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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大理州下关镇龙泉村为田野调查点，对现今流传在此的洞经“乐”组织及其在当地民众人生礼俗中的斋醮仪式活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旨在对今后大理地区洞经乐的挖掘、整理、传承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促进大理洞经乐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洞经“乐”；大理地区；人生礼俗；现状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大理洞经古乐原为一种道教音乐，为道教进行各种传统仪式时所演奏，在长久的历史演化进程中，这种道教音乐慢慢地为大理民众所接受，并逐渐融入了民族音乐与乐器，最终形成了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洞经古乐。对于它的起源和流变，笔者已在《洞经“乐”在大理地区的流变》一文中做了初步论述。发展至现在，在大理地区的“洞经乐”分化为两种形态：传统洞经和现代洞经。传统洞经主要是以道教的传统斋醮仪式为主，有一套严格的仪式程序，使用道教传统经典，配以各种法器和乐器，人声念、唱，俗称为“念经”或“谈经”，在大理地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市场；而现代洞经主要是以道教传统经典为范本，有固定的音乐曲牌，配以丝竹器乐、打击乐进行演奏和演唱，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笔者选取的田野调查点——大理州下关镇龙泉村一带曾是南诏古城遗址——龙尾城的部分遗址所在地，大量的历史古迹和人文史料在此流传，有利于为笔者进行洞经乐的调查和梳理提供大量详实的资料和考证，以便为后来者进行洞经乐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参考意义。
一、地理、人文概况
（一）大理州下关镇
大理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秀丽宜人的自然风光，自秦汉以来就成为了“蜀·身毒国道”的必经之地，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均在此立国。由于历代名流荟集、文人辈出、史籍文献丰富，被世人冠之以“文献名邦”之称。发展至现在，全州共有人口351万，所辖1个县级市、8个县、3个自治县，分别是：大理市、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漾濞彝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自治县，总面积29459平方公里。
大理州人民政府的驻地——大理市下关镇，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大理机场仅12公里，国道G320线、G56线、G5611线、G5612线交汇于此，大理火车站也位于其境内，是云南滇西地区物资集散和交通枢纽中心。下关镇辖区面积168.71平方公里，下设龙尾街、中丞街、菜园巷、启文街、西大街、人民街、鸳浦街、文化路、龙溪路、关平路、苍山路、小花园、兴国路、人民南路、泰安路、一号桥16个居委会，辖龙泉、玉龙、大关邑、荷花、温泉、福星、金星、文献、吊草、大麦地、洱滨、太和、刘官厂、大庄14个行政村，56个自然村，123个村民小组。下关镇不仅是滇西的现代化重镇，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化遗迹和厚重历史沉淀的城镇。下关镇在唐代为南诏国龙尾关（城），因地处南诏国都的咽喉地带，曾是唐朝时期南诏与唐王朝抗争的“天宝之战”著名的古战场。
（二）下关镇龙泉村
龙泉村地处下关镇苍山斜阳峰下，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大丽公路（二级路）自南向北横穿而过。辖区面积4.625平方公理，有营中村、龙泉巷、小井巷、红土坡、上村、下村、打鱼村（江风寺）七个自然村，又分为八个村民小组：龙泉一组、龙泉二组、龙泉三组、龙泉五组、龙泉六组、龙泉七组、龙泉八组、龙泉九组。全村总户数930户，总人口2996人，林地近6000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全村现已无耕地，只有上村和打鱼村内尚有少量的村民自留地。村民都已转为“农转非”户口，60、70年代出生的村民从90年代初大都由政府陆续安置进滇西水泥厂、滇西纺织厂、大理卷烟厂等企业、厂矿工作，80后的新生代则凭自己的学历和能力自主就业。
（三）龙泉古街——“寿康坡”
唐朝时期，大理南诏王阁罗凤派人修筑的“龙尾城”，因苍山自北向南势如游龙掉尾而得名，又名“下关”。南城门命名为“龙尾关”，城堞西南延至“江风寺”的“天生关”（天生桥），东北延至“锁水阁”，全长约四公里，地势险峻、景色秀丽，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龙尾城是南诏、大理国之南大门，大部分已被毁损，现仅存龙尾关城楼（1987年被大理州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老街“寿康坡”。
“龙尾关”城楼端坐于“寿康坡”上，曾是当年南诏政权的御敌关隘，也是交通要道。“寿康坡”南起西洱河畔，北至龙泉村龙泉一组，“龙尾关”以南至西洱河畔的坡尾一段称为龙尾街，“龙尾关”以北到龙泉一组的坡头一段称为中丞街。20世纪90年代以前，“寿康坡”是进入龙泉村的必经之路。据当地的老人讲：寿康坡是当年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是下关到大理古城唯一的通道，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马店，当年，茶叶、烟草、皮草、布匹、粮食等农副产品都在这里交流，晚上灯火通明，是一条繁华的商贸集散街。
“寿康坡”上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名流辈出，现存有一大批历史文化小院和古井、古树。“一门三进士”的苏隆、苏兆明、苏嘉惠之家，明代翰林赵雪屏故居，清朝中医世家“大德堂”“松鹤堂”的院落，中共地下党云南省委滇西联络站等28个小院和遗址。
据传，和平年代“龙尾关”城楼上昼夜灯火辉煌，品茗休闲，洞經弹唱不绝于耳。明代诗人张来仪、程本立、李元阳等曾在此间留下了千古难忘的璀璨诗句。
二、多元宗教文化现象在当地的遗存
在龙泉村仅4.625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分布着两个文昌宫、一个魁阁、一个普济寺、一个玉皇阁、两个本祖庙、一个白马庙和一个全市最大的孔庙，当时儒教、佛教、道教和地方本主教之繁荣昌盛的景象可见一斑，由此，也可看出各教派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形成了具有大理人文地域特点的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现象。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之下，大理传统道教洞经“乐”也深受影响，经过历代的融合和发展，形成了后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种宗教仪式现象而广泛流传于民间。 早在明朝时期，下关洞经会组织——三元社，就经常在寿康坡一带谈演洞经乐。20世纪80年代，龙泉村、寿康坡一带成立了“龙泉洞经会”，除了参与谈演洞经的主要成员，还吸纳了大量的会员。每逢初一、十五，洞经会成员都要到文昌宫“做会”。 “做会”是当地老百姓的一种宗教活动，会员不限男女，自愿参加，每逢初一、十五，以及佛教和道教的传统节日，会员都要到附近的文昌宫、魁閣等宗教场所谈演洞经、拜佛吃斋，以求全家、全村人清吉平安。会员则分为普通会员和“洞经会员”两类，普通会员负责买菜、做饭、烧香、拜佛、清洁会场等事务，“洞经会员”则专门负责洞经谈演及各项斋醮仪式的进行。“做会”所产生的费用由全体会员摊派，部分专项经费由村民自愿捐助的“功德”款中支出。
随着洞经会老一辈会员的相继离世，洞经会组织也自然消散瓦解，古街上再难听到、看到洞经乐的排演现象。曾经在寿康坡、龙泉村一带活动频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两个洞经帮派也因传承断代而消亡。但是，传统洞经的“谈经”仪式活动却并未由此消亡，反而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愈演愈烈。“谈经”仪式活动涉及到“儒、释、道”三教神祇的各种纪念日，包括诞辰、寿辰、得道日等，此为“公斋”；另外老百姓私家请道家举行的丧葬祭祀、“房庆”、安龙谢土等各种“谈经”仪式，称为“私斋”。
三、当地洞经“乐”传承情况
（一）当地洞经传承人
在多次走访中，笔者了解到：现在龙泉村、寿康坡一带唯一的洞经传承人杨贵道长（1972年生于龙泉村一组），法名“杨中枢”，师承于龙尾关西门巷“石家”最后一位传人——石鸿范（法名“石玉和”）法师。杨贵自幼喜爱音乐，从小跟着祖父（龙泉二组人）去做会（排演、学习洞经音乐），耳濡目染，逐渐对洞经古乐产生浓厚兴趣。学艺期间，还曾得到下关几个老洞经会成员段果政、张鹤年、石鸿禧、刘吉、杨景熙等老艺人的点拨和口传身授。后喜得下关镇龙尾关西门巷正一嗣教第十四代法师石鸿范真人的教导点拨，保奏皈依其门下受戒，在师傅口传身授之下，练就了扎实的洞经谈演功底和道家法事能力，吹、拉、弹、唱、念样样精通。1994年，受职学成，领职授予“太上正乙盟威经籙玉霄扶教大夫雷府执法仙官”，法名“杨中枢”，堂名“和道堂”。据杨贵道长讲：“当时，由大理州道教协会邀请了道教法师和洞经会会师、会友， ‘莲池会’会长等在我家里面做了四天四夜的传籙授职法事，还有一大拨社会上名望较高的绅士老人为我作授职见证。”
“三元会、感应会、里仁会、崇文会在20世纪80年代合并为现在的 ‘下关洞经古乐会’，1998年，我作为‘下关洞经古乐会’的后起之秀，十分荣信地担任了本会的上座师和下关洞经音乐会的副会长、经师。”杨贵道长这样介绍说。在杨贵道长任职下关洞经会会长期间，曾先后接待了州市党委及政府邀请的全国各地嘉宾近百起，上千人次，其中包含有中央领导及国外嘉宾。几年来，共接待27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数百人次，各种旅游团队及中外游客近万人次，受到中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和称赞，为宣传大理、宣传大理洞经古乐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被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认定为：“大理州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理洞经音乐）代表性传承人”。 2014年，鉴于其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被云南省文化厅授予“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
（二）当地洞经组织——“和道堂”
继后，杨贵道长成立了自己的洞经团队——和道堂，专门为附近一带民众做传统道教的“谈经”活动。其主要成员如下：
苏学林，男，74岁，涉足洞经20余年，1983年开始跟老洞经会（龙泉洞经会）学习，主要弹三弦。据苏老先生讲：“老洞经会（龙泉洞经会）就是从本村（龙泉二组）发源的，所有家私都是本村置办，当时办得非常红火，还经常被邀请到外面演出，现在会员都走完了（去世了）。”
刘石安，男，32岁，4、5岁开始跟着爷爷（龙泉洞经会主要成员之一）学习洞经打击乐，天性聪颖，经过多年的学习和专研，掌握了洞经基本乐器的演奏，念唱功夫也非常了得。
杨倩雯，女，16岁，杨贵之女，从小受父亲熏陶培养，成为“和道堂”主要骨干，学业之余经常跟着父亲四处“谈经”。
杨杰，男，13岁，10岁起加入“和道堂”学习打击乐，学业之余经常跟着杨贵道长四处谈演洞经。
（三）“和道堂”的日常活动情况
“和道堂”在杨贵道长的组织带领下，主要从事附近民众人生礼俗中的各种斋醮仪式活动（俗称念经），分为私斋和公斋两种。其中，私斋主要包括：房庆、（新屋）落成、奠土、寿诞（高龄老人）、三斋（平安）五七、开路、平安庆诞等；公斋则为“儒释道”三教及本土宗教各种神祇的寿诞和纪念日。
（四）“和道堂”在斋醮仪式中所使用的乐器
“和道堂”在各种斋醮仪式中所使用的乐器主要包含四类，弹拨类：琵琶、三弦；打击类：木鱼、法铃、铓、铙、磬、钵、堂鼓、云锣、探锣、钩锣、大锣、小镲；弦乐类：二胡、如意中胡；吹奏类：唢呐。由于团队成员的严重缺乏，和道堂在进行各种斋醮活动时使用的乐器也尽量精简，其中使用最多的就是打击类乐器，也称为“武乐”。
（五）“和道堂”在斋醮仪式中所使用的道教经典
“和道堂”在进行各种斋醮仪式活动时，按照活动的不同性质和目的使用不同的道教科仪经典进行念、唱，这些经典包括：开壇科、礼请、三官早朝、三官午朝、三官晚朝、禳星燈科、斩罡风一宗、玉光朝科、玉光開收、靑玄朝、报恩朝、九幽燈科、太上玄雷王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妙经、奠土科、雷霆朝科、土府奠镇科、土檄式、混炼科、紫庭百解、度人开收、度人全册、度人朝、召亡科、救苦、灵寳济度惠光破暗救苦宿啟科、回向醮祭科、度人上品妙经、生神妙经、火官经、观音品经、城隍尊经、癶雷聲普化天尊玉枢雷经等。
（六）经费来源 对于洞经会进行各类斋醮仪式活动的酬劳情况，在笔者和杨贵道长的对话中可以清晰地了解。杨贵道长：“八几年的时候，由洞经会会员自己拼钱来进行公斋活动，发展到后来就开始收费了，从开始的5元一场到现在的500、600元一场。但是6月和9月朝斗的公齋活动我们都是免费的，而且期间不再接任何活动，主要对一年来没有做到位的事情进行弥补和忏悔。私斋的收费从最早的200元，300元，660元一场，到现在的960元、1660元、2800元（2天）一场。”笔者：“那请你们去念经的多不多？一个月大概会有几天？”杨贵道长：“多呢，以前大理、凤仪、弥渡那边都请我去做（法事）呢，现在忙不去了，主要就是在龙泉村一带做（法事）了。一个月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都在外面念经，有时一天有几场，还忙不过来呢。”笔者：“那忙不过来怎么办？我看你会员也少啊！”杨贵道长：“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请凤仪那边的道堂来协助我做，有收入他们还是很乐意来呢。”笔者：“那收入所得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呢？”杨贵道长：“收入所得，要给念经的人员发放辛苦费，每人最少100元（一场），主事人员最少150元（一场）。”笔者：“那你们每个月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嘛！”“哎，开支还是大呢，扣除每个人员的辛苦费，再扣除表文成本，剩下的也不多，我还要买油墨纸张，增补乐器和家私。”不难看出杨贵道长言语间的那份自信和笃定。据了解，每次斋醮活动，邀请方除了要付给杨贵道长他们定额的酬金以外，还要买定量的红糖、鸡蛋、食用油等，由杨贵道长分发给每个成员。
市场的需求量直接决定了洞经斋醮团队经济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和道堂斋醮仪式活动酬金一路飙升的现象中，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地民众对这样的斋醮活动需求也越来越大。
四、结论
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当地民众对道教洞经“乐”斋醮仪式的需求更多是出自一种模仿和攀比的心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正如《大理洞经古乐·序言》中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今天的宗教已不同于往日的宗教，信仰的淡化和情绪的强化已是新的宗教特点。人们已经知道没有真实的上帝存在，但却更强烈地把自己的情绪凝为上帝的形象安置自己心中。宗教文化仍然受到人们欢迎，并不是宗教文化所宣扬所依附的宗教信仰，而是宗教文化中能满足人们多方面情绪能力的那一部分文化因素。”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生代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外来文化的侵入，洞经乐的传承和发展已面临断代危机。大理洞经乐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于它的传承和发展定位有待于我们认真思考、积极行动起来。
参考文献：
[1]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纂委员会.大理州年鉴[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
[2]相关数据来自下关镇龙泉村委会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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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古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5]何显耀.古乐遗韵[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6]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7]刘红.仪式环境中的道教音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1）.
[8]王兴平.文昌崇拜与洞经音乐[J].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96（5）.
[9]王峰.漫谈大理洞经音乐[J].民族艺术，1995（6）.
【关键词】洞经“乐”；大理地区；人生礼俗；现状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大理洞经古乐原为一种道教音乐，为道教进行各种传统仪式时所演奏，在长久的历史演化进程中，这种道教音乐慢慢地为大理民众所接受，并逐渐融入了民族音乐与乐器，最终形成了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洞经古乐。对于它的起源和流变，笔者已在《洞经“乐”在大理地区的流变》一文中做了初步论述。发展至现在，在大理地区的“洞经乐”分化为两种形态：传统洞经和现代洞经。传统洞经主要是以道教的传统斋醮仪式为主，有一套严格的仪式程序，使用道教传统经典，配以各种法器和乐器，人声念、唱，俗称为“念经”或“谈经”，在大理地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市场；而现代洞经主要是以道教传统经典为范本，有固定的音乐曲牌，配以丝竹器乐、打击乐进行演奏和演唱，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笔者选取的田野调查点——大理州下关镇龙泉村一带曾是南诏古城遗址——龙尾城的部分遗址所在地，大量的历史古迹和人文史料在此流传，有利于为笔者进行洞经乐的调查和梳理提供大量详实的资料和考证，以便为后来者进行洞经乐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参考意义。
一、地理、人文概况
（一）大理州下关镇
大理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秀丽宜人的自然风光，自秦汉以来就成为了“蜀·身毒国道”的必经之地，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均在此立国。由于历代名流荟集、文人辈出、史籍文献丰富，被世人冠之以“文献名邦”之称。发展至现在，全州共有人口351万，所辖1个县级市、8个县、3个自治县，分别是：大理市、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漾濞彝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自治县，总面积29459平方公里。
大理州人民政府的驻地——大理市下关镇，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大理机场仅12公里，国道G320线、G56线、G5611线、G5612线交汇于此，大理火车站也位于其境内，是云南滇西地区物资集散和交通枢纽中心。下关镇辖区面积168.71平方公里，下设龙尾街、中丞街、菜园巷、启文街、西大街、人民街、鸳浦街、文化路、龙溪路、关平路、苍山路、小花园、兴国路、人民南路、泰安路、一号桥16个居委会，辖龙泉、玉龙、大关邑、荷花、温泉、福星、金星、文献、吊草、大麦地、洱滨、太和、刘官厂、大庄14个行政村，56个自然村，123个村民小组。下关镇不仅是滇西的现代化重镇，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化遗迹和厚重历史沉淀的城镇。下关镇在唐代为南诏国龙尾关（城），因地处南诏国都的咽喉地带，曾是唐朝时期南诏与唐王朝抗争的“天宝之战”著名的古战场。
（二）下关镇龙泉村
龙泉村地处下关镇苍山斜阳峰下，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大丽公路（二级路）自南向北横穿而过。辖区面积4.625平方公理，有营中村、龙泉巷、小井巷、红土坡、上村、下村、打鱼村（江风寺）七个自然村，又分为八个村民小组：龙泉一组、龙泉二组、龙泉三组、龙泉五组、龙泉六组、龙泉七组、龙泉八组、龙泉九组。全村总户数930户，总人口2996人，林地近6000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全村现已无耕地，只有上村和打鱼村内尚有少量的村民自留地。村民都已转为“农转非”户口，60、70年代出生的村民从90年代初大都由政府陆续安置进滇西水泥厂、滇西纺织厂、大理卷烟厂等企业、厂矿工作，80后的新生代则凭自己的学历和能力自主就业。
（三）龙泉古街——“寿康坡”
唐朝时期，大理南诏王阁罗凤派人修筑的“龙尾城”，因苍山自北向南势如游龙掉尾而得名，又名“下关”。南城门命名为“龙尾关”，城堞西南延至“江风寺”的“天生关”（天生桥），东北延至“锁水阁”，全长约四公里，地势险峻、景色秀丽，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龙尾城是南诏、大理国之南大门，大部分已被毁损，现仅存龙尾关城楼（1987年被大理州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老街“寿康坡”。
“龙尾关”城楼端坐于“寿康坡”上，曾是当年南诏政权的御敌关隘，也是交通要道。“寿康坡”南起西洱河畔，北至龙泉村龙泉一组，“龙尾关”以南至西洱河畔的坡尾一段称为龙尾街，“龙尾关”以北到龙泉一组的坡头一段称为中丞街。20世纪90年代以前，“寿康坡”是进入龙泉村的必经之路。据当地的老人讲：寿康坡是当年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是下关到大理古城唯一的通道，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马店，当年，茶叶、烟草、皮草、布匹、粮食等农副产品都在这里交流，晚上灯火通明，是一条繁华的商贸集散街。
“寿康坡”上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名流辈出，现存有一大批历史文化小院和古井、古树。“一门三进士”的苏隆、苏兆明、苏嘉惠之家，明代翰林赵雪屏故居，清朝中医世家“大德堂”“松鹤堂”的院落，中共地下党云南省委滇西联络站等28个小院和遗址。
据传，和平年代“龙尾关”城楼上昼夜灯火辉煌，品茗休闲，洞經弹唱不绝于耳。明代诗人张来仪、程本立、李元阳等曾在此间留下了千古难忘的璀璨诗句。
二、多元宗教文化现象在当地的遗存
在龙泉村仅4.625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分布着两个文昌宫、一个魁阁、一个普济寺、一个玉皇阁、两个本祖庙、一个白马庙和一个全市最大的孔庙，当时儒教、佛教、道教和地方本主教之繁荣昌盛的景象可见一斑，由此，也可看出各教派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形成了具有大理人文地域特点的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现象。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之下，大理传统道教洞经“乐”也深受影响，经过历代的融合和发展，形成了后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种宗教仪式现象而广泛流传于民间。 早在明朝时期，下关洞经会组织——三元社，就经常在寿康坡一带谈演洞经乐。20世纪80年代，龙泉村、寿康坡一带成立了“龙泉洞经会”，除了参与谈演洞经的主要成员，还吸纳了大量的会员。每逢初一、十五，洞经会成员都要到文昌宫“做会”。 “做会”是当地老百姓的一种宗教活动，会员不限男女，自愿参加，每逢初一、十五，以及佛教和道教的传统节日，会员都要到附近的文昌宫、魁閣等宗教场所谈演洞经、拜佛吃斋，以求全家、全村人清吉平安。会员则分为普通会员和“洞经会员”两类，普通会员负责买菜、做饭、烧香、拜佛、清洁会场等事务，“洞经会员”则专门负责洞经谈演及各项斋醮仪式的进行。“做会”所产生的费用由全体会员摊派，部分专项经费由村民自愿捐助的“功德”款中支出。
随着洞经会老一辈会员的相继离世，洞经会组织也自然消散瓦解，古街上再难听到、看到洞经乐的排演现象。曾经在寿康坡、龙泉村一带活动频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两个洞经帮派也因传承断代而消亡。但是，传统洞经的“谈经”仪式活动却并未由此消亡，反而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愈演愈烈。“谈经”仪式活动涉及到“儒、释、道”三教神祇的各种纪念日，包括诞辰、寿辰、得道日等，此为“公斋”；另外老百姓私家请道家举行的丧葬祭祀、“房庆”、安龙谢土等各种“谈经”仪式，称为“私斋”。
三、当地洞经“乐”传承情况
（一）当地洞经传承人
在多次走访中，笔者了解到：现在龙泉村、寿康坡一带唯一的洞经传承人杨贵道长（1972年生于龙泉村一组），法名“杨中枢”，师承于龙尾关西门巷“石家”最后一位传人——石鸿范（法名“石玉和”）法师。杨贵自幼喜爱音乐，从小跟着祖父（龙泉二组人）去做会（排演、学习洞经音乐），耳濡目染，逐渐对洞经古乐产生浓厚兴趣。学艺期间，还曾得到下关几个老洞经会成员段果政、张鹤年、石鸿禧、刘吉、杨景熙等老艺人的点拨和口传身授。后喜得下关镇龙尾关西门巷正一嗣教第十四代法师石鸿范真人的教导点拨，保奏皈依其门下受戒，在师傅口传身授之下，练就了扎实的洞经谈演功底和道家法事能力，吹、拉、弹、唱、念样样精通。1994年，受职学成，领职授予“太上正乙盟威经籙玉霄扶教大夫雷府执法仙官”，法名“杨中枢”，堂名“和道堂”。据杨贵道长讲：“当时，由大理州道教协会邀请了道教法师和洞经会会师、会友， ‘莲池会’会长等在我家里面做了四天四夜的传籙授职法事，还有一大拨社会上名望较高的绅士老人为我作授职见证。”
“三元会、感应会、里仁会、崇文会在20世纪80年代合并为现在的 ‘下关洞经古乐会’，1998年，我作为‘下关洞经古乐会’的后起之秀，十分荣信地担任了本会的上座师和下关洞经音乐会的副会长、经师。”杨贵道长这样介绍说。在杨贵道长任职下关洞经会会长期间，曾先后接待了州市党委及政府邀请的全国各地嘉宾近百起，上千人次，其中包含有中央领导及国外嘉宾。几年来，共接待27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数百人次，各种旅游团队及中外游客近万人次，受到中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和称赞，为宣传大理、宣传大理洞经古乐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被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认定为：“大理州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理洞经音乐）代表性传承人”。 2014年，鉴于其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被云南省文化厅授予“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
（二）当地洞经组织——“和道堂”
继后，杨贵道长成立了自己的洞经团队——和道堂，专门为附近一带民众做传统道教的“谈经”活动。其主要成员如下：
苏学林，男，74岁，涉足洞经20余年，1983年开始跟老洞经会（龙泉洞经会）学习，主要弹三弦。据苏老先生讲：“老洞经会（龙泉洞经会）就是从本村（龙泉二组）发源的，所有家私都是本村置办，当时办得非常红火，还经常被邀请到外面演出，现在会员都走完了（去世了）。”
刘石安，男，32岁，4、5岁开始跟着爷爷（龙泉洞经会主要成员之一）学习洞经打击乐，天性聪颖，经过多年的学习和专研，掌握了洞经基本乐器的演奏，念唱功夫也非常了得。
杨倩雯，女，16岁，杨贵之女，从小受父亲熏陶培养，成为“和道堂”主要骨干，学业之余经常跟着父亲四处“谈经”。
杨杰，男，13岁，10岁起加入“和道堂”学习打击乐，学业之余经常跟着杨贵道长四处谈演洞经。
（三）“和道堂”的日常活动情况
“和道堂”在杨贵道长的组织带领下，主要从事附近民众人生礼俗中的各种斋醮仪式活动（俗称念经），分为私斋和公斋两种。其中，私斋主要包括：房庆、（新屋）落成、奠土、寿诞（高龄老人）、三斋（平安）五七、开路、平安庆诞等；公斋则为“儒释道”三教及本土宗教各种神祇的寿诞和纪念日。
（四）“和道堂”在斋醮仪式中所使用的乐器
“和道堂”在各种斋醮仪式中所使用的乐器主要包含四类，弹拨类：琵琶、三弦；打击类：木鱼、法铃、铓、铙、磬、钵、堂鼓、云锣、探锣、钩锣、大锣、小镲；弦乐类：二胡、如意中胡；吹奏类：唢呐。由于团队成员的严重缺乏，和道堂在进行各种斋醮活动时使用的乐器也尽量精简，其中使用最多的就是打击类乐器，也称为“武乐”。
（五）“和道堂”在斋醮仪式中所使用的道教经典
“和道堂”在进行各种斋醮仪式活动时，按照活动的不同性质和目的使用不同的道教科仪经典进行念、唱，这些经典包括：开壇科、礼请、三官早朝、三官午朝、三官晚朝、禳星燈科、斩罡风一宗、玉光朝科、玉光開收、靑玄朝、报恩朝、九幽燈科、太上玄雷王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妙经、奠土科、雷霆朝科、土府奠镇科、土檄式、混炼科、紫庭百解、度人开收、度人全册、度人朝、召亡科、救苦、灵寳济度惠光破暗救苦宿啟科、回向醮祭科、度人上品妙经、生神妙经、火官经、观音品经、城隍尊经、癶雷聲普化天尊玉枢雷经等。
（六）经费来源 对于洞经会进行各类斋醮仪式活动的酬劳情况，在笔者和杨贵道长的对话中可以清晰地了解。杨贵道长：“八几年的时候，由洞经会会员自己拼钱来进行公斋活动，发展到后来就开始收费了，从开始的5元一场到现在的500、600元一场。但是6月和9月朝斗的公齋活动我们都是免费的，而且期间不再接任何活动，主要对一年来没有做到位的事情进行弥补和忏悔。私斋的收费从最早的200元，300元，660元一场，到现在的960元、1660元、2800元（2天）一场。”笔者：“那请你们去念经的多不多？一个月大概会有几天？”杨贵道长：“多呢，以前大理、凤仪、弥渡那边都请我去做（法事）呢，现在忙不去了，主要就是在龙泉村一带做（法事）了。一个月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都在外面念经，有时一天有几场，还忙不过来呢。”笔者：“那忙不过来怎么办？我看你会员也少啊！”杨贵道长：“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请凤仪那边的道堂来协助我做，有收入他们还是很乐意来呢。”笔者：“那收入所得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呢？”杨贵道长：“收入所得，要给念经的人员发放辛苦费，每人最少100元（一场），主事人员最少150元（一场）。”笔者：“那你们每个月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嘛！”“哎，开支还是大呢，扣除每个人员的辛苦费，再扣除表文成本，剩下的也不多，我还要买油墨纸张，增补乐器和家私。”不难看出杨贵道长言语间的那份自信和笃定。据了解，每次斋醮活动，邀请方除了要付给杨贵道长他们定额的酬金以外，还要买定量的红糖、鸡蛋、食用油等，由杨贵道长分发给每个成员。
市场的需求量直接决定了洞经斋醮团队经济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和道堂斋醮仪式活动酬金一路飙升的现象中，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地民众对这样的斋醮活动需求也越来越大。
四、结论
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当地民众对道教洞经“乐”斋醮仪式的需求更多是出自一种模仿和攀比的心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正如《大理洞经古乐·序言》中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今天的宗教已不同于往日的宗教，信仰的淡化和情绪的强化已是新的宗教特点。人们已经知道没有真实的上帝存在，但却更强烈地把自己的情绪凝为上帝的形象安置自己心中。宗教文化仍然受到人们欢迎，并不是宗教文化所宣扬所依附的宗教信仰，而是宗教文化中能满足人们多方面情绪能力的那一部分文化因素。”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生代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外来文化的侵入，洞经乐的传承和发展已面临断代危机。大理洞经乐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于它的传承和发展定位有待于我们认真思考、积极行动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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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数据来自下关镇龙泉村委会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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