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一词，究竟起于何时，目前众说不一。有人认为，儒商古已有之，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典型的儒商。子贡“善货殖”长于经商理财，他不仅是儒商，而且还是政治家、外交家，对春秋末期东方的几个诸侯国吴、越、齐、鲁，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子贡最大的功绩，在于弘扬了孔子学说，应该说他是儒商的祖师爷。也有人认为越国的范蠡、郑国的弦高、赵国的吕不韦，都可以算是古代的儒商。
　　传说原是楚国人的范蠡，在越国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知勾践不能容人，遂携西施乘舟渡海至山东，山东原是东夷之地，东夷之人以鸟为图腾，范蠡更名为鸱夷子皮。光就他更名一事分析，也可看出范蠡的深沉的性格与渊博的知识。他养殖垦荒，不久就累至千金。鸱夷子皮并不在意金钱，屡散屡聚。后来迁至陶，自称陶朱公，再次成为巨富。陶朱公一词已成为中国富翁的别称。
　　郑国商人弦高，带领着随从驱赶着一群牲畜、皮货外出经商，途中遇到秦国一支偷袭郑国的军队，眼看郑国危在旦夕，为了稳住敌军，弦高不惜个人赀财，用四张熟牛皮外加十二头牛，以郑国国君名义，犒赏秦师，让秦国的统帅心里明白，偷袭不会成功，另一方面迅速派人回郑国报告消息，并引出了一场有名的秦晋殽之战，最后以秦军失败告终。
　　吕不韦是战国末期人，他本是阳翟巨贾，经商于赵。他嫌商贾之利太小，百分之十、百分之百的利他都觉得微不足道，认为只有政治投资才是一本万利的。吕不韦将已经怀孕的赵姬，送给留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并不惜重金行贿于秦国宫廷，终于立子楚为太子，即位后为庄襄王。赵姬所生之子，十三岁即位称秦始皇。秦始皇以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文信侯，并组织人编撰了一部《吕氏春秋》。
　　这些人能不能算是儒商或儒商的祖师爷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除弦高之外，其余几位最多只能算是头脑灵活、善于应变的政治活动家。弦高则是个有胆有识的早期爱国商人。遍查古代文籍及现代的有关辞书，只有儒将、儒医、儒臣、儒吏，以及与儒学有关的儒林、儒宗、儒生等词，就是没有“儒商”二字。何以“儒”与“商”二字无法黏连一起?
　　何以商人想冠以“儒”字有如此之难，几千年的时间都不行?这大概与我国的自然环境与以农立国的社会大背景有关。我国东部南部邻海，北部西部与西南地区，不是高山峻岭就是茫茫大漠，形成天然屏障。东部南部则受东南季风影响，四季分明。农民春种秋收，自耕自织，自给自足，因而不重视交换，不重视商业。所以历来的封建王朝，都强调以农业为本，寓兵于农。士、农、工、商，或工、农、兵、学、商，不论哪一种排列，商都被排在末位。轻商、鄙薄商人是社会一贯的传统。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将商人购茶贩卖，将本求利极为正常正当的行为，也背上轻视情爱，无视妇女幸福的罪名，真可谓欲置之罪何患无“辞”了。封建社会，士的最终出路是做官，当然并非每一个读了书的一定个个能做官，但做官的后备军却主要是儒。所以古人说过，“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道理。官是为皇上牧民的，意即管理百姓，是能主宰小民百姓命运的父母官，地位自然高人一等，将儒与商相提并论，岂不大大亵渎了儒。
　　到了近代，商在国外之重要作用，固不待说，国内也因改革开放，商人实际地位已大大改变了。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商人在流通领域大显身手。凡是商人中文化层次高的，其视野就开阔，其信息就灵通，其分析思辨就清晰，其决策的价值取向就果敢有力。所以沾了文化气息的商人，大都经营得法，生财有道。据悉1996年夏，在新加坡召开了一次正式命名为“儒商研究”的世界性会议，出席的有新、马、泰、印尼、菲律宾、欧美以及港、澳、台自视为儒商者一百余人。虽然没有透露会议的具体内容，但有识者分析不外是：一为沟通经济信息，二为商冢正名。
　　为商家正名，为何一定要冠以儒字，理由不外有二：一是儒在中华文化史上享有崇高声誉，与儒结合，商的地位提高；二受近年来新儒学运动的影响，鉴于日本、韩国、新、马、泰等国经济腾飞，与之相映衬的是港、澳、台经济亦有长足进步，一部分人归结为受儒学影响，因而新儒学一说应运而起。东、西方学者就此现象纷纷撰文论述。既给传统儒学定位，又给儒学在新时期的使命与作用予以重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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