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金庸

　　他是武侠小说宗师，15部作品，塑造了几亿华人对江湖和武林的想象；他是一代报人，创办《明报》、《明报周刊》、《明报月刊》，明报集团年赢利一度冲破1亿；他是社会活动家，曾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也是成功的商人，1992年个人资产便达12亿港元；他是学者，晚年还到剑桥大学读博；他当然也是一个凡人，坦言“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
　　文_ 何承波 费静怡
　　金庸逝世了，但金庸的江湖还会继续流传，无论小说内外，金大侠的传说永远不会结束。回顾金庸的一生，94岁高龄，横跨两个世纪，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族国家命运，走过曲折浩荡的历史，在他身上，有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与断裂，也有商业传奇和娱乐绯闻。
　　从作家金庸到报人查良镛，从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社会活动家到精明的企业家，从毕生未完成的学术梦再到一位心碎的父亲，失败的丈夫。时代赋予他不同的面目，也造就了一个人的复杂多面。金庸的六张面孔，为我们呈现出六个不同的金庸。
　　作家金庸：

武侠是副业，社论见功夫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越女剑》，15部作品，塑造了几亿华人对江湖和武林的想象，凝聚出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
　　这位小说家无人不知，正如他留给自己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有趣的是，尽管武侠带给他巨大声誉和财富，但他始终表明一种随便玩玩的立场。
　　当时这位小说家还只是查良镛。1953年，他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报社领导有感于社会比武风气之盛，想着也推出一些打打杀杀的玩意儿，或许可以招徕点读者，于是决定连载武侠小说。
　　最初执笔的，是一个叫陈文统的人，在“天方夜谭”栏目写《龙虎斗京华》，新派武侠诞生。当然我们后来知道陈文统就是梁羽生。
　　梁羽生写不过来，领导赶紧向查良镛紧急拉稿。查良镛当时并不愿意，面对上级的苦苦劝说，他不忍拒绝，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来，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
　　到了2月7日发稿日，查良镛还没交稿，当晚，无论如何要出1000字，否则明天报纸要开天窗了。于是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书剑恩仇录》便这样写了下来。
　　这部作品署名金庸，从此世人只知金庸，不知查良镛。
　　金庸武侠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鲜明，一时间把新派武侠推向高峰，报纸销量证明了他越来越受欢迎，接着写了《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尽管如此，《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依稀可见金庸自身的影子，某种理想主义抱负和悲剧性格的底色。但写这类通俗文学的初衷，也不是一种创作，对金庸来说，它更多是游戏，也是一种谋生工具。
　　以武侠小说来带动报纸发行量，是报界的共识。这一套路在他自己创办《明报》时更运用得炉火纯青。
　　《明报》创办之初很艰难，几乎靠着《神雕侠侣》连载才活下来。金庸也始终坚持，办报才是他的事业。一直到了1966年报纸稳定了，他才有了自觉的意识，需要在武侠上做一些尝试，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侠客行》里，那个无名英雄始终追问“我是谁”？而之后的《笑傲江湖》等作品，更是有了现实政治的隐喻。金庸的小说，也越来越超出通俗文学的类型限定，得到了很多主流评论家和严肃文学读者的爱好。
　　但随着《明报》站稳脚跟，不再需要武侠小说吸引读者了，连载完《鹿鼎记》，金庸也终结了他的创作生涯。
　　实际上，受过老《大公报》熏陶的金庸，“文人论政”的梦始终潜伏在他生命当中，他的野心，绝不只是写写娱乐大众的小说。
　　于是，金庸写小说，查良镛就写社论。《明报》在读者中权威性的建立，也离不开查良镛的社论。社论有时用来呼吁社会良知，有时舌战群儒，更多是尖锐批判现实。尤其是到1959年底开始，原本三天写一篇，变成每天都写。
　　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习惯看看《明报》查良镛署名的社论怎么说。每天一篇，金庸累计发表社论近两万篇。而且他的社论独树一帜，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品位，几十年坚持不懈，天下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较少为人所知的是，金庸还与人合著有随笔《三剑楼随笔》，“三剑”，即梁羽生、百剑堂主、金庸，听上去侠气浩然，其实充满了上世纪50年代香港文人的生活旨趣，书中金庸谈电影、书画，谜语，谈文学、摄影，甚至圆周率，所涉甚广，这些文字记录了小说家和政论家之外，另一面的艺术生活趣味。文学评论家陈子善大赞其犀利和隽永。
　　1956年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署名林欢，同样是写艺术生活的话题，看电影，听京剧，同样是写艺术生活的话题，章法上更加随性，作家本人很自谦，说是急就之章。不过香港散文作家董桥却大为赞赏，说是气象万千，引人入胜。这本书的作者，其实就是金庸。

报人查良镛：

“下辈子还做记者”

　　不是金先生，不是金大侠，人们叫他查生，从总编辑到排字工人，上上下下，无不如此。
　　查生长着国字脸，四四方方，喜欢笑，一副瞇眯眼，有江南人的温柔，严肃中带着木讷。在报社里，查生并不是滔滔不绝的老板，他广东话不太好，国语也不怎么样。跟员工和作者们交流时，查生更喜欢传字条。他在字条上写错别字的矫正、标题的修改以及稿子意见处理。十多年里，查生在明报到底写了多少字条，无法统计。但合在一起，必然是一部创报史。
　　恣意飞扬的小说背后，其实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报人，大半生风险给报馆。
　　查良镛从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退学后，尝试过自己办一份刊物，但纸价飞涨，创刊就成了终刊。1947年，小查进入上海《大公报》做翻译，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新闻圣地，代表着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正气。 　　不过，当他的命运与《大公报》一起打包到香港时，思想上的裂缝出现了。香港《大公报》断绝了过往知识分子立场的传统，成为一份左派报纸，作为员工，他时常感到违背本意的难处，不免失望和苦闷。
　　1957年，查良镛离开《大公报》，在没有任何资本背景的情况下，创办了《明报》。查良镛主张要办成一张精致的、生动的、健康的小小报纸，迎合港人“好笑又好气”的读报口吻。
　　随后，他又探索出新的策略，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主张不左不右，绝对中立。这种既想严肃又要轻松的定位，在艰难的办报初期，摇摆不定，导致《明报》不见起色。到了60年代初期，靠着大量猎奇、猎艳的低俗新闻，《明报》好歹才涨了一些发行量。
　　另一边，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在不断发起攻势，“神雕”和“倚天”两部长篇同时连载，外加《白马啸西风》这样的短篇小说，火力全开，以挽救发行量，以至于金庸本人也成了部实打实的写稿机器。
　　1962年，“大逃港”发生，每天几千人涌入香港，港英当局开始大抓捕，《明报》的记者们开始愤恨不满，每个人都在质问，“这样的大消息为什么不登？”
　　机会面前，查良镛却顾虑重重，担心《明报》出风头会影响未来的生存，不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查良镛最终派出了大部分记者。5月15日开始，《边境汕头一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等标题开始出现在这家娱乐性的报纸上。查良镛也发出了《火速！救命！》的社评。
　　一向主张中立的他，甚至开始主持报社的救援，派送救济品。
　　这样的决策，让《明报》在香港报界声名鹊起，赢得读者的爱戴。发行量迅速翻倍，广告逐渐涌入，站住了脚跟。《明报》也逐渐从一份娱乐休闲小报，变成一份格调较高的大报。
　　1965年，查良镛创办了一份纯粹精英主义的思想刊物，《明报月刊》。“明月”二字，从此成为华人知识分子心中的圭臬。之后，一份偏重风花雪月的娱乐周刊也登场，《明报周刊》。
　　另外，随着《新明日报》、《新名晚报》、《华人夜报》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创办，查良镛的报业王国，逐渐形成规模。
　　20年经营，《明报》日发行量一度达到20万，创造了最高销量，明报周刊发行量也一度超过30万。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亿。
　　正是在这时，查良镛决定转手卖掉明报。接手的是一位名叫于品海的年轻人，与查良镛毫无关系。没多久，《明报》再度易手，查良镛一手打造的报业帝国，也转入颓势。
　　报纸是查良镛的事业，《明报》是他一生的奉献。1996年，明珠台采访查良镛，他毫不犹豫：“下辈子，还要做记者。”

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是未竟梦

　　金庸作为小说家和报人都挺成功，但唯独在自己想做的外交事业上，并不那么如意。
　　抗战后期，金庸如愿被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录取。这个学校是国民党用以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毕业的学生多被派往各地当县长；而金庸所读的外交系，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进而成为使节。当初金庸正是冲着这一点报考的。
　　然而不久之后，由于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金庸“行侠仗义”，甚至与训育主任争辩，结果被校方勒令退学。“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
　　但内心的“外交官情结”，并没有因此消解。
　　1948年，金庸被《大公报》调派香港继续做国际电讯翻译，同时还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以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虽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被当时正在东京的梅汝璈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很有见地！
　　梅汝璈回到北京协助外交部工作时，便盛情邀请金庸做他的助手。金庸很高兴，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隐隐期盼的吗？他当即作出决定：北上！
　　然后以为“外交之梦”即将实现，兴冲冲前来的金庸却在北京被泼了一盆冷水。乔冠华直言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回香港。自此，金庸的外交官之梦破灭，但他对于政治的关心却没有因此而削弱。
　　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收回香港主权问题。撒切尔夫人在回英国途经香港时，经香港总督麦理浩安排，金庸先生单独会晤了撒切尔夫人45分钟。在《鲁豫有约》的访谈里，金庸回忆道，撒切尔夫人游说他，“希望我支持英国不归还香港给中国，但被我拒绝。香港本身是中国的，当然该还。你签条约99年，现在到期，你怎可不守信用！”
　　金庸先生还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制小组组长、咨询委员、筹委会委员身份深入到新闻界、文化教育界、印刷出版界等文人集聚单位宣讲香港回归祖国“16字”方针，解除港台人士的疑虑。
　　晚年，金庸再想起外交官之梦的破灭时，不仅不感到遗憾，反而觉得未尝不是好事。他说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挥和官职的羁绊，行动自由、言论随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对做外交官不再羡慕。
　　商人查老板：“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个人”
　　不像小说中那种视钱财如粪土的侠客，查老板的抠门是人所共知的。
　　亦舒找金庸加稿费，查老板倒是干脆：“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在他的报纸上写专栏骂他，他笑：“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作家林燕妮要求金庸增加稿费，金庸换了一套说辞：“你那么愛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明报》的老员工们抱怨查老板工资开得低，却给新员工开很高的工资。查老板对外说明报不炒人，这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半，大部分人是因为工资太低了，主动离开，哪需要他炒。
　　凭借着精明的经营策略，金庸创立《明报》并逐步将其发展为明报集团，为自己积累起了大量财富。此后，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7000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90年代初期，金庸以10亿港币的价格卖掉了《明报》。 　　金庸还曾与沈宝新创立世界华文传媒有限公司。创建时，金庸占60%股权，沈宝新占15%股权，公众人士占25%股权，这家公司于1991年在港交所上市。1992年，金庸个人资产便达12亿港元。
　　当然，真正掀起“金庸神话”的，还是他的14部武侠小说以及以其为基础改编、翻拍的影视作品。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畅销榜榜首，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1000版，最多达到2124版，总销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下同）。此外，金庸早前自称，他每年从港台地区得到的版税（包括电影、电视）为1000万元左右。
　　2010年时，金庸小说在内地重新结集出版，金庸版税收入350万元；2011年的作家财富榜上，金庸仍以220万位居第19名。到2014年，金庸在第九届作家榜以330万版税位居第27名；2016年，第十届作家榜上，金庸名列17位，版税收入为850万元。要知道，此时距离金庸封笔已过去了整整44年。
　　好友倪匡也评价他：“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个人，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

学者金庸：

81岁了还到剑桥读博士

　　到底最热爱哪份职业，金庸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说法。2003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说，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而学问，是真正的快乐。后悔写了小说，他觉得学问不够，是人生的一大缺陷。
　　那时79岁的金庸已经成为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退休后的金庸，在很多高校担任名誉教授，当然有时也不光挂个名。1999年3月，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获得浙大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招收隋唐史、中西交通史等方向的博士生。其间，他还着手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注入他全新的视角和观点。不过，最终这桩美差最后还是落得一地鸡毛，双方不欢而散。2004年，金庸辞掉了浙大的所有职务。《中国通史》的研究也不了了之。
　　金庸武侠小说里体现的史学素养一直受质疑，好在他也没有停下探索学问的脚步，81岁这年，他去了剑桥攻读硕士，随后又读了博士。申请时，校方要求提供大学毕业证书，但金庸没有，只有一大堆荣誉博士证书。好在剑桥大学David McMullen教授给了书面的证明，说他能读能写，并无困难。读博期间，金庸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与夫人租在简陋的房子里，写了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博士论文中，他经过正史、野史两个角度，解构唐代太子继位制度以及宫廷的权力斗争，以证明正史造假。他认为马嵬坡事件就是皇太子发动的武装政变。
　　拿到博士学历证书时，金庸已经86岁了。

凡人金庸：

“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

　　褪下所有身份，金庸不过是那个动荡而浮华的时代里，一个普通的男人，儿子、丈夫以及父亲。这是关于他的新闻中，娱乐八卦最热衷的部分，无一例外，所有报道都找不到结论，金庸是否暗恋夏梦，他跟妻子为何离婚，儿子的死因为何？无法定论处，是一个男人内心的扑朔不明。
　　时间回到1946年，查良镛受《大公报》之委命南下香港。原本只是“去半年再说”，父亲和女友，都在浙江等着他。但没想到这一偶然的决定，被历史洪流挟裹，改变了他的一生。
　　1989年，77岁的继母顾秀英去世，弥留之际，她给孩子们留下遗嘱，“不要离开老屋，等着你二阿哥回来”。但查良镛再也没有回过家，即使到了故乡的镇上，他也没有回村里看过一眼。
　　婚姻上，查良镛也并不顺遂。他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相识于1947年，婚后，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但不久，夫妻分了手，杜冶芬独自回到内地。74岁的查良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睛里含着泪光，他说，“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
　　之后金庸创办民报，千难万险，第二任妻子朱玫与他患难与共，这位记者出身的美丽女子，聪明能干，明报初创早期，夫妻俩时常忙个不停，半夜才过渡口回家。朱玫生下了两男两女，照顾孩子之余，還会煮了饭，从九龙送到香港给他吃。日复一日，明报逐渐走向辉煌，共患难的故事结束了。
　　在同富贵的故事里，却换了另一个人。查良镛和朱玫的婚姻走到尽头，跟一位女侍应走进了新婚殿堂。朱玫在孤独和凄凉度过后半生，查良镛跟新婚妻子林乐怡则过了一段普通夫妻的生活：“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
　　在白岩松的访谈里，查良镛坦诚，“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
　　作为父亲，金庸共有四个子女，长子查传侠，次子查传倜，长女查传诗，次女查传讷，都是金先生与朱玫所生。
　　1976年，长子查传侠在哥伦比亚大学自缢身亡，接到消息当天，查良镛正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很伤心，但还是要写。
　　查传侠的死，没有定论。有人说是父母婚姻破裂，有人说是为情所困。无论如何，这是查良镛心中难言的痛。骨灰运回香港，悲痛中的查良镛，不得不用佛经来求解脱。
　　几个月后他开始修订《倚天屠龙记》，小说里，金庸写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对于查良镛来说，这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1991年，查良镛打算出售《明报》，买家来了很多，他唯独选中于品海，有人说，那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儿子。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但当时查良镛解释说：“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