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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麦古迪镇之虎》是印度著名英语作家纳拉扬唯一的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纳拉扬在描述老虎拉贾与人的关系时，流露出对动物的含混而模糊的态度：一方面，他关心、同情动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者虐待动物的行径，且心怀众生平等观的理念，重视动物的精神性存在，寻求动物与人和谐共存之道；另一方面，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又不够彻底，在批判的同时又延续了人类在看待动物时通常怀有的“拟人主义”“帝国凝视”等观念，最终又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
[关键词]纳拉扬；《麦古迪镇之虎》；生态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拟人主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自然灾难不断发生，人类的生存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一些具有生态忧患意识的专家学者们酝酿并提出了生态批评这一新型的理论话语，试图通过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保护地球家园作出应有的努力。生态批评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物种主义、拟人主义等思想，呼吁人类保护自然、敬畏生命、热爱动物，主张人类应把道德关怀的范围延伸到非人类的生物，并竭力寻求自然与人和谐共处之道。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尽管卡尔·克鲁伯于1974年最早使用术语“生态的”（ecological）①，但是迈克尔·布兰奇（Michael P. Branch）却认为，“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实验》。尽管鲁克尔特的文章极具开创性和启发性，但是布兰奇认为，在生态批评研究专家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倡导用它来研究自然写作之前，作为术语的生态批评一直处于蛰伏期。格罗特费尔蒂对生态批评给出的定义是：“生态批评就是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以性别意识为视角来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借助生产方式和经济阶层的意识来解读文本那样，生态批评采用以地球为中心的方式来研究文学。”②尽管格罗特费尔蒂对生态批评作出的定义有些宽泛，未能区分生态批评界不同甚至有些对立的理论话语，但却前瞻性地指出了生态批评的基本目标，即用生态中心主义（以地球为中心）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中心）。生态批评的概念是学者们忧患地球所面临的种种环境威胁以及敢于承担生态使命的产物。关怀和忧患地球的意识不仅是区分生态批评家和自然批评家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也引领生态批评家去细心考察文学所反映的生物世界。现今，研究文学中的野生生物尤其是动物，已经成为整个生态批评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批评家着重探讨“我们人类物种与其他动物之间模糊的区别”以及“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被再现和概念化的不同方式”①。
纳拉扬（R. K. Narayan，1906—2001）是印度现代最著名的三大英语作家之一，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代表作有《文学士》（The Bachelor of Arts，1937）、《黑房间》（The Dark Room，1938）、《金融专家》（The Financial Expert，1952）、《向导》（The Guide，1958）、《麦古迪镇之虎》（A Tiger for Malgudi，1983）等。纳拉扬大部分的作品均以虚构的印度小镇——麦古迪镇为背景，该镇是“印度社会的缩影”②。《麦古迪镇之虎》不仅是纳拉扬唯一一部以麦古迪镇来命名的小说，而且也是唯一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迄今为止，关于《麦古迪镇之虎》的研究在国内仍极为稀少。小说的主角是一只能像人类一样思考、感受和行为的老虎，它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在人类社会复杂而凄惨的遭遇。仅就以动物作为主角兼叙述者这一点，就让人很想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关注该作品。由此，本文以生态批评作为研究视角，通过细读文本中老虎与人的关系，发现纳拉扬对待动物的态度之含混模糊：一方面，他关心、同情动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者虐待动物的行径，且心怀众生平等观，重视动物的精神性存在，寻求动物与人和谐共存之道；另一方面，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又不够彻底，在批判的同时又延续了人类在看待动物时通常怀有的“拟人主义”“帝国凝视”等观念，最终又难免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
一、敬畏动物，质疑并挑战人类中心主义
《麦古迪镇之虎》以纳拉扬对野生动物的真切关怀作为开始。在引言中，作者谈到了创作灵感的由来。最初，他读的一则报道说，在印度最隆重的宗教节日——圣水沐浴节上，有一只无恶意而又很平和的老虎陪伴着一位隐士。后来，他也偶遇过其他一些关于老虎与人类长期友好相处的例子，尤其是当他看到书签上那幅关于老虎恳求“走进一部好书”的图片后，他最终下定决心要创作一部以老虎为主角的小说。实际上，当纳拉扬选择一只虎作为小说的核心角色并为之辩护时，他就已经开始承担起生态批评家的任务，即通过文学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诚如作者在小说前言中所说：“我突然想到，除了……少数的例外，人类已经垄断了小说家的注意力。自命不凡的人类从未想过，尽管其他生物可能不会用声音讲话，但它们也可能具有自我意识、价值、观点和交流能力。人类想当然地就认为自己是至关重要的，其他一切创造物的存在目的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游戏、消遣或营养……如果我让一只老虎作为小说的核心角色，我想观察一下，结果会是怎样的。”③
上述表白已彰显了纳拉扬作为生态作家的立场。在总结小说情节时，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渴望自由的野生动物的关心：“我的故事以一只卧在兽笼中的老虎沉思过去开始。这只虎先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在丛林中度过的狂野日子，然后回忆了当马戏团明星时的囚禁生活。后来，它从电影拍摄篷中逃离出来，获得自由，而后又迷了路，误入一个小镇。受了惊吓的的公众试图枪杀它，但是后来一位到场的苦行者保护了它，并把它视为伴侣。”④该引言部分勾起了读者的兴趣，让人不禁联想到：小说将会讲述一个生态故事，最终教育人们去增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小说前半部分主要记述了虎结识伴侣、共育幼崽、失去家庭成员以及沦落到马戏团的经历。虎最初的家园是一片宁静而浓密的丛林。在那里，它和家人一直过着安宁平和、无忧无虑的日子。在栖居丛林的岁月里，虎自认为是丛林之王，一无所惧，并常常令他者心生畏惧，“在这样狂野十足的时期，暴力和丧失理性的残忍被施加在弱小的生物头上”①。然而在人类面前，它却沦为被主宰和被剥削的对象，其本应享有的一切平和与宁静也被猎人摧毁了。纳拉扬有意以不小的篇幅来描述虎在丛林中无拘无束的洒脱、合家欢乐的快意和永不丧失的尊严，其实就是表明他在颂扬虎自由自在的丛林生活，他在向往着为老虎找回失去的一方净土。
面对虎的伴侣及幼崽的尸体，人类的态度和情感与老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痛苦不堪地哭着——但是这时我看到远处的山谷下面，有一排行人在推拉一辆无遮掩的马车，横放在车上的竟是幼崽和它们的母亲。看到此处，我静默下来，蹲伏着，以防他们看见我。这些男人在嘶声歌唱、叫嚷，他们听不到我在哭泣。直到此时，我仍然以为，我们的丛林家园是人类无法接近的地方，是攻不可破的。直到此时，我才是第一次见到这些怪人。现在，人类的双脚已踏入我们的地盘，这让我预感到奇异的灾难即将降临……试图遮掩而又无法抑制的怒火搅乱了我的内心：我只想冲出去，扑向每一个人，撕咬、爪击、毁掉他们……正当我想冲出去的时候，一辆坐着一伙人的奇怪的车到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车叫吉普车……无人知晓我在那儿。我藏匿起来，注视着他们把尸体转移到吉普车的后面，然后开车走了。”②通过上述对比，纳拉扬既表现了虎对人类的惊异无奈和巨大愤怒，又尖锐地批判了人类的自私贪婪和冷酷无情。
然而，失去家人只是虎不幸的开始。为了找回家人，走出丛林的它已无路可退。它隐藏在一个村庄中，开始偷袭村中的家畜。一次，它不幸被村民捕捉，好在又侥幸逃脱。在逃跑的途中，村民们疯狂地叫嚣追逐，人类的邪恶本性又一次令虎震惊：“我从未见过人类如此狂怒地叫喊。我从不知道人类竟会如此地邪恶。在我拼命想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全都带着武器，朝我扔长矛，射箭。”③作者如此描述虎的凄惨处境，为的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动物的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是如何被贪婪、麻木、无情的人类践踏和抹杀的。
虎后来沦落到“麦古迪镇一流马戏团”，在那里经历了更大的屈辱和磨难。一位被称为“首领”的动物训练师是一位赤裸裸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他依据自己的名字，给虎取了个名字“拉贾”——“拉贾”在印度文化中的寓意是王侯或首领。残酷的首领通过让虎挨饿来迫使它完成各种各样的表演技巧，进而达到供人类消遣和盈利的目的。对于已习惯了静谧的丛林的拉贾来说，马戏团是一个异常嘈杂的地方④。为了活下来，拉贾试着消除自身原有的野性，无奈地忍受监狱般的铁笼、无聊至极的表演以及驯养员冷酷无情的训斥和鞭笞。在50周年庆典表演中，拉贾被迫和一头山羊共饮同一个罐子里的牛奶，但它不仅没有按要求去做，反而咬掉了那只羊的头颅。这次演出失败后，导演马登雇它去拍摄电影。在拍摄地，拉贾被要求去完成一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技巧。首先，它被要求在看到电影男主角杰古后，把尾巴夹在两后腿之间。尽管杰古身体魁梧结实，但仍十分畏惧它。之后，拉贾又被要求用后腿站立，并把前腿搭在杰古的肩膀上。为了确保拉贾能安全地完成这些动作，马登建议首领在拉贾身上使用电击棒，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事先拔掉它的趾甲或者暂时缝住它的口。所有这些非人道的建议无不证明了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所提出的物种主义观，即人类对动物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
首领最初反对马登的建议，但是由于要履行合约，最终还是逼迫拉贾用后腿站立。面对此种极端的要求，拉贾极为愤怒，野性爆发，粗暴地杀死首领，然后逃出拍摄地，躲进一所学校里。拉贾闯入校长的房间，惶恐的校长逃到了房屋的阁楼上，同处危难的拉贾和校长就这样对峙在同一屋中。闻讯而来的人们集聚在校园里，想着各种营救校长的点子。他们的种种点子再次凸显了人类的物种主义观。一位名叫阿方斯的优秀猎人被召集过来捕杀虎，但是随后赶来的“老虎拯救委员会”成员阻止了他枪杀虎。从阿方斯那儿得到一些贿赂后，这些委员们假惺惺地抗议几分钟后，就武断地宣布拉贾为“食人者”，进而为猎人捕杀虎找到了合情合理的借口。纳拉扬通过讽刺和挖苦的写作手法，无情地揭露了“老虎拯救委员会”的虚伪和做作，这既证实了作者对动物的关怀之情，又让我们看到他在履行自己在引言中所作出的保护动物的承诺。
二、心怀“拟人主义”，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
尽管纳拉扬真心关爱动物，并严厉抨击人类对动物的虐待，但他仍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也未消除对物种的偏见。整部小说似乎时不时地在表明，纳拉扬本人一直深受“拟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拟人主义”，又称“拟人论”，该术语是在英国哲学家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的影响下流行起来的。当人类把自己的外形和品格运用到神身上的时候，这很可能是拟人论的早期萌芽。在米奇利看来，拟人主义意味着人类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身的态度、心理、喜好、情感、性格、品质和行为转移或强加到非人类动物身上。在为动物“福利主义”辩护时，米奇利之所以批驳那些动物热爱者，是因为正是他们才导致动物脱离自己的家园，正是他们才把所谓的人类教育强加到动物身上。她写道：“忽视某一个人的种族身份是完全可以感知到的。忽视他们的物种是一种目空一切的凌辱。让大猩猩或黑猩猩脱离森林家园及其亲属，让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独自长大并接受人类眼中的那种教育，这对它们来说，不仅不是一种特权或荣幸，反而是一种巨大的不幸。”①因而，自以为是在关心和爱护动物的人类，实际上是在接受和实践拟人主义思想，最终也是在误解乃至伤害动物。
米奇利的主张得到了杰弗里·马森（Jeffrey Masson）和苏珊·麦卡锡（Susan McCarthy）研究理论的支撑，后两位坚决认为用人类的词汇来描述动物的情感是十分不恰当的。在他们看来，一只猴子永远不会“生气”，它只会“攻击”；一只鹤并不知道“情感”，它只晓得“亲代的行为”，他们甚至认为，给动物命名的风俗也是拟人论的体现②。 在这样的语境下，小说《麦古迪镇之虎》无可非议地成为了拟人论思想的代表之作。纳拉扬笔下的虎不仅有人类赋予的名字，而且在整部小说中时常被迫要像人那样思考和行为。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拉贾自身的想法也突显了这一点：“我们这些丛林栖息者完全能够像人类那样进行无言交流——我们不仅能够以人类的方式彼此向对方准确地表达同情、警告、辱骂、嘲讽、凌辱、热爱和仇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在醒着的时候甚至在睡眠的时候说话。”③
在参与电影拍摄的过程中，纳拉扬笔下的虎像人类那样显示出极大的羞辱感。虎之所以拒绝按照人类的要求用后腿站立，是因为这种姿势不仅会让它感到不舒服，更会让它“太暴露”①。人类害怕暴露，因而虎也被强加上了害怕太暴露的意识。在虎走投无路之时，纳拉扬笔下的另一重要人物——圣人出场。圣人把拉贾从猎人阿方斯的枪下救出后，没有让它回归丛林家园，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此时的虎已无法适应丛林生活了。在圣人的“教导”下，拉贾失去了本有的锐气和王者雄风，学会了沉思冥想的艺术。它甚至认为，倘若自己真的掌握了靠甘蔗和大米来生存的艺术，那么它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②。把一只威风凛凛的野兽彻底转变为一只温顺悔过的遁世者，从中可以看出拟人主义思想及印度哲学对纳拉扬的深刻影响。
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其代表作《看》的第一章“为什么我们要看动物”中，分析了人类以“帝国”的目光“凝视”动物的现象，并提出这样的观点：动物是伴随着19世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而逐渐消失的，动物的原始经历和秘密都被清空，随之出现的是公立动物园。动物园是殖民势力的象征，成了动物生存权和生命权的坟墓。人类以一种欣赏博物馆展品的心态来看待动物园中的动物，它们成为了被观察者，丧失了物种的活力，彼此孤立，毫无互动可言，它们的自由是人造的。动物被捕获、圈养宣告了动物的边缘化，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冷漠。倘若人类只是以“帝国”的目光“凝视”动物，不懂得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对方，那么人类也不能体会自身的存在，在观看动物后只会感到孤独③。
在故事结尾，拉贾和圣人都已变老。圣人未把虎放归自然，而是把它送进了一所动物园，因为他认为只有在那里，虎才会得到很好的照料和休息。然而，在小说开始的“动物园”一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是如何以“帝国凝视”的目光来看待那些被圈养在笼子中的动物。在动物园里，男女老少均试图透过栅栏“凝视”动物，他们一看到像拉贾那样的猛兽就大声喊叫。为了引起猛兽的注意，他们还不断制造一些粗鲁的噪音，甚至在管理员不留意时朝它扔石头④，人们高高在上的优越心态表露无遗。故事以拉贾最终被圈养在动物园为结尾，很显然违背了作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初衷。从本质上来讲，纳拉扬仍是一位人类中心主义的作家。
三、重视动物精神性存在，寻求自然与人和谐相处之道
纳拉扬笔下的圣人虽然或多或少地对动物持有拟人主义思想，但其在人与虎的矛盾达到尖锐化之时及时出现，化解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并通过此后与虎的友好相处，指出了一种实现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方式，即重视动物的精神性存在，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
在虎被人类重重包围、无路可走甚至面临被枪杀的境况下，围观者向猎人吆喝着，声称要杀死“畜牲”；而圣人反对人们叫它“畜牲”，而是称其为“友好的灵魂”，他更反对枪杀虎，而是努力通过说服虎来保护虎。虎神奇地听懂了圣人的话，在众目睽睽之下跟随圣人离开小镇，朝着喜马拉雅山的方向走去。
圣人不仅不会伤害虎，还懂得虎的思想。圣人能读懂虎并与之和谐交流的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动物不仅具有肉体性的存在，更有精神性的独立存在。在圣人看来，拉贾和主人一起修行，虎与人的对立渐渐消失，虎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自身的焦虑日渐消失，成为一个超越了肉身的精神存在。
圣人视众生平等的思想潜在地影响着拉贾，让它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任人利用和支配的动物，而是一个与人类平等的生命个体，尤其是让它意识到自己的外貌虽然与人类不同，但自己的灵魂和他们是同质的。圣人最终成功地让虎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和灵魂的存在，认识到自己和人类没有贵贱优劣之分，也帮助虎消除了对人的仇恨和报复之心。那么，圣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虎与人的和谐共存呢？
首先，圣人帮助拉贾消除仇恨，放弃暴力。在被围困之时，虎刚好意识到自己也拥有非凡的能力尤其是可以打败强大的人。正当它准备反抗即将到来的皮鞭时，圣人到来，他的一番话让虎放弃了暴力，懂得了文明的重要性：“你不要那样了，不要再展现这些暴力的姿态，它们已成为过去。每个动物天生都有内在的暴力倾向。一个孩子甚至在学会走路之前，也会把身边的蚂蚁打死，这是存在的自然状态。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积累很多侵略性的行为。如果他文明了，就会得到克制。暴力不会永远持续的。”①纳拉扬通过对比暴力和文明，看似是在教化拉贾，实际上是在嘲讽人类，嘲讽那些在文明社会中熏陶已久却仍然粗暴地对待动物的人类，这也对重新评价当今的人类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
为了消除拉贾心中对人类的怨恨，圣人未直接批判人类虐待虎的种种残暴行为，而是通过阐释“因果轮回”思想的方式。他让虎懂得了自己今世之苦有前世之因：“或许你前生喜欢禁闭其他动物。一个人必须面对每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倘若不是在现世，就是在来世，谁也逃脱不了干系。当你锁住你的犯人，并以折磨他们来取乐时，他们是什么感觉？现在你有机会体验了。”②主人的解释使虎相信了因果轮回，最终放弃了心中的仇恨和暴力复仇的想法。实际上，圣人不仅是在向拉贾传授因果轮回的思想，更是在向世人传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时间没到”的道理。当今一些人类无视动物伦理，肆意践踏动物生命，将动物像犯人一样囚禁、折磨甚至以此为乐，当他们的暴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会招致非人类“人民”的集体反抗。这种反抗在生态批评家斯奈德的一首诗中得到了有力的展现：“五月的蚂蚁，五月的鲍鱼，水獭，狼和麋/起来！抛开机器王国/赐予的一切。/团结。人民。/耸立 树之民！/飞翔 鸟之民！/游动海之民！/四条腿，两条腿的，人民！”③倘若人类仍然不停止对动物施加“恶”，那么终有一天，会遭到非人类“人民”的报复，它们将会像过去的人类无产者一样，起来砸碎剥削和不义的的锁链。 拉贾在圣人的教导和感化下，学会了克制肉体的物质欲望，其捕食的态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在森林中生活时，虎为所欲为，肆意捕杀其他动物；在马戏团时，虎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不得不受制于人，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而现在，他认为：“我捕食只为了填饱肚子，不再像以前一样将其视为游戏了。我甚至想通过空气、干树叶来生活。”④拉贾在圣人的教导下，控制住了自身过度的物质欲望，对自我有了更高的精神认知，不再受制于异己的力量，获得了内心的自由与安宁。拉贾约束物质欲望，追求精神丰富的行为，不正是在践行美国生态思想家梭罗所倡导的“物质生活简单，精神生活富裕”吗？
在《麦古迪镇之虎》中，虎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与人一样有着解脱灵魂的强烈要求。虎思考自己的能力时说道：“在令人生畏的外表之下，我拥有一颗灵魂。我能够思考、分析、判断、记忆，可以做任何你们能做的事。”⑤虎能像人一样，具有独立思考、分析、判断等能力，甚至能做人类所能做的任何事。这不仅颠覆了“思维是人类特有的能力”这一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消解了人类的优越感，而且也彰显了印度独有的存在观念和生命观念，即最高存在无所不在，存在于任何生命形式中，动物和人一样是平等的生命存在。
纳拉扬细致地展现了虎的精神变化历程。虎最终实现了精神的蜕变，对自我和生命存在的认识渐入澄明之境：“一天早晨，主人在冥想，我在他身边……觉得心轻飘飘的，物质自我成为第二位的。我抬头看见天空，看见光影在地上闪烁，让我满载欢乐，菩提树叶像宝石一样闪光。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中已别无所求。我的主人说，我的前生肯定是个诗人。”①虎的这一巨大转变，凸显出作家生命平等的思想，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来自于最高的造物主——梵，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而虎通过对万物同一性的认识最终得到了解脱②。
总之，小说《麦古迪镇之虎》通过记述虎与人之间的故事，表现了纳拉扬对待动物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热爱、同情动物，强烈鞭挞了以“首领”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虐待动物的行径，且心怀众生平等观，重视动物的精神性存在，试图寻求实现动物与人和谐共存的方式。另一方面，他深受“拟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把人类的态度、情感、品质或行为等强加在动物身上，以包含偏见和歧视的目光来看待动物，最终还是没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乃至最终虎的命运仍然处于牢笼之中。纳拉扬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方面的失败证明，仅仅关心动物是不够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消除把动物视为他者的心理，真正把它们视为一个个具有内在价值的独立个体，尊重它们的自由和权利，我们才有可能在追求和构建动物与人、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关键词]纳拉扬；《麦古迪镇之虎》；生态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拟人主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自然灾难不断发生，人类的生存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一些具有生态忧患意识的专家学者们酝酿并提出了生态批评这一新型的理论话语，试图通过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保护地球家园作出应有的努力。生态批评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物种主义、拟人主义等思想，呼吁人类保护自然、敬畏生命、热爱动物，主张人类应把道德关怀的范围延伸到非人类的生物，并竭力寻求自然与人和谐共处之道。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尽管卡尔·克鲁伯于1974年最早使用术语“生态的”（ecological）①，但是迈克尔·布兰奇（Michael P. Branch）却认为，“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实验》。尽管鲁克尔特的文章极具开创性和启发性，但是布兰奇认为，在生态批评研究专家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倡导用它来研究自然写作之前，作为术语的生态批评一直处于蛰伏期。格罗特费尔蒂对生态批评给出的定义是：“生态批评就是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以性别意识为视角来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借助生产方式和经济阶层的意识来解读文本那样，生态批评采用以地球为中心的方式来研究文学。”②尽管格罗特费尔蒂对生态批评作出的定义有些宽泛，未能区分生态批评界不同甚至有些对立的理论话语，但却前瞻性地指出了生态批评的基本目标，即用生态中心主义（以地球为中心）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中心）。生态批评的概念是学者们忧患地球所面临的种种环境威胁以及敢于承担生态使命的产物。关怀和忧患地球的意识不仅是区分生态批评家和自然批评家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也引领生态批评家去细心考察文学所反映的生物世界。现今，研究文学中的野生生物尤其是动物，已经成为整个生态批评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批评家着重探讨“我们人类物种与其他动物之间模糊的区别”以及“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被再现和概念化的不同方式”①。
纳拉扬（R. K. Narayan，1906—2001）是印度现代最著名的三大英语作家之一，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代表作有《文学士》（The Bachelor of Arts，1937）、《黑房间》（The Dark Room，1938）、《金融专家》（The Financial Expert，1952）、《向导》（The Guide，1958）、《麦古迪镇之虎》（A Tiger for Malgudi，1983）等。纳拉扬大部分的作品均以虚构的印度小镇——麦古迪镇为背景，该镇是“印度社会的缩影”②。《麦古迪镇之虎》不仅是纳拉扬唯一一部以麦古迪镇来命名的小说，而且也是唯一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迄今为止，关于《麦古迪镇之虎》的研究在国内仍极为稀少。小说的主角是一只能像人类一样思考、感受和行为的老虎，它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在人类社会复杂而凄惨的遭遇。仅就以动物作为主角兼叙述者这一点，就让人很想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关注该作品。由此，本文以生态批评作为研究视角，通过细读文本中老虎与人的关系，发现纳拉扬对待动物的态度之含混模糊：一方面，他关心、同情动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者虐待动物的行径，且心怀众生平等观，重视动物的精神性存在，寻求动物与人和谐共存之道；另一方面，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又不够彻底，在批判的同时又延续了人类在看待动物时通常怀有的“拟人主义”“帝国凝视”等观念，最终又难免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
一、敬畏动物，质疑并挑战人类中心主义
《麦古迪镇之虎》以纳拉扬对野生动物的真切关怀作为开始。在引言中，作者谈到了创作灵感的由来。最初，他读的一则报道说，在印度最隆重的宗教节日——圣水沐浴节上，有一只无恶意而又很平和的老虎陪伴着一位隐士。后来，他也偶遇过其他一些关于老虎与人类长期友好相处的例子，尤其是当他看到书签上那幅关于老虎恳求“走进一部好书”的图片后，他最终下定决心要创作一部以老虎为主角的小说。实际上，当纳拉扬选择一只虎作为小说的核心角色并为之辩护时，他就已经开始承担起生态批评家的任务，即通过文学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诚如作者在小说前言中所说：“我突然想到，除了……少数的例外，人类已经垄断了小说家的注意力。自命不凡的人类从未想过，尽管其他生物可能不会用声音讲话，但它们也可能具有自我意识、价值、观点和交流能力。人类想当然地就认为自己是至关重要的，其他一切创造物的存在目的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游戏、消遣或营养……如果我让一只老虎作为小说的核心角色，我想观察一下，结果会是怎样的。”③
上述表白已彰显了纳拉扬作为生态作家的立场。在总结小说情节时，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渴望自由的野生动物的关心：“我的故事以一只卧在兽笼中的老虎沉思过去开始。这只虎先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在丛林中度过的狂野日子，然后回忆了当马戏团明星时的囚禁生活。后来，它从电影拍摄篷中逃离出来，获得自由，而后又迷了路，误入一个小镇。受了惊吓的的公众试图枪杀它，但是后来一位到场的苦行者保护了它，并把它视为伴侣。”④该引言部分勾起了读者的兴趣，让人不禁联想到：小说将会讲述一个生态故事，最终教育人们去增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小说前半部分主要记述了虎结识伴侣、共育幼崽、失去家庭成员以及沦落到马戏团的经历。虎最初的家园是一片宁静而浓密的丛林。在那里，它和家人一直过着安宁平和、无忧无虑的日子。在栖居丛林的岁月里，虎自认为是丛林之王，一无所惧，并常常令他者心生畏惧，“在这样狂野十足的时期，暴力和丧失理性的残忍被施加在弱小的生物头上”①。然而在人类面前，它却沦为被主宰和被剥削的对象，其本应享有的一切平和与宁静也被猎人摧毁了。纳拉扬有意以不小的篇幅来描述虎在丛林中无拘无束的洒脱、合家欢乐的快意和永不丧失的尊严，其实就是表明他在颂扬虎自由自在的丛林生活，他在向往着为老虎找回失去的一方净土。
面对虎的伴侣及幼崽的尸体，人类的态度和情感与老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痛苦不堪地哭着——但是这时我看到远处的山谷下面，有一排行人在推拉一辆无遮掩的马车，横放在车上的竟是幼崽和它们的母亲。看到此处，我静默下来，蹲伏着，以防他们看见我。这些男人在嘶声歌唱、叫嚷，他们听不到我在哭泣。直到此时，我仍然以为，我们的丛林家园是人类无法接近的地方，是攻不可破的。直到此时，我才是第一次见到这些怪人。现在，人类的双脚已踏入我们的地盘，这让我预感到奇异的灾难即将降临……试图遮掩而又无法抑制的怒火搅乱了我的内心：我只想冲出去，扑向每一个人，撕咬、爪击、毁掉他们……正当我想冲出去的时候，一辆坐着一伙人的奇怪的车到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车叫吉普车……无人知晓我在那儿。我藏匿起来，注视着他们把尸体转移到吉普车的后面，然后开车走了。”②通过上述对比，纳拉扬既表现了虎对人类的惊异无奈和巨大愤怒，又尖锐地批判了人类的自私贪婪和冷酷无情。
然而，失去家人只是虎不幸的开始。为了找回家人，走出丛林的它已无路可退。它隐藏在一个村庄中，开始偷袭村中的家畜。一次，它不幸被村民捕捉，好在又侥幸逃脱。在逃跑的途中，村民们疯狂地叫嚣追逐，人类的邪恶本性又一次令虎震惊：“我从未见过人类如此狂怒地叫喊。我从不知道人类竟会如此地邪恶。在我拼命想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全都带着武器，朝我扔长矛，射箭。”③作者如此描述虎的凄惨处境，为的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动物的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是如何被贪婪、麻木、无情的人类践踏和抹杀的。
虎后来沦落到“麦古迪镇一流马戏团”，在那里经历了更大的屈辱和磨难。一位被称为“首领”的动物训练师是一位赤裸裸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他依据自己的名字，给虎取了个名字“拉贾”——“拉贾”在印度文化中的寓意是王侯或首领。残酷的首领通过让虎挨饿来迫使它完成各种各样的表演技巧，进而达到供人类消遣和盈利的目的。对于已习惯了静谧的丛林的拉贾来说，马戏团是一个异常嘈杂的地方④。为了活下来，拉贾试着消除自身原有的野性，无奈地忍受监狱般的铁笼、无聊至极的表演以及驯养员冷酷无情的训斥和鞭笞。在50周年庆典表演中，拉贾被迫和一头山羊共饮同一个罐子里的牛奶，但它不仅没有按要求去做，反而咬掉了那只羊的头颅。这次演出失败后，导演马登雇它去拍摄电影。在拍摄地，拉贾被要求去完成一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技巧。首先，它被要求在看到电影男主角杰古后，把尾巴夹在两后腿之间。尽管杰古身体魁梧结实，但仍十分畏惧它。之后，拉贾又被要求用后腿站立，并把前腿搭在杰古的肩膀上。为了确保拉贾能安全地完成这些动作，马登建议首领在拉贾身上使用电击棒，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事先拔掉它的趾甲或者暂时缝住它的口。所有这些非人道的建议无不证明了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所提出的物种主义观，即人类对动物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
首领最初反对马登的建议，但是由于要履行合约，最终还是逼迫拉贾用后腿站立。面对此种极端的要求，拉贾极为愤怒，野性爆发，粗暴地杀死首领，然后逃出拍摄地，躲进一所学校里。拉贾闯入校长的房间，惶恐的校长逃到了房屋的阁楼上，同处危难的拉贾和校长就这样对峙在同一屋中。闻讯而来的人们集聚在校园里，想着各种营救校长的点子。他们的种种点子再次凸显了人类的物种主义观。一位名叫阿方斯的优秀猎人被召集过来捕杀虎，但是随后赶来的“老虎拯救委员会”成员阻止了他枪杀虎。从阿方斯那儿得到一些贿赂后，这些委员们假惺惺地抗议几分钟后，就武断地宣布拉贾为“食人者”，进而为猎人捕杀虎找到了合情合理的借口。纳拉扬通过讽刺和挖苦的写作手法，无情地揭露了“老虎拯救委员会”的虚伪和做作，这既证实了作者对动物的关怀之情，又让我们看到他在履行自己在引言中所作出的保护动物的承诺。
二、心怀“拟人主义”，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
尽管纳拉扬真心关爱动物，并严厉抨击人类对动物的虐待，但他仍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也未消除对物种的偏见。整部小说似乎时不时地在表明，纳拉扬本人一直深受“拟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拟人主义”，又称“拟人论”，该术语是在英国哲学家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的影响下流行起来的。当人类把自己的外形和品格运用到神身上的时候，这很可能是拟人论的早期萌芽。在米奇利看来，拟人主义意味着人类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身的态度、心理、喜好、情感、性格、品质和行为转移或强加到非人类动物身上。在为动物“福利主义”辩护时，米奇利之所以批驳那些动物热爱者，是因为正是他们才导致动物脱离自己的家园，正是他们才把所谓的人类教育强加到动物身上。她写道：“忽视某一个人的种族身份是完全可以感知到的。忽视他们的物种是一种目空一切的凌辱。让大猩猩或黑猩猩脱离森林家园及其亲属，让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独自长大并接受人类眼中的那种教育，这对它们来说，不仅不是一种特权或荣幸，反而是一种巨大的不幸。”①因而，自以为是在关心和爱护动物的人类，实际上是在接受和实践拟人主义思想，最终也是在误解乃至伤害动物。
米奇利的主张得到了杰弗里·马森（Jeffrey Masson）和苏珊·麦卡锡（Susan McCarthy）研究理论的支撑，后两位坚决认为用人类的词汇来描述动物的情感是十分不恰当的。在他们看来，一只猴子永远不会“生气”，它只会“攻击”；一只鹤并不知道“情感”，它只晓得“亲代的行为”，他们甚至认为，给动物命名的风俗也是拟人论的体现②。 在这样的语境下，小说《麦古迪镇之虎》无可非议地成为了拟人论思想的代表之作。纳拉扬笔下的虎不仅有人类赋予的名字，而且在整部小说中时常被迫要像人那样思考和行为。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拉贾自身的想法也突显了这一点：“我们这些丛林栖息者完全能够像人类那样进行无言交流——我们不仅能够以人类的方式彼此向对方准确地表达同情、警告、辱骂、嘲讽、凌辱、热爱和仇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在醒着的时候甚至在睡眠的时候说话。”③
在参与电影拍摄的过程中，纳拉扬笔下的虎像人类那样显示出极大的羞辱感。虎之所以拒绝按照人类的要求用后腿站立，是因为这种姿势不仅会让它感到不舒服，更会让它“太暴露”①。人类害怕暴露，因而虎也被强加上了害怕太暴露的意识。在虎走投无路之时，纳拉扬笔下的另一重要人物——圣人出场。圣人把拉贾从猎人阿方斯的枪下救出后，没有让它回归丛林家园，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此时的虎已无法适应丛林生活了。在圣人的“教导”下，拉贾失去了本有的锐气和王者雄风，学会了沉思冥想的艺术。它甚至认为，倘若自己真的掌握了靠甘蔗和大米来生存的艺术，那么它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②。把一只威风凛凛的野兽彻底转变为一只温顺悔过的遁世者，从中可以看出拟人主义思想及印度哲学对纳拉扬的深刻影响。
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其代表作《看》的第一章“为什么我们要看动物”中，分析了人类以“帝国”的目光“凝视”动物的现象，并提出这样的观点：动物是伴随着19世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而逐渐消失的，动物的原始经历和秘密都被清空，随之出现的是公立动物园。动物园是殖民势力的象征，成了动物生存权和生命权的坟墓。人类以一种欣赏博物馆展品的心态来看待动物园中的动物，它们成为了被观察者，丧失了物种的活力，彼此孤立，毫无互动可言，它们的自由是人造的。动物被捕获、圈养宣告了动物的边缘化，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冷漠。倘若人类只是以“帝国”的目光“凝视”动物，不懂得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对方，那么人类也不能体会自身的存在，在观看动物后只会感到孤独③。
在故事结尾，拉贾和圣人都已变老。圣人未把虎放归自然，而是把它送进了一所动物园，因为他认为只有在那里，虎才会得到很好的照料和休息。然而，在小说开始的“动物园”一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是如何以“帝国凝视”的目光来看待那些被圈养在笼子中的动物。在动物园里，男女老少均试图透过栅栏“凝视”动物，他们一看到像拉贾那样的猛兽就大声喊叫。为了引起猛兽的注意，他们还不断制造一些粗鲁的噪音，甚至在管理员不留意时朝它扔石头④，人们高高在上的优越心态表露无遗。故事以拉贾最终被圈养在动物园为结尾，很显然违背了作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初衷。从本质上来讲，纳拉扬仍是一位人类中心主义的作家。
三、重视动物精神性存在，寻求自然与人和谐相处之道
纳拉扬笔下的圣人虽然或多或少地对动物持有拟人主义思想，但其在人与虎的矛盾达到尖锐化之时及时出现，化解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并通过此后与虎的友好相处，指出了一种实现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方式，即重视动物的精神性存在，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
在虎被人类重重包围、无路可走甚至面临被枪杀的境况下，围观者向猎人吆喝着，声称要杀死“畜牲”；而圣人反对人们叫它“畜牲”，而是称其为“友好的灵魂”，他更反对枪杀虎，而是努力通过说服虎来保护虎。虎神奇地听懂了圣人的话，在众目睽睽之下跟随圣人离开小镇，朝着喜马拉雅山的方向走去。
圣人不仅不会伤害虎，还懂得虎的思想。圣人能读懂虎并与之和谐交流的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动物不仅具有肉体性的存在，更有精神性的独立存在。在圣人看来，拉贾和主人一起修行，虎与人的对立渐渐消失，虎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自身的焦虑日渐消失，成为一个超越了肉身的精神存在。
圣人视众生平等的思想潜在地影响着拉贾，让它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任人利用和支配的动物，而是一个与人类平等的生命个体，尤其是让它意识到自己的外貌虽然与人类不同，但自己的灵魂和他们是同质的。圣人最终成功地让虎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和灵魂的存在，认识到自己和人类没有贵贱优劣之分，也帮助虎消除了对人的仇恨和报复之心。那么，圣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虎与人的和谐共存呢？
首先，圣人帮助拉贾消除仇恨，放弃暴力。在被围困之时，虎刚好意识到自己也拥有非凡的能力尤其是可以打败强大的人。正当它准备反抗即将到来的皮鞭时，圣人到来，他的一番话让虎放弃了暴力，懂得了文明的重要性：“你不要那样了，不要再展现这些暴力的姿态，它们已成为过去。每个动物天生都有内在的暴力倾向。一个孩子甚至在学会走路之前，也会把身边的蚂蚁打死，这是存在的自然状态。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积累很多侵略性的行为。如果他文明了，就会得到克制。暴力不会永远持续的。”①纳拉扬通过对比暴力和文明，看似是在教化拉贾，实际上是在嘲讽人类，嘲讽那些在文明社会中熏陶已久却仍然粗暴地对待动物的人类，这也对重新评价当今的人类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
为了消除拉贾心中对人类的怨恨，圣人未直接批判人类虐待虎的种种残暴行为，而是通过阐释“因果轮回”思想的方式。他让虎懂得了自己今世之苦有前世之因：“或许你前生喜欢禁闭其他动物。一个人必须面对每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倘若不是在现世，就是在来世，谁也逃脱不了干系。当你锁住你的犯人，并以折磨他们来取乐时，他们是什么感觉？现在你有机会体验了。”②主人的解释使虎相信了因果轮回，最终放弃了心中的仇恨和暴力复仇的想法。实际上，圣人不仅是在向拉贾传授因果轮回的思想，更是在向世人传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时间没到”的道理。当今一些人类无视动物伦理，肆意践踏动物生命，将动物像犯人一样囚禁、折磨甚至以此为乐，当他们的暴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会招致非人类“人民”的集体反抗。这种反抗在生态批评家斯奈德的一首诗中得到了有力的展现：“五月的蚂蚁，五月的鲍鱼，水獭，狼和麋/起来！抛开机器王国/赐予的一切。/团结。人民。/耸立 树之民！/飞翔 鸟之民！/游动海之民！/四条腿，两条腿的，人民！”③倘若人类仍然不停止对动物施加“恶”，那么终有一天，会遭到非人类“人民”的报复，它们将会像过去的人类无产者一样，起来砸碎剥削和不义的的锁链。 拉贾在圣人的教导和感化下，学会了克制肉体的物质欲望，其捕食的态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在森林中生活时，虎为所欲为，肆意捕杀其他动物；在马戏团时，虎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不得不受制于人，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而现在，他认为：“我捕食只为了填饱肚子，不再像以前一样将其视为游戏了。我甚至想通过空气、干树叶来生活。”④拉贾在圣人的教导下，控制住了自身过度的物质欲望，对自我有了更高的精神认知，不再受制于异己的力量，获得了内心的自由与安宁。拉贾约束物质欲望，追求精神丰富的行为，不正是在践行美国生态思想家梭罗所倡导的“物质生活简单，精神生活富裕”吗？
在《麦古迪镇之虎》中，虎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与人一样有着解脱灵魂的强烈要求。虎思考自己的能力时说道：“在令人生畏的外表之下，我拥有一颗灵魂。我能够思考、分析、判断、记忆，可以做任何你们能做的事。”⑤虎能像人一样，具有独立思考、分析、判断等能力，甚至能做人类所能做的任何事。这不仅颠覆了“思维是人类特有的能力”这一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消解了人类的优越感，而且也彰显了印度独有的存在观念和生命观念，即最高存在无所不在，存在于任何生命形式中，动物和人一样是平等的生命存在。
纳拉扬细致地展现了虎的精神变化历程。虎最终实现了精神的蜕变，对自我和生命存在的认识渐入澄明之境：“一天早晨，主人在冥想，我在他身边……觉得心轻飘飘的，物质自我成为第二位的。我抬头看见天空，看见光影在地上闪烁，让我满载欢乐，菩提树叶像宝石一样闪光。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中已别无所求。我的主人说，我的前生肯定是个诗人。”①虎的这一巨大转变，凸显出作家生命平等的思想，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来自于最高的造物主——梵，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而虎通过对万物同一性的认识最终得到了解脱②。
总之，小说《麦古迪镇之虎》通过记述虎与人之间的故事，表现了纳拉扬对待动物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热爱、同情动物，强烈鞭挞了以“首领”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虐待动物的行径，且心怀众生平等观，重视动物的精神性存在，试图寻求实现动物与人和谐共存的方式。另一方面，他深受“拟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把人类的态度、情感、品质或行为等强加在动物身上，以包含偏见和歧视的目光来看待动物，最终还是没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乃至最终虎的命运仍然处于牢笼之中。纳拉扬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方面的失败证明，仅仅关心动物是不够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消除把动物视为他者的心理，真正把它们视为一个个具有内在价值的独立个体，尊重它们的自由和权利，我们才有可能在追求和构建动物与人、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