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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是人忠实的朋友,生产时是工具,战争时是武器是战友,成吉思汗在马上征服了欧亚大陆,唐太宗的汗血马,关云长的赤兔马,严颜的乌龙驹,项羽的乌骓马,唐僧的白龙马,杨子荣的卷毛青棕马等宝马良驹,都是大名鼎鼎,立下了赫赫战功,并青史留名。马的彪悍奔放自由独立忠诚坚韧的个性,不仅是人崇尚的精神象征,也成为人表达思想追求的精神寄托。最近,读了两篇在中外文学史上颇负盛名,以马抒怀的佳作,感触颇深,现拿来与学子共享。
一篇是中国古代文学家韩愈,写于1200年前的《马说》,另一篇是法国著名作家布封在250多年前(自然史)中写的《马》,两篇文章都是通过描写马的不幸,深刻表达了各自的思想感情。
《马说》里马的不幸,暗喻着作者人生的不幸。韩愈才华横溢,却很不得志,内心充满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伯乐”赏识的期待,其精神世界仍属于封建臣子,他曾三次上书宰相以求提拔,未被采纳,又想依附其他官宦,以图做官未果,又自称不会炖鸡山林,仍有“忧天下之心”,却不被重用。只好在不幸中哀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句话后来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相马说”,还有一段关于“养马说”的文字,也极具教益却又极易被忽视,讲的是“执鞭”者即养马人,对马“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的教育,结果是“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可见,那种养马不从马出发而违背马性的教育,使得不知有多少可能成为千里马的马,被扼杀在马厩里。
布封写的马也是不幸的。他却没有因此陷入沉沦不能自拔,而是在不幸的压抑中逬发,成了反封建的呐喊,成为宣扬“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锐利武器。布封不仅写马肉体上的不幸,马被披上鞍鞯,衔上马嚼,打上马蹄钉,受到种种牵绊;还着力揭示了它们精神上的不幸:“只为人的虚荣而带上黄金链条的马”,额上覆着艳丽的毛,双鬓梳理着细辫,满身盖着丝绸和锦毡,“窥伺着驾驭人的颜色”而行动,“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他们脚下的铁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尖锐地指出:“它的教育以丧失自由而开始,以接受束缚而告终。”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即使把他们的牵绊解脱掉也是枉然,它们再也不会因此显得自由活泼些了”。哀哉,马的不幸,何止于肉体!
作者的这些评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是对扼杀马性行为的有力控诉,也是对扭曲人精神行为的极大鞭笞,作者的笔并没有停留在揭示马的不幸上,而是又通过对非洲旷野里野马生动细致的描写,热情讴歌了马所独有的那种自由独立奔放的个性,这与马的不幸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作者爱憎褒贬和精神追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越着,既不受拘束,又没有节制;它们因不受羁勒而感觉自豪”,“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具备“天然比人工更美丽些”的一切优良品质。读来着实让人振奋。
无论是韩愈以马拟人的《马说》,还是布封以马喻人的《马》,都是通过批判对“马性”的束缚,表达对人性的思考。马对皮肉的羁勒和精神上的侮辱,不会有任何痛苦和尊严可言,但人则不同,马的不幸让人获取思索,马的奔放使人得到振奋,思索与振奋之余,那便是追求对马性的解放,对人个性束缚的否定,也是对现实精神世界的一种理想。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与韩愈、布封的馬所处的时代相比,“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今,如果把千里马比作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再也不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而是出现了伯乐常有,千里马不常有,伯乐急需千里马,而千里马却出现了“不够用,不被用,不好用”的状况,这确实是当前的相马者、执鞭者、和千里马本身,都要认真思考解决的问题。为此,国家制定出了中长期人才培养计划,目标是使人口大国的中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人才强国,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任务。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关键,才能在世界性各种领域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青少年学子没有理由甘当平庸,也没有理由不树雄心立壮志快马加鞭迎头赶上,信心百倍地去抢占人才竞争的制高点。走在科技创新的最前头,这正是每个学子必须要担当的历史责任。我们还缺什么呢?我们还差什么呢?我们还等什么呢?以至于导弹和航天之父钱学森,在98岁高龄去世前,还为之着急,不断地提问:“人都哪儿去了?”中国人这么聪明,为什么科技创新人才上不去,为什么培养不出高端的科技创新人才,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级的帅才?
本文虽然无力对此做出全面的回答,但我却隐隐感到差别不在软硬件条件上,也不在智商上,而在于那种莫名又难言的束缚上。值此,重读那些古老的马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带来某些启迪,马文中那些闪光的思想,不仅折射出古代那些马不幸的影子,还能帮助我们看出现实生活里存在的问题。如有的“执鞭者”不从马性出发,教育随时可能变成束缚,使受教育者失去个性的光彩,这怎么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千里马?“马”被规范得服服帖帖,在人云亦云的气氛中,缺乏“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能力,怎么能成为有创新精神的千里马?即使是“千里马”,总想着躺在“伯乐”身上等待提拔,没有创新意识,缺乏个人奋斗的精神,又怎么能成为独立驰骋有作为的千里马?没有大批个性突出的千里马,形成万马奔腾的态势,“伯乐”也不能称其为伯乐,又怎么可能选拔出具有优良素质的千里马!
在大好形势的掩埋下,现实中马的不幸,是很容易被忽略不计的,由此又会给后来马的不幸,留下可以存在和繁衍的因子,它们在暗处作祟,继续束缚着那些通往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个性。这种不幸的束缚,不只发生在千里马身上,也同样发生在执鞭者、驭马人和伯乐身上,他们既是不幸的制造者也是不幸的受害者。由此可见,这种束缚是一种全方位的巨大精神牵绊,是创新人才成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极大阻碍。对此,相马的用人者,执鞭的育人者,和想成为千里马的立志者,都必须要提高认识,共同给予全方位的高度重视,逐一解除这些封建保守落后的思想牵绊,才能终止马的不幸发生。为此,我们的着眼点不仅要放在培养创新人才上,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有利于创新人才生长的良好环境上,我们必须要解放思想,齐心协力,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营造出良好的育人环境,才能培养出大批国家需要的创新人才来。
否则,韩愈、布封所指出那种导致马不幸的教训,还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我们的手上故伎重演。
(作者系学子杂志社社长)
一篇是中国古代文学家韩愈,写于1200年前的《马说》,另一篇是法国著名作家布封在250多年前(自然史)中写的《马》,两篇文章都是通过描写马的不幸,深刻表达了各自的思想感情。
《马说》里马的不幸,暗喻着作者人生的不幸。韩愈才华横溢,却很不得志,内心充满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伯乐”赏识的期待,其精神世界仍属于封建臣子,他曾三次上书宰相以求提拔,未被采纳,又想依附其他官宦,以图做官未果,又自称不会炖鸡山林,仍有“忧天下之心”,却不被重用。只好在不幸中哀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句话后来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相马说”,还有一段关于“养马说”的文字,也极具教益却又极易被忽视,讲的是“执鞭”者即养马人,对马“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的教育,结果是“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可见,那种养马不从马出发而违背马性的教育,使得不知有多少可能成为千里马的马,被扼杀在马厩里。
布封写的马也是不幸的。他却没有因此陷入沉沦不能自拔,而是在不幸的压抑中逬发,成了反封建的呐喊,成为宣扬“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锐利武器。布封不仅写马肉体上的不幸,马被披上鞍鞯,衔上马嚼,打上马蹄钉,受到种种牵绊;还着力揭示了它们精神上的不幸:“只为人的虚荣而带上黄金链条的马”,额上覆着艳丽的毛,双鬓梳理着细辫,满身盖着丝绸和锦毡,“窥伺着驾驭人的颜色”而行动,“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他们脚下的铁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尖锐地指出:“它的教育以丧失自由而开始,以接受束缚而告终。”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即使把他们的牵绊解脱掉也是枉然,它们再也不会因此显得自由活泼些了”。哀哉,马的不幸,何止于肉体!
作者的这些评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是对扼杀马性行为的有力控诉,也是对扭曲人精神行为的极大鞭笞,作者的笔并没有停留在揭示马的不幸上,而是又通过对非洲旷野里野马生动细致的描写,热情讴歌了马所独有的那种自由独立奔放的个性,这与马的不幸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作者爱憎褒贬和精神追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越着,既不受拘束,又没有节制;它们因不受羁勒而感觉自豪”,“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具备“天然比人工更美丽些”的一切优良品质。读来着实让人振奋。
无论是韩愈以马拟人的《马说》,还是布封以马喻人的《马》,都是通过批判对“马性”的束缚,表达对人性的思考。马对皮肉的羁勒和精神上的侮辱,不会有任何痛苦和尊严可言,但人则不同,马的不幸让人获取思索,马的奔放使人得到振奋,思索与振奋之余,那便是追求对马性的解放,对人个性束缚的否定,也是对现实精神世界的一种理想。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与韩愈、布封的馬所处的时代相比,“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今,如果把千里马比作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再也不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而是出现了伯乐常有,千里马不常有,伯乐急需千里马,而千里马却出现了“不够用,不被用,不好用”的状况,这确实是当前的相马者、执鞭者、和千里马本身,都要认真思考解决的问题。为此,国家制定出了中长期人才培养计划,目标是使人口大国的中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人才强国,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任务。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关键,才能在世界性各种领域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青少年学子没有理由甘当平庸,也没有理由不树雄心立壮志快马加鞭迎头赶上,信心百倍地去抢占人才竞争的制高点。走在科技创新的最前头,这正是每个学子必须要担当的历史责任。我们还缺什么呢?我们还差什么呢?我们还等什么呢?以至于导弹和航天之父钱学森,在98岁高龄去世前,还为之着急,不断地提问:“人都哪儿去了?”中国人这么聪明,为什么科技创新人才上不去,为什么培养不出高端的科技创新人才,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级的帅才?
本文虽然无力对此做出全面的回答,但我却隐隐感到差别不在软硬件条件上,也不在智商上,而在于那种莫名又难言的束缚上。值此,重读那些古老的马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带来某些启迪,马文中那些闪光的思想,不仅折射出古代那些马不幸的影子,还能帮助我们看出现实生活里存在的问题。如有的“执鞭者”不从马性出发,教育随时可能变成束缚,使受教育者失去个性的光彩,这怎么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千里马?“马”被规范得服服帖帖,在人云亦云的气氛中,缺乏“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能力,怎么能成为有创新精神的千里马?即使是“千里马”,总想着躺在“伯乐”身上等待提拔,没有创新意识,缺乏个人奋斗的精神,又怎么能成为独立驰骋有作为的千里马?没有大批个性突出的千里马,形成万马奔腾的态势,“伯乐”也不能称其为伯乐,又怎么可能选拔出具有优良素质的千里马!
在大好形势的掩埋下,现实中马的不幸,是很容易被忽略不计的,由此又会给后来马的不幸,留下可以存在和繁衍的因子,它们在暗处作祟,继续束缚着那些通往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个性。这种不幸的束缚,不只发生在千里马身上,也同样发生在执鞭者、驭马人和伯乐身上,他们既是不幸的制造者也是不幸的受害者。由此可见,这种束缚是一种全方位的巨大精神牵绊,是创新人才成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极大阻碍。对此,相马的用人者,执鞭的育人者,和想成为千里马的立志者,都必须要提高认识,共同给予全方位的高度重视,逐一解除这些封建保守落后的思想牵绊,才能终止马的不幸发生。为此,我们的着眼点不仅要放在培养创新人才上,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有利于创新人才生长的良好环境上,我们必须要解放思想,齐心协力,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营造出良好的育人环境,才能培养出大批国家需要的创新人才来。
否则,韩愈、布封所指出那种导致马不幸的教训,还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我们的手上故伎重演。
(作者系学子杂志社社长)