。
至少有一个人把这一切看得颇为透彻。2002年9月，也就是巴格达天堂广场上的萨达姆雕像倒塌前6个月，卡扎菲被问及谁会从伊拉克战争中获益，他回答得很干脆：“本·拉丹。”他接着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伊拉克最终会变成‘基地’组织的集散地。因为如果萨达姆政府垮台，伊拉克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一切如我所料，‘圣战’分子会对美国发动袭击。”
如今，中东地区的暴力和悲剧已经四处蔓延，近百万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一起流入欧洲。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魔爪已经伸向了美国和欧洲，移民和恐怖主义搅合在一起，一同渗入西方人的心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阿拉伯世界的危机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如同那场战争一样，以毫无逻辑的方式，从一个区域危机广泛而迅速地蔓延开来，影响着整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摘自《看世界》2016年9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