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天是从萤火虫尾的一粒光开始的。
　　这光从门前的水沟边升起，飘忽，晶莹。荧荧的微光在夏夜的风中一翕一动，掠过蓬松的草皮，飞向屋后蓊郁的树丛。
　　树林里，漆黑一片，凝重的湿气在草皮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那光潜进去，弹出来，翻个斤斗，变成了两粒、三粒、四粒，定睛看去，越看越多，渐渐散布成一片，前后左右，光珠点点，仿佛星汉灿烂的夜空，汪洋恣肆地铺展在我周围。
　　这个夏天的夜晚，我又一次弄丢了家门钥匙，无望地期待着爸爸回来给我开门。
　　我爸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一名军官，我在部队子弟小学上二年级，我们住在15号单身干部楼里。妈妈不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在离部队驻地最近的一座城市工作，两地相距一百多公里。
　　这天是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没像往常一样急着回家写作业，而是先和小伙伴们踢了会儿球，然后又到单干楼后面的器械场上看叔叔们玩单杠，他们悠起大回环来呼呼生风，好像通了电的风扇叶子似的。直看到天光渐暗，倦鸟归巢，我觉得肚子有些饿了，才想起该回家了。我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向15号楼走去，来到自家门前一摸胸口，坏了，钥匙没了，它原先可是一直挂在这里的呀！
　　我开始回忆最后一次动钥匙是在什么时候———看叔叔们玩单杠看得高兴时我曾把钥匙拿在手里转悠过，想找找快速旋转的感觉，之后是挂回去了呢，还是顺手揣兜里了呢，记不太清了。我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把书包也翻了个底朝天，依旧没有钥匙的半点影子。
　　爸爸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一进楼道，看见我垂头丧气地蹲在家门口，就明白我一定是又把钥匙弄丢了。他老远就说，在这儿傻蹲着干吗，还不快去找找。说着，他打开门拿了支手电，和我一起出去找钥匙了。
　　我们顺着我放学经过的路线，找遍了器械场、足球场、青砖小路，全然没有钥匙的影子。爸爸说回去吧，不找了。可到了宿舍楼前的草地上，我还不死心地又打着手电转了一圈，仍然没有发现钥匙，却看见一只知了，雍容大度地向我爬来。
　　准确地说，这只是一只知了的幼虫，被叫做“知了猴”或“知了狗”的那种。它披着铠甲，挥着刀臂，眼睛向外突着，长得有些尖嘴猴腮，个头宛如大枣，颜色也透着干枣的褐黄酱红。在手电光罩住它的一刹，它木愣了一下，蠕动着的六条腿骤然停顿。
　　这会儿它刚从地下钻出来，身上潮潮的，沾着点点泥斑，闻一闻，能嗅到泥土的清新。我把它拾入掌中，轻轻攥着，它挥舞着一对斧状的前腿拼命地抗拒着，弄得我手心痒痒的，已然忘却了丢失钥匙的烦恼，不顾眼角噙着的泪花，咧开嘴，笑了。
　　
　　二
　　
　　晚饭过后，爸爸将板凳移到房间中央，支起台虎钳，开始了他的锁头改造工程。
　　在我看来，爸爸是个很有艺术细胞的人，工作之余，他收集了很多弹头弹壳，擦洗、雕刻、剪切、琢磨，粘合成飞机、坦克、和平鸽等等造型，惟妙惟肖。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家中的锤、钳、斧、凿都很齐全。
　　爸爸把门锁夹在台虎钳上吭哧吭哧锯了一阵子以后，一些细碎的金闪闪的东西便从里面滑落出来，我凑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些极小的弹簧和铜柱，这就是弹子锁中所谓的弹子了。爸爸取出弹子后，用细铅条将锯槽封住，刷上绿漆，锁的外观又跟原先一样了。
　　可是，经过爸爸的精心改造，我家的锁无论是钥匙、小刀、铁皮还是薄木片，甚至大拇指的指甲盖，只要能塞进钥匙孔，拧动锁芯，门就会应手而开，这样我就再不会因为弄丢钥匙而在门外苦盼久等了。
　　直到今天，我仍想不通爸爸为什么不去配把钥匙而决意毁坏一把锁。也许是我丢钥匙的次数太多，他配钥匙已经配得不耐烦了；也许是他实在不忍心看我蹲在门口等他的模样。他为我演示完如何开锁之后，反复嘱咐我不要把我们家有把“万能锁”的事告诉外人，我郑重地点点头。
　　第二天我还没醒，就听到耳畔有扑棱棱的声响，睁眼一看，昨晚的“知了猴”已羽化成了一只知了，就停在我枕边的蚊帐上，时不时地扑扇着翅膀。
　　若不是亲见，你无法了解刚蜕壳的知了是何等的美丽，同昨天晚上那个“泥猴”相比，它窈窕、轻盈、洁净，纺锤形的头部舒展开了，棕黑的躯干光滑流畅，尤为不同的是多了一副薄而透明的大翅膀，仿佛两把腰刀挎在背后。
　　我捏着它的翅根把它从蚊帐上摘下来，它剧烈地鼓动着双肩，想从我手中挣脱。我把它轻轻放到胸前，这原是钥匙垂挂的地方，看着它慢慢地向上爬来，尖细的前爪掠过我的面颊，让我感到微微的锐痛。我重又将它拿回前胸，一只手抚着，将它带往学校。它在我胸口的蠢蠢欲动，让我真的以为它就是我丢的那把钥匙变的了。
　　上课前，我故作神秘地向我的同桌———女生余梅———露了一下指缝，她瞥了一眼，不屑地耸耸鼻子，说，不就是知了吗。我说，这是我家的钥匙变的。余梅听了，亮如珠贝的细牙一龇，粉脸一扭，低声说了一句，吹牛。
　　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中，这两个字无疑是最严厉的人身攻击了。我不顾已经打响的预备铃，拔腿跑到小操场上，将握着的知了对空一抛，明艳的阳光下，知了如一粒黑黑的石子，在划过一段短短的弧线后，张开翅膀飞走了。
　　
　　三
　　
　　我们学校的老师大多是军人家属，而校长则是军长夫人。校长姓吴，他们叫她“吴厌肺”，现在想来，大概是“燕飞”的讹读。校长眼睛下有一对松松的眼袋，目光偶尔一闪，亮而犀利，不言自威。
　　学生全是军人子弟，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随着年级的升迁，班里的人越来越少，这与他们的家长退伍、转业、调动有关，四五年级的孩子，家长多已离开了部队。
　　校园以外，我与同学的接触并不多，我住在单干楼，而他们住在家属区。平时放学后，我一个人做作业，看画书，通常情况下，周末和爸爸去城里看妈妈，周六下午走，周日下午回来，要坐三个小时的火车。那是列慢车，鸡窝大的站都停。另一些时候，我就在宿舍里拿着爸爸制作工艺品时剩下的边角料，充作士兵、飞机、大炮，指挥他们冲锋陷阵，我的床被我想象成了白浪滔天的大海。
　　晚上，爸爸的战友常来找他聊天，这时我多半已经躺下，嗡嗡隆隆的声音在我耳边渐渐混沌，月白的灯光也在我眼前弥漫开来，时浓时淡，终于化作薄薄的一层，如放冷了的牛奶上结成的皮，眼皮一阖，犹如轻轻一吮，就啜饮到了如牛奶般香滑甘美的睡眠。
　　早晨醒来，我通常看到的是，出操回来的爸爸正把帽子、腰带往门后挂，床尾的电炉上，煮好的稀饭已经在扑扑地冒热气了。
　　平日里，我一个人吃食堂，拎着铝质饭盒，晃啊晃地到食堂去打饭。一场夏雨过后，路边的冬青就爆出了芽，接连几个好日头，新枝就抽出一尺多高，齐刷刷地，树冠上似乎又长出了一道浅绿的更为柔曼的幕墙。
　　中午放学，走在砖铺的小径上，稠亮的日光劈头浇下，行不几步，颈后便渗出密密的油汗。脱了毛衣才几天，外套竟也穿不住了，真的是夏天了。
　　过不多久，花匠就会把冬青的旺条打掉，伴随着嫩枝一起坠落的，是无数幼小的螳螂，它们原本隐藏在树枝的深处，由于失去了遮蔽，只好跳将出来，一个个如山蚁大小。别看它们身材不及成虫的二十分之一，但进退举止皆若挡车之祖，刀臂切削，闪转腾挪，其造作之态令人忍俊不禁。
　　周末不去城里的时候，我就去大操场看战士们练刺杀。他们一簇一簇围拢在操场中央，边上放个盛满了石灰的铝盆。戴上面具，穿好护衣之后，他们拿起长长的、枪身被摩挲得溜滑的木枪在灰盆里捣一捣，让白灰蘸满枪头，然后两两捉对，拼杀起来。
　　我经常一看一个上午，直到他们集合站队，扛着木枪，提着面具、护衣，汗气蒸腾地从我身边走过，我才想起来要去食堂吃饭。
　　
　　四
　　
　　对于捉知了，我很有经验。一个霞光普照的傍晚，吃过晚饭，爸爸和我在排球场东侧的高地上散步。高地边有几行粗大的杨树，浓荫匝地。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地上有个小洞，里面还有什么影影绰绰的东西。我告诉爸爸，爸爸说是知了猴，他拣了一根小树枝，蹲下身来，轻轻地将洞口的浮土挑开，然后将树枝伸进洞里，左右捅捅，再抽出来的时候，就有一只“泥猴”抱在上面了。整个过程就像冬天的凿冰钓鱼。
　　我们继续往前走，又看见了不少这样的洞，我也试着“钓”了几只。随着天色渐暗，知了猴都从洞里露出了头，有些简直就是拣到的。
　　这一晚我们共捉了二十多只知了猴，回家后，我让它们统统扒在纱窗上，先捉到的几个立定身子一动不动准备蜕壳了，后来的那些却还执着地向上爬着，一直爬到窗户的顶框，没抓没挠了，还不罢休。
　　看知了蜕壳就像经历一次朦胧的恋情，能体验到那种喜悦和痛苦，优美和艰辛。壳是从背上蜕起的，正中先纵向裂开一道缝，越来越宽，厚实的背慢慢凸出，撑开颈部的壳，接下来就是整个蜕壳过程中最艰难的步骤，知了缓慢地用着力，努力地把头往外扯，双眼被蝉壳挤得倾斜下来，形成一个“八”字，等待漫长而持久，终于，头出来了，我仿佛听到知了重重地吁了口气，头一出来，蜕壳的事业就成功大半了。
　　此时的知了如同襁褓中的婴儿，束手束脚，头却昂着，除了眼是黑的，通身粉白细嫩。休息片刻，它开始将前、中、后足及大小翅依次从甲壳中拔出来，身体也随之向后仰去，愈仰愈深，好像一个技艺精湛的体操运动员，腾空了它的六条腿，单凭尾巴尖将自己固定在蝉蜕上。
　　与此同时，它皱缩如抹布的两副膜翅也慢慢展开，此刻的蝉翼柔软如绢，风一吹就招招摇摇，有着雾一样淡白轻绿的颜色。
　　知了就这么大头朝下地垂挂着，静候着它的肢爪恢复元气。三五分钟以后，它认为自己力气充足了，便将身体向上翻卷，用前爪勾住蝉蜕，再把尾尖从甲壳里抽出，新生的成熟的蝉就完全地出现了。它逗留一会儿，再向更高处爬去。前进中，它的翅膀渐渐硬朗，体色也渐渐转黑，不等天亮，它就跟阳光下呼号着的同类完全一样了。
　　
　　五
　　
　　临近放假，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音乐老师兼我们的班主任从教室前的长廊下走过，我们几个男生恰好跟在她后面。她是子弟小学最时尚的女性，高跟鞋，短裙子，无意中我们发现，在她的背上，纱质的衬衣下面，隐隐约约能看出一横两竖的三条带子，而不是其他老师的大背心。带子的形状让我们联想到营区纠察胸前挎着的武装带，可武装带的竖条只有一根，而且是斜的，从左至右。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熊军脱口而出一句“二武装”———在部队里，我们或多或少都受过毛泽东诗词的熏陶，“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句子我们都知晓———从此，“二武装”就成了我们奚落女生的一句话，她们听到我们的怪腔怪调，知道不是什么好词儿，每每落荒而逃。
　　任蓉蓉是音乐老师的女儿，和我、熊军在一个班，以往我们都很怕她。轮到我们组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们几个男生常把笤帚往胳肢窝下一夹，大头向后，笤帚把朝前，当作冲锋枪在教室里突突突地扫射起来。战至酣畅之际，粉笔头黑板擦一时乱飞，嘴里则模仿电影里的情景，急呼“地瓜地瓜我是土豆”或“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每当此时，任蓉蓉就挺身而出，往讲台上一站，大嚷：“别闹了，再闹我就告老师了！”一听“告老师”，我们都蔫了，老师本来就够吓人的，何况其中还有她妈妈呢，她要告状还不一告一个准吗，我们只好乖乖地放下武器，倒提着“枪”，不用问，剩下的活都是我们男生的了。
　　可自从有了“二武装”我们就不怕她了，她再说“告老师”时我们就把笤帚往胸前一挎，摆个战士誓师的架式，异口同声地喊道：“不爱红装二武装！”在这句莫名其妙的话的威慑下，她们终于退缩了，现在该轮到她们多干些活儿了。
　　我放暑假了，爸爸却去外地拉练了，由于妈妈正孕育着我的妹妹，没精力管我，爸爸只好把我留在部队，托付给熊军家。熊军爸爸和我爸爸是军校的同学，爸爸有事来不及关照我时，经常让熊叔叔把我接去，和熊军一起写作业，逗猫，然后蹭顿饭吃。
　　熊军家住在家属区，很多同学也都住在这里。我们会叫上任蓉蓉她们一起捉迷藏，每次捉迷藏，总是我跑得最远，因为我胆最大，附近的环境也数我最熟悉。
　　一、二、三，开始！我们漫山遍野地跑开。我穿过家属楼前的菜地，一畦一畦的白菜、莴苣，菜叶一律湿漉漉的，没壳的蜗牛缓缓地从上面爬过，鼻涕一样的身体留下鼻涕一样的印迹，一条黏黏的细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发疯似的向前奔跑，越过大操场，越过空营房，正当我得意忘形之际，忽然意识到四周已阒无一人，看看暮色四合，家属区灯火点点，炊烟袅袅，不久便传来了母亲们远远的呼唤，吃饭的时间到了。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跑回家去，我也无趣地走向15号楼，望着自家黑乎乎的窗口，心头飘过一缕淡淡的怅然。
　　
　　六
　　
　　营区里，捉知了的并非只有我一个，叔叔伯伯们散步的时候，偶尔也会童心大发捉上几只；谁家孩子放了假从城里过来了，他们也会打起手电领着小孩钻进树林，将“摸知了”作为讨孩子欢心的保留节目。
　　如果是捉树上的知了，那就得靠粘，要准备一根长长的竿子，竿子顶端裹上黏黏的面筋或者缠满蛛丝。
　　那个暑假我初次见到杨刚时，他就举着根这样的竹竿，可竹竿头上没裹面筋或蛛丝，而是用铁丝弯成一个圆环，上面套着个小塑料袋。
　　他盯着树上的知了，一扣一个准，落入袋中的飞蝉反复冲撞却无法逃脱。
　　杨刚看上去要比我大，瘦高的个儿，白净的脸儿，井井有条的谈吐，方方面面都显得比我成熟。他每捉到一只知了就把它翅膀揪下，身体放进兜里，带回去喂鸡———这是他妈妈交代的任务。丢掉的蝉翼迎风飘下，根部还粘着丝丝连连的肉渣。不一会儿，地上的蚂蚁就会聚拢过来，争先恐后地衔住翼根，颤颤巍巍地往洞里拖。
　　我不太喜欢他这种过于残忍的行径，他同样看不起我成天游手好闲，但一来二去地我们成了朋友，每天早上我们都在排球场边集合，高谈阔论一番后，杨刚就会带我去更新奇有趣的地方。
　　这天，我们叠着罗汉翻过大操场后面的围墙，出现在面前的是一排排灰砖灰瓦的平房，平房前面，吊着沙袋，摆着杠铃，原来这里就是教练团的宿舍。
　　大部队都拉练去了，营房里只有少数几个留守的战士，他们光着膀子、露着浑身的腱子肉，以掌作铲，无聊地为门前的小树松土。
　　在教练团的俱乐部里，我们见到了电视，一个小小的闪着荧光的盒子。电视不是每天都开，周末的晚上，所有的留守人员都集中到俱乐部来，管理员拿出钥匙打开电视柜，按开按钮，将画面反复调整直到清晰，大家就盯着这惟一的频道一看到底。
　　这天电视里放的是日本影片《人证》，坐在我们前面的人很多，我们的个子又矮，影片的情节看不明了，有印象的，是那幢草帽形的楼房和那首琅琅上口的《草帽歌》。从此以后，在我们玩得忘我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哼上两句：“妈妈，都有蜜妈妈。”后面即使还有调子，也叽哩咕噜稀里马哈了。
　　“都有蜜”是什么滋味，我们俩谁也没尝过，只是见电影里黑孩子和妈妈碰了碰嘴唇，我们也很想找个嘴唇来碰碰，看是不是真的有蜜那么甜。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晴朗安静的午后，我们看见任蓉蓉、余梅、孙小玉沿着单干楼前的大路，花蝴蝶一般有说有笑蹦蹦跳跳地朝排球场走来。
　　远远地，她们就跟我打招呼了，问我们在干什么。我说在乘凉，天这么热你们去哪儿呐？任蓉蓉说我们去校长家了。看到她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忽然又想起余梅说我吹牛的往事，我心里就有了一丝歹意。那你们要不要去我家玩呀？我问。你们家有什么好玩的？孙小玉有点儿跃跃欲试。你们去了就知道了，杨刚在一旁鼓动道。说着，我们一同朝15号楼走去。
　　到了我家门前，我说我能不用钥匙把门打开。余梅听后瘪了瘪嘴，又想说“吹牛”，大概看到杨刚灼灼的目光，怕惹怒了我们，便不作声了。
　　我一手遮住锁，另一只手的拇指盖顶在锁孔里，一扭一拽，锁开了，女生们的脸上露出了诧异而惊叹的神情。
　　进了屋，我先带她们参观了一番爸爸的作品，警告她们只准看不准摸，然后从饼干桶里给她们拿饼干吃。余梅和孙小玉吃得比较矜持，而任蓉蓉则飞快地吃完，又自己伸手到桶里去抓了。趁她们吃得忘乎所以的时候，杨刚给我使了个眼色，站在门边的我转身把门关上，杨刚把紧靠着他的任蓉蓉拦腰抱住，嘴就开始往她脸上凑，任蓉蓉还拿着饼干桶，在桌角上磕得砰砰作响。见此情景，余梅和孙小玉都慌了，争先恐后地往门外跑，我在门口堵着，等她们自投罗网。于是她们又折回去，一人一只胳膊，帮任蓉蓉把杨刚扯开。
　　任蓉蓉挣脱出来了，杨刚又追逐起了孙小玉，一时间仿佛猫进了鸟笼，扑隆隆一阵乱响，满世界飞的都是斑斓的羽毛。
　　混乱中，任蓉蓉跑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说：让开，不然我就告老师。我犹豫了一下，她乘势把我往旁边一推，打开门，让余梅和孙小玉先跑出去，随后自己也跳到门外，我趁乱噘起嘴，在她脸上飞快地蹭了一下。
　　事后杨刚怪我没有把门看好，我说本来就是跟她们闹着玩的，真把她们吓哭了也很麻烦。可杨刚认为我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几句话不和，他就赌气走了。
　　我舔了舔嘴唇，并没有蜂蜜的味道。后来我才知道，那句歌词是英语：Do you remember，“你是否记得”的意思。
　　 七
　　
　　一个月后，爸爸他们拉练回来了，准备举行一次汇报表演。
　　汇报表演选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进行，那天我们全校停课，所有师生都早早在大操场上集合观看。比武分几个项目按组进行，看着领队把各个小组的参赛人员带开，我们的心也随着纷飞的彩旗散落得东一片西一片。
　　我们的前方是武器拆装组，两张桌子上分别摆着轻机枪、步枪、手枪，两个用红布条蒙着双眼的战士立在桌前，随着一声令下，飞快地拆卸起了枪支，先长后短，拆一支装一支，不多时，两个人便一前一后报告，拆装完毕。裁判员掐下秒表，然后又换两个人上来。
　　你觉得他们真的什么也看不见吗？我问熊军。他们的眼睛不是都被蒙上了吗？熊军说。可透过布也能看到东西啊，我说，那么小的零件，闭着眼是很难装的。对我的话熊军没有反驳，他知道自己对枪了解得没我多，我常跟爸爸一起擦枪，而他那耍笔杆子的爸爸则很少把枪带回家。
　　既然无法确定蒙眼的真伪，再看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于是我们绕到操场的另一侧，看了工兵组、防化组，战士们一律打擂台似的两两上场，气氛格外紧张，我们却看不出多少道道。转来转去，发现还是后勤保障组最好玩，这里挖起了地灶，支起了大锅，淘米炒菜热气腾腾，讲究的是刀功火候、色香味形，不多久就被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小孩子红红绿绿的衣衫在大人腰下钻来钻去，成为比武场上最生动的点缀。
　　赛到酣时，面点组的师傅抡开膀子扯起了拉面，一块枕头大的面团经他三扯两扯竟变成了细细的面条，抱着怀疑主义的我又认为这很不可能，正准备挤过去看个究竟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是枪声！就在人群当中！是不是谁的枪走火了？我害怕极了，可周围的人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依旧笑语喧哗兴高采烈，我正纳闷之际，主席台上的广播响了：同志们注意了，紧张激烈的战场救护表演开始了！刚才一只狗腹部中弹，军医已将它抬上救护车进行抢救了！
　　子弹穿透了腹壁、大网膜、肝脏、肺叶，引起“伤员”的胸腔腹腔大出血！
　　医生打开胸腔，消毒，止血。射入右肩胛骨的弹头取出来了！
　　开始缝合伤口了，“伤员”的呼吸、脉搏一切正常，它被抢救过来了！
　　我不知道什么叫胸腹腔、大网膜，甚至没有看到救护车在什么地方，但听了播音员情绪高昂的解说，自己仿佛也做了一回白衣天使，履行了一次救死扶伤的神圣义务。
　　最后，伴随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我们列成一队，跟在退场的叔叔们后面向场外走去。远远的夕阳浮在山梁上，如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黄，软软地弹动两下，沉下去了。
　　
　　晚上我写了一篇日记，记下自己观看大比武的感受，这是作业。第二天老师收作业的时候发现孙小玉没写，问她为什么不写，她没说话，却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忘了做作业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吧，我对她的胆怯感到不屑。然而下课听了熊军的叙述后，才知道事情远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孙小玉昨天把“伤员”———那只中弹的狗吃了，虽然她死不承认。
　　比武结束以后，救护组的人就把完成使命的狗处理了。作为主刀医生，孙小玉妈妈分到了最肥的一条狗腿，当天晚上，她就把狗腿炖了，用了炊事班演练剩下的花椒大料，据说香气覆盖了大半个家属区。
　　那些住在家属区，受过狗肉香味刺激的同学，对孙小玉的眼泪毫不同情，连和她玩得最好的任蓉蓉也不同情她，因为她亵渎了我们崇尚正义的心灵———吞食“伤员”比虐待俘虏还罪高一等，再怎么说，俘虏是敌人，而“伤员”可是自己人啊。
　　孙小玉一再声明自己没吃一口，可谁会相信呢？她见说服不了大家，便来寻求我的援助，说我真的没吃，不信你闻闻我的嘴巴。说着她就张开粉粉的嘴唇向我脸上呵气，我心一软，就接受了她的请求，代她向人分辩说她没吃狗肉。
　　作为酬劳，每天早上，我都能在自己的书桌洞里发现一颗山楂丸。我知道那是孙小玉送的。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孩子们能够得到的零食是药———仁丹，板蓝根，宝塔糖，任何一种有甜味的药品都成为我们争相品尝的零嘴，而山楂丸则是其中的上品，丝毫不亚于今天的QQ糖或巧克力，这些只有孙小玉最容易得到，她妈妈是医生嘛。
　　课间，教室里没人的时候，我悄悄捏开山楂丸的蜡壳，剥开那层半透明的脆纸，一个乌溜溜的药丸便出现在我的眼前。深秋的空气里，它的表面微微有些发硬。我迫不及待地将其吞入口中，它在开始融化变软之前，极不安分地在我齿颊间滚动，我努力用唇包裹着它，一边咝咝溜溜地吸吮着化开的糖汁。过不多时，整个丸体就松塌下来，我起劲地嚼着，满怀丰衣足食的愉悦感，一股淡淡的酸甜在我口中弥漫开来，延续着，延续着，直到又一个夏天慢慢临近。
　　八
　　
　　刚开学，我发明了一种弹射装置，利用塑料直尺把橡皮筋弹射得很远很远。此项发明立刻得到男生的推崇，迅速在全班普及开来，课间人手一支相互对射，橡皮筋在教室里四处飞迸，轻而脆的啪啪声带给我们惊喜的节日气氛。
　　上课了，我还沉浸在疯玩的心情中。我找来一根更长的塑料尺，试着将皮筋往上套，一次没有成功，再一次还没成功，皮筋快拉成细细的线了，颜色已由橙黄变得苍白，再拉下去怕有断的危险。踌躇间，我手腕一软，皮筋没断，尺子却“走火”了，直飞到对面窗下的课桌上，横穿了整个教室。
　　对面窗下坐的是康欣，班上个子最高的女生，男生们给她起的外号叫“糠心大萝卜”。当时她正端坐听课，尺子紧贴着她的面颊飞过，撞在墙上，然后落到地下。我吓得伏在桌上大气不敢喘，康欣却处变不惊，神色自若地捡起尺子交给老师。
　　那堂课是英语课，教的新词中没有ruler，尺子的出现毫无道理，其实老师早已看到我在课桌下鼓鼓捣捣，甚至看清了尺子的飞行路线，否则她就不会一下子揪出我来了。这么快的速度，这么大的力量，打在人眼睛上那还得了，况且已经离眼睛不远了。于是，一下课任蓉蓉的妈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教育，让我回教室写检查。
　　回到座位上，我拿出了纸笔，半天没写一个字，却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圆圈，从中一分为二，越看越像屁股，于是又加了一横一竖，嘴里念叨：我要把你分开，把你的屁股分八瓣！
　　我这话本来是无心的，不想被任蓉蓉听到了，她一听我竟要将她妈妈的屁股分八瓣，那还了得，立马飞奔到办公室向她妈妈做了汇报，随后，我再次被叫了进去，这回跟我讲话的是我从心底里惧怕的军长夫人。
　　校长问我为什么骂人，我说没骂。校长说你的同学都告诉我了你还不承认，我说我是没骂。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针对某人进行人身攻击，我说了几句不文明的话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可校长却认为我想耍赖，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这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于是她问清了我爸爸的单位，估计是要打电话给他。
　　
　　这天，部队发生了一件事故，爆破训练时炸药包提前爆炸了，一死两伤，死的是教练团的一个营长。
　　爸爸没在现场，他本来应该去的，可因为我的“尺子事件”，他被校长喊到了学校。
　　校长找爸爸谈话，一谈谈了一个下午，其间炸药就响了。爸爸想，如果他在的话，事故也许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他也会及时处理，不见得死人———作为负责人，没有亲临训练一线，他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久后的一天，我随爸爸去看望一家人，就是那个在事故中牺牲的营长的家属。他们家住在家属区后面一排破旧的平房里，四面围着土丘，屋里阴暗潮湿，溽热不堪。正对着门，是一幅放大了的黑白遗像，相片上的人穿着军装，像所有的军人标准照一样端庄严肃，所以我对他的长相没留下什么印象。饭桌旁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垂着头无声地抹着眼泪，她大概就是烈士的妻子了。意想不到的是，我竟在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杨刚，他表情麻木地立在一边，面对着墙，似乎厌烦了各种前来探望的人的叹息和问候。
　　缩在爸爸身后的我没有过去跟杨刚打招呼，只是远远地望着他，他大概意识到被人注意，回过头来，见是我，眼睛一亮，随之一暗，眼角一粒晶莹的东西一闪，又别过脸去，依旧面墙而立。
　　在爸爸与杨刚妈妈的对话中我得知，她今年夏天才开始随军，本来这学期想让孩子转过来上学的，手续都办好了，却遇上了这样的事。这里远离家乡，没有亲人，没有房子，他们准备过几天还是回去算了，不能老给部队添麻烦。
　　
　　下一个暑假，爸妈带我回了一趟老家———距离部队千里之遥的另一个省的一座县城，那里也有很多知了，我却没有捉它们的心情。快开学的时候，爸妈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上学，我点点头，我知道我已给了他们太多的拖累，我应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
　　几天以后，爸妈走了，回到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而我则跟着奶奶，在县城的学校里埋头苦读。
　　
　　九
　　
　　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这些年里，我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如今已是一个儿子的父亲。
　　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带儿子去学游泳，他遇上了一个也在学游泳的男同学，两个人比赛着在水里折腾，疯来疯去，儿子竟然漂起来了。
　　我正为儿子的进步欣喜呢，水池上空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池边的大树枝叶乱摆，灯光也摇曳不定，好像大雨将临的样子。疑惑间，一大团石子从天而降，噼噼啪啪落在水里，却不下沉，反而往人的头上脸上爬，仔细看时，却是一只只小知了。
　　大人孩子都拍打着飞虫，纷纷跳上岸来，儿子亦在其中。
　　我赶紧帮他把身上的水擦干，可他还是不停地发抖。天上的知了仍源源不断地往下掉，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地扎进水里。我望着水面上漂着的知了，它们堆积起密匝匝的一层，沉浮在浪尖谷底，仍然扑动着翅膀，做着垂死挣扎。
　　看着看着，我忽然有了一种恐惧，一种世界末日来临时的孤立无援———我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为何要死，被风刮的还是受了灯光的诱惑，面对它们，如同面对滔天的洪水，惟一的寄托便是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睡到半夜，儿子开始发烧，这一病就是许多天。
　　儿子病好以后已是立秋了。
　　天气一天凉似一天，屋后树林里知了的鸣叫日渐清苦，稀稀落落地不成个调子。这天早上，儿子在我家门前的草地上，拣到了一只死去的知了。他问我这是不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我说是的，留着做个标本吧。
　　儿子说我们能不能捉几只活的，我说可以。我在我家屋后的水杉树上看到过知了，不过个头没有我小时候捉到的大，颜色也是青中带黄，不够威武。
　　晚饭后，我和儿子来到屋后的树林里，打起手电，寻找起了久违多年的儿时玩伴。
　　别说，还真找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多，但很容易发现，它们大都在树干的根部，手电一照就能看见。
　　捉了五六个，儿子说够了，于是我们就歇下来，我把一只蜕了壳的给他玩，自己则捧着那些“知了猴”往家走去。
　　在路上，又有两个要蜕壳了，它们不需要攀援上树，固定身体，就在我掌中蜷做一团蜕起壳来，蜕得流畅快捷。世界真的进化了，蝉的蜕变竟然也可以这么轻轻松松，一切都是为了适应生活的节奏。我不能说小知了不好，可它的表现实在让我失望，看蝉蜕壳已不再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了。
　　快开学了，儿子要上二年级了，到了“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纪。送他出门的时候我发现书架上还有一只死知了，我曾告诉过儿子可以把它刷刷干净，涂上清漆做成标本的。然而此时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拿起它，丢进了门前的草丛。就让它从土里来回土里去吧，我默默地说，如果儿子喜欢，他会自己用心去找的，因为地球上总有陆地，陆地上总有树木，树木下总有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