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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一场闹剧。
6月30日深夜,广州城,那些本该打烊的4S店内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秩序混乱,一群顾客拥在缴费处,高举着胳膊抢着交钱。
这些疯狂举动的制造者是广州市政府在这天21点发布的一个公告:为改善交通和大气环境,广州市将于7月1日零时起—也就是短短3个小时之后—对中小客车市场实行牌照限购,年配额为12万辆。
这样的场景一年半以前在北京曾经上演过一次,只是北京要相对“宽容”一点,留了将近十个小时的时间。这两个地方政府之所以要这样抢时间,也是为了尽量避免上面的场景—消费者不理性地突击买车,以及市场遭哄抬价格。
但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没有突击政策的出台,其实消费者总是希望再攒上一点钱,买更好一点的车,而4S店本来也有已经制定好的全年销售计划,汽车厂商肯定还希望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并且,政府也曾说过要扶持民族汽车品牌。但现在,这些节奏都被打乱了。
在北京的政策出台之后,车市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4S店的总数不降反升,从580家增长到637家,但这里增加的主要是豪华品牌,那些价格低廉的国产品牌现在已经基本上丧失了一线城市的市场。你很难说现在国有品牌遭遇的问题与政策的影响没有关系。
它的坏影响还在持续。实际上,市场情况远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北京在2010年的新车销量是89万辆。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0万辆,其中还包括不少进京购车的外地人。
经销商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倒闭,一部分原因是存在一些历史备案车,也就是在政策之前没卖出去的带牌照二手车;另一个原因跟它们调整了销售策略有关,45%的业务都靠置换。
认为市场根本没受什么影响的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在限购政策之后,中国乘用车市场等于踩了急刹车—市场整体销售额增长率从原来每年超过30%一下子变成个位数甚至负增长。
现在支撑市场的不过是庞大的存量,但在增量放缓甚至停滞的情况下,未来前景其实是可见的—事情明摆着,不管是备案车还是以旧换新的需求,早晚都有耗尽的一天。
坏政策为什么会有传染性?因为集权的管理方式往往效率最高—凡事一刀切解决,毕其功于一役,想法一旦成形,政策就迅速出台。
有时,这种做法可能与官员们追求政绩有关,但也可能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想法,比如想让北京和广州的天更蓝、空气更好。
但这种真诚的想法及良好初衷,如何与这个社会的参与者建立起良性的关系却是一个问题。家长式思维很容易会有“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的想法,甚至不问你的意见就替你做主、替你决策。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闪电战。而这种效率显然又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北京这么做立竿见影了,人民群众也表示淡定了,那么广州就说:我也来。很快可能就会有其他城市来效仿。
民众对这种政策最直接的质疑是,这东西是否经过了听证?要知道,听证会是民主化的一种形式,民主从来没有集权的效率高,但它可以让政府少犯错。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们做了一件未必对的事,但所使用的显然是一个错的方式。
即使它是一个好政策,以这种方式出台,也暴露了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与消费者、民众及合法经营的企业为敌的思维方式。
6月30日深夜,广州城,那些本该打烊的4S店内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秩序混乱,一群顾客拥在缴费处,高举着胳膊抢着交钱。
这些疯狂举动的制造者是广州市政府在这天21点发布的一个公告:为改善交通和大气环境,广州市将于7月1日零时起—也就是短短3个小时之后—对中小客车市场实行牌照限购,年配额为12万辆。
这样的场景一年半以前在北京曾经上演过一次,只是北京要相对“宽容”一点,留了将近十个小时的时间。这两个地方政府之所以要这样抢时间,也是为了尽量避免上面的场景—消费者不理性地突击买车,以及市场遭哄抬价格。
但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没有突击政策的出台,其实消费者总是希望再攒上一点钱,买更好一点的车,而4S店本来也有已经制定好的全年销售计划,汽车厂商肯定还希望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并且,政府也曾说过要扶持民族汽车品牌。但现在,这些节奏都被打乱了。
在北京的政策出台之后,车市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4S店的总数不降反升,从580家增长到637家,但这里增加的主要是豪华品牌,那些价格低廉的国产品牌现在已经基本上丧失了一线城市的市场。你很难说现在国有品牌遭遇的问题与政策的影响没有关系。
它的坏影响还在持续。实际上,市场情况远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北京在2010年的新车销量是89万辆。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0万辆,其中还包括不少进京购车的外地人。
经销商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倒闭,一部分原因是存在一些历史备案车,也就是在政策之前没卖出去的带牌照二手车;另一个原因跟它们调整了销售策略有关,45%的业务都靠置换。
认为市场根本没受什么影响的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在限购政策之后,中国乘用车市场等于踩了急刹车—市场整体销售额增长率从原来每年超过30%一下子变成个位数甚至负增长。
现在支撑市场的不过是庞大的存量,但在增量放缓甚至停滞的情况下,未来前景其实是可见的—事情明摆着,不管是备案车还是以旧换新的需求,早晚都有耗尽的一天。
坏政策为什么会有传染性?因为集权的管理方式往往效率最高—凡事一刀切解决,毕其功于一役,想法一旦成形,政策就迅速出台。
有时,这种做法可能与官员们追求政绩有关,但也可能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想法,比如想让北京和广州的天更蓝、空气更好。
但这种真诚的想法及良好初衷,如何与这个社会的参与者建立起良性的关系却是一个问题。家长式思维很容易会有“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的想法,甚至不问你的意见就替你做主、替你决策。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闪电战。而这种效率显然又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北京这么做立竿见影了,人民群众也表示淡定了,那么广州就说:我也来。很快可能就会有其他城市来效仿。
民众对这种政策最直接的质疑是,这东西是否经过了听证?要知道,听证会是民主化的一种形式,民主从来没有集权的效率高,但它可以让政府少犯错。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们做了一件未必对的事,但所使用的显然是一个错的方式。
即使它是一个好政策,以这种方式出台,也暴露了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与消费者、民众及合法经营的企业为敌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