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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前的1929年，冯玉祥的一记耳光成为我父亲韩复榘“出走”的直接诱因，让西北军走向土崩瓦解，也開始了一段我父亲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此起彼伏、恩怨纠缠不断的历程，直至1938年我父亲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于武汉。
当时，“讨桂之役”甫歇，南京方面与冯玉祥部的矛盾又变得尖锐起来。冯玉祥为生存与发展计，决心与蒋介石一决雌雄。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冯军将领大都不赞成冯玉祥“联阎打蒋”战略和“后退决战”军略。冯玉祥斥责我父亲：“你给我住嘴，到外边跪着去！”会议室外边还是一间屋子，我父亲就出去跪下了。冯散会后出来，见他还在地下跪着，就上前打他一记耳光，说：“起来吧！”打完就走了。我父亲起来后，直接来到副总参谋长陈琢如的办公室，说：“我身为河南省主席，当众挨耳光，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下去我不能干了！”当即拉着队伍东開了。5月22日，他与石友三联衔发表通电，称“主张和平，拥护中央”，从此脱离西北军，加入蒋介石阵营。
我以为，我父亲与蒋介石之间毫无历史渊源，又素有成见。我父亲当年脱离冯玉祥，为生存下去，只有投蒋一条路，别无他途。蒋介石也是利用冯、韩分离打击西北军。因此蒋介石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没有任何长期合作的基础。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我父亲最终的命运似乎都是注定的了。
我父亲主鲁之初，由于在中原大战中，曾与蒋并肩作战，“蜜月期”刚过，二人关系尚称融洽。某日，他在朝会上演讲：“今日中國之人物，惟蒋总司令与冯先生可划一等号。至于阎某（阎锡山），则不过如鞋跟之尘土，不足挂齿也。”他在济南白马山召集驻辛庄部队各级军官训话，指斥阎锡山“奸猾多疑”，称赞“蒋先生比较公正，可以统一中国，领导中国。咱们要跟他走，听他指挥”。我父亲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到济南，在省政府珍珠泉院内住了三天。蒋介石骑马检阅部队，我父亲以右手执蒋氏坐骑之缰绳，侍立一旁，以示效忠。宋美龄与他的二夫人纪甘青结拜为干姊妹。
1931年7月，“讨石之役”中，我父亲虽然没有出兵助蒋讨石，但也未与石友三联手发难，济南与南京的关系仍波澜不惊。
1932年9月，我父亲在事先没有向南京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发动“驱刘（珍年）之役”，令蒋介石怒不可遏。蒋介石调兵遣将，进逼鲁境，蒋韩之战，一触即发。但由于张学良的军事介入，蒋不打算将事态扩大，乃改为和平调解。我父亲通过此役最终达到了目的，但与南京方面的关系却变得格外紧张起来。
1937年3月30日，何应钦（右二）在南京火车站迎接韩复榘（中）
我父亲的第三路军每月军费约100万元，由中央拨款60万元。開始，第三路军的军费还能按时发放，但以后每况愈下，时而一月只给一二十万，时而一连数月却分文不给。我父亲多次向军政部军需署交涉均无结果。南京总部的军需机关非常腐败，公開贪污，向领饷单位索取回扣，对非嫡系部队更是多贿多发、少贿少发、不贿不发。我父亲对省府委员们说：“军饷不要了，我们不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我父亲主鲁不到一年，军政部积欠第三路军军费高达100万。最后军需署表示：可一次付给80万，但要算作付清。我父亲仍不答应，说：“要给都给，要不给都不给。宁可都不要，也不能马虎！”
1931年10月28日，我父亲下令接管中央鲁税机关。第三路军手枪旅的一个排到中央银行济南分行站岗。南京坐不住了，作出让步，同意山东国税收入按月交存中央银行济南分行，再由该行就近拨付韩部军饷，不足部分由财政部汇补，如此就不再经过南京总部军需署剥一层皮了。问题解决后，我父亲乃收回成命。
刘涟漪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负责人，“CC”分子，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亲信。刘以二陈为后台，以“党权高于一切”为撒手锏，在山东横行霸道，全不把省主席放在眼里。我父亲骂他是“不做事，专害人的党棍子”。
1931年3月20日，我父亲去沾化县视察，有民众跪地拦车控告沾化县党部常委马丹廷，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他最厌恶国民党中的那些以党自重的“党棍子”，命手枪队将马秘密处决，对外只称马“畏罪潜逃”。刘涟漪不相信，派人去调查，并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国民党中央党部电韩督促查询马失踪之事。我父亲遂以“散布流言，攻击省府”罪名将刘涟漪逮捕系狱。后经国民党中央党部保释，刘涟漪才被释放，回到南京。
刘涟漪去职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张苇村负责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工作，还派来一名叫谌峻岑的人担任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谌峻岑是个资深中统特务。他不仅刺探“异党”（主要指共产党）及“藩王”（韩复榘）的情报，还负有监视张苇村的任务，因为张苇村在国民党中属于“西山会议派”，是胡汉民系的人。
我父亲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南京方面对发生在山东的事了如指掌，有部属告诉他：“省党部张苇村在向南京送情报。”他十分气愤，当面质问张苇村送情报的事。张苇村说送情报的不是他，而是谌峻岑。张苇村揭了省党部的底，我父亲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中统局则认为张苇村此举是叛变行为。
1935年1月2日晚，张苇村在济南进德会被刺身亡。我父亲认为谌峻岑有重大嫌疑，将其扣押。一边派员在谌峻岑的办公桌抽屉内搜出手枪一支，枪内有子弹一粒，枪口、弹道均有新放烟迹，子弹规格也与刺张苇村子弹适相吻合；搜查省党部档案，发现谌上报南京的大量机密情报底稿，其中除少数指控张苇村外，大部都是报告韩言行的。我父亲遂将谌峻岑正式收押在监。蒋介石、中统局先后来电，过问谌峻岑案，要求将谌峻岑交南京处置。我父亲不予理睬，亲自审讯谌。谌峻岑对刺张指控死不承认。我父亲派人将谌在狱中秘密处决，同时向南京报告：“谌峻岑在狱中畏罪自缢身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在西安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日晚，张学良密电我父亲，说明兵谏原因，请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是”。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们都睡了。我父亲回家把我们叫起来，笑呵呵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张汉卿把蒋先生给扣了！”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我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的，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冯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事变消息的，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当日下午即派邓鉴三北上，“告韩、宋小心说话为主”。
15日，张学良派一架军用飞机到济南，由于飞机跑道不够坚实，飞机降落时折断螺旋桨，无法再使用。我父亲派刘熙众于19日乘火车去西安。火车只通到洛阳，刘熙众认识一位空军队长，请他转告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一架飞机送他去西安。王假意答应，却用飞机把刘熙众送到了太原，是时蒋介石已被释放。
西安事变爆发后，济南的（《新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团结抗日。南京国民党中宣部致电我父亲，令其查封该报。我父亲在中宣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不理”！
在南京，何应钦等力主轰炸西安，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据传何应钦拟密谋刺杀冯玉祥于中山陵附近的韩公馆。冯玉祥听到消息后搬到城外头条巷办公厅，并准备下一步逃离南京，潜往山东。
南京何应钦等主战派咄咄逼人，我父亲十分反感。他一改此前之审慎态度，于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開，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我父亲的“马电”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晤韩，同时电询宋哲元意见。蒋伯诚对我父亲说：“蒋夫人及宋部长正准备亲赴西安谈判，委员长脱险指日可待了，你怎么还发这种电报呢！”我父亲意识到“马电”已泄露。
宋哲元认为我父亲的“马电”太过莽撞，不仅于事无补，还得罪了蒋介石、何应钦。为协调立场，也为替韩转圜，宋偕秦德纯、邓哲熙去济南，在泺口车站与我父亲会晤，23日，宋、韩连名发表“漾电”。
“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质疑。“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更被南京高层视为“节外生枝”、“别有用心”。
冯玉祥在高层会上为韩、宋開脱说：“韩、宋在北伐，皆勇敢善战，但读书太少，心思太粗。发电前未必一句一字有所研讨，可以不必顾虑。不过去人看看，把中央旨意详告，确有必要。”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下午17时50分，被释的蒋介石到达洛阳。据说当时我父亲正在济南省政府打麻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着南京方面派到济南的蒋伯诚的面，把眼前的牌一推，说：“这叫什么事嘛，没想到张汉卿做事情这么虎头蛇尾！”后人评说：“就是这句话种下他（韩复榘）以后杀身的基因。”
1937年初，日本急于要实现“华北五省自治”，拼命拉拢韩复榘，准备蛮干。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開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对何思源说：“你即刻回山东，代表我告诉韩复榘，他只要跟着我走，到哪里我都把哪里的军政权交给他。”并说已打电报通知韩了。何思源回到济南，一见面我父亲就说：“我已经知道了，我決不会跟日本人搞在一块。”
德州城小西门抗日战场遗址
后来，日本华北驻屯军师团长板垣偕参谋花谷来济南，力促我父亲担任“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头领，遭到断然拒绝，逼得花谷恼羞成怒，非要当我父亲面剖腹自杀不可。何思源心中暗喜，事实证明了他向蒋介石的承诺没有错。
3月，蒋介石电邀我父亲赴杭州晤面。我父亲出发前对何思源说：“这次南去，日本方面一定不高兴，但事到如今，不能不得罪他们了。”
我父亲杭州之行受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府军政大员隆重接待。蒋介石担心我父亲在途中或在杭州被日本人暗算，特别动用大批军警沿途保护，并从上海调来200多名密探来杭保证韩的安全。我父亲回到山东后对何思源说：“委员长怕有危险，不叫我去上海，所以未曾在上海玩。”抗日使韩复榘与蒋介石又走到一起来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我父亲不在济南。他是接到省府秘书长张绍堂打来的电话才获悉卢沟桥事件发生。他吩咐张绍堂与第三路军参谋长刘书香以他的名义给庐山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是说：第三路军有部分将领正在庐山受训，请尽快命他们返鲁，做应战准备；请为第三路军补充高射炮等防空武器。
7月15日，我父亲下令所部军官送家眷回原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命令将山东省汽车路管理局改编为第三路军汽车兵团，将所有载重汽车加装钢板，作为装甲汽车使用，担任作战和军事运输任务。
我父亲于7月28日、29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国军各路同时出击沿津浦线南下之敌。蒋介石回电称，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云云。
30日，我父亲应蒋电召赴南京開会，临行前对梁漱溟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意思是让他做好打仗的思想准备。会后，他还单独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我父亲回到济南后，对梁漱溟说，蒋介石见到他没谈什么，似有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他临走时，蒋介石对他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我父亲对梁漱溟感叹道：“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我看蒋先生并无抗日决心。” 1937年10月以前，我父亲的第三路军的防区在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北。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应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参议会。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嘱梁漱溟陪同蒋百里赴山东视察防务。梁漱溟陪蒋百里途经徐州时见到时任军长的胡宗南。胡宗南对梁漱溟说，山东防务十分重要，日本人可能在胶东沿海登陆，他是奉命帮助韩复榘守卫山东，共同抗日，而绝无意取代韩主席在山东的地位。
梁漱溟回到济南汇报。我父亲说，他已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梁漱溟陪同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道究竟来干什么。梁说是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防务的。我父亲一听就笑了，说：“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梁又转述了胡宗南的话。我父亲听着直摇头冷笑，说：“日本人一来，还扯什么谁代替谁的地位，简直是废话！”然后又提高嗓音说：“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平、津沦陷后，驻平日本当局派特使飞济南，与我父亲谈判。日方提出可以不在山东驻军，但要假道山东运兵。我父亲明确表示，不管是驻兵还是运兵，都不允许日军进入山东。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检验士兵武器（1937年）
8月4日，我父亲就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三路军扩充为第三集团军，我父亲兼总司令。
我父亲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何思源等几位厅长给他道喜。他说：“总司令是大家的，以后有事大家商议。”
1937年9月底，日军沿津浦线长驱直下，兵临鲁境。第三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已集结三师一旅，主力几乎全部压到鲁北，空出之胶东及沿海地区只能由民团填防。
1937年9月30日，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占领冀鲁交界的桑园火车站，战火烧到山东的大门口。
第三集团军从1937年10月1日夜袭桑园始，至11月16日撤到黄河南岸止，在鲁北抗战历时一个半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据孙桐萱军长说：“在这次战斗中，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牺牲过半。”
11月13日，曹福林第二十九师一部在商河至济阳之间激战。我父亲在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副官杨树森、特别侦探隊第二大队大队长朱世勤陪同下率卫士及手枪旅一团二营五连的1个加强排共70多人赴济阳前线督战，分乘数辆摩托车和两辆卡车驰往济阳县城。我父亲一行在济阳西关附近一个村庄与一支从惠民疾驰而来的，由装甲车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的日军快速突击部队不期而遇。由于敌我战力悬殊，我父亲一行寡不敌众，伤亡殆尽，团长贾本甲一条腿被打断，被藏在老乡家中。副官杨树森劝我父亲立即突围，我父亲执意不肯。身高力壮的芮排长及士兵朱景法不容分说，硬将他拦腰抱起，放到摩托车跨斗里。杨副官驾车，在众卫士拼死掩护下，突出重围。我父亲回到济南时，身边只剩下副官杨树森，嗣后又陆续有九名弟兄突围回来，其余弟兄全部阵亡。我父亲沉痛地说：“我韩某人能活着从济阳回来，是近六十弟兄的性命换来的。”
我父亲从济阳突围回来，给我母亲写一封亲笔家信，让一位副官专程送到曹县。当时母亲已带我们子女随后勤机关撤到鲁西曹县。
信全文如下：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5000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致安好。
向方
母亲接信痛哭。实际上，这已是我父亲的绝笔了。
11月16日，我父亲下令全军撤退到黄河南岸。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令他炸毁黄河铁桥。
第三集团军撤守黄河南岸以后，从1937年11月16日，到12月23日，在此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内，战事相对平静。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济南视察防务，我父亲与他讨论时局及战略问题。当时南京刚沦陷半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黄河防线能否守住，对于李宗仁和我父亲来说已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关键是，黄河防线一旦被敌突破，第三集团军将撤往何处。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团军应撤进沂蒙山区，准备打游击。我父亲不同意，反驳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吗？”会谈不欢而散。
在我父亲看来，将第三集团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的计划不仅是极其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的。他认定这是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个阴谋。我父亲在与李宗仁会晤之后，认为蒋介石既然不肯给他出路，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
李宗仁回到徐州，数次派人到济南，向我父亲要求调回原由大本营配属韩部的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该团辖两个山炮营，装备卜福斯山炮24门，此山炮系蒋介石以重金从国外买来的。
第三集团军缺乏重武器，为加强黄河防线，我父亲曾向大本营要求调配重炮。蒋介石准所请，将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调至济南，沿黄河南岸布防。我父亲对李汝炯山炮团很重视。李宗仁欲将山炮团调走，我父亲执意不放。他对李宗仁派来的人说：“这个炮团是我直接要来的，你们自己可以向中央要。这个炮团在抗战时期，绝对不能给你们调走。”但最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卜福斯山炮团还是被强行调往津浦线南段，先后配属第一二二师、第二十五师。 对此，我父亲十分气愤。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么？”
李宗仁对此也十分气愤，认为是我父亲没把他这位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济南危急时，我父亲令山东省府由宁阳再迁往曹县；将弹药、给养等军需物资、军医院、修械所、伤病员及官佐眷属用火车运送到河南漯河、舞阳、南阳等地。火车过徐州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来电阻止，责问：“豫西非第三集团军的后方，为何运往该地？”我父亲随手在电报上批日：“全面抗战，何分彼此”，又云：“開封、郑州亦非五战区后方，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存在该地？”（李宗仁确有此事）我父亲的参谋处不知是何居心（参谋处有蒋系特务，如联络参谋王道生等，意在挑拨韩、李关系），竞按他随手所批字句，直接电复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事先也未将复电呈他过目。李宗仁接电，大怒，将韩之复电转给蒋介石。
我父亲在文电上信手写批语是他长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多为有感而发，并非正式复电电文。冯玉祥也有如此习惯，有时看到不合意的文电，批语更是出奇，如：“放屁”、“放狗屁”、“脱裤子放屁”等，不一而足。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对沉寂之后，日军决定对济南发动攻击。
第三集团军两面受敌，我父亲通过电话向李宗仁请求调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支援济南，遭到李宗仁的拒绝。
我父亲气愤至极，认为这也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本营以抗战为名，消灭异己的诡计之一，再无心恋战，决计引军西撤。
27日晨，日军占领济南。
韩复榘与蒋介石在济南山东省政府合影（1934年）
我父亲不听指挥，李宗仁又告他“御状”，况且又是以“抗战”的名义，这对蒋介石来说真是绝好时机。
1938年1月8日，正在归德编练第三集团军汽车兵团的刘熙众在归德火车站遇见老朋友、邓锡侯的顾问赵岳松。赵岳松对刘熙众说：“听说你们主席有几个电报对李长官毫不客气。李恼火了，将韩违抗命令，不听指挥的情形告到委员长那里。听说蒋要在開封召開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请你们主席好好准备准备，打这场官司。”刘问韩打的什么电报。赵说：“我只听到大家传说，他这些电报在措辞上、语气上都很欠斟酌。李长官认为他目无长官，若不予以惩办，今后将无法指挥作战。你回去查查这些来往的电报就知道了。”
第二天，刘熙众前往巨野，将赵岳松一番话转告我父亲。我父亲听后，沉吟片刻，命人去参谋处将最近与李宗仁来往的电报取来检查。刘熙众翻阅一遍，果然有些词句很生硬，但这些词句都是我父亲在来电上信手批注的，而参谋处却将这些文字原封不动，当作正式电文发了出去，事先也没请他过目。我父亲自知欠妥，但倔犟的性格，又使他不肯认错，只淡淡地说：“赵先生一番好意，你去信谢谢人家。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刘熙众竭力劝导，请他派人去徐州，当面向李宗仁解释一下，以缓和关系。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你代表我前往解释解释吧！”
刘熙众走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開封開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開封见见面。”我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第三路军司令部八个处的处长们都坚决劝他不要去開会，主张派代表参加，但他去意已决，劝阻无效。
下午，刘熙众赶到徐州，李宗仁在升火待发的专列上接见了他。刘熙众先婉言解释了一番。李一反平时一团和气的态度，脸色很难看，时而冷笑，不置可否。刘忧心忡忡而去。
当日晚，刘熙众返回巨野，向我父亲如实报告会见李宗仁的情形。我父亲表示根本不在乎李宗仁，随他便。刘熙众不放心，找秘书长张绍堂商量办法。张绍堂说，開封会议的通知已到，主席已决定前往出席。刘熙众又去见我父亲，劝说：“据我见李长官的神情，開封会议恐对我们不利，主席还是不去的好，派个代表去，也有缓冲的余地。”我父亲说；“我已复电说到时出席，怎么能又不去呢！”刘说：“可以请个临时病假。”我父亲笑着说：“你不要神经过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怀疑。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怕什么？”
刘熙众认为我父亲不听他的劝告，是受了蒋伯诚的骗，总以为没有投靠日本，又有蒋伯诚作证，何惧之有？当时蒋伯诚正在開封，他通过第三路军驻開封代表靳文溪电话告诉我父亲：到開封与委员长见面后，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其实，我父亲坚持要去開封并非要与李宗仁打什么官司，而是希望部队西撤计划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刘越想越担心，坚持劝我父亲不要去開封。我父亲仍笑道：“在此抗战期间，委员长召集军事会议，哪有不去之理，你的顾虑太多了。”刘说：“我总以为慎重点好。”我父亲有些不耐烦了，连声说：“好，好，好！”接着把话岔開，问起汽車兵团的事。刘熙众无奈只得返回归德，临行前还敦请李树春、张绍堂、王向荣再设法劝阻。
10日，我父亲偕参谋长刘书香等乘汽车，从巨野到达曹县，在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的军部休息片刻。午饭后，孙桐萱、省府委员张钺及部分旅、团长随韩一行同赴柳河车站，在40余名手枪队员及1个卫队营护送下，换乘一列钢甲车開往開封。
傍晚，我父亲一行到达開封，河南绥靖区主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及蒋伯诚到站迎接。孙桐萱及部分旅、团长住在省府东边路南指定的旅馆；我父亲偕张钺、刘书香等住盐商牛敬廷宅内。次日，韩、张、刘等迁至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孔祥榕私邸，为办公方便，孙也搬来同住，各旅、团长与手枪队分住牛、孔两宅。刘峙以開封城内部队过多为由，安排我父亲的卫队营留在钢甲车上，驶离市区。
同日，蒋介石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自南京飞抵開封。
军统局第二处处长戴笠偕军统局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带领12名特务亦先期到达開封。戴指定王具体负责绑架行动。
11日上午，我父亲偕孙桐萱、张钺等去開封图书馆，拜会先一天到汴的第一集团军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翰等前西北军袍泽。交谈中，说起最高军事当局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我父亲不禁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宋哲元见他还是当年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习惯，很替他担心，于是劝道：“向方老弟，按说我是不赞成你来開封的。到了这里，我们已然是笼中鸟，还是少说为佳。”
（待续）
当时，“讨桂之役”甫歇，南京方面与冯玉祥部的矛盾又变得尖锐起来。冯玉祥为生存与发展计，决心与蒋介石一决雌雄。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冯军将领大都不赞成冯玉祥“联阎打蒋”战略和“后退决战”军略。冯玉祥斥责我父亲：“你给我住嘴，到外边跪着去！”会议室外边还是一间屋子，我父亲就出去跪下了。冯散会后出来，见他还在地下跪着，就上前打他一记耳光，说：“起来吧！”打完就走了。我父亲起来后，直接来到副总参谋长陈琢如的办公室，说：“我身为河南省主席，当众挨耳光，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下去我不能干了！”当即拉着队伍东開了。5月22日，他与石友三联衔发表通电，称“主张和平，拥护中央”，从此脱离西北军，加入蒋介石阵营。
我以为，我父亲与蒋介石之间毫无历史渊源，又素有成见。我父亲当年脱离冯玉祥，为生存下去，只有投蒋一条路，别无他途。蒋介石也是利用冯、韩分离打击西北军。因此蒋介石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没有任何长期合作的基础。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我父亲最终的命运似乎都是注定的了。
蒋介石骑马检阅部队，我父亲以右手执蒋氏坐骑之缰绳，侍立一旁，以示效忠
我父亲主鲁之初，由于在中原大战中，曾与蒋并肩作战，“蜜月期”刚过，二人关系尚称融洽。某日，他在朝会上演讲：“今日中國之人物，惟蒋总司令与冯先生可划一等号。至于阎某（阎锡山），则不过如鞋跟之尘土，不足挂齿也。”他在济南白马山召集驻辛庄部队各级军官训话，指斥阎锡山“奸猾多疑”，称赞“蒋先生比较公正，可以统一中国，领导中国。咱们要跟他走，听他指挥”。我父亲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到济南，在省政府珍珠泉院内住了三天。蒋介石骑马检阅部队，我父亲以右手执蒋氏坐骑之缰绳，侍立一旁，以示效忠。宋美龄与他的二夫人纪甘青结拜为干姊妹。
1931年7月，“讨石之役”中，我父亲虽然没有出兵助蒋讨石，但也未与石友三联手发难，济南与南京的关系仍波澜不惊。
1932年9月，我父亲在事先没有向南京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发动“驱刘（珍年）之役”，令蒋介石怒不可遏。蒋介石调兵遣将，进逼鲁境，蒋韩之战，一触即发。但由于张学良的军事介入，蒋不打算将事态扩大，乃改为和平调解。我父亲通过此役最终达到了目的，但与南京方面的关系却变得格外紧张起来。
我父亲的第三路军每月军费约100万元，由中央拨款60万元。開始，第三路军的军费还能按时发放，但以后每况愈下，时而一月只给一二十万，时而一连数月却分文不给。我父亲多次向军政部军需署交涉均无结果。南京总部的军需机关非常腐败，公開贪污，向领饷单位索取回扣，对非嫡系部队更是多贿多发、少贿少发、不贿不发。我父亲对省府委员们说：“军饷不要了，我们不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我父亲主鲁不到一年，军政部积欠第三路军军费高达100万。最后军需署表示：可一次付给80万，但要算作付清。我父亲仍不答应，说：“要给都给，要不给都不给。宁可都不要，也不能马虎！”
1931年10月28日，我父亲下令接管中央鲁税机关。第三路军手枪旅的一个排到中央银行济南分行站岗。南京坐不住了，作出让步，同意山东国税收入按月交存中央银行济南分行，再由该行就近拨付韩部军饷，不足部分由财政部汇补，如此就不再经过南京总部军需署剥一层皮了。问题解决后，我父亲乃收回成命。
刘涟漪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负责人，“CC”分子，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亲信。刘以二陈为后台，以“党权高于一切”为撒手锏，在山东横行霸道，全不把省主席放在眼里。我父亲骂他是“不做事，专害人的党棍子”。
1931年3月20日，我父亲去沾化县视察，有民众跪地拦车控告沾化县党部常委马丹廷，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他最厌恶国民党中的那些以党自重的“党棍子”，命手枪队将马秘密处决，对外只称马“畏罪潜逃”。刘涟漪不相信，派人去调查，并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国民党中央党部电韩督促查询马失踪之事。我父亲遂以“散布流言，攻击省府”罪名将刘涟漪逮捕系狱。后经国民党中央党部保释，刘涟漪才被释放，回到南京。
刘涟漪去职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张苇村负责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工作，还派来一名叫谌峻岑的人担任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谌峻岑是个资深中统特务。他不仅刺探“异党”（主要指共产党）及“藩王”（韩复榘）的情报，还负有监视张苇村的任务，因为张苇村在国民党中属于“西山会议派”，是胡汉民系的人。
我父亲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南京方面对发生在山东的事了如指掌，有部属告诉他：“省党部张苇村在向南京送情报。”他十分气愤，当面质问张苇村送情报的事。张苇村说送情报的不是他，而是谌峻岑。张苇村揭了省党部的底，我父亲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中统局则认为张苇村此举是叛变行为。
1935年1月2日晚，张苇村在济南进德会被刺身亡。我父亲认为谌峻岑有重大嫌疑，将其扣押。一边派员在谌峻岑的办公桌抽屉内搜出手枪一支，枪内有子弹一粒，枪口、弹道均有新放烟迹，子弹规格也与刺张苇村子弹适相吻合；搜查省党部档案，发现谌上报南京的大量机密情报底稿，其中除少数指控张苇村外，大部都是报告韩言行的。我父亲遂将谌峻岑正式收押在监。蒋介石、中统局先后来电，过问谌峻岑案，要求将谌峻岑交南京处置。我父亲不予理睬，亲自审讯谌。谌峻岑对刺张指控死不承认。我父亲派人将谌在狱中秘密处决，同时向南京报告：“谌峻岑在狱中畏罪自缢身死。”
我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的，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在西安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日晚，张学良密电我父亲，说明兵谏原因，请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是”。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们都睡了。我父亲回家把我们叫起来，笑呵呵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张汉卿把蒋先生给扣了！”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我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的，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冯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事变消息的，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当日下午即派邓鉴三北上，“告韩、宋小心说话为主”。
15日，张学良派一架军用飞机到济南，由于飞机跑道不够坚实，飞机降落时折断螺旋桨，无法再使用。我父亲派刘熙众于19日乘火车去西安。火车只通到洛阳，刘熙众认识一位空军队长，请他转告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一架飞机送他去西安。王假意答应，却用飞机把刘熙众送到了太原，是时蒋介石已被释放。
西安事变爆发后，济南的（《新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团结抗日。南京国民党中宣部致电我父亲，令其查封该报。我父亲在中宣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不理”！
在南京，何应钦等力主轰炸西安，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据传何应钦拟密谋刺杀冯玉祥于中山陵附近的韩公馆。冯玉祥听到消息后搬到城外头条巷办公厅，并准备下一步逃离南京，潜往山东。
南京何应钦等主战派咄咄逼人，我父亲十分反感。他一改此前之审慎态度，于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開，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我父亲的“马电”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晤韩，同时电询宋哲元意见。蒋伯诚对我父亲说：“蒋夫人及宋部长正准备亲赴西安谈判，委员长脱险指日可待了，你怎么还发这种电报呢！”我父亲意识到“马电”已泄露。
宋哲元认为我父亲的“马电”太过莽撞，不仅于事无补，还得罪了蒋介石、何应钦。为协调立场，也为替韩转圜，宋偕秦德纯、邓哲熙去济南，在泺口车站与我父亲会晤，23日，宋、韩连名发表“漾电”。
“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质疑。“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更被南京高层视为“节外生枝”、“别有用心”。
冯玉祥在高层会上为韩、宋開脱说：“韩、宋在北伐，皆勇敢善战，但读书太少，心思太粗。发电前未必一句一字有所研讨，可以不必顾虑。不过去人看看，把中央旨意详告，确有必要。”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下午17时50分，被释的蒋介石到达洛阳。据说当时我父亲正在济南省政府打麻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着南京方面派到济南的蒋伯诚的面，把眼前的牌一推，说：“这叫什么事嘛，没想到张汉卿做事情这么虎头蛇尾！”后人评说：“就是这句话种下他（韩复榘）以后杀身的基因。”
我父亲对梁漱溟感叹道：“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我看蒋先生并无抗日决心”
1937年初，日本急于要实现“华北五省自治”，拼命拉拢韩复榘，准备蛮干。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開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对何思源说：“你即刻回山东，代表我告诉韩复榘，他只要跟着我走，到哪里我都把哪里的军政权交给他。”并说已打电报通知韩了。何思源回到济南，一见面我父亲就说：“我已经知道了，我決不会跟日本人搞在一块。”
后来，日本华北驻屯军师团长板垣偕参谋花谷来济南，力促我父亲担任“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头领，遭到断然拒绝，逼得花谷恼羞成怒，非要当我父亲面剖腹自杀不可。何思源心中暗喜，事实证明了他向蒋介石的承诺没有错。
3月，蒋介石电邀我父亲赴杭州晤面。我父亲出发前对何思源说：“这次南去，日本方面一定不高兴，但事到如今，不能不得罪他们了。”
我父亲杭州之行受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府军政大员隆重接待。蒋介石担心我父亲在途中或在杭州被日本人暗算，特别动用大批军警沿途保护，并从上海调来200多名密探来杭保证韩的安全。我父亲回到山东后对何思源说：“委员长怕有危险，不叫我去上海，所以未曾在上海玩。”抗日使韩复榘与蒋介石又走到一起来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我父亲不在济南。他是接到省府秘书长张绍堂打来的电话才获悉卢沟桥事件发生。他吩咐张绍堂与第三路军参谋长刘书香以他的名义给庐山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是说：第三路军有部分将领正在庐山受训，请尽快命他们返鲁，做应战准备；请为第三路军补充高射炮等防空武器。
7月15日，我父亲下令所部军官送家眷回原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命令将山东省汽车路管理局改编为第三路军汽车兵团，将所有载重汽车加装钢板，作为装甲汽车使用，担任作战和军事运输任务。
我父亲于7月28日、29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国军各路同时出击沿津浦线南下之敌。蒋介石回电称，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云云。
30日，我父亲应蒋电召赴南京開会，临行前对梁漱溟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意思是让他做好打仗的思想准备。会后，他还单独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我父亲回到济南后，对梁漱溟说，蒋介石见到他没谈什么，似有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他临走时，蒋介石对他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我父亲对梁漱溟感叹道：“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我看蒋先生并无抗日决心。” 1937年10月以前，我父亲的第三路军的防区在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北。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应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参议会。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嘱梁漱溟陪同蒋百里赴山东视察防务。梁漱溟陪蒋百里途经徐州时见到时任军长的胡宗南。胡宗南对梁漱溟说，山东防务十分重要，日本人可能在胶东沿海登陆，他是奉命帮助韩复榘守卫山东，共同抗日，而绝无意取代韩主席在山东的地位。
梁漱溟回到济南汇报。我父亲说，他已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梁漱溟陪同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道究竟来干什么。梁说是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防务的。我父亲一听就笑了，说：“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梁又转述了胡宗南的话。我父亲听着直摇头冷笑，说：“日本人一来，还扯什么谁代替谁的地位，简直是废话！”然后又提高嗓音说：“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平、津沦陷后，驻平日本当局派特使飞济南，与我父亲谈判。日方提出可以不在山东驻军，但要假道山东运兵。我父亲明确表示，不管是驻兵还是运兵，都不允许日军进入山东。
8月4日，我父亲就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三路军扩充为第三集团军，我父亲兼总司令。
我父亲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何思源等几位厅长给他道喜。他说：“总司令是大家的，以后有事大家商议。”
“大姐：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
1937年9月底，日军沿津浦线长驱直下，兵临鲁境。第三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已集结三师一旅，主力几乎全部压到鲁北，空出之胶东及沿海地区只能由民团填防。
1937年9月30日，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占领冀鲁交界的桑园火车站，战火烧到山东的大门口。
第三集团军从1937年10月1日夜袭桑园始，至11月16日撤到黄河南岸止，在鲁北抗战历时一个半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据孙桐萱军长说：“在这次战斗中，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牺牲过半。”
11月13日，曹福林第二十九师一部在商河至济阳之间激战。我父亲在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副官杨树森、特别侦探隊第二大队大队长朱世勤陪同下率卫士及手枪旅一团二营五连的1个加强排共70多人赴济阳前线督战，分乘数辆摩托车和两辆卡车驰往济阳县城。我父亲一行在济阳西关附近一个村庄与一支从惠民疾驰而来的，由装甲车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的日军快速突击部队不期而遇。由于敌我战力悬殊，我父亲一行寡不敌众，伤亡殆尽，团长贾本甲一条腿被打断，被藏在老乡家中。副官杨树森劝我父亲立即突围，我父亲执意不肯。身高力壮的芮排长及士兵朱景法不容分说，硬将他拦腰抱起，放到摩托车跨斗里。杨副官驾车，在众卫士拼死掩护下，突出重围。我父亲回到济南时，身边只剩下副官杨树森，嗣后又陆续有九名弟兄突围回来，其余弟兄全部阵亡。我父亲沉痛地说：“我韩某人能活着从济阳回来，是近六十弟兄的性命换来的。”
我父亲从济阳突围回来，给我母亲写一封亲笔家信，让一位副官专程送到曹县。当时母亲已带我们子女随后勤机关撤到鲁西曹县。
信全文如下：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5000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致安好。
向方
母亲接信痛哭。实际上，这已是我父亲的绝笔了。
11月16日，我父亲下令全军撤退到黄河南岸。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令他炸毁黄河铁桥。
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么？”
第三集团军撤守黄河南岸以后，从1937年11月16日，到12月23日，在此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内，战事相对平静。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济南视察防务，我父亲与他讨论时局及战略问题。当时南京刚沦陷半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黄河防线能否守住，对于李宗仁和我父亲来说已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关键是，黄河防线一旦被敌突破，第三集团军将撤往何处。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团军应撤进沂蒙山区，准备打游击。我父亲不同意，反驳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吗？”会谈不欢而散。
在我父亲看来，将第三集团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的计划不仅是极其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的。他认定这是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个阴谋。我父亲在与李宗仁会晤之后，认为蒋介石既然不肯给他出路，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
李宗仁回到徐州，数次派人到济南，向我父亲要求调回原由大本营配属韩部的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该团辖两个山炮营，装备卜福斯山炮24门，此山炮系蒋介石以重金从国外买来的。
第三集团军缺乏重武器，为加强黄河防线，我父亲曾向大本营要求调配重炮。蒋介石准所请，将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调至济南，沿黄河南岸布防。我父亲对李汝炯山炮团很重视。李宗仁欲将山炮团调走，我父亲执意不放。他对李宗仁派来的人说：“这个炮团是我直接要来的，你们自己可以向中央要。这个炮团在抗战时期，绝对不能给你们调走。”但最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卜福斯山炮团还是被强行调往津浦线南段，先后配属第一二二师、第二十五师。 对此，我父亲十分气愤。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么？”
李宗仁对此也十分气愤，认为是我父亲没把他这位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我父亲不听指挥，李宗仁又告他“御状”，况且又是以“抗战”的名义，这对蒋介石来说真是绝好时机
济南危急时，我父亲令山东省府由宁阳再迁往曹县；将弹药、给养等军需物资、军医院、修械所、伤病员及官佐眷属用火车运送到河南漯河、舞阳、南阳等地。火车过徐州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来电阻止，责问：“豫西非第三集团军的后方，为何运往该地？”我父亲随手在电报上批日：“全面抗战，何分彼此”，又云：“開封、郑州亦非五战区后方，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存在该地？”（李宗仁确有此事）我父亲的参谋处不知是何居心（参谋处有蒋系特务，如联络参谋王道生等，意在挑拨韩、李关系），竞按他随手所批字句，直接电复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事先也未将复电呈他过目。李宗仁接电，大怒，将韩之复电转给蒋介石。
我父亲在文电上信手写批语是他长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多为有感而发，并非正式复电电文。冯玉祥也有如此习惯，有时看到不合意的文电，批语更是出奇，如：“放屁”、“放狗屁”、“脱裤子放屁”等，不一而足。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对沉寂之后，日军决定对济南发动攻击。
第三集团军两面受敌，我父亲通过电话向李宗仁请求调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支援济南，遭到李宗仁的拒绝。
我父亲气愤至极，认为这也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本营以抗战为名，消灭异己的诡计之一，再无心恋战，决计引军西撤。
27日晨，日军占领济南。
我父亲不听指挥，李宗仁又告他“御状”，况且又是以“抗战”的名义，这对蒋介石来说真是绝好时机。
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開封開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開封见见面。”我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1938年1月8日，正在归德编练第三集团军汽车兵团的刘熙众在归德火车站遇见老朋友、邓锡侯的顾问赵岳松。赵岳松对刘熙众说：“听说你们主席有几个电报对李长官毫不客气。李恼火了，将韩违抗命令，不听指挥的情形告到委员长那里。听说蒋要在開封召開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请你们主席好好准备准备，打这场官司。”刘问韩打的什么电报。赵说：“我只听到大家传说，他这些电报在措辞上、语气上都很欠斟酌。李长官认为他目无长官，若不予以惩办，今后将无法指挥作战。你回去查查这些来往的电报就知道了。”
第二天，刘熙众前往巨野，将赵岳松一番话转告我父亲。我父亲听后，沉吟片刻，命人去参谋处将最近与李宗仁来往的电报取来检查。刘熙众翻阅一遍，果然有些词句很生硬，但这些词句都是我父亲在来电上信手批注的，而参谋处却将这些文字原封不动，当作正式电文发了出去，事先也没请他过目。我父亲自知欠妥，但倔犟的性格，又使他不肯认错，只淡淡地说：“赵先生一番好意，你去信谢谢人家。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刘熙众竭力劝导，请他派人去徐州，当面向李宗仁解释一下，以缓和关系。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你代表我前往解释解释吧！”
刘熙众走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開封開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開封见见面。”我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第三路军司令部八个处的处长们都坚决劝他不要去開会，主张派代表参加，但他去意已决，劝阻无效。
下午，刘熙众赶到徐州，李宗仁在升火待发的专列上接见了他。刘熙众先婉言解释了一番。李一反平时一团和气的态度，脸色很难看，时而冷笑，不置可否。刘忧心忡忡而去。
当日晚，刘熙众返回巨野，向我父亲如实报告会见李宗仁的情形。我父亲表示根本不在乎李宗仁，随他便。刘熙众不放心，找秘书长张绍堂商量办法。张绍堂说，開封会议的通知已到，主席已决定前往出席。刘熙众又去见我父亲，劝说：“据我见李长官的神情，開封会议恐对我们不利，主席还是不去的好，派个代表去，也有缓冲的余地。”我父亲说；“我已复电说到时出席，怎么能又不去呢！”刘说：“可以请个临时病假。”我父亲笑着说：“你不要神经过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怀疑。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怕什么？”
刘熙众认为我父亲不听他的劝告，是受了蒋伯诚的骗，总以为没有投靠日本，又有蒋伯诚作证，何惧之有？当时蒋伯诚正在開封，他通过第三路军驻開封代表靳文溪电话告诉我父亲：到開封与委员长见面后，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其实，我父亲坚持要去開封并非要与李宗仁打什么官司，而是希望部队西撤计划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刘越想越担心，坚持劝我父亲不要去開封。我父亲仍笑道：“在此抗战期间，委员长召集军事会议，哪有不去之理，你的顾虑太多了。”刘说：“我总以为慎重点好。”我父亲有些不耐烦了，连声说：“好，好，好！”接着把话岔開，问起汽車兵团的事。刘熙众无奈只得返回归德，临行前还敦请李树春、张绍堂、王向荣再设法劝阻。
10日，我父亲偕参谋长刘书香等乘汽车，从巨野到达曹县，在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的军部休息片刻。午饭后，孙桐萱、省府委员张钺及部分旅、团长随韩一行同赴柳河车站，在40余名手枪队员及1个卫队营护送下，换乘一列钢甲车開往開封。
傍晚，我父亲一行到达開封，河南绥靖区主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及蒋伯诚到站迎接。孙桐萱及部分旅、团长住在省府东边路南指定的旅馆；我父亲偕张钺、刘书香等住盐商牛敬廷宅内。次日，韩、张、刘等迁至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孔祥榕私邸，为办公方便，孙也搬来同住，各旅、团长与手枪队分住牛、孔两宅。刘峙以開封城内部队过多为由，安排我父亲的卫队营留在钢甲车上，驶离市区。
同日，蒋介石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自南京飞抵開封。
军统局第二处处长戴笠偕军统局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带领12名特务亦先期到达開封。戴指定王具体负责绑架行动。
11日上午，我父亲偕孙桐萱、张钺等去開封图书馆，拜会先一天到汴的第一集团军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翰等前西北军袍泽。交谈中，说起最高军事当局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我父亲不禁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宋哲元见他还是当年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习惯，很替他担心，于是劝道：“向方老弟，按说我是不赞成你来開封的。到了这里，我们已然是笼中鸟，还是少说为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