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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恩施，冬季很冷，尽管阳光明晃晃的，但冷风还是吹得人脸上冰凉。一大早，青山尚被浓雾缭绕，沐抚办事处木贡村堰塘组的小组长向学清就已经背着褐色的单肩包，在一条小路上走着，包上写着“沐抚办事处村民小组长工作包”几个大字。
“这包里东西可多了。”向学清边走边打开包给我们看，包里仿若一个百宝箱：笔记本、印章、各类台账、政策宣传单、通知文件……2013年11月，经过堰塘组村民投票选举，向学清背上了这个“百宝箱”，成为了堰塘组的“背包组长”。
与向学清同时，沐抚产生了180名“背包组长”。3年时间，这些组长被村民称作“大管家”。“有困难，找组长”，成为当地村民口口相传的一句话。
小组长大能量
“你这路不许跑了，把地还给我！”“凭么子，你当年把这块地给我了的，我路都修了，凭么子让我还！”2015年的一天，木贡村七渡三组的村民罗志清和罗先谷吵了起来。“背包组长”罗志强得知，马上到了两人家中调解。
原来，两人曾是很好的朋友，罗先谷修路时要占用一点罗志清的地，他也很义气地把地送给了罗先谷。未曾想，后面几年因为琐事，两人渐生龃龉，闹翻了脸。罗志清要把地收回来，但修了路的地又怎么还呢？两人为这事吵吵嚷嚷了好长时间。
得知来龙去脉，罗志强劝道：“你俩以前关系那么好，怎么现在闹成这样了？你们又住在一起，有误会可以好好说。”然后又对罗志清说：“你的地给了就给了，别人路都修了，哪有想收回来就收回来的道理？村民要知道了，会怎么说你？而且，这条路你也在用，难道路拆了对你有好处吗？”罗志强在组里很有威望，又了解情况，一席话刚柔相济，两人从此再没为这事争执过。
“‘背包组长’在解决村民矛盾上作用非常大。”木贡村支部书记易志学介绍，近3年，小组长为村民调处各类纠纷397起。
小组长的作用不止于此。在营上村，青翠的茶园绵延起伏，葡萄园的葡萄藤遒劲生长，这些都是沐抚办事处这两年大力发展的绿色产业，而“背包组长”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们这里之前一直种的土豆玉米，当年就能收获，改种茶叶却得3年才能见成效。”营上村支部书记向明富说，“刚开始，很多村民都不愿意种。”
但组长们改变了这种现状。2014年村里打算种植茶叶时，营上村十一组组长许世元几乎天天都要往村民家跑。“村民们不愿意种，是因为不明白政策、算不清楚这笔账。”许世元对村民们一开始的抵触很是理解，“所以，我就得把政策给他们讲透，把账给他们算清。”在村里的组织下，组长还带着村民代表去芭蕉乡参观茶园、学习技术。
听着许世元的政策宣传，看着其他农民因茶叶致富，村民的态度慢慢开始松动，茶叶种植顺利地推进了下去。3年来，营上村十一组新种茶园近500亩。当各村茶园郁郁葱葱地成长起来后，组长们又自发承担起了发放茶苗、肥料等日常服务。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便民服务员和信息报送员，小组长们成了村民们名副其实的“大管家”。
让服务延伸到“神经末梢”
应时而变，“背包组长”的出现，是沐抚办事处对于基层治理现状的一种机制调整与适应，最大的原因是村干部服务半径过大。沐抚办事处党委书记黄向前介绍，恩施市实施合村并组后，沐抚办事处的行政村都是由过去几个村合并而来的“大村”，村子大了，服务半径大了，但村干部还是那么多，服务和管理上的不周到之处必然增多。
比如营上村，是由原先5个小村、49个“自然组”合并而成，人口6420人，村“两委”干部却仅有6人，再加上当地居于山区，山大路远，村干部要踏遍每一个地方，服务到每一个村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以前的时间都花在路上了”，营上村支部书记向明富说，“比如村民有矛盾，我这边刚刚到他家，另一个十几里地以外的村民又让我去调解矛盾，顾了这头就丢了那头。村干部就算跑断了腿，村民也总不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2013年，沐抚办事处党委决定推行“背包组长”机制：以“自然组”为单位，由村民开大会投票选出一位组长。“这样就能将基层治理的触角伸到小组的每一个角落了。”黄向前介绍，“背包组长”由村党支部审核、办事处党委研究公布，同时为他们配备一个方便工作的公文包，包内放有一本层级调处记录本、一盒印泥、一支笔、一把雨伞、一个手电筒，以及一个起到“树威”作用的方形印章。“背包组长”的称呼便由此而来。
正是在这一机制实行后，2013年11月，木贡村堰塘组的向学清当选上了组长。不过，他还不能立刻走马上任，还得接受岗前培训。
“培训是由办事处组织的。”向学清回忆，当时大部分小组长都参加了这个培训，内容主要是培训工作准则、职能职责、办事程序等等，“主要是教我们做什么、怎么做。”
除了办事处的岗前培训，各村还会不定时开展综治维稳、纠纷调解、计划生育、合作医疗等具体工作的培训。为了防止权责不清，办事处为小组长确定了工作范围，即政策宣传员、纠纷调解员、信息报送员、便民服务员和产业发展促导员。
黄向前说，为了调动“背包组长”的积极性，一方面办事处会邀请他们参加办事处党建暨经济工作会、产业发展促进会、年度总结大会等重要会议，也让他们列席村里关于产业发展、综治维稳的相关会议。参加会议既让组长们有了“被重视”的感觉，又在会议上了解工作任务和差距。另一方面除了每年1200元通讯补贴，还有每推动一亩产业落地奖励5元、每调解一起纠纷奖励50元的工作绩效。此外，还将小组长纳入办事处评先表模对象，对获得“优秀小组长”表彰的每人奖励500元。
仿若肥料洒向土地，3年时间，“背包组长”们迅速在各小组发挥作用，成功调解矛盾纠纷957件，真正做到了“小纠纷不出组”，协助发展各类产业2.5万余亩，为村民代办各种证件、跑各类手续，群众少跑路1.7万公里。
未来走向：发挥优势，弥补劣势
“‘背包组长’机制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黄向前说，“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有可以继续改进的方面。”
首先是作用发挥问题。“全办180名小组长中，有40%能较好地发挥作用，有30%只能勉强发挥作用，剩下30%的作用就不太好。”黄向前介绍，“背包组长”的优劣势都十分明显：威信高、能力强，但同时年纪偏大、素质不齐。在管理上，不能按村干部的要求来管理小组长，促进他们工作的主要方式还是表扬、奖励，反面的批评、惩治等手段基本上没有积极效果。
据介绍，目前，恩施市以沐抚办事处为样板，在全市其他16个乡镇办以试点形式推广“背包组长”服务机制，不断延伸基层党组织触角，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水平。
“这包里东西可多了。”向学清边走边打开包给我们看，包里仿若一个百宝箱：笔记本、印章、各类台账、政策宣传单、通知文件……2013年11月，经过堰塘组村民投票选举，向学清背上了这个“百宝箱”，成为了堰塘组的“背包组长”。
与向学清同时，沐抚产生了180名“背包组长”。3年时间，这些组长被村民称作“大管家”。“有困难，找组长”，成为当地村民口口相传的一句话。
小组长大能量
“你这路不许跑了，把地还给我！”“凭么子，你当年把这块地给我了的，我路都修了，凭么子让我还！”2015年的一天，木贡村七渡三组的村民罗志清和罗先谷吵了起来。“背包组长”罗志强得知，马上到了两人家中调解。
原来，两人曾是很好的朋友，罗先谷修路时要占用一点罗志清的地，他也很义气地把地送给了罗先谷。未曾想，后面几年因为琐事，两人渐生龃龉，闹翻了脸。罗志清要把地收回来，但修了路的地又怎么还呢？两人为这事吵吵嚷嚷了好长时间。
得知来龙去脉，罗志强劝道：“你俩以前关系那么好，怎么现在闹成这样了？你们又住在一起，有误会可以好好说。”然后又对罗志清说：“你的地给了就给了，别人路都修了，哪有想收回来就收回来的道理？村民要知道了，会怎么说你？而且，这条路你也在用，难道路拆了对你有好处吗？”罗志强在组里很有威望，又了解情况，一席话刚柔相济，两人从此再没为这事争执过。
“‘背包组长’在解决村民矛盾上作用非常大。”木贡村支部书记易志学介绍，近3年，小组长为村民调处各类纠纷397起。
小组长的作用不止于此。在营上村，青翠的茶园绵延起伏，葡萄园的葡萄藤遒劲生长，这些都是沐抚办事处这两年大力发展的绿色产业，而“背包组长”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们这里之前一直种的土豆玉米，当年就能收获，改种茶叶却得3年才能见成效。”营上村支部书记向明富说，“刚开始，很多村民都不愿意种。”
但组长们改变了这种现状。2014年村里打算种植茶叶时，营上村十一组组长许世元几乎天天都要往村民家跑。“村民们不愿意种，是因为不明白政策、算不清楚这笔账。”许世元对村民们一开始的抵触很是理解，“所以，我就得把政策给他们讲透，把账给他们算清。”在村里的组织下，组长还带着村民代表去芭蕉乡参观茶园、学习技术。
听着许世元的政策宣传，看着其他农民因茶叶致富，村民的态度慢慢开始松动，茶叶种植顺利地推进了下去。3年来，营上村十一组新种茶园近500亩。当各村茶园郁郁葱葱地成长起来后，组长们又自发承担起了发放茶苗、肥料等日常服务。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便民服务员和信息报送员，小组长们成了村民们名副其实的“大管家”。
让服务延伸到“神经末梢”
应时而变，“背包组长”的出现，是沐抚办事处对于基层治理现状的一种机制调整与适应，最大的原因是村干部服务半径过大。沐抚办事处党委书记黄向前介绍，恩施市实施合村并组后，沐抚办事处的行政村都是由过去几个村合并而来的“大村”，村子大了，服务半径大了，但村干部还是那么多，服务和管理上的不周到之处必然增多。
比如营上村，是由原先5个小村、49个“自然组”合并而成，人口6420人，村“两委”干部却仅有6人，再加上当地居于山区，山大路远，村干部要踏遍每一个地方，服务到每一个村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以前的时间都花在路上了”，营上村支部书记向明富说，“比如村民有矛盾，我这边刚刚到他家，另一个十几里地以外的村民又让我去调解矛盾，顾了这头就丢了那头。村干部就算跑断了腿，村民也总不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2013年，沐抚办事处党委决定推行“背包组长”机制：以“自然组”为单位，由村民开大会投票选出一位组长。“这样就能将基层治理的触角伸到小组的每一个角落了。”黄向前介绍，“背包组长”由村党支部审核、办事处党委研究公布，同时为他们配备一个方便工作的公文包，包内放有一本层级调处记录本、一盒印泥、一支笔、一把雨伞、一个手电筒，以及一个起到“树威”作用的方形印章。“背包组长”的称呼便由此而来。
正是在这一机制实行后，2013年11月，木贡村堰塘组的向学清当选上了组长。不过，他还不能立刻走马上任，还得接受岗前培训。
“培训是由办事处组织的。”向学清回忆，当时大部分小组长都参加了这个培训，内容主要是培训工作准则、职能职责、办事程序等等，“主要是教我们做什么、怎么做。”
除了办事处的岗前培训，各村还会不定时开展综治维稳、纠纷调解、计划生育、合作医疗等具体工作的培训。为了防止权责不清，办事处为小组长确定了工作范围，即政策宣传员、纠纷调解员、信息报送员、便民服务员和产业发展促导员。
黄向前说，为了调动“背包组长”的积极性，一方面办事处会邀请他们参加办事处党建暨经济工作会、产业发展促进会、年度总结大会等重要会议，也让他们列席村里关于产业发展、综治维稳的相关会议。参加会议既让组长们有了“被重视”的感觉，又在会议上了解工作任务和差距。另一方面除了每年1200元通讯补贴，还有每推动一亩产业落地奖励5元、每调解一起纠纷奖励50元的工作绩效。此外，还将小组长纳入办事处评先表模对象，对获得“优秀小组长”表彰的每人奖励500元。
仿若肥料洒向土地，3年时间，“背包组长”们迅速在各小组发挥作用，成功调解矛盾纠纷957件，真正做到了“小纠纷不出组”，协助发展各类产业2.5万余亩，为村民代办各种证件、跑各类手续，群众少跑路1.7万公里。
未来走向：发挥优势，弥补劣势
“‘背包组长’机制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黄向前说，“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有可以继续改进的方面。”
首先是作用发挥问题。“全办180名小组长中，有40%能较好地发挥作用，有30%只能勉强发挥作用，剩下30%的作用就不太好。”黄向前介绍，“背包组长”的优劣势都十分明显：威信高、能力强，但同时年纪偏大、素质不齐。在管理上，不能按村干部的要求来管理小组长，促进他们工作的主要方式还是表扬、奖励，反面的批评、惩治等手段基本上没有积极效果。
据介绍，目前，恩施市以沐抚办事处为样板，在全市其他16个乡镇办以试点形式推广“背包组长”服务机制，不断延伸基层党组织触角，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