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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大案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时任天津专区（当时隶属于河北省，辖区环绕直辖市天津市）副专员李克才向与会的800多名代表公开揭露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问题，一时全场哗然。当时，刘青山已经从天津地委书记任上调往石家庄任市委副书记，而张子善已由天津专区专员调任天津地委书记。
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情况。
据专案组查证，刘、张二人克扣国家救灾粮，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违法动用水利专款，骗取银行贷款，挪用灾民造船款，等等，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亿余元（旧币）。刘青山仅用于生活挥霍的公款，当时就可购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7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标准。张子善有据可查的挥霍更多，而且他还销毁过两人支取公款的单据三四百张。
12月4日，河北省委决定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两人的处理意见——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当周恩来将报告送交毛泽东并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死刑！”
有人为刘青山、张子善说情，说两人错误严重，应该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比较大，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听到此话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随后，两人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如此高级别的官员被处以极刑，这两声枪响，对当时的干部震慑很大。
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通过
刘、张二人被捕的时候，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的中纪委书记是朱德，他是1949年11月中纪委成立后的首任书记。
朱德上任后，主持创建了中纪委的办事机构，制定了工作细则，选调了一批优秀干部。这一时期是基本纪检制度的确立时期。到1950年底，全国大部分县以上党委都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受理违纪案件。
在这一时期，少数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还有一些党员在工作过程中违反党的政策和纪律。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作风的整风学习。
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他说：“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
朱德还强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他要求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认清是非，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
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通过，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界定。
朱德担任中纪委书记五年多，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
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十年动乱中被破坏的中纪委，已经73岁的陈云当选为中纪委书记。
1979年1月，中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开就是18天。陈云提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上拟定讨论了两份重要文件，一份是中纪委的文件，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另一份是全党的文件，即《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
这份《准则》是有关党的建设的长远性和战略性的文件，主要依据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比如，党的各级组织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每一个党员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等等。
之后，陳云对纪委的领导体制提出了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9月，陈云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县以上单位的党委，过去凡是没有建立纪律检查机构的，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有些还要加强力量。”在陈云的领导下，仅用五年时间，全国县级以上地区和单位的纪检机构基本建立。到1987年底，全党纪检机构总数达9万多个。
连续处理多起大案要案
陈云出任中纪委书记后，面临的是改革开放的新环境，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情况越来越突出。中纪委决定将纪检工作的重心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转移到应对现实中的大案、要案上来。
1981年底，中纪委经过实地调查，将广东部分地区走私情况写成简报，上报陈云。陈云看后勃然大怒。他的秘书朱佳木回忆道：“他把我叫去，我看他脸憋得通红，情绪很激动。他指着简报对我说，‘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陈云在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在他的批语旁加写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
此后查处的“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就是有关走私的。广东省海丰县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走私活动猖獗的地方，被海关查缴的走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时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经常跑去汕尾镇“视察”，把大量缉私物资，如手表、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等据为己有，他的家被戏称为“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尝到甜头后，王仲又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再转手卖出。
在王仲的纵容和影响下，海丰县一些干部和管理人员乱拿私分缉私物资成风，全县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得名号“远东国际市场”。
陈云认为，对王仲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很不利。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判处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当时全国震动，说这是动真格了。同年9月18日，海丰县委副书记叶妈坎也因犯巨额走私罪被判处死刑。短短八个月里，一个县的正副书记相继被处决，显示了党中央的反腐决心。
陈云还说，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一批经济上有问题的领导干部被揪了出来，包括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等。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82岁的陈云将中纪委书记的接力棒交給了下一代。
回顾党在执政后的历史，从严治党、制度反腐一直在路上。
（刘名远荐自《环球人物》2016年第26期）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时任天津专区（当时隶属于河北省，辖区环绕直辖市天津市）副专员李克才向与会的800多名代表公开揭露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问题，一时全场哗然。当时，刘青山已经从天津地委书记任上调往石家庄任市委副书记，而张子善已由天津专区专员调任天津地委书记。
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情况。
据专案组查证，刘、张二人克扣国家救灾粮，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违法动用水利专款，骗取银行贷款，挪用灾民造船款，等等，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亿余元（旧币）。刘青山仅用于生活挥霍的公款，当时就可购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7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标准。张子善有据可查的挥霍更多，而且他还销毁过两人支取公款的单据三四百张。
12月4日，河北省委决定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两人的处理意见——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当周恩来将报告送交毛泽东并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死刑！”
有人为刘青山、张子善说情，说两人错误严重，应该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比较大，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听到此话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随后，两人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如此高级别的官员被处以极刑，这两声枪响，对当时的干部震慑很大。
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通过
刘、张二人被捕的时候，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的中纪委书记是朱德，他是1949年11月中纪委成立后的首任书记。
朱德上任后，主持创建了中纪委的办事机构，制定了工作细则，选调了一批优秀干部。这一时期是基本纪检制度的确立时期。到1950年底，全国大部分县以上党委都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受理违纪案件。
在这一时期，少数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还有一些党员在工作过程中违反党的政策和纪律。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作风的整风学习。
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他说：“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
朱德还强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他要求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认清是非，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
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通过，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界定。
朱德担任中纪委书记五年多，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
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十年动乱中被破坏的中纪委，已经73岁的陈云当选为中纪委书记。
1979年1月，中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开就是18天。陈云提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上拟定讨论了两份重要文件，一份是中纪委的文件，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另一份是全党的文件，即《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
这份《准则》是有关党的建设的长远性和战略性的文件，主要依据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比如，党的各级组织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每一个党员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等等。
之后，陳云对纪委的领导体制提出了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9月，陈云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县以上单位的党委，过去凡是没有建立纪律检查机构的，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有些还要加强力量。”在陈云的领导下，仅用五年时间，全国县级以上地区和单位的纪检机构基本建立。到1987年底，全党纪检机构总数达9万多个。
连续处理多起大案要案
陈云出任中纪委书记后，面临的是改革开放的新环境，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情况越来越突出。中纪委决定将纪检工作的重心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转移到应对现实中的大案、要案上来。
1981年底，中纪委经过实地调查，将广东部分地区走私情况写成简报，上报陈云。陈云看后勃然大怒。他的秘书朱佳木回忆道：“他把我叫去，我看他脸憋得通红，情绪很激动。他指着简报对我说，‘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陈云在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在他的批语旁加写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
此后查处的“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就是有关走私的。广东省海丰县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走私活动猖獗的地方，被海关查缴的走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时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经常跑去汕尾镇“视察”，把大量缉私物资，如手表、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等据为己有，他的家被戏称为“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尝到甜头后，王仲又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再转手卖出。
在王仲的纵容和影响下，海丰县一些干部和管理人员乱拿私分缉私物资成风，全县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得名号“远东国际市场”。
陈云认为，对王仲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很不利。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判处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当时全国震动，说这是动真格了。同年9月18日，海丰县委副书记叶妈坎也因犯巨额走私罪被判处死刑。短短八个月里，一个县的正副书记相继被处决，显示了党中央的反腐决心。
陈云还说，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一批经济上有问题的领导干部被揪了出来，包括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等。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82岁的陈云将中纪委书记的接力棒交給了下一代。
回顾党在执政后的历史，从严治党、制度反腐一直在路上。
（刘名远荐自《环球人物》2016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